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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比较法研究》
刑法解释中平等原则的适用
【英文标题】 The Application of Equality Principle in Criminal Law Interpretation
【作者】 于改之吕小红
【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分类】 刑法学
【中文关键词】 平等原则;刑法解释;合理区别对待;罪刑均衡;法益
【英文关键词】 equality principle; criminal law interpretation; reasonable distinction treatment; balance between crime and penalty; legal interest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5
【页码】 87
【摘要】

平等原则作为刑法解释合宪性的判断标准和刑法合宪性解释的应有之义,不仅要求禁止进行歧视性刑法解释实现形式平等,也要求通过刑法解释积极追求实质平等。关于刑法解释中合理性区别对待是否符合宪法的平等原则,可以通过可比性、目的正当性和罪责刑相适应三个方面进行判断。从平等保护法益的角度来看,司法解释关于贪污罪与盗窃罪等侵犯财产罪的入罪数额的巨大差距,将“无能力赔偿”作为交通肇事罪定罪量刑的情节,经济犯罪中自然人主体与单位主体定罪量刑标准的差异,存在着“同行不同(定)性、同罪不同罚、罪刑不均衡”等司法不公问题,有违宪法上的平等原则。对于贪污犯罪与侵犯财产犯罪的竞合问题,应准确把握法条竞合的成立条件,以“特殊法优于普通法”为原则、“重法优于轻法”为例外,将未达到贪污罪入罪数额的贪污行为但符合相应财产犯罪之犯罪构成的作为单纯的一罪处理;刑法上“公私财产损失”的判断,应该排除与认定犯罪行为对法益侵害性无关的因素;自然人主体与单位主体应同罪同罚,适用同一定罪量刑标准。

【英文摘要】

As the criterion of criminal law explaining constitutionality and righteousness for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 equality principle not only demand a ban on discriminatory criminal law interpretation to realize formal equality, but also requires to pursue the substantive equality actively through criminal law interpretation. Whether reasonable distinction treatment in criminal law interpretation is in conformity with equality principle of constitution depends on comparability, legitimacy of purpose as well as compatibility of crime, responsibility and penal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interest of equal protection,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about the huge gap of criminalization number between corruption crime and crime of property violation like larceny,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regards “inability to compensate”as the plots of penalty of provision concerned in traffic offence, an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set the different standards of conviction and punishment for natural person subject and unit subject in economic crimes, which bring about “same behaviors with different convictions, same crimes with different punishments and imbalance between crime and penalty”and other unfair justice problems. It is contrary to equality principle of the constitution. For the concurrence problems of corruption crime and property invasion crime, the establishment conditions of enactments overlapping should be grasped accurately, namely taking “special law is superior to common law”as the principle and “heavy penalty prior to law of light one”as exception, which will handle the corruption practice that does not reach the number of corruption crime but constitution of crime conforms to property crimes as a single crime; the judgements of “losses of the public and private property”in criminal law should eliminate factors that identified criminal behaviors are not about legal interest ; natural person subject and unit subject should be convicted of the identical crime with the same punishment, and should be applied with the sentencing criterion of the same convic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0464    
  一、问题的提出
  201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共同发布了《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贪污贿赂解释》),对贪污受贿案件的数额标准进行了重大调整。其中,贪污罪和受贿罪“数额较大”的标准从原来的5000元上调至3万元(具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入罪数额为1万元)。该司法解释一经发布即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学者认为,《贪污贿赂解释》所作的这种重大调整是合理的,提高数额标准体现了“从严治吏”而非“从重治吏”的理念,[1]基本上是兼顾了社会现实和刑法体系协调的折衷路线。[2]然而,考虑到2011年“两高”《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诈骗他人财物3000元至1万元以上就属于“数额较大”、2013年《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盗窃公私财物价值1000元至3000元以上即为“数额较大”的规定,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大幅度提高了贪污、受贿、职务侵占等罪的数额标准,但其理由并不充分,而且必然导致贪污、职务侵占罪与盗窃、诈骗罪之间的不协调”[3]。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20年前的5000元和今天的5000元显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财产犯罪和经济犯罪定罪量刑数额的调整是必然的。但是,《贪污贿赂解释》规定的贪污罪入罪数额与盗窃、诈骗罪的入罪数额之间几十倍的差距真的合理吗?当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以侵吞、窃取、诈骗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产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时,按照《贪污贿赂解释》不能以贪污罪追究刑事责任,负责侦查起诉的检察机关一般以不起诉处理,从而直接以行政处罚或是党纪处分等追究相关国家工作人员的责任,而普通百姓侵占、盗窃、诈骗同等数额的公私财物时却可能被定罪判刑。这种因司法解释所造成的“同行不同判”,不仅仅导致贪污、职务侵占罪与盗窃、诈骗罪之间的不协调,更严重的是,还具有违反宪法和刑法所明文规定的平等原则的嫌疑。
  与《贪污贿赂解释》相同存在类似问题的,还有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交通肇事解释》)。该解释第2条明确规定了交通肇事罪入罪所要求的重伤、死亡、公私财产损失等危害结果的具体内容,为交通肇事罪的司法认定提供了统一的标准。但是,该条第3款关于交通肇事罪中“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的认定标准——“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规定,以及第4条第3款关于交通肇事罪法定性升格的“其他特别恶劣情节”标准——“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60万元以上的”规定,将交通肇事罪入罪条件的财产损失限定为“无能力赔偿”,经济能力的强弱成为了影响交通肇事罪定罪量刑的重要因素。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民主社会的起码要求,是任何一个法治或者追求法治的国家所必须面对的宪法性命题。”[4]我国《宪法》5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法》4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任何立法和法律解释都不得与宪法相冲突。作为宪法和刑法所明文规定的基本原则,平等原则是任何刑法解释都必须遵守的界限,任何违反平等原则的刑法解释,不仅损害了宪法和刑法适用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同时也危害到解释本身的正当合理性。那么,刑法解释中平等原则的基本内涵与功能定位是什么?怎样才能保障刑法解释不违背平等原则,真正实现刑法解释与宪法价值之间的协调?这正是本文所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二、平等原则的基本内涵与要求
  (一)平等原则的基本内涵
  平等原则,也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其基本内涵是“相同的人和相同的情形必须得到相同的或者至少是相似的对待,只要这些人和这些情形按照普遍的正义标准在实质上是相同或相似的”[5]。现代宪法上的平等原则从最初的绝对、机械的平等向实质上的平等发生转变。由于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历史发展阶段下,不同主体之间除了男女之间天然的生理差异之外,还可能由于社会制度、道德观点、价值基础等非自身原因而有意无意地忽视或压迫某些主体的权利和自由,当一味地坚持绝对的平等,不顾所规范的事物性质及其相互之间的区别,可能会使处于相对弱势的群体难以实现其基本的权利和自由,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平等原则的规范意旨,与宪法限制权力、保障人权的基本精神相冲突。故现代意义上的平等原则,更多强调实质的平等,不仅仅要求国家权力消极不介入社会生活,还必须基于正当合理的目的,为特定的弱势群体提供特殊的保障,积极消除法律上或事实上的不平等情形,使弱者也能真正享有并实现公平竞争与自由发展的权利。
  具体到我国《刑法》4条的规定,平等原则的基本内涵就是对于任何人犯罪,不论其家庭出身、社会地位、职业性质、财产状况、政治面貌、才能业绩如何,一律平等地适用刑法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依法定罪、量刑和行刑,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6]概言之,刑法中的平等原则体现为平等地惩罚犯罪行为、平等地保护法益。刑法解释是明确刑法规范含义、解决刑法适用问题的重要一环,在刑法解释中强调平等原则实际上就是强调刑法保护和惩罚上的平等,即要求司法机关在解释适用刑法时,不能因为所规制的对象不同而确立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对相同的犯罪行为进行相同或相似的同等对待,对不同的犯罪情形要进行合理的区别对待,以保障罪刑关系的均衡。
  (二)刑法解释中平等原则的双重功能
  一方面,平等原则是刑法解释合宪性的判断标准。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不仅是刑法的立法根据,也约束着刑法司法。平等原则作为我国《宪法》5光宗耀祖支撑着我去教室条、第33条明文规定的具体原则,在立法上,《刑法》4条明确规定了刑法适用人人平等原则;在司法上,刑法定罪、量刑和行刑等具体刑事司法活动也必须尊重宪法明确规定的平等原则。刑法通过刑罚限制甚至剥夺公民权利以实现对法益的保护,刑法解释作为刑法适用的关键环节,时刻涉及着公民基本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这是宪法所调整的主要内容。换言之,任何刑法解释都离不开宪法。“对于国家凭什么限制人民权利的问题,不是法律有规定即为已足,还要接受比例原则和平等原则的检验。”[7]任何不符合平等原则的刑法解释,必定与宪法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的核心精神相冲突,刑法解释的正当合理性也就无从谈起。但需要注意的是,平等原则作为宪法原则之一,运用平等原则判断刑法解释合宪性问题时,只具有否定功能,即违背平等原则当然意味着违宪,但是符合平等原则的刑法解释不一定能推出合宪,还需要借助其他宪法规范和价值上的标准进行判断。
  另一方面,平等原则是刑法合宪性解释的应有之义。平等原则作为宪法明确规定的内容,不仅仅具有消极判断刑法解释是否合宪的单一功能。对刑法解释而言,宪法规范和价值具有更加积极的作用,即基于宪法最高法的效力,刑法解释的全过程,无论是刑法解释主体、刑法解释方法还是刑法解释结论等方方面面,都必须接受宪法规范和价值的制约和指导,这也就是《宪法》5条所规定的,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以宪法作为其活动的基本准则。换言之,合宪性解释或更直接称为依宪解释[8]是刑法解释者的基本义务,平等原则作为宪法规范的内容,理应被贯穿于刑法解释之中,这是刑法合宪性解释的应有之义。
  平等原则作为刑法合宪性解释的重要内容,从规范层面来说,是基于宪法规范的强大辐射力,但从根本的价值层面来说,还是因为平等原则在刑法解释中的特殊价值所决定的。刑法解释作为刑法适用的关键环节对平等原则的遵循,相对于立法而言更加重要,也更具有实际意义。“即使是平等公正的立法规定,如果刑法解释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旨,立法的规定也就成为无法实现的宣言。”[9]平等性是刑法解释合理性的内涵之一。[10]这是刑法正义实现的基本前提。实际上,“平等权明显的,是源于自然法理念之公平与正义,也是人心最易感受之价值概念”。[11]平等是正义的重要内容,是人类的理想,是法治国家的基本目标,没有平等也就没有法治,也就难以实现有序的社会状态,保障社会的安定与和平。[12]歧视性刑法解释可能会导致不平等结果的刑法解释,导致不当牺牲或漠视某些公民的部分基本权利和自由。平等是所有的宪法权利的应有含义,任何国家权力都要受到平等原则的制约和指导。罪犯虽然应该为自己的过错行为负责,但是刑法不能沦落为国家权力肆意侵犯个人权利的暴力工具,违背平等原则的刑法解释,对罪犯进行不合理的区别对待或给予不平等的法律保护,就意味着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都将面临被国家刑罚权侵害的危险。此外,违背平等原则的刑法解释,必然引发公民对刑法本身的信任危机,社会到处充斥着紧张和不安的情绪,社会稳定秩序就可能岌岌可危,刑法就可能从“保障人权的大宪章”变成“侵害人权的恶法”,从而影响刑法对国民行为的规范指引作用,损害刑法规范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三)刑法解释中平等原则的基本要求
  平等原则包括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两个层次。一般而言,基于形式平等观,“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禁止不合理的区别对待或允许合理的区别对待,大多是基于差异立场而采取的消极的歧视禁止;而实质平等观,则容许或要求国家采取积极的保障措施或调整手段,以消除法律上或事实上的不平等。[13]现代意义上的平等原则,以实质平等为基本立场,但并不否定形式平等的合理性,“实质平等既是对形式平等的矫正,也是对平等认识的深化”[14]。基于平等原则的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相统一的要求,平等原则所要求的“相同情况相同处理,不同情况合理区别对待”,在刑法解释中,不仅仅要求对刑法规定中相同或类似情形的犯罪构成要件作出相同或相似的解释,对实质不相同的情形作出不同的解释;[15]更重要的是,要注重对不同法律主体给予不同的保护,通过积极的刑法解释以纠正、弥补法律上或事实上的不平等,真正实现实质的平等。
  1.消极的禁止进行歧视性刑法解释
  平等原则要求在刑法解释中,无合理原因时,不能不顾事物的本质,对相同者区别对待,对不同者又同等对待,出现歧视性的解释或明显不公平的解释。具体而言,就是对于满足同一构成要件之下的所有犯罪行为,必须进行相同或相似的解释,不得因为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或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无实质关联性的其他主客观因素,通过刑法解释随意改变出入罪或加重、减轻刑罚的具体标准。否则,就会导致“同行(为)不同性(质),同罪不同罚,罪刑不均衡”,该种解释首先就违背了平等原则中“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的要求。
  对此,我们可以以与科研人员犯罪相关的司法解释的内容为例进行说明。一方面,考虑到科研人员所从事的科研活动有时直接关系到国家利益,为了保障和促进科技创新,某些司法解释表现出违反平等原则的偏向性解释的倾向。例如2016年7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保障和促进科技创新的意见》,该意见9条“注重改进司法办案方式方法”明确规定:“对于重点科研单位、重大科研项目关键岗位的涉案科研人员,尽量不使用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对于科研单位用于科技创新、产品研发的设备、资金和技术资料,一般不予以查封、扣押、冻结;……”可见,当犯罪人具有科技人员的身份就可以享受不受拘留、逮捕;当犯罪工具、犯罪所得是与科研有关的,就可能不被查封、扣押和冻结。然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犯罪嫌疑人的拘留逮捕和对与犯罪有关的工具财产的查封、扣押、没收是国家必须采取的强制措施,若怠于执行,则刑法惩罚犯罪、保护法益的功能将大打折扣。无论是科研人员还是非科研人员,如果实施了相同的犯罪行为,就不能因为行为人的身份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强制措施,否则,恐怕很难为国民普遍的公平正义观所接受。该解释对科研人员和财物采用了所谓的改进的强制措施以保障和促进科技创新,但却忽略了《宪法》5条和第33条所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另一方面,为了强调对国家财产权的保护,司法实践中也频频出现将科研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处,将科研人员违规使用经费的行为直接解释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行为,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例如,2014年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浙江大学水环境研究院院长陈英旭贪污案的判决,[16]以及目前正在二审阶段的“山东大学长江学者陈哲宇贪污案”。[17]很显然,法院是将陈英旭、陈哲宇所从事的科研活动都被视为了“从事公务”才得出上述判决结果。但实际上,科研活动并非一定都有公务活动所具有的组织、领导、监督、协调等管理性及国家代表性,[18]不能因为科研经费来源于国家及使用科研经费手段的不正当性,就直接将科研人员违规使用科研经费的行为一概解释为贪污行为。这种解释不仅有突破贪污罪罪刑法定的嫌疑,还可能违背《宪法》20条、第47条所规定的公民所享有的科研自由的基本权利,还可能不当牺牲科研人员所享有的科研自由,对科研人员进行过重的处分,导致明显的司法不公,有违平等原则的基本精神。[19]
  2.积极的刑法解释追求实质平等
  从追求实质平等的角度来看,刑法解释无论是基于宪法明确规定的特殊平等(如《宪法》48条、第49条对妇女、儿童权利的保护),还是基于其他符合宪法规范和精神的解释目的进行合理区别对待的一般平等,[20]都是符合平等原则的。在现代社会中,对妇女、儿童、老人等因生理或其他自身不可控制的政治、社会、历史等原因处于相对弱势或不利地位的群体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法律不强调对弱者权利的保护,其必然受到侵害。[21]若法律适用上一味追求绝对、机械的平等,这些弱者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不仅难以得到充分保护,还极易成为国家权力为满足自身特殊的利益需求而肆意侵害的对象,实际上忽视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这并不符合宪法所要求的平等保护公民追求和实现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规范意旨。基于此,在刑法解释中强调实质平等就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就此意义上来说,在法律上,通过合理的解释对弱势群体提供某些合理的优惠性区别对待,以此改变法律上或事实上的不平等,属于符合实质平等的“合理的区别对待”。
  例如,2006年1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9条,对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盗窃行为的定罪量刑标准,明显作出了从宽的解释,即未超过三次,虽然达到了数额较大标准,但是案发后如实供述全部盗窃事实并积极退赃,符合该条规定的情节的,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这主要是考虑到未成年人的可塑性、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不法和责任程度较低、引发未成年人犯罪复杂的社会因素等,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进行了合理的区别对待。在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前提下,结合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实际情况以及对未成年人犯罪重教育改造的刑事政策,通过《刑法》13条但书条款,对未成年人符合构成要件的盗窃行为进行了出罪化解释。实际上,也就是通过刑法解释的方式调整了未成年人盗窃行为的具体入罪标准,实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但需要注意的是,对妇女、儿童等社会弱者进行区别对待并不是宪法平等原则的当然要求。“平等权保护的不是弱者,而是受歧视者,一些逆向歧视同样违背宪法平等原则”,[22]机械地适用平等原则很可能导致背离平等精神的刑法适用,应该从本质上考察平等原则的具体内容,把握合理区别对待的范围。
  三、刑法解释中适用平等原则的基本规则
  一般来说,刑法解释只要严格遵循“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的基本要求,即可得出符合平等原则的结论。但实际上,刑法解释如何贯彻平等原则,尤其是当出现差别对待的刑法解释时该如何判断该差别对待属于平等原则所容许的合理范围,却是个不容小觑的问题。对此,可以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判断刑法解释是否符合平等原则的基本要求。
  (一)可比性:平等原则适用的前提
  有比较才有平等与否的判断,平等因不平等的感觉才能显示出来,只有当某个刑法解释可能引发某些不同的情况进行了同等处理或是对于相同的情况又进行了区别对待时,才涉及到宪法上的平等原则。换言之,平等原则的适用必须建立在事物之间具有可比性的情况下,即当待比较的事物之间具有某些共同点或相似之处时,才有适用平等原则的前提。平等原则“相同情况相同处理,不同情况合理区别对待”的基本要求实际蕴含着“从等到不等”的判断逻辑,即以判断待比较的事物是否有共同点为起点,在有共同点的基础上,根据彼此之间的差异性考虑是否有必要进行合理的区别对待,否则对两个完全相同或完全不同的事物根据各自的本质进行同一处理或区别对待,是理所应当的,当然符合平等原则“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的基本要求,不需要再刻意进行平等与否的具体判断。菊花碎了一地
  对于刑法解释而言,刑法规范和案件事实是刑法解释的具体对象,刑法解释者的目光总是徘徊于刑法规范和待解决的事实之间的,通过对刑法规范和社会事实的妥当理解,将特定的社会事实纳入到刑法规范的评价范围内,实现刑法法益保护的目的。由于犯罪行为本质上都是侵犯法益的行为,刑法规范的目的在于保护法益,当待解释的客观事实或刑法规范的内容之间具有某些相似性或共同性,具体指的就是这些犯罪行为侵犯的同一法益,刑法规范之间所保护的法益之间发生了重合,即待解释的事项之间在法益上具有同一性而具有了可比较的前提时,才有进一步判断是否符合平等原则的必要性。例如,以出卖为目的,拐卖儿童的,构成拐卖儿童罪。那么,出卖亲生子女或者所收养的子女的行为,是否同样成立拐卖儿童罪呢?回答显然是肯定的。因为,无论是非亲生子女,还是亲生子女,其以营利为目的的出卖行为都同样侵犯了儿童在本来生活状态下的身体安全与行动自由,对儿童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危害。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2010年3月15日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拐卖犯罪意见》)以及其他相关司法解释也作出了明确规定。例如,《拐卖犯罪意见》指出:“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的,应当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对私自送养导致子女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符合遗弃罪特征的,可以遗弃罪论处。”无论对不同的社会现实在同一犯罪构成内进行评价,还是适用同一刑法罪名对不同的行为进行处理,甚至是对不同的社会现实适用不同的刑法罪名时,由于刑法条文内容或社会现实之间复杂的联系,刑法解释在确立具体的定罪量刑标准时,就必须遵循平等原则“从等到不等”的判断逻辑,首先从法益的层面上确定待解释事项之间是否具有可比较的共性——法益的同一性,然后才能进一步考虑彼此之间的差异性,否则一味强调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性而忽视彼此之间的关联性,极有可能出现违背平等原则对于侵犯同一法益的行为进行不合理的区别对待。
  (二)目的正当性:区别对待的实质根据
  平等原则并不当然排除区别对待,在实质平等观之下,合理的区别对待,也是平等原则的应有之义。符合平等原则的合理区别对待,一方面只是要求法律规范依据事物性质本身的差异,消极地进行区分做到形式平等即可,而另一方面还要求必须通过法律上积极提供保障性措施,从根本上弥补、纠正法律上或事实上可能的不平等,实现实质的平等。无论是符合形式平等还是实质平等的区别对待,目的的正当性决定着区别对待的必要性。若没有正当性目的作为指引,所有的区别对待都是国家权力恣意的作为或不作为,都不利于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实现和保障。所谓正当性目的,实际上就是符合宪法规范和精神的目的。“刑法的整体目的与宪法相符合,对宪法目的有服从、体现和保障实现的义务。”[23]刑法以保护法益为目的,是宪法限制权力、保障人权的核心精神的具体化,刑法解释作为明确刑法规范含义的司法活动,必须充分尊重立法的价值选择,因此,刑法解释的目的必须与刑法保护法益的规范目的相一致。刑法解释只要符合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对不同的犯罪行为进行区别对待,排除其他一切与法益保护无关的事由对刑法平等适用的不当影响,才属于符合正当性目的。刑法解释中普遍出现的区别对待集中体现在对妇女、未成年人以及老年人等在社会生活中处于相对弱势群体法益的偏向性保护。一方面,若法律不对这些弱势群体进行特殊保护,他们很难真正享有平等追求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和自由;另一方面,这也是《宪法》48条、第49条明确规定的对妇女、儿童提供平等保护的宪法要求。正是考虑到这些弱势群体的权利和自由容易受到侵害,才有在刑法立法和刑法解释中给予合理的区别对待的必要性。
  例如,1998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怀孕妇女在羁押期间自然流产审判时是否可以适用死刑问题的批复》,将在羁押期间自然流产的妇女认定为符合怀孕妇女不适用死刑的情况。该解释,虽然表面上明显扩大了《刑法》49条“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的范围,似乎违背了平等原则,但实质上,该刑法解释承认羁押期间自然流产的妇女也属于免于死刑的怀孕妇女,是将确认妇女怀孕状态的时间往前推至羁押期间,扩大了对怀孕妇女的保护范围,以此实现对怀孕妇女的特殊保护。尽管从根本上来说,刑法规定对怀孕的妇女排除适用死刑,更多的是考虑到怀孕妇女腹中无辜的胎儿,但实际上,怀孕妇女相比于未怀孕的妇女而言,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不平等对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存在部分司法人员为了严惩怀孕妇女本人,就利用刑法条文中所规定的“审判时”这一时间节点以非法手段促使怀孕妇女流产,这无疑对怀孕妇女腹中的胎儿及其本人都可能造成严重的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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