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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治研究》
论刑事辩护的价值重构
【副标题】 以建立邢事法律关系新概念为目标追求【作者】 杨兴培
【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刑辩律师;刑事辩护;刑事法律关系;司法公正;程序公正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2
【页码】 75
【摘要】

中国传统的政治法律制度决定了刑辩律师和刑事辩护的艰难起步。这是因为:它长期处于历史发展过程中时代定位的缺失、刑事审判议论席上应有角色的缺席和面对大量刑事被告人急需要刑事辩护而它却面临着自身数量、力量和能量缺乏的状态。在进行现代化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如何看待刑事辩护制度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法治成熟程度的一个重要参照系数。尽快建立和确认刑事法律关系新概念,从而使刑事辩护的价值能够在平等、公正的刑事法律关系确立和追求正义的过程中得到体现。审判机关被要求必须跳出刑事法律关系的冲突范围,只是居中审理发生矛盾冲突的刑事法律关系,而不与其中任何一方发生直接的对立或者结盟。在这种刑事法律关系的结构中,刑辩律师的社会价值就会随着其法律地位的确立而得到有效的反映和体现。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1637    
  
  在中国,刑事司法实践注定是一个不会风平浪静的时空领域。近一段时间,在新一代领导集体主张依法治国,取信于民的执政新理念的推动下,司法实践面貌焕然一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成了一个时代的呼唤和追求。新时代总是令人向往的,新理念总是催人奋进的,新口号总是鼓舞人心的。然而在中国,由于传统历久的历史法制文化作祟,由于现实社会的各种吊诡现象作梗,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代表公权力的公诉机关携警方的强势之力一路呼啸而来,同样代表公权力的国家审判机关有时还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公诉机关相互配合,而代表被告人的刑事辩护律师常常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进行着无力的辩护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于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出现佘祥林、赵作海、呼格吉勒图等一些被冤枉的案件就显得不足为奇了。尽管在这些被冤枉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刑事辩护律师们极尽全力作出了无罪辩护,要求司法机关谨慎行事、严格执法,防止冤屈,但在曾经的不正确司法观念的支配下,这些刑事辩护律师的辩护声音往往像一阵轻风拂过似的不被引起关注,以致酿成诸多千古冤案。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刑事司法实践怎么啦?刑事辩护为什么如此不受重视?难道中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一直要在付出血泪的代价后才能引起警醒而走上正轨吗?所有这些问题促使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也到了应当重新确认刑事辩护应有的社会价值和法律价值的时候了。
  一、刑事辩护的话题倍感艰难
  中国的刑事辩护一直是一个非常沉重和艰难的话题。这是因为:它既长期处于历史发展过程中时代定位的缺失、刑事审判议论席上应有角色的缺席和面对大量刑事被告人急需要刑事辩护而它却面临着自身数量、力量和能量缺乏的状态,有时又在某些个案上呈现出极其敏感诡秘的现象,以致引起某些社会观念明显分裂的各方高度关注而备受争议。在一些引起媒体和舆论关注甚至引起公众轰动的案件中,刑事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往往承受着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压力。
  这些现象的出现与存在,与整个中国法治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随着一声声慷慨激昂的“我代表×××判处你死刑”的宣判,一声声枪响之后,便是一具具倒在血泊之中的污秽尸首。大浪淘沙,这种处在敌对斗争中以成王败寇历史情事为线索而进行描绘的杂剧话本固然不足为凭。但不可遗忘的是,在新中国政权建立之初的百人大会、千人大会乃至万人大会上,随着主持者的一声令下,一个个被五花大绑的“有罪者”鱼贯而行地被押上主席台。旋即又一声令下,这些“有罪者”便被押往刑场就地执行枪决的种种场面倒是令人记忆犹新。在这种决定一个人生杀予夺的场合中,人们不是很难看到刑事辩护律师在场为被处置者作一些哪怕是“软弱无力”的辩护和辩解,而是根本不存在任何可以进行刑事辩护的时代空间。
  中国的刑事辩护的这种历史遭遇,不但与中国古代律师被贴上讼棍、讼师的标签,以致留下了不好名声的法律文化传承密切相关;而且也与中国古代社会本属于家国同构式的家天下社会结构的历史紧密相关;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家主人往往一人为主一言为定,不作兴、不喜欢兴师动众打官司,由此刑事讼师和刑事辩护必然为当政者所不容。进一步而言,这种现象同时还与中国古代法律呈现出刑民不分、诸法合体的法律形式无法添加讼师的元素,从而为刑事犯罪人辩护必然遭遇立法层面的打压有着直接关联。由于刑事辩护在中国古代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从而也不具备法律程序上的必要性,所以讼师在中国古代的为政者或法律的视野中不可能具有“良好”的形象,反而往往被视为民间纠纷的添乱者与社会麻烦的制造者,这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讼师存在价值的基本定位,正如有学者所言:“在传统的社会里面,讼师素来受人轻贱,他们的形象……是贪婪、冷酷、狡黯、奸诈的,最善于播弄是非,颠倒黑白,捏词辨饰,渔人之利。”[1]这就是中国古代关于讼师一个最形象的归纳。
  基于此,中国传统的政治法律制度决定了讼师和刑事辩护的艰难起步。春秋时期郑国的邓析,既是一个政治家、思想家和名家的重要创立者,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讼师的鼻祖。邓析擅长诉讼,其辩论之术无人能敌,史书记载其往往能够“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并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邓析还聚众讲学,向人们传授法律知识和诉讼方法,相当于今天的普法活动,并帮助别人诉讼。《吕氏春秋》记载:邓析“与民之有讼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民之献衣而学讼者不可胜数。”相当于收取律师诉讼费,但广大民众对他还是十分信任和敬重,纷纷愿意接受他的帮助,参加他的法律知识普及和法律技巧运用的培训活动。然而,邓析的这些行为举止被当政者视为洪水猛兽,扰乱民心,破坏社会秩序,因此被当时的当政者驷欲视为祸害而惨遭杀害(一说为子产所杀)。而历朝历代对所谓的讼师也是倍加歧视,并以法律的手段加以禁止惩处。例如,《唐律·斗讼》规定:“诸为人作辞蝶,加增其状,不如所告者,答五十。若加增罪重,减诬告一等。”[2]到了宋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衙门每每结案之前,几乎必先办讼师,以为警戒。
  可见中国古代讼师就是这样被视为影响社会和谐、挑词诉讼的不安定分子。究其社会背景和历史发展的深层原因来看,这种对讼师低下的社会定位和品质评定是由中国古代专制集权体制所决定的,并通过专制文化的宣传逐步灌输、影响到整个社会,从而形成一种负面的法制文化。在这种文化传承里,根本就不承认讼师的辩护也是社会法制一个重要的元素,是对司法过程中可能出现或存在的司法专横或司法不公现象的一种监督和制约。专制的法制文化自认为权力具有至上性,从来不承认权力与权利之间存在矛盾、也有冲突。刑事讼师虽然是一种尝试在权力与权利之间进行职业说理的群体,但在表现形式上却被认为是在和整个专制体制抗衡。所以即使权力与权利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也不需要有专门的职业群体作为缓冲地带进行化解甚至决不允许讼师作为权利的代表与权力体制进行抗衡,进而不可能专门设计出精巧的法律程序为解决这种矛盾冲突提供一个摆事实、讲道理、循法理的平台,从而导致讼师从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成为这个社会的对立面而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甚至一些讼师无法摆脱邓析一般的命运而成为野蛮体制的牺牲品。后人由此清晰可见,中国古代刑事讼师在法律程序发展史上一直处于尴尬的地位,这一职业从一开始就具有高度危险性,为当政者所不容,为立法层所打压,为社会所鄙视,这是中国法制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历史性缺憾。
  二、刑事辩护的道路倍显曲折
  往事越千年,中国社会跨过层峦叠嶂,进入到了新的历史时期,但中国的法治进程依然充满着曲折和艰难。与此相适应的,刑事辩护的话题依然十分沉重,即使在执政高层经过历次浩劫,痛定思痛决意要跨入法制门槛,开启法治建设的序幕后,盘点近几十年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我们依然会发现中国历史上轻视刑事辩护的法制传统和文化传承仍然是中国法治的沉重包袱,刑事辩护依然命运多舛和倍感艰难。
  其实在世界范围进行现代化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如何看待刑事辩护制度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法治成熟程度的一个参照系数。从中国社会当年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法庭布局中,检法两家居中正坐于法庭中央,而刑辩律师只是偏坐一隅,直到今天法庭布局虽然已做了“三角形”平面设计,但制度设计者的骨子里轻视刑辩律师的思维观念似乎仍然渗透在某些人的血脉之中,以至于各种不堪的现象时有发生。尽管我们清楚地知道,已经见诸于各种媒体报道中的各种负面事例与更多的正面事例相比毕竟属于极少数。但我们更应该清楚地知道,沉积于冰底下的不正常事例还是大量存在,而潜伏于冰底下的暗流有时更为汹涌。往事不堪回首,但现实并不乐观,其深层原因还在于今天的刑辩律师有时在某些地方依然被一些国家机关和社会机构视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以至于刑辩律师的尴尬遭遇时有所闻,随处可见。对刑辩律师的非议、怀疑、责难,甚至连熟谙法律的某些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人员,也会对一些刑事律师抱有偏见,在一些律师会见被告人的场合,警察往往现场进行监督,防刑辩律师犹如防贼;在某些刑事诉讼中,一些公诉人员视刑辩律师为仇寇,恶言相加;在某些有争议的刑事案件审理的法庭上,有些审判人员明显出现价值偏向,以致闹出一些故意刁难刑辩律师,阻拦或者取消刑辩律师的辩护,更有甚者强行扣押、驱赶刑辩律师的闹剧来。而《刑法》第306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妨害证据罪更是一柄悬在刑辩律师头上随时可以掉下来的达摩克利斯剑,于是“李庄事件”不幸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标志。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本来几经风雨之后,当中国社会备受治统磨难,重提建设法治国家的宏大叙事时,理应该给刑辩律师些许眷顾,还其一个法治同盟军的社会应有地位,让其体面和从容地出现在法庭之上和公众面前,但中国的刑辩律师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走出历史给定的宿命。刑辩律师常常被人们误解甚至指责为思想新潮而性格怪异,卖弄知识而作秀表演。他们往往会以出众的睿智,渊博的学识,敏锐的思维,不屈不挠的顽强坚毅在法庭上进行着各种抗辩,但又往往被人误以为见钱眼开就为罪大恶极者开脱罪名,钱财到手就会钻法律的空子,以致刑辩律师应该受到道德性谴责的嘘声时有响起,一些非法性刁难现象的发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法治发展过程中,刑辩律师为“犯罪者”开脱罪名本身不是自说自话,善于钻法律的空子就等于发现法律的漏洞,从而为法律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另一种参考意见,这是一个社会意欲进行法治建设应当支付的必要代价。当然从律师从业者的构成成分和职业品德来说,律师队伍中会有害群之马,但正像公务员队伍中也有腐败分子一样,这是社会的一种客观现象。但这并不能成为评价刑事辩护是否有益于社会的一种主观依据,更不能否定刑辩律师事实上已为中国的法治建设贡献着力量。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国的刑事辩护,应当要从刑事辩护与法治完善以及刑事辩护与司法公正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一个国家法治发展的大视野中加以审视。与当今一些民主与法治建设得比较成熟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刑事辩护发展还显得远远不够。我们应当看到在当今的一些国家中,刑辩律师已经作为国家刑事法治建设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他的公开身份就是一个平等刑事法律关系中的被告方主体的同盟军。
  细细想来,中国社会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来形成的路径依赖并不可能一下子发生变轨,几十年来所欠下的陈债也不可能一下子还清,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在进行中国式法治建设的发展进程中,至今还未建立起平等的刑事法律关系新概念,这对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无疑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在法治社会中,几乎每一种法律规范都规定并调整着某一方面特定的法律关系,比如民事法律关系、经济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婚姻法律关系、债的法律关系、买卖法律关系、合同法律关系等等。然而在中国的刑事法领域,中国社会至今还没有建立和形成现代化的刑事法律关系新概念,谁与谁发生了刑事法律关系?怎样发生刑事法律关系的?这些依然是待解的理论难题与实践问题,以至于相对刑事辩护律师的公、检、法本是一家人的观念和表现还十分强烈和明显,正所谓公、检、法就是“同一条战壕中的战友”,“开门三家店,闭门一家亲”的说词形象地表现了这种思维观念深层的历史成因,这种观念和现象深刻地表现了当下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公、检、法这种特殊的“神圣同盟”关系。在这种司法体制下,作为被告方同盟军的刑辩律师当然被视为是一种异己的力量、搅局的因素,因而怎么会给刑辩律师一个观念中的平等地位呢?因此,不对当前这一“神圣同盟”关系进行破解,刑辩律师在刑事法庭上仍然和必然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而继续扮演着一个悲情的角色。
  三、刑事辩护的价值重构犹为重要
  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中国刑事辩护的困境是否有解困秘方?今后的刑事辩护出路在哪里?刑事辩护的价值如何体现?笔者认为如果不从历史的深处吸取教训从而在法治观念上确立刑辩律师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存在价值;如果不从法律制度上确立刑辩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和应有权利;如果不从刑事司法实践中必须要求刑辩律师进行法律身份的重新自我确认和坚守刑事辩护具有重大法治意义的那块狭小阵地,那么,中国的刑辩律师就有可能要么永远只是“装模作样”地通过“三言两语”的辩护去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要么只是通过“悲情表演”去赢得社会一抹理解的眼光而仍然无济于刑事审判公平正义的实现。因此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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