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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从死刑错案反观死刑案件中的刑事辩护
【副标题】 以五例典型的故意杀人罪死刑错案为样本【作者】 刘娜
【作者单位】 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刑事辩护;死刑案件;死刑错案;缺位;完善
【英文关键词】 criminal defense;capital cases;wrong death penalty cases;improvement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6
【页码】 60
【摘要】

刑事辩护的价值在于均衡控辩双方的力量,从而查明案件,避免刑事错案。死刑案件的复杂性、重大性和死刑的不可撤销性,使得刑事辩护在死刑案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死刑错案是发现目前死刑案件中刑事辩护所存在问题的重要途径,对完善死刑案件刑事辩护制度也有重要价值。死刑案件辩护制度的改进方向应由“有辩护”转向“有效辩护”,而这需要通过设立死刑案件刑辩律师专门管理制度和特殊参与机制来予以实现。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1641    
  
  

一、刑事辩护与死刑案件

(一)刑事辩护的价值

辩护制度起源于古罗马,近现代的辩护制度是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在辩护制度产生伊始,辩护人仅仅充当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代言人”角色,这和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在弹劾制诉讼模式下,司法机关奉行“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并以居中裁判人的身份进行案件审理,控辩双方都是平等的诉讼主体,辩护人以其专业的法律知识参与到诉讼中来,并不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进入到封建社会之后,纠问制诉讼模式取代了弹劾制诉讼模式,国家承担起了发现并惩罚犯罪的职能,被告人一方完全处于被追诉的地位,控辩双方力量上的悬殊差异使得辩护制度徒具其表,刑讯逼供等大行其道,被告人权利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转入对抗制诉讼模式后,辩方的地位与力量大大强化,以与控方机关进行抗衡,藉此,辩护人获得了独立的诉讼地位,角色定位上也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代言人”转化为“权利保护者”。

从辩护制度的发展演变来看,刑事辩护制度是法律专门设计出来监督、制衡乃至对抗公权力的角色,其诉讼价值在于均衡控辩双方的力量,从而保证案件得以查明,切实维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正如查士丁尼在《法学总论》中所说的: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辩护制度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正义—使无罪的人免受牢狱之灾,让犯罪的人受到公正的处罚。从刑事辩护的责任角度来看,刑事辩护人的责任在于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所以,刑事辩护制度的设计应当是控辩审三方对等的,尤其是控辩双方力量必须是均衡的,以使审判能够做到“兼听则明”,既听取控方的有罪指控,又能听取辩方的无罪、罪轻辩护,从而查明案件真相,避免刑事错案的出现。

(二)死刑案件中的刑事辩护

虽然当今国际社会对于一国是否应该废除死刑还存在争议,但对于保留死刑的国家应当遵循正当且严格的程序适用死刑却已达成了明确共识。1984年5月25日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批准的《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5条就明确规定:“只有在经过法律程序提供确保审判公正的各种可能的保障,至少相当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所载的各项措施,包括任何被怀疑或被控告犯了可判死刑罪的人有权在诉讼过程的每一阶段取得适当法律协助后,才可根据主管法庭的终审执行死刑。”可见,诉讼程序在死刑控制上具有积极的作用。

死刑案件属于刑事案件的一种,因此和其他刑事案件同样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下文简称《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辩护的相关规定。而鉴于死刑案件影响重大、案情复杂以及死刑的不可撤销性,死刑案件的辩护可谓意义重大,故其辩护制度亦应有自己的特点。《刑事诉讼法分第34条规定对死刑案件的辩护做出了特别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是刑事辩护中的指定辩护,主要是考虑到被追诉人困于经济等方面的原因而无法全面、有效辩护,出于查明案件真相,维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的目的而设置的一种辩护方式。但是目前我国刑法中涉及死刑的罪名有55项之多,并且其中很多都是常见高发型犯罪,如故意杀人罪、抢劫罪、毒品犯罪。死刑案件在刑事案件中的比重也是相当高的。如此多的死刑案件,而在刑事诉讼法中仅有一条单薄的指定辩护条款,这显然不能满足死刑案件高质量辩护的需求,并且在司法实践中,死刑案件的辩护质量也并不是很高。死刑案件的辩护除了一般刑事案件辩护所存在的问题之外还面临着其他的一些问题。

错误是最好的试金石,也是发现问题最直接的方式。死刑错案中刑事辩护所凸显的问题恰恰能够折射出了死刑案件中刑事辩护制度的不足。所以要想发现并解决死刑案件辩护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就有必要研究死刑错案中刑事辩护所存在的问题。

二、从死刑错案透析死刑案件中刑事辩护所存在的问题

(一)死刑错案及产生原因

所谓死刑错案是指那些经过二审或者再审程序,已经被依法确认为错误裁判的死刑案件,不包括那些尚在上诉和已进入审判监督程序而未作出生效判决的死刑案件。死刑案件“人命关天”,一旦出现错案,其恶劣影响比普通刑事案件严重百倍,对司法公信力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并且由于死刑的不可撤销性,一旦执行死刑即使后来认定为错案也已于事无补。这类错案典型地反映出刑事司法过程存在的严重缺陷,并严重地制约了刑事司法公正的实现。

造成死刑错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笔者将其总结为四个层面。(1)观念层面:一是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长期存在。办案人员往往片面追求实体正义而忽视程序正义,在办案过程中多有违反程序的地方,侵犯被追诉人权益的情况时有存在。这实际上与诉讼目的的定位模糊有很大干系。长期以来,我们认为诉讼在于查明真相,追求客观真实,但实际上诉讼不仅是一种认识活动,更内含有价值意义,应当以“善”的方式来定纷止争而非以“恶”的方式来发现真相。二是有罪推定和疑罪从有观念大有市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但是在办案中有些人员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被追诉人,认为他们就是有罪,在证据的收集上也只注重有罪证据而忽视无罪、罪轻证据。对于存在疑问的案件,达不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就定案,这是违背“疑罪从无”原则的。可以说这两种错误的办案观念在很大程度上铸成了死刑错案。(2)立法层面:一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没有得到确立。在《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前,对于非法证据主要依照《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标准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予以审查。非法证据被称为“毒树之果”,其与证据品格是相悖的,因此许多国家都在刑事诉讼中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避免对程序正义的破坏。在大多死刑错案中都存在非法证据,而这些非法证据正是造成死刑错案的重要原因。二是辩护制度立法规定不完善。完善的辩护制度能够使控辩双方力量均衡,避免法官“偏听则暗”,同时维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而《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辩护人只有在审查起诉阶段才能真正介入到案件中来,在侦查阶段辩护是缺失的,这就为非法证据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此外还存在“会见难、阅卷难”等问题。新刑诉法将辩护人辩护时间提前至了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还要求侦查机关必须告知其辩护权利。这在很大程度上铲除了非法证据产生的土壤,“会见难、阅卷难”等问题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正如前文所述死刑案件的特殊性要求其在辩护制度上要更加完善,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只有指定辩护是针对死刑案件的,并无法突出死刑案件辩护的重要性。而且,虽然辩护律师的介入提前至了侦查阶段,但是在这一阶段辩护律师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辩护人”,仅能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变更强制措施的帮助,而对案件的了解也只是表面上的,只有到了移送审查阶段才能进行证据的核实,非法证据仍有存在的时空与土壤。此外,死刑案件在诉讼程序上也较一般刑事案件复杂,除了一审和二审程序外还要进行死刑复核,而从目前刑诉法的规定来看,死刑复核阶段辩护权是空缺的,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没有得到充分实现。(3)司法层面:一是证据审查适用上不遵循证据的“两个基本”要求。迷信“口供是证据之王”,将案件的破获押在被追诉人的供述上,不注重对其他证据的收集,导致了非法证据横生。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证人作证义务,但是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的比例仍然非常小,证人证言得不到有效质证。在许多死刑案件中,尤其是故意杀人死刑案件中连最基本的尸源都无法查明,就对案件进行审理。正如《洗冤集录》的“卷首语”所说的,“狱情之失,多起于发端之差,定验之误。”[2]在没有排除证据矛盾和其他可能性的情况下,错案的产生自然是无法避免的了。二是被追诉人辩护权虚化,辩护权未能充分行使。虽然刑事诉讼法对被追诉人的辩护权做出了许多规定,但是在实践中很多辩护权都没有得到落实,无法实现和控方的有效对抗。(4)其他原因,如上级机关和舆论压力等导致司法机关不能独立办案,办案人员能力不高等。

(二)死刑错案中刑事辩护的缺位

在总结分析死刑错案产生的原因之后,有必要特别反思刑事辩护为什么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价值作用。因为毕竟刑事辩护的设置目的就是为了查明案件真相,保护被追诉人合法权益的,而错案的出现恰恰表明刑事辩护的目的并没有得到实现。

1.5例典型故意杀人罪死刑错案中关于刑事辩护的基本情况一览表

之所以选取故意杀人罪死刑错案作为研究样本,是因为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的比率相比其他案件更高,也是死刑错案的重灾区,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可以更好地折射出死刑案件中刑事辩护所存在的问题。

│案│被│案发│审判│判│改判│辩护│辩│委托│辩护意见│辩护意见│

│件│告│时间││决│无罪│方式│护│辩护││采纳情况│

││人││││缘由││人│人│││

││职│││││││时间│││

││业││││││││││

││││││││││││

├─┼──┼───┼──────┼─┼──┼──┼───┼───┼─────┼────┤

│滕│农民│1987年│一审│死│被│委托│滕野│被告│证据不足作│不予采纳│

│兴│││(1988年12│刑│害│辩护││人收│无罪辩护││

│善│││月13日)││人│││到起│││

│案│││││出│││诉书│││

││││││现│││后│││

│││├──────┼─┤├──┴───┴───┴─────┴────┤

││││二审│死││不详│菊花碎了一地

││││(1989年1月│刑│││

││││19日)││││

│││├──────┼─┤├──┬────┬──┬─────┬────┤

││││再审│无││委托│周开松││被害人未死│采纳│

││││(2006年1月│罪││辩护│││亡作无罪辩││

││││18日)││││││护││

├─┼──┼───┼──────┼─┼──┼──┼────┼──┼─────┼────┤

│佘│农民│1994年│一审│死│被│委托│何大林││证据不足作│不予采纳│

│祥│││(1988年12│刑│害│辩护││被│无罪辩护││

│林│││月13日)││人│││告│││

│案│││││出│││人│││

││││││现│││收│││

│││││││││到│││

│││││││││起│││

│││││││││诉│││

│││││││││书│││

│││││││││后│││

│││├──────┼─┤├──┴────┴──┴─────┴────┤

││││二审│1││不详│

││││(1989年1月│5│││

││││19日)│年│││

│││││徒│││

│││││刑│││

│││├──────┼─┤├──┬───┬───┬─────┬────┤

││││再审│无││委托│周峰、││被害人未死│采纳│

││││(2006年1│罪││辩护│张成茂││亡做无罪辩││

││││月18日)││││││护││

│杜│警察│1998年│一审│死│真│委托│刘│案│证据非法、│不予采纳│

│培│││(1999年2月│刑│凶│辩护│胡│件│不足作无罪││

│武│││5日)││落││乐│移│辩护││

│案│││││网││杨│送│││

││││││││松│审│││

│││││││││查│││

│││││││││起│││

│││││││││诉│││

│││││││││后│││

│││├──────┼─┤││├──┼─────┼────┤

││││二审│死│││││证据非法、│部分采纳│

││││(1999年10│缓│││││不足作无罪││

││││月20日)││││││辩护││

│││├──────┼─┤││├──┼─────┼────┤

││││再审│无│││││被害人未死│采纳│

││││(2000年7│罪│││││亡做无罪辩││

││││月6日)││││││护││

├─┼──┼───┼──────┼─┼─┼──┼───┼──┼─────┼────┤

│赵│农民│1999年│一审│死│被│指定│胡泓强│案│证据非法、│不予采纳│

│作│││(2002年12│缓│害│辩护││件│不足作无罪││

│海│││月5日)││人│││移│辩护││来自北大法宝

│案│││││出│││送│││

││││││现│││审│││

│││││││││查│││

│││││││││起│││

│││││││││诉│││

│││││││││后│││

│││├──────┼─┤├──┴───┴──┴─────┴────┤

││││再审│无││无│

││││(2010年5│罪│││

││││月8日)││││

├─┼──┼───┼──────┼─┼─┼────────────────────┤

│李│警察│2002年│一审│死│真│不详│

│久│││(2003年11│缓│凶├──┬────┬─┬─────┬────┤

│明│││月26日)││落│委托│李树亭││证据非法、│采纳│

│案││├──────┼─┤网│辩护│││不足作无罪││

││││二审│无│││││辩护││

││││(2004年11│罪│││││││

││││月26日)││││││││

2.死刑错案反映出的刑事辩护问题

(1)司法机关对被追诉人的辩护权利告知不到位

2006年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曾对8例刑讯逼供案件进行了实证调查,其中所选取的杜培武案、佘祥林案和李久明案和本案的样本有重合之处。据调查这3例案件中,除了杜培武主动提出过委托律师外,其他当事人都未被告知此项权利。但就是在杜培武案中,其主动申请也遭到了专案组蛮横的拒绝[3]。从现有的滕兴善案资料来看,其辩护律师滕野系由滕兴善的妻子委托,并未反映出侦查机关是否告知其辩护权利,并且当时所适用的1979年《刑事诉讼法》也并没有规定侦查机关有告知辩护权的义务。而赵作海案则适用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即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正是缺少侦查阶段辩护权的告知,导致赵作海在侦查阶段遭受了刑讯逼供,做出了9次有罪供述,酿成了最后的错案。可见,司法机关应尽到对被追诉人辩护权的告知义务,尤其对于死刑案件而言,必须给予被追诉人全面的辩护权利,从而保证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证。

(2)委托辩护是主要的辩护方式,指定辩护未能起到应有作用

从上表可以发现,除了赵作海案是指定辩护外,其他都是委托辩护且都是委托的律师,没有一例是自行辩护。死刑案件的重大性和死刑的不可逆转性,以及被告人的孤立、弱势地位和法律知识储备、诉讼手段的严重不足问题,决定了他们获得具有丰富法律知识、娴熟辩护技巧的律师的帮助和保护是必需的。并且,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辩护律师相比于其他辩护人有更多的辩护权利,如辩护律师在看守所羁押阶段便可持相关手续文件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其他辩护人须至起诉、审判阶段且获得法检机关许可方可享有会见权。这也是此五例死刑案件委托律师进行辩护的比例如此之高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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