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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检察监督原则另论
【英文标题】 Other Thoughts on the Principle of Prosecutorial Supervision
【作者】 谢佑平万毅【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四川大学
【分类】 检察院【中文关键词】 检察权;检察监督原则;检察机关
【英文关键词】 procuratorial power; principle of supervision by procuratorial authority; procuratorial organ:
【文章编码】 1005—9512(2002)05—0060—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2年【期号】 5
【页码】 60
【摘要】

检察监督原则是我国检察权配置的基本方案和原则。根据检察监督原则的要求,检察权本质上是一种法律监督权,检察院可以对公安机关和法院进行监督。但是,从检察权本身的性质和特征来分析,检察监督原则的法理合理性却值得质疑。

【英文摘要】

The principle of supervision by procuratorial authority is the basic plan of disposing procuratorial power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is principle, procuratorial organ can supervise police office and judicial organ. But on the basis of the essence of procuratorial power, we can inquire the reasonableness of the principle of supervision by procuratorial authorit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1981    
  
  作为一项国家活动,刑事诉讼流程涉及诸项国家权力的配置和运作。仅从权力主体的角度而言,刑事诉讼流程就分别涉及三种国家权力,即警察权、检察权、审判权。这三种国家权力之间应当如何分配、组合,构成了刑事诉讼程序设计的中心问题。尤其是检察权,上承警察权,下启审判权,无疑具有程序枢纽的功能和作用,检察权的配置问题成为建构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关键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在观念上将检察权定位为法律监督权,并据此对检察院的权力进行配置,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据此,人民检察院有权对刑事诉讼的全程进行监督,检察监督也由此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原则之一。那么,这一权力配置方案是否科学呢?本文对此提出质疑。
  一、“大检察观”:检察监督原则的理论基础
  从渊源上考察,作为一项政策性原则,检察监督原则的法理依据直接来源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检察机关职能的认识和阐述。
  列宁本人秉持的是一种“大检察观”,即突出和强化检察机关在国家司法体制甚至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它具体包括两个理论要点:一是基于保障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制统一性,将检察机关定位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制不应该卡卢加省是一套,喀山省又是一套,而应该全俄罗斯统一,甚至应该全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统一”,为了维护法制统一,就必须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一般是用什么来保证法律的实行呢”第一,对法律的实行加以监督。第二,对不执行法律的加以惩办”,为此,“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为专职专责,不执行任何行政职能,受中央垂直领导,行使中央检察权”,“检察长的唯一职权和必须作的事情只有一件:监视全共和国内对法制有绝对一致的了解,既不顾任何地方上的差别,也不受任何地方上的影响”,“检察长的责任是要使任何地方当局的任何决定都不与法律相抵触。”由此,在列宁架构的司法体制中,检察机关成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也被定位为一种法律监督权,公安机关和法院都要接受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这就使得检察院在刑事司法体制中的地位被人为地抬升和拔高。二是基于国家全面调控社会生活的需要,强调检察机关对民事法律关系的监督权。检察院对法律执行的监督,是一种全方位监督,它不仅涵括公法领域,而且覆盖私法领域。“我们不承认任何‘私法’,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而不属于私法范围。我们容许的只是国家资本主义……由此只是扩大国家干预‘私法’关系的范围,扩大国家法废除‘私人’合同的权力,不是把罗马法典而是把我们的革命法律意识运用到‘公民法律关系’上去。”为此,“不要去顺从‘西方’的愿望,而要进一步加强对‘私法关系’,即对民事案件的干预……不要放过扩大国家干预‘民事关系’的任何最小的机会。”[3]为此,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不惜延伸至传统的私法领域——民事领域,代表国家对民事法律关系进行监督,这就使检察院的职权得以扩张。都拉黑名单了,还接个P
  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列宁的“大检察观”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影响深远。新中国成立后,全面继受了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列宁的“大检察观”及其检察体制也被移植到我国,并且不容置疑地成为指导我国检察权配置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在1978年起草检察院组织法时,就趋向于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彭真同志在就起草检察院组织法向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说明时明确指出:确定我国检察院的性质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是我们运用列宁坚持的检察机关的职权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指导思想,结合我们的情况而做出的规定。直至今日,列宁的“大检察观”仍然支配着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一方面检察机关仍然被定位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本质上仍被视为一种监督权;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对民事领域仍然行使着广泛的监督权。按照传统的诉讼理论,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在诉讼中的作用就是对刑事诉讼法贯彻实施的全过程实行法律监督,因此,在刑事诉讼中,检察院不仅是一个参与者,而且是一个监督者;检察机关虽然也承担着控诉职能,但更为根本的是监督职能,在某种意义上讲,控诉职能也只是作为诉讼监督的手段而存在的,是检察监督的一种形式而已。
  二、检察监督原则质疑
  关于检察监督原则,我国学者多从积极方面加以认识,一般认为检察监督原则的设立对于保障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防止或减少刑事诉讼中的违法行为,正确适用法律,惩罚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护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等。但是,检察监督原则对检察权性质和功能的规定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检察权的规定相异这一现象,却不能不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和反思。经过多年的理论积累,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出现对检察监督原则进行系统性反思的论述,检察监督原则开始遭受法理合理性质疑,检察监督原则法理基础薄弱的短处暴露无遗。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检察院的设置是由于列宁在《论“双重”领导和法制》一文中提出的“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为专职专责,不执行任何行政职能,受中央垂直领导,行使中央检察权”一段话引起的。那么,我国的检察监督原则,究竟有多少理论依据,是值得质疑的。
  (一)质疑之一:检察权在本质上是法律监督权吗?
  权力的合理配置以对权力的正确定性为前提。检察监督原则在我国的确立,就是以检察权本质上应当是法律监督权这一认识为前提的。既然检察权是法律监督权,那么行使这一权力的国家机关当然就是法律监督机关,当然就有权对刑事诉讼的全过程进行监督,这在逻辑上是能够自圆其说的。但问题在于,检察权真的是一种法律监督权吗?
  从历史起源上考察,检察权并非与刑事诉讼相伴而生的,检察权的产生是近代刑事诉讼控审职能分离的结果。在奴隶制社会的弹劾式诉讼模式下,由于将犯罪等同于私人纠纷,因而实行私人告诉制度,控诉由私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提起,国家并未设立控诉犯罪的专门机关,因此,这一历史时期并没有检察权存在的空间。但是,由于私人追诉的不力,使得大量的刑事犯罪行为不能受到惩罚,这就妨害到了社会的秩序和安全,于是产生了要求国家追诉的呼声。基于此,在封建纠问式诉讼模式下,开始采行国家追诉主义,由国家承担起追诉犯罪的责任。但在纠问式模式下,国家却将追诉犯罪的任务交由法官行使,实行控审职能的合一,结果导致法官集控诉权与审判权于一身,控审不分、自诉自审。由于纠问式模式实行控审职能合一,“任何法官都是检察官”,因此,这一时期并没有独立的检察机关及检察权存在。更为严重的是,在纠问式模式下,法官控审合一,导致权力的集中和滥用,对被告人的权利构成重创,因而酝酿着控诉权与审判权分离的要求。直至14世纪初,法国首先建立了检察制度,为控诉权和审判权的分离带来了契机。检察官从此开始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参加刑事诉讼,使控、审两种权能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分离。[4]此后,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以控审分离原则对封建纠问式诉讼模式进行了彻底改造后,检察权终于从审判权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项独立的权力。考察检察权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检察权的产生是基于两方面的要求:一是克服私人追诉的不力,实行国家追诉主义;二是避免控、审权能不分对人权的侵犯,实现控诉权与审判权的分离。这两项要求都是紧紧围绕追诉权或曰控诉权的有效行使而产生的,检察权的生成史本质上就是控诉权的演变史,最终独立了的检察权也就是发展了的控诉权。因此,检察权的本质应当是一种控诉权,它与自诉人的自诉权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一个姓“公”,一个姓“私”。正基于此,在实行三权分立政体的现代西方国家,检察权与公诉权几乎是同义语。[5]控诉权是检察权的本质和和核心,检察院享有的其他权力都被视为是控诉权的派生,如检察院享有侦查权、侦查指挥权,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公诉的需要,是控诉权的向前延伸;而指挥、监督执行的权力也是为了最终解决、处理案件,属于控诉权的向后延伸;至于上诉权、抗诉权、非常上诉权、再审申请权等则更是控诉权的直接延伸。对此,台湾学者黄东熊先生曾经指出:“检察官为侦查之情形,其目的当然在于准备诉讼。其他,为上诉、指挥刑之执行,亦在于处理刑事案件。”[6]由此可见,虽然检察院的权限中,有一部分涉及监督权,如检察院对警察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指挥、监督,检察院对刑罚(包括保安处分)的执行进行指挥、监督,但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这些监督权是基于控诉权而派生的,它们不能说明检察权的本质,检察权在本质上应当是控诉权,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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