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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当代法学》
证据标准与证明法则
【副标题】 兼谈证据的一般理论问题【作者】 隋光伟
【分类】 刑事诉讼法【期刊年份】 1996年
【期号】 6【页码】 30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6575    
  证据作为证明的根据,本身也需要证明。只有证明了证据本身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来源的合法性,说明确认了证据形式标准、证明的程度,表明了证据的确实性和充分性,才能依其为根据来证明案件事实。重视证据形式、规范标准及证明法则的研究,是现代刑事诉讼实践的需要。
  一、证据概念与证据标准
  关于刑事证据概念,国内外有许多学说,诸如原因说、方法说、手段说、结果说等等。我国现行立法及理论将证据规定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刑事诉讼法》第42条),将证据的属性概念确定为事实,而且是证明了“真实”情况的事实,可称之为“真实事实说”。笔者认为,这是一个绝对抽象而理想化的概念,据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我国刑事证明制度是用事实来证明事实,作为证据的事实必须是那些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笔者认为,事实是事物发生、发展过程和结果。从证据的表现形式及法定种类看,它不仅是事,而且是物。作为“事”,它与案件事实有密切的关系(反映案情)。但不是案件事实的本身;作为“物”,它具有客观的外在表现形式,可以一定形式加以固定和确认。综合来讲,证据是以法定形式表现出来的,由特定主体收集(提取、制作)、审查,经确认属实可作为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真实性根据的特定事物。既是证明的手段,也是证明的一类对象。作为诉讼的载体,有其存在的形式、发生发展的规律,有其特征、功能和标准。
  现在通行的证据概念,与其说是法律上的确定,不如说是理想化的要求。现实法律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用来当作证据的事物(材料)都能反映或证明了真实的事实,相反也有事实上能证明真实情况的事物(材料)没能发现、收集。那些经过一定诉讼程序确定的“证明”证明的情况可能真实,也可能不真实。但不论怎样,它在一定情况下实际上被确认为定案的根据。许多人不情愿认为这些事物是证据,在他们看来,证据只有唯一的情况,即能证明真实情况,不应同时存在几种相互矛盾的证据。按他们的逻辑,只有在证实了无数次,真正认定了案件事实是绝对真实的情况下,才能确定哪些事实(事物)才是证据(定案根据)。那么是先用证据证明案件情况的真实性,还是用案件情况真实性来证明某事物的证据性呢?笔者认为,证据是用来证明而不是已经证明了案件情况真实性的事物。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表明证据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证据与定案根据不是一个概念,也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证据一定案根据是经过一定发展过程或必经程序的结果,这是一个认识的过程、实践的过程,从法律角度讲,它是一个证明的过程,而且与诉讼过程基本同步。所以我们说,在诉讼活动中,任何一方诉讼主体依据提供的与案件有关并用来证明案件情况真实性的材料(事物),都可称之为证据,或者说是形式上的证据。最少也应承认,证据一词在不同的诉讼环节和不同的背景下有不同的含义。笔者认为,证据概念不是孤立的问题,它与诉讼原则、证据制度、审判方式等是相适的。不同的诉讼原则、证据制度、审判方式,规定的证据概念就有所不同。我国刑事诉讼原则及各项制度都在发生变化,为适应新形势,以新的视角来研究证据概念是有现实意义的。
  证据具有客观实在性特征。有的证据伴随案件发生而产生,需要人们去发现并依一定程序由专门人员收集、提取、固定;有的证据则是事后由专门人员恢复、复制、制作、鉴定和说明的。证据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法律要求证据具有一定的形式,这需要专门人员以特殊的方式制成,使之成为法律要求的形式上的证据一证据制品。如言词证据的笔录、物证的复制品、鉴定书、音像制品等。那些依法律规定衡量,确认某事物为定案根据的实质上或形式上的要求、条件,就是我们所讲的证据标准。从证据概念、特征方面分析,证据标准是多方位的,既有整体的一般标准,又有个体(各种类、各形式)的特殊标准;既有实质内容的标准,又有表现形式上的标准。当然,在收集、审查、运用证据的诉讼活动中,各阶段都有不同的标准。
  证据标准与证明力及证明程度是密切相关的。一个证据是否达到标准,完全或不完全达到标准,直接影响其证明力有无或大小,影响对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明程度。单一证据存在这个问题,群体(集体、系列)证据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过去我们常说的“证据确实”,往往是指单一证据的真实可靠性;“证据充分”,是指群体系列证据的整体证明力。要实现证据的确实、充分,单一证据及由其构成的证据系列都应达到一定的标准。
  证据的一般标准是指与案件事实的相关性和合法性,并具有法定的表现形式,证据的特殊标准是指每一种类证据或系列体系所应具有的专门的标准,应当指出,这里所讲的标准是就通常一般情况而言,在实际案件中,是否都能达到一般标准,这是具体操作的问题。
  二、证据等级标准与法则
  通过对证据形式分类情况,我们对证据标准及证明法则作进一步的探讨和领会。我国通行的刑事证据理论从证据作用、来源、与案件主要事实的关系及表现形式等方面,将证据分为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原始证据与传闻证据、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等种类形式。关于这些分类,教科书上都作了详细的说明,已为大家所熟知。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实行了新的诉讼原则及制度,有必要对证据形式作多方面的分类,以使我们对证据范畴有更深刻、更具体的理解。在这方面,国外立法与理论已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其成果值得我们借鉴,在此笔者就若干问题加以评述。
  关于情况证据。情况证据是相对直接证据而言的,它本身不是争议事实,即不是诉讼争议(辩论)基础的事实。所谓有争议的事实,主要是参照实体法(犯罪构成案件)来确定的,就是控辩双方对某一事实未达成一致的事实。情况证据说明的事实不是案件事实的本身,但与案件有关,如证人证明他向被告人出售过凶器或凶器上有被告人的指纹。这些情况往往能证明案件事实的存在,而且说服力不低于直接证据。甚至,直接证据与一系列强有力的情况证据相比,可能更容易伪造且欠准确。情况证据既可用来说明被证明了的事实,也可用来作为证明事实的方法。从实际情况看,直接证据,诸如被告人认罪陈述、目击证人的指证、被害人的陈述等,往往都是单一的,是在特定心理状态或动机下形成的,其证明效力受到本人品格、利害关系、辨别认识能力等因素的直接影响。所以这种证据只有在得到其他情况证据的证实下,才具备应有或相应的证据力。相比之下,人们更重视无利害冲突的第三人证言及鉴定、勘查检验等技术性证据。情况证据被视为证据的证据,为控辩主体广泛地运用,在案件审判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英、美法中,曾一度实行最佳证据法则,即在审理案件中要引证关于一个事实的最好的或最直接的证据,也就是在有直接证据的时候,不采用情况证据。这一规则的绝对化显然是不科学的,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最佳证据的重要性已逐渐减弱,它已不再妨碍接受情况证据,并且也不适用于实物证据。我国刑诉法中,没有明确强调这一法则,而且在公诉案件移送起诉的规定中,只要求随卷移送主要证据的复印件,并不特别要求原件,但并不排除在法庭上必须出示原件,即采用最佳证据的原则。这一点,笔者在书证问题中将做进一步的阐述。
  关于证据的等级层次。所谓证据等级层次,是指因证据证明力的大小在定案中的地位、作用的差异而作出的区别。证据的这种等级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在实际中也确实对各类证据的实际证明力加以区分。这种差别有证据本身的问题,也有认识问题。我国刑诉法没有这样的规定,现在证据理论中也缺乏研究。但一般都认为,任何证明力不足的证据都应视为不确凿的证据而不被采纳。司法实践中,许多证据也因认为不确实而被排斥。人们习惯地认为所有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均系有足够证明力的是确凿无疑的。真实,这种认识过于片面。从实际情况看,证据之间相比,客观存在着证明力、说服力、确凿性大小、强弱之分。这是证据本身与案件事实情况的关联程度所决定的。同时也表明证据的确实性、准确性及可信性程度。所以,理论上应研究证据的等级差别问题,这对深入研究证据标准与证据程度将有积极作用,这在外国有可借鉴的研究成果。英、美证据法中就有不足的证据、表面上确凿的证据和确定性的证据之分。“不足的证据”是指说服力极为微弱的证据,就连一般普通人都不会同意采信(这种证据不会作出有利于提供证人的结论),“表面上确凿”的证据是指从表面上看是确凿的证据,只要无反驳意见即可采用(只有在不受到反驳时,事实才算得到证明),如被反驳(有矛盾证据)就失去证明力。“确定性证据”是指足以使法院决定而不需要对方提供证人来证明,即不容反驳的证据(事实)。如行为人犯罪时不满相对责任年龄(14周岁),这一事实即是确定他不承担刑事责任的确定性证据。在判断、审查、运用证据时,就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对不足的证据一般不予采信或只能作为其他证据的辅助性证据使用。表面上确凿的证据,表明证据本身内容看起来天衣无缝,具有可采信性,但缺乏必要的佐证。这种情况只适于(起直接证明作用的那部分)证人证言、物证等可独立使用的论据,被告人陈述不在此列。依我国刑诉法规定的精神,诸如表面上确凿的证据是不能采用的,而确定性证据实际上也不是单一性证据,也要有其他证据佐证,也是在有充分证据证实情况为前提的。
  总之,对证据形式从不同角度加以划分,有利于深化对证据标准的认识,提高运用证据的准确性、科学性。
  三、几类证据构成的标准与采用法则
  刑事证据种类及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而且各类证据在不同的案件中又具有不同的情况,在证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各不相同。仅从法定的几个证据种类来讲,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陈述(并有其他证据证明),被害人直接指证的陈述、目击证人的证言、直接表明犯罪情况的书证等直接证据能作为定案主要根据外,其他各类证据(含其它情况的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书证)均属间接证据或附属性证据,只有在所有这些证据形成了严丝合缝的证据链条的情况下,才能具有完全的证明力,达到证明案件情况真实性的程度。下面就几类证据构成的标准及采用法则作以论述。
请你喝茶

  物证复合性标准及孤立证据排除法则。刑事物证的表现形式为物品和痕迹。有的学者认为,物证的特点在于它是以其存在、形态或性质来证明待证事实的。物证不仅指无生命的物体,如凶器、赃物等,而且人的身体也可作为物证,诸如身体伤痕、伤残及人体自然特征——身高、体重、血型及生理缺陷等。物证形式包括原物及摄制品、模型等,但摄制品必须由摄制者、熟悉拍摄背景和被摄物品的人证明其真实性才有可采性。在英美证据法中,法官和陪审团离开法院到现场观察某一物品,这种观察也属于物证之类。再如证人在法庭上的举止可作为判断证言可信程度的物证。在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只有原来的物品或痕迹(原始证据)属于物证,照片等(传来证据)属于现场勘验检查笔录范畴。笔者认为这种认识过于绝对,划分证据种类就要看其反映的内容,而不在其表现形式。物证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作为固定和保存物证的方法,照片和模型都可作为物证,以原始证据的附属形式存在。特别是对那些不宜随意移送或极易消失的物证,只能从摄制品的形式加以固定,这也是法定证据的一个标准。搞清物证的范围,对确定证据标准,进一步审查、运用证据是有意义的。
  由于物证属于间接证据范畴,所以不论是原始物证,还是附属或传来物证,单凭孤立的物品或痕迹本身是不能具有法定的证明力的,必须附有鉴定及指证材料,证明其与案件的直接关联性和起初性,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体系,才能赋予其证据效力,这是孤立证据排除法则的基本内容。可见,物证种类是一个集合范畴,具有复合特征。长期以来,人们始终忽视证据复合性标准,在收集、固定、制作物证时,疏忽其它附属性证明材料的制作,使作为证据使用的物品或痕迹常常处于孤立境地,在庭审举证和证明案件事实过程中,也疏忽对附属性证明材料的运用。这很难保证证明的严谨性和完全性,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原则和制度的发展,对证据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物证较其他种类证据相比,具有更强的客观性,更容易被确认为定案根据,所以,应特别重视研究物证的构成标准,并在实践中努力达到标准要求,保证物证的完整性和确实性。
  书证与最佳证据法则。书证是案件发生过程中由当事人亲自形成的记载与案件情况有直接关系的情况的文字材料。书证作为证据与案件情况有必然的关联性,同时其内容往往就反映案件事实本身。正如前苏联法学家维辛斯基所论述的:书证“之所以成为证据,不是仅以其外在的关系作为对于事件具有意义的普通物品,而是一种文件,也就是因为它的内在内容而具意义的物品。”所以,书证往往是直接证明案件事实的有力证据。在我国刑诉法中,将书证与物证归为一类,主要是考虑其形成阶段、证明作用和客观性等方面具有相同的特征。笔者认为,物证与书证异大于同,应当视为不同的种类。在国外的证据理论中,基于某些物证也是从文件的形式存在的原因,普遍主张将物证文件与书证文件区别开来。他们认为文件中记载的内容与案件无关而该文件又有证明作用的,应作为物证使用。对于作为物证文件,应对其外形特征进行调查研究,有时还须进行鉴定。对于作为书证文件,则应调查研究共中叙述的事实是否真实可靠,这种区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由于书证在许多案件中大量存在,特别是政治性犯罪和经济犯罪案件中居多,而且那些从内容上直接反映犯罪人与犯罪事实的书证,具有最有力的直接证据的效力,起着关键性的定案作用。因此,各国法律都对书证提出了特别的要求,普遍采用“最佳证据法则”。所谓最佳证据法则意思是只能用最好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一项事实。这个法则主要适用于书证,具体要求即只有出示文件原件,才能证实文件的内容。从各国立法看,这一法则并非绝对化。如英、美法中就规定了几种例外情况:1.如果一方不能根据另一方的通知,要求出示文件的原本,另一方可以提供副本。这时,一方就不能再利用原件;2.如果第三方持有原件并且拒绝出示这一文件,法院可以接受副本;3.如果原件已经遗失或销毁,无法出示原件,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原件确已遗失或销毁;4.如果出示原件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或至少是非常不方便的,这时也可以采取文件的副本或由口头证实;5.如果是政府文件,可以用间接证据来证实它的内容;6.银行列入正常业务帐目中的任何经过核对的帐目副本,都可以作为表面证据在诉讼中得到采纳等等。
  关于书证的标准和证明法则,各国诉讼法一般都规定,书证在法庭审理时应予当庭宣读和调查,听取当事人及其辩护人或代理人的意见。当事人对于文件的真伪可以进行争议,英、美法规定,对文件的真实性发生争议时,可由签署原件的人提供证言来直接证明,如不可能,也要采取其他证据来证明。大陆法系法律中,对于文件真伪的争议,有的规定应通过专门程序加以证明,有的规定可以用任何类型的证据来证明。从这些立法内容看。书证标准与法则有两方面内容,其一,书证原则上应提供原本;其二,书证应有其他材料加以证明,即复合性标准。关于书证的复合性标准,在英、美法中有特别的规定,私人文件都必须有笔迹证明(Proof of Hand Writing)、见证证明(Proof of Attestation)和推定证明 (Proof by Presumption)。笔迹证明一般情况下是书写人或熟悉书写人笔迹的人在证人席上当场验明,并由笔迹专家做比对性鉴定。见证证明是指由文件签字的见证人出庭作证验明真伪。推定证明,即推定文件的有效性。同时,英、美法还规定了文件的外部证据(Extrinsic Evidence)的口头证据法则。通称的口头证据法则是指一项交易已经记入文件,不能用外部证据代替文件本身,来改变或否定文件的内容或解释文件。这条排斥性法则,排除了外部证据作为证明手段和排除事实。即口头证据法则禁止用口头证据证明文件内容或代替文件本身。当诉讼一方引用外部证据不是作为证明文件内容的手段,而是为了否定或改变文件的内容时,也适用口头证据法则。解释文件的原则,即是不能引用外部事实来确定文件起草人的目的。但为了证明文件的词句意思或词句意思存在多种解释的情况下确定原意,可以例外允许接受外部证据。在我国刑诉法上缺少这样详细的规定,理论上对此研究总结的也不够。笔者结合实践中的经验认为,书证与物证一样也属于复合性证据,书证系列除了反映案件情况内容的文件以外,还应有制作人关于制作情况的证明、辨别真伪的鉴定、提取过程的说明等相关的证明材料。即使是公安、检察人员搜集的,也要有收集人、鉴定人出示的证明材料。否则,均应视为不完整(不达标准)的证据材料。而且还有人强调,这种证据材料必须在庭审中以言辞方式加以证明,即根据直接原则,有关人员要当庭说明,证实有关书证。
  证人证言的直接、言词原则。世界上许多国家法律都把“直接、言词原则”作为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个原则主要是指在审判时法官应当直接听取被告人、证人、鉴定人等口头陈述,对全部证据在法庭上当众进行公开审查核对,经由双方当事人交叉询问、质证和辩论之后,才能对证据的取舍作出决定,并据以对案件作出裁判。这一原则适用于一切以人为证明主体形式,具有口头陈述性质的证据种类,但主要还是强调证人证言。由于证人属于当事人以外的证明人,具有主体的广泛性,其证言具有特殊的证明效力和地位,因此许多国家对于证人资格、责任、传唤、询问方式、审查判断法则、证人保障制度等都作了专门规定。如英、美法规定,证人作证必须在法庭上以口头方式提出,由法官直接听取证人的证供,并听取控辩双方对证人证供的质询、辩论之后,才能对证供的真实性作出判断。许多学者认为这是符合诉讼客观规律的,有助于提高证人证言的客观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可见,我国刑事诉讼法也强调证人证言的“直接、言词原则。”同时应当注意到,在强调直接性、言词性的同时,更强调“查实”这个成为定案根据的必经程序和条件,而且这个“查实”结果要经过“讯问”、“质证”、“听取”等程序和方法。这说明我国立法上确立的证明原则,不单纯搞形式上的判断,更强调客观实际性,追求真实结果。这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长期贯彻“实事求是”原则,反对“自由心证”而形成的诉讼特征。另外,笔者还注意到,本条文规定了对证人采用“讯问”方式,与侦查阶段的“询问”加以区别,这意味着在庭审中,对证人证言的审查核实与对被告人供述等证据一样。采用同等力度的方式、方法进行。
  关于当庭宣读的证人证言笔录的证明力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强调证人证言的“直接、言词原则”,但并未明令禁止在证人未到庭情况下可以宣读证言笔录。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司法人员普遍习惯于以宣读证人证言的笔录方式举证,以征询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意见形式审核。并与证人当庭作证具有同等效力,不论诉讼各方提出何等疑义,证言都以永恒不变的证据形式存在并作为定案的根据。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让所有证人都实现出庭作证似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庭审中完全排除宣读证人证言的笔录形式的举证方式是不现实的,因此,这种质证方式仍将存续下去。当然,由于这种举证方式缺少供证之间的辩驳、对质和证人对其证言中或与其它证据的矛盾的解释,是不能实现真正的质证原则的。如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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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欧阳涛等编《英美刑法刑事诉讼法概论》,中国社科院出版社,1984年版;

{2}李心鉴著《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8月版;

{3}陈光中著《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

{4}严端等编《证据学》,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

{5}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编《新刑事诉讼法通论》,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6}《外国法学译丛》1985年第1期第15页,第2期第33页,第3期第57页;

{7}《法学译丛》1985年第5期;

{8}《国外法学》1986年第5期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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