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当代法学》
法学研究必须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前进
【作者】 张光博【分类】 法理学
【期刊年份】 1996年【期号】 5
【页码】 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6563    
  一、法学是意识形态性很强的学科
  江泽民同志近期在谈领导干部要讲政治时指出,要分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这对于法学研究是完全适用的。法学是意识形态性很强的一门学科,应随时分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前进。
  恩格斯说过:任何新的学说。都“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6页)法学研究毫不例外,任何一种观点都离不开已有的思想材料。对于我们来说,已有的思想材料不外是:中国的历史文化积累,十月革命以后给我们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革开放以来引进或者流入的资产阶级文化,和我们自己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创造。但是每个研究者对待这些己有思想材料的态度却是可以而且必然是不一样的。尽管最终它要在经济的事实面前决定弃取,但在它存在的过程中,对于经济事实以及整个社会发展的作用却是可以大不相同的。决定之点在于研究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立场不同,世界观、方法论不同,使用相同的思想材料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在法学研究中,一个时期以来可以说表现得极其明显。
  法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力量,是统治阶级意志强加于被统治阶级的一种强制手段。它从来不是超然于社会和国家之上或者之外的存在,而是统治阶级用以作为由其所代表的经济关系的记录和实现其政治任务的手段。这个特点决定了对法的功能和价值进行理论说明、辩护的法学必然是统治阶级思想理论的组成部分,而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从历史上看,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把严刑峻罚直接解释成为实行地主阶级政治统治的手段。儒家以德主刑辅,是先礼而后兵,也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学,即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它们都是明明白白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把世界看成首先是天赋人们以自然权利,叫做应然权利,然后通过行使自然权利制定社会契约组织政府,再由政府立法使应然权利变成已然权利,再通过执法使之变成实然权利,从而才有人间世界。这也是他们的政治学、治国学。这种世界观完全是用来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公正性进行辨护以欺骗广大劳动者。为了拔高这种观念,黑格尔又有专门法哲学的论著,认为整个世界,包括社会,也包括自然界以至于思维领域,都按照作为资产阶级最高理性反映的法的规律在运行。可见,在剥削阶级社会,法学从来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甚至直接成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当然这是从主体上说的,从它的根本性质上说的。
  上述剥削阶级法学的意识形态性,不是由哪个人制造的,而是一种客观存在,由马克思主义科学彗眼予以识破和揭示的。马克思主义从不隐瞒自己的真实观点,因为它以大公无私的工人阶级作为社会基础,是工人阶级利益的理论形态和思想武器。科学地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与一些虚伪说教决裂,是提高无产阶级自觉性,更坚定地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上前进的前提条件。因此。无产阶级从来不回避与各种剥削阶级意识形态交锋。它只有在批判旧世界中才能发现并创造新世界。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共产党诞生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是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重要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和斗争,实际上是要不要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但这种斗争大量地经常地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理论斗争”。法学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条战线,近几年来这里的思想理论斗争是很激烈的。
  二、改革开放时期法学出现的“更新”与“变革”
  革命和建设的形势发生转折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总是从历史经验教训,分析新的形势,提出新任务,制定新的措施,以解决面临的问题,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而一些修正主义和其他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则必然从新的形势和任务中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提出新的依据,重新出来表演。这已经成为历史上不曾变易的逻辑。当然它们在重新露面时往往已经不是穿着原来的衣裳,大都要进行一番重新包装。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改正“左”的错误,实行拨乱反正,宣布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己经被消灭,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立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法学,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这是最善于向自己的错误学习的工人阶级的光明磊落态度。但也有一些人借此机会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进行“更新”与“变革”。
  三、以权利本位为开端
  这个“更新”与“变革”理论的开端就是权利本位。
  在反对“左”的错误中,特别是在清理原苏联法学的僵化观念中。有人提出,法不应单纯地仅作为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而同时应是保护由现实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启动的人们主动行为的手段,也就是在规定约束人们行为的义务的同时,也要规定保护人们特定主动行为的权利,把权利和义务统一起来。这是与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需要相适应的,也符合邓小平讲的权利义务关系,归根结底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的理论(参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5—176页)。
  然而,有人认为权利义务并不足以改正“传统法学”之弊。所谓传统法学就是“维辛斯基的法学模式”、中国古代专制主义法律文化以及作为它的浓缩;建国后30年的法学和改革开放以来10年的新时期“观念崇拜”等使法学沦落为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的婢女和仆从。为了改变这种“传统法学”,必须“建立起以权利为本位的新的法学基本理论体系”,法学就是“以权利为本位的人学”。这种观点在1988年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提了出来。1989年的动乱和暴乱口号民主、自由和人权就是从权利本位这个自称摆脱了政治约束、体现了“法学家的独立人格和科学意识”的理论中获得了支持和论证。这股思潮,随着1989年6月4日政治风波的被平息,在武器的批判下自然收起来了。
  四、权利本位的再生
  这期间有人写文章对权利本位问题进行了评论,认为这个观点“客观上确实适应了极少数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人的政治需要”,“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从法学方面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这一评论引起了某些人的不安,认为这不实事求是,有碍于法学界开展正常的学术探索与争鸣。于是发表了《“权利本位论”之语义和意义分析》一文,表明这是可以争鸣的学术问题。这样,权利本位论又以学术讨论的名义,以至于比学术还学术在“语义”分析的范围内重新问世,结果掀起了一场更大的波澜。
  一位日本学者在介绍1989年以来中国法学研究情况时认为,近期在法学领域里“权利论和人文主义有明显抬头,而以阶级为本位的‘传统的’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正呈瓦解之势。从法学理论上看,可以认为已经超过1989年‘六.四’时的程度”。可以说,从所谓语义分析开始的权利本位理论,又经过几年的经营不仅恢复了发明者的意愿,而且有了很大发展和明显尖锐化。
  除了恢复原有的理论支点,即用权利意志论取代阶级意志论;权利创造和派生了权力;权利是本体,义务是它的派生;个人利益和个体权利是集体、社会、国家利益和权利的基础和立足点;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是法意识的主旨等。当然有的话变了一点说法,如把权利意志论取代阶级意志论,变为任何类型的法就其历史性的本质来说,莫不是“解放、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从而法的阶级性换换“语义”也就一风吹了。权利本位是贯彻于他们的理论体系始终的基本观点。
  在这以后,论者多次阐述权利本位含义时,为了增加渗透力,把它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从而也就使问题更加显眼了。
  首先,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权利为本位。关于权利本位问题,他们已经搞成一个庞大体系,想知其详情,可看《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1期、第2期《关于权利本位的基本论点和目标模式》。所谓权利本位就是个人权利本位,这里仅谈他们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所鼓吹的个人权利本位。
  什么是个人权利本位或者说个人人权呢?千种万种权利,最基本的权利,或者说最基本的人权是财产权。这是马克思主义早己指明的道理。它是一切其他权利,包括生存权、发展权以及政治、文化、社会和其他经济权利的基础。因此,个人权利本位的最终含义就是私有财产权的普遍恢复,就是恢复资本主义。难怪一位日本学者评论“论人权的主体与主体的人权”时讲:它不仅“要求对僵化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是‘六四,以来的代表,对墨守一党专政的守旧派的激烈抨击,揭示了天赋的自然权利的普遍性。”
  其次,在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上,以权利为本位。也就是说,人们先有天赋的自然权利,然后通过行使自然权利制定社会契约,再组织政府,才有国家权力。这是从根本上抹掉了一切法的阶级性。如果这种神话成立,那么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阶级斗争必然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等理论,岂不真的要象日本人说的那样而瓦解了吗?可是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人民的命根子,如布帛菽粟一样是不可以须臾离开的。所以邓小平说:“我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1页)。不是权利决定权力,正相反,而是权力决定权利。哪个阶级掌握国权,哪个阶级享有权利。特别是制度性权利。哪有什么天赋的“自然权利”决定国家权力之理。这是极普通的常识,还需要论证吗!哎哟不错哦
  五、“更新”与“变革”的回潮
  上面讲的是权利本位论的产生再生的两个阶段,当时他们主要还是以批评我们所犯错误和宣布剥削阶级基本被消灭为由。在十四大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以后,在新的历史转折时期,误认为他们的“无姓”即无阶级性的观点又有了扩散机会,一时间,法理学界简直是怪论丛生,现在我们就概略地作些介绍。
  第一个问题是把从“本体”意义上理解的法的本质,改为是多层面的。认为“就功能层面和意义而言,法的本质归根结底在于解放、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任何类型的法,就其历史性的本质来说,莫不如此。”“历史性的本质”岂不又回到“本体”意义上来!近年来改变法的本质的看法很多,诸如法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是客观经济规律的反映,而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我国由于没有了被统治阶级,所以法已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法是市民社会的愿望、社会公意、人类理性的实现,等等。但确实都没有这次有理论深度,从法与生产力的关系出发,否定法的阶级性,据说可以“理直气壮”,当然更能迷惑人了。
  第二个问题是在法律价值体系上要确立效益优先的价值观。“以生产力为标准,自然就会得出效益优先的结论”。这是第一个问题的自然引伸。法的价值就是抽象的效益,不管这种效益归谁。那么中国和美国的法律相比,除了价值也就是效益不如人家,还有别的差别吗!
  第三个问题,必须承认公法与私法的二元论,并确立私法优先的观念。别的先不论,只就这里的公法私法二元论与宪法五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便相抵触。再说私法优先的观念同宪法序言里规定的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哪个算数?如民法这个被称为主要的“私法”和宪法这个主要的“公法”,它们要谁服从谁,谁优先呢?
  第四个问题,在法律的定性分析中,应当着重利益分析。真是走出庐山远望去,方知庐山真面貌。不仅法没有了阶级性,阶级分析的方法也过时了。果真如此,这些利益又都是谁的利益呢!谁应该有最大的利益呢?
  第五个问题,要更新法律行为的观念,充分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行为的市场特征。什么是法律行为的市场特征呢?“营利性( 趋利性)是市场行为的典型特征”。可是市场行为的趋利性要结合于一定的社会制度才能实现。在奴隶交易的市场上,奴隶主通过买卖奴隶实现其趋利性;在资本主义市场上,资本家通过购买劳动力无偿占有劳动力这个特殊商品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实现它的趋利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趋利行为是为了最终达到人民的共同富裕。他们所悦的市场上商品交换的趋利性,加上个人权利本位,岂不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的趋利性吗!
  第六个问题,重新认识党的政策和法律的关系,实现法律的一元化。政策是法律的灵魂,法律是政策的定型化,政策和法律从来是统一的。我们在什么时候有过“政策和法律的二元结构”?什么是“转向法律至上的一元结构”?果真如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应放到什么地方?作为党的活动范围的宪法和法律,也是由共产党领导下制定的,然后才成为党进行自身建设的手段。这种政策和法律的关系什么时候也是不能取消的。
  第七个问题,重新认识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关系。因为“法律国际化和世界化的现实和发展趋势给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突破种种偏见、成见或僵化观念的束缚”,以便“概括出新的观点,新的原理”。然而“法律国际化和世界化”真的已经成为“现实和发展趋势”吗?世界上的法律真的己经化为一家或者将化为一家吗?譬如,中国和美国的法律真的己经和将要归伙吗?是美国向中国“化”,还是中国向美国“化”,还是两家本来就是一伙,或者一发展就要成为一伙。这是世界的现实吗?至于所谓“概括出新的观点、新的原理”倒是真的。其新到什么程度,上边已经说了一些。其中只有一句话是真的,即“抓住机遇,大力推进”,但不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发展,而是企图用地道的资产阶级理论来填补“真空”。这大概不那么容易。
  第八个问题,必须根据经济的规律和原理重新界定“产权”的概念。认为计划经济的一大弊端,是“它导致产权虚置”。无论是前苏联,还是我国,计划经济都有它存在的理由,而且为社会主义立过不朽的功勋,迅速增加了社会财富,增强了综合国力,怎么能说是产权虚置呢?体制改革要改变资源配置的手段,还是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从作者曾经赞赏过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来看,这显然是为实行“实置”的私有制所留下的伏笔。
  第九个问题,重新评价契约观念和契约社会。他们的基本理论根据就是:“英国法学家梅因指出,社会进步的过程就是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过程”。他们号召法学界要敏锐地看到这一点,“并以极大的热情宣传契约观念和契约文化,推动契约社会的早日到来。”这显然是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看成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了。可这同宪法规定的“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任务相违的,公然以契约社会取而代之,人民是不会答应的。
  第十个问题,要用“大市场”的观念审视我国法律的原则和法律精神。也就是说,“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和机理不仅适用于经济资源的配置,而且将适用于思想资源、政治资源以及其他人文社会资源的配置。”所谓思想市场,按照他们的解释,它是“保证每个人都有形成(生产)和传播(出售)思想的权利和平等的机会”,是“鉴定思想的‘价值’(真理性)和‘使用价值’(实用性)的最高、最公平的权威,”要让各种意见和观点在市场上不受限制地表达出来,让他们在公众面前进行自由而公开的竞争,实现“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果真如此,还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吗?如果真的黄色文化和黑色文化占领了市场,难道它们就成了真理?政治市场则指“政治资源(政治权力、权力、政治信息、政治利益等)”,在不同政治主体之间进行“分配”和“自由竞争”,政治产品(政策、法律等)是可以选择的等等。这难道不正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对立面,是对实行多党制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论证吗?
  第十一个问题,重视权利和权力关系的研究。这个问题在前面讲权利本位时谈到过,重新审视权利决定权力的关系,并不是尚无结论,而是要进一步提示和论证“权利决定权力的关系的意义”,深入研究“在权利决定权力这一基本格局之下的复杂表现形态”,就是已经定了调的。
  第十二个问题,要转变立法哲学,用新的立法思想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作者说,“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律,与计划经济时相比,不仅有量的要求,而且更重要的是质的要求。”“总之,新的立法需要新的立法哲学和立法思维。”新的立法哲学,后来告诉我们了,原来是十四世纪产生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用它去代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法指导思想。
  在这个理论纲领的召唤下,一时之间法理学领域可以说是乱云飞渡。本来这套理论开始时是以法与政治相“分离”为前提开始的,而在他们认为占领了“思想市场”之后,又来干预政治了。什么共产党只享有治权,不享有主权;三权分立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都是一种权力配置体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代议民主或间接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政治权力的持有与行使之间的分离,可能引起“政治失控”,以至于出现政治异化,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内含必定是程序性的”,“政治权力是一种稀缺的政治资源”,要由政治法实行配置,建立“政党政治法人”制度,等等。还有对西方法律的“综合移植”论,经济立法不应强调“中国特色”而应强调“国际特色”,要按“国际标准”完善我国立法,宪法规定的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公平;以及我国应实行“按资分配”以代替“按劳分配”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澄清,是长期的工作,有些要写专文论述,在这里只能点到为止。
  这些问题集中起来,可能就是他们说的那个“无学派的历史将告结束”,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学说”的“不同学派”。他们当然是其中的一派。但是,这一派的根本点是什么呢?我想听了上边谈的内容之后,定然已经清楚。他们借口市场经济体制自身没有姓“资”姓“社”之分,并把它绝对化,脱离开它所结合的社会基本制度,从而制造了这么一套“超阶级”的理论体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个理论体系的要害,集中到一点,就是否定法的阶级性,否定我国法是无产阶级国家意志的反映。否定我国法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特别是社会本质的反映。邓小平讲:“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企图否定我国的法是反映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不论它叫“更新”还是“变革”,也无论叫什么名字,叫立法哲学或者立法思维也好,在中国是全然行不通的。
  六、现代法的精神
  在上述理论框架建构起来之后,现代法的精神又将这一理论推向一个高峰。
  所谓法的精神,他们是指“法律制度的灵魂和中枢神经”,“是与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规律相适应的理性精神和价值原则”。也有直说就是指“法的本质”的。它们都是些什么呢?关于现代法的精神,他们概括为权利本位、契约自由、宏观调控、效率居先和人文主义。在这里也略加介绍。
  第一,权利本位——现代法的精神之首要因素。其要义是: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应当以权利为起点、核心和主导。这是天赋人权和自然权利学说的始义,不必再说。其存在于两种关系即权利决定义务,权利决定权力中的内容前面也说过了。在这里不过是进一步强调其首要地位和贯彻始终的决定意义而已。
  第二,契约自由——现代法的精神的内核。他们认为契约自由的观念和制度是市场经济时代“社会的普遍观念和基本的法律制度”,“伴随经济
法小宝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76563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