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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定案”之于国际法院:避难所抑或挡箭牌?
【作者】 宋杰【作者单位】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
【分类】 国际刑法学【中文关键词】 定案;初步反对判决;国际法院;法理
【文章编码】 1007-788X(2009)02-0120-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9年【期号】 2
【页码】 120
【摘要】

定案理论要求,国际法院判决一经做出,即应具有最终和最高的效力。由于国际法院所做判决类型的复杂性,而导致法院在具体适用的时候,定案理论也呈现出异常复杂的情形。但法院在2007年《灭种罪公约》适用案判决中的实践,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过去的混乱,从而使法院在定案理论上的法理显的较为明确。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8452    
  
  就国际法院(下称法院)而言,所谓“定案”(res judicata),[1]是指判决一经做出,除经法定程序和事由解释或复核外,判决具有终局的效力,不得上诉。[2]法院在将“定案”理论具体地应用于其司法实践的过程中的时候,由于其所制作判决类型本身的复杂性——包括初步反对判决与关于实体的判决等——对于“定案”的效力,在不同的个案中,表现并不全然一致。特别是在2007年2月26日做出的关于“《灭种罪公约》适用案”实体判决中,法院更是将定案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本文将在探讨“定案”含义的前提下,结合相关案例,就法院关于“定案”的相关实践和法理进行初步研究。
  一、“定案”的含义与目的
  法院判决的“定案”效力,主要通过《国际法院规约》(下称规约)第59条,第60条和第61条共三个条款体现。[3]第59条规定,“法院之裁判(decision)除对于本案(that particul case)及当事国(parties)外,无约束力”。这是“定案”发挥效力的前提与基础,也是“定案”实质性的限制。法院并不遵循英美法中的“先例约束”(stare decisis)原则。因此,定案的终局和确定效力,只适用于“本案”和“当事国”。[4]第60条规定,“法院之判决系属确定(final),不得上诉(without appeal)。判词之意义或范围发生争端时,经任何当事国之请求后,法院应予解释。”这是关于“定案”形式价值的规定。其载明了定案的主要特点:终局与不可上诉。终局意味着判决一经做出,即产生效力,对当事国有约束力;不可上诉则强调了法院的结构性特点,法院所做出的判决是最终的和权威性的。同时,本条的后半句表明,当请求对判决进行解释的时候,任何时候都不得产生修改判决的效果,或要求重新审判,或利用其来拖延时间。[5]法院也强调,“第60条所使用的语言及所采用的结构都表明,其首先关切的是‘定案’原则。法院在解释判决的时候必须坚持这一原则。”[6]第61条是关于判决复核的规定。从规约规定的角度来说,这也是定案效力的唯一例外。但在适用这一例外的时候,有着极为严格的限制条件:必须同时符合五个条件,并且,这五个条件缺一不可。[7]
  确定“定案”理论的目的在于两个:(1)维持和保持诉讼当事国间关系的稳定,确保诉讼的最终解决。正如规约第38条所称,法院的职责是“解决”争端。要解决争端,必须有“定案”理论作为基础和前提;(2)对于参与诉讼的任一当事国来说,其争诉的每个问题,一旦为法院所裁决,任何一方当事国都不希望再在彼此间起争议。通过争端的司法解决所获得的利益,必须得到确切的保护。[8]任何一方,都不得以同样的事由再次提起诉讼。因此,定案理论也建立在诉讼效率的基础之上。尽管在各国国内法体系中,“定案”都是其司法体系固有的一部分,但由于规约关于“定案”的规定是放在“管辖权”标题之下,因此,无论是常设国际法院还是国际法院,在提到“定案”理论的时候,都不是将其作为规约第38条所规定的“一般法律原则”予以对待,而只是提到其规约基础。
  在科孚海峡案和庇护权案中,关于规约第60条和第59条关于“定案”的形式价值与实质性限制规定的含义,国际法院通过司法实践而予以了初步阐明。
  在科孚海峡案中,当涉及到赔偿问题时,[9]阿尔巴尼亚对法院关于此事项的管辖权明确提出质疑。对于阿国的质疑,英国援引了规约第60条和关于实体的判决,认为管辖权问题已构成“定案”。法院接受了英国的意见,强调,“阿尔巴尼亚质疑本法院是否拥有关于确定损害数额的管辖权。本法院必须指出,管辖权问题已为1949年4月9日的判决所解决。根据规约第60条,就本争端而言,上述判决对阿国是有约束力的。该判决是最终并不得上诉的。因此,管辖权事项已构成定案。”[10]
  在庇护权案第一份判决中,[11]由于无论是哥伦比亚还是秘鲁,都没有提出终止庇护的方法问题,法院宣布,她将不就此问题做出任何决定。因此,在判决的主文中就没有丝毫涉及。[12]此判决下达后,哥伦比亚请求对判决进行解释。其中,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哥伦比亚应否将拖雷移交给秘鲁当局。在1950年11月27日的判决中,法院指出,“(移交的问题)完全处于双方当事国的诉求之外。(1950年11月20日的)判决不可能就这一问题做出决定。当事国应在其诉求中提出这一问题,但没有。”1950年12月13日,哥伦比亚向法院提出新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宣布,根据1950年11月20日的判决,它没有义务把拖雷移交给秘鲁当局。法院基于“(移交的问题)完全处于双方当事国的诉求之外”而拒绝对此做出回应。当法院被问及,不特别提及此前所做判决,哥伦比亚是否有义务移交拖雷时,法院指出,“移交的问题并没有为11月20日判决所决定。这是一个新问题……相应地,在移交的问题上,是没有‘定案’效力问题的。”[14]
  通过上述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定案,在判决的类型不同时,定案的具体适用,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在科孚海峡案中,涉及到的是确定性判决,因此,在适用的时候,就直接针对判决的主文(dispositif)。从这个意义上讲,其符合规约关于定案形式价值的规定,强调的是判决的终局性。而在后一个案件中,由于涉及的是宣告性判决,因此,定案的适用,就必须结合判决的相关推理进行。法院以定案为起点来寻求当事国诉求的答案。因此,这里涉及到的问题就不是是否存在终局性判决的问题,而是所做判决约束力的范围问题。拉丁语曾云,定案即视为事实(res judicata pro veritate habetur),正是本案的写照。法小宝
  但是,在涉及到定案的上述案件中,涉及到的,都是关于案件实体的判决。由于法院所做判决,并不仅仅限于实体的判决,还至少包括为确定管辖权而做的初步反对判决。当一个案件分别经过了初步反对阶段与关于案件实体审理的阶段时,[15]由于初步反对的特殊性,[16]定案理论在应用的时候,也表现出不同于一般的特点。这在1962年西南非洲(诉讼)案判决和2007年《灭种罪公约》适用案判决中,表现的特别明显。
  二、西南非洲(诉讼)案判决:“定案”?挡箭牌?
  1960年11月4日,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就南非联邦(下称南非)有关“西南非作为委任统治地继续存在和南非作为受委任国(委任统治国)因此而负的义务和职责”问题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指称后者违反了接受联合国监督、交出委任统治地居民的请愿书、未经联合国同意不得修改委任统治条件和不得以其隔离政策对居民进行种族歧视等义务。请求国援引了委任统治书第7(2)条和《国际法院规约》第37条作为起诉依据。针对起诉国的诉讼请求,南非提出了四项初步反对主张,认为请求国没有出庭资格(locus standi),法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法院全面驳回了南非所提出的上述四项初步反对,认为委任统治书是《国际法院规约》第37条意义范围内的“现仍有效的条约”,并且这一争端构成了委任统治书第7条所称的“不能通过谈判加以解决的争端”,请求国具有出庭资格,法院拥有关于本案的管辖权。[17]但是,在案件进入到新的审理阶段后,法院却又认定,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在诉讼标的上并不享有相应的法律权利或利益,因而不具有出庭资格,从而驳回了其诉讼主张。对于请求国所提出的法律权利或利益的问题已为1962年判决所解决的论点,法院认为,一个问题,无论其是否事实上为初步反对判决所处理,初步反对判决都不能预先决定(preclu-sive)属于实体的事项。初步反对判决可能涉及到实体问题,但这应只是暂时性的,是为处理初步反对问题所必需,而不能视其为是对实体问题的终结性结论。[18]法院并指出,没有必要就初步反对判决是否构成“定案”,其是否构成规约第59条中所称的“裁决”,是否处于规约第60条所称的“终局”范围之内等问题做出回应。[19]因此,在法院看来,定案并不适用于初步反对判决。从这个意义来看,倒与常设国际法院的实践保持了一致。[20]
  但法院的这一立场,遭到了部分法官的激烈反对,并直接导致了法院的分裂。[21]支持判决的法官,都同意“初步反对判决不构成定案”。反对判决的法官,则强调初步反对判决的“定案”性质,认为其是规约第60含义范围内的“判决”,是终局和不可上诉的;同时,该判决也构成《联合国宪章》第94条第1项范围内的“判决”,[22]南非应该遵行这样的判决。[23]
  因此,初步反对判决的性质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在本案中,定案理论呈现出典型的混乱状态。支持判决的法官,大都认为初步反对判决不适用定案。即使适用,也仅限于管辖权问题或案件的可接受性问题;任何时候,定案都不适用于审理初步反对问题的过程中涉及到的实体问题;同时,定案也不应适用于初步反对判决中的任何推理。[24]他们显然将初步反对判决一分为二,一部分能适用定案,一部分则不能。这对于判决的完整性来说,无疑有着极大的危害。从这个意义讲,被扭曲的定案理论成了他们推翻初步反对判决的挡箭牌。
  三、《灭种罪公约》适用案判决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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