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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试论反通货膨胀的若干法律问题
【英文标题】 Problems on Anti—inflation【作者】 冯晴
【分类】 市场调控法【期刊年份】 1989年
【期号】 3【页码】 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528    
  
  我国政府正在全力反通货膨胀。由于法律手段不力,经济手段不灵,在宏观经济失控的情况下不得不强化行政手段。这在整治时期是非常必要的一但并非长远之计。因为行政手段的强化是与改革的方向背道而驰的。从长远看,在商品经济、纸币流通的条件下,反通货膨胀将是长期性、经常性的任务,应该在深化改革的同时健全法制、培育市场,逐步建成控制通货膨胀的法律机制和经济机制,以适应新经济体制的需要。从法律机制看,当前的通货膨胀暴露了我国法制建设在法律制定和法律实施两个环节都存在着缺陷。笔者认为,在整治时期运用法律手段的最直接选择是用足已有的立法,同时加紧针对整治时期的任务进行短期立法,以及为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进行升级、配套、体系化的远期立法。有关反通货膨胀的立法关键在于对政府行为的法律调整。
  一、运用法律手段控制通货膨胀的当务之急是用足已有的立法,提离法律实施的效率。
  反通货膨胀的法律手段不力,有法不依和无法可依两方面的原因都是存在的。但是,在整治时期,首先必须解决有法不依的问题,在法律实施环节上追求最现实最直接的法律效果。因为:(一)已有的立法中有许多反通货膨胀的法律规定,法律实施具备前提条件。通货膨胀并不是新出现的现象。在行政集权的旧体制下,生产资料的计划调拨,主要生活资料的定额配给、凭证供应掩盖着供给不足、需求得不到规定通货膨胀。改革十年来,又大致经历过四胀四缩的过程。79—80年改革之初,重大比例调整和处理遗留问题使国家财政出现较大赤字,造成低度通货膨胀,由于较快增加子有效供给,通货逐渐稳定。从83年起,货币开始大量投放。84年农业大丰收又助长了过热的气氛,到85年开始对财政信贷双紧缩,当年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但86年下半年再度膨胀,87年又不得不“压缩空气”。88年以来,更发展为近乎“滞胀”的局面。可以说,我国政府一直都在反通货膨胀,虽然主要运用行政手段,但同时亦有许多反通货膨胀立法,其中主要是行政法规。反通货膨胀的主要措施有:停建、缓建、调整基建投资项目、治理投资膨胀;控制行政事业费开支和集团消费,增加税收;紧缩银根、鼓励储蓄以回笼过多货币;物价管制,打击不法奸商;提倡廉政,惩办腐化堕落分子,等等。这些措施,许多都有相应的法规予以规定,有法可依。如《税收管理暂行条例》、《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暂行办法》、《楼堂馆所建设管理暂行条例》、《物价管理暂行条例》、《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等。因此,不能撇开已有的立法去强化行政手段,这是违反法制原则的。有的地方政府以“爱国储蓄”为由,用行政手段对薪给阶层实行强制储蓄,以图缓解资金紧张的情况。有的银行为了完成紧缩指标,对合法提款人百般刁难。这些行为缺乏法律依据,违反了宪法保障公民财产权的规定,也违反银行储蓄存取自愿的原则。反通货膨胀不能侵犯企业、公民的合法权益。(二)强调用足已有的立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首先,可以使行政手段尽量法律化,防止行政手段过度的强化使改革回潮加重。如前所述,改革十年来,我国经历了多次膨胀和紧缩的反复。胀得快,缩得一也快,周期短,恶性循环。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以行政手戳为主,经济紧张时行政手段总是过度强化。而在双轨运行时期,行政力量难免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紧缩措施缺乏“韧性”,经不起暂时的停滞力。要避免行政手段的这一弊病,就要将行政手段法制化,其中包括用足已有立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紧缩措施具有稳定性,顶住放松银根的过份要求。其次,强调用足已有的立法可以将反通货膨胀推动为全民性运动。因为对于无立法权的机关、单位、团体和个人来说,运用法律手段仅意味着遵守法律,对于执法、司法机关来说,运用法律手段就是执行法律、适用法律。至于法律制定,则是立法部门的事。对于非法部门的组织和个人,实施已有的法律才有意义。否则,如果一味强调无法可依,不仅不符合我国立法事实,而且给那些“有法不依”的各类主体得以“无法可依”为借口为所欲为。经济秩序混乱主要是流通秩序混乱,而在流通领域并非无法可依,如公司问题,有《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公司”造成商品经济秩序混乱主要是因为有法不依,特别是“官商”的行政性公司从中作怪,第三,强调用足已有立法是我国法制建设往深层发展的要求。我国法制建设的恢复阶段已经过去,以1986年开始实施全民普法五年规则为标志,法制建设的发展阶段已经到来。这正如一个人大病痊愈后开始要求增强体质。前一阶段追求法律规范数量上的完备,后一阶段则追求法律规范的实施质量。当前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是重司法轻执法,重司法、执法,轻法律监督和制约;重违法制裁轻守法鼓励,重外在强制而轻内在法律意识的培养。业已开展的普法五年规划尚未完成,却在整治声中降温了。这是令人忧虑的。反通货膨胀和严明法制应该并举。普法运动不但不应停止,而应按原定规划继续铺开,并且要超越普法的形式,促成全民的法治启蒙运动。
  二、建议在整治时期进行针对性的短期立法,必要时制定《反通货膨胀法》。
  公开化的、惯性运动的、居高不下的中度通货膨胀,不仅是货币政策失误造成货币贬值的经济现象,而且是上层建筑改革滞后的反映。在双轨运行时期,旧体制的某些因素仍顽强地发生作用,新体制尚未成型,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又出现脱节现象,加上缺乏严明的法律规范约束,所有的主体都追求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政府行为、企业行为和公民个人的消费行为都存在着短期化问题,积累过大、消费也过大、总需求超前,造成通货膨胀,导致了目前经济生活的无秩序状态。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现象,要在短短两年的整治时间内进行全面、配套、长期稳定的立法调整是不可能的,远水不解近渴。而反通货膨胀的某些严厉措施久经重演,又有外国立法可以借鉴,上升为法律规范的条件已经成熟。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针对性的短期立法不仅非常必要,而且现实可行如能源交通振兴法,农业生产扶植法,农用生产资料专营法,集团购买控制法,基本建设项目停工、缓建调整法,鼓励储蓄条例等必要时应制订综合性的反通货膨胀法,将严厉的全面紧缩、结构调整等措施法律化。如对投资征收重税,规定非法涨价罪等。一旦整治时期过去,经济恢复稳定,各项立法逐步趋于完备,则明令废止这些短期的立法。短期立法作为特定时期的法律对策,在近现代外国立法史上早被大量采用,大体上包括战时立法、危机对策法和复兴振兴法三类。西德、日本都曾进行大量的战时经济统制立法。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在短短三个月内先后向国会提出了初多个法案,都是反危机、反滞胀方面的短期立法。1970年美国国会通过《经济稳定法》,授权总统制定法令管制物价和工资,南斯拉夫反通货膨胀已经十几个年头,亦进行了大量的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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