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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法理检视
【作者】 胡鸿高胡伟【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
【分类】 公司法【中文关键词】 信义义务;历史源流;法理依据
【文章编码】 CN53-1143/D(2010)06-63-05【期刊年份】 2010年
【期号】 6【页码】 63
【摘要】

控制股东信义义务并不等同于信托法中的“受托责任”或“受托义务”,无论是从信义义务的语义学解释,还是从信义义务的脉络流变来考察,信托法中的“受托责任”或“受托义务”只是信义义务的典型代表之一,信义义务涵盖所有的“类信托”领域,范围更广。严格意义上,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理论依据应是“事实上的信义关系”理论而非信托法中的“信托关系”理论。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1259    
  
  源于英美衡平法的信义关系,伴随着信托业的诞生和发展逐步被人们所接受与重视,后在公司、代理制度中得以蓬勃发展,成为重要的法律领域。当前,我国学界对信义关系理论下的控制股东信义义务存有误解,常以信托关系来界定信义关系,进而把信托法中的“受托责任”等同于“信义义务”。事实上,信托关系并不能囊括所有信义关系下的法律现象,信托关系只是信义关系的典型代表,信义关系除适用于信托法外,还适用于公司、代理等“类信托”的法律领域。之所以在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法律适用上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形,与我们在移植信义义务时对其脉络流变欠缺周延的考虑有必然的联系,因而,甚有必要从实证和历史的视角检视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法理依据,再现信义义务的理论全貌
  一、信义义务的语义学诠释
  信义(fiduciary)源于罗马法,是信用(fides或bo-na fides)的衍生词,象征着信托(trust)和信任(confi-dence),并要求高度的善意和无私。按照《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作为名词是指一个具有受托人特征或类似于受托人特征的人,该特征包含着委托与信任,要求审慎的善意与诚实。作为形容词,指信托之特征,具有信托之特点、与信托相关或建立在信托或信任基础上的。而《元照英美法词典》也做了类似的解释,信义(fiduciary)源自罗马法,作为名词是指受托人及其他类似信托关系中的受信托者。受信托者应恪尽勤勉之责,为委托人的利益处理有关信托事务,且须达到法律或合同所要求的标准。受信托人,破产管理人、遗嘱执行人、监护人均属于受托人之列。作为形容词是指受信托人的、信用的、信托的。
  信托(trust)在《布莱克法律词典》中的解释是:涉及财产的信任关系,一方因一个创制该种关系的意思表示而负有为另一个人处理该财产衡平法上的义务。而将信托受托人(trustee)解释为:严格说来,一个“受托人”是为他人的利益而对财产持有普通法上的所有权的人,而从广义上说,该术语有时还适用于任何对另一方处于受信托地位的人,诸如代理人、律师、拍卖人等。
  综上,作为名词的信义(fiduciary)与信托受托人(trustee)的含义基本相同,但在狭义上,信义的内涵更为丰富,信托只是信义所包含内容的一部分。严格意义上,fiduciary作为名词时译为“受托人”、trustee译为“信托受托人”或“受信托人”更为合适,因为fi-duciary除包含信托上的受信托人(trustee)之外,外延更为宽广,囊括了基于信义关系而为他人利益持有、管理或处分财产的自然人或机构,例如遗产继承关系中的遗产管理人(administrator of estate)和遗嘱执行人(executor of estate)、破产程序中的托管人(receiverin bankruptcy)以及其他负有类似职责的自然人或机构。
  信义义务(fiduciary of duty)又译“诚信义务”、“受信义务”,指基于信义关系而对委托人应承担的义务。依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信义义务是一种由受信人(fiduciary)对受益人(beneficiary)承担的具有重大诚信、忠诚和信赖的义务,如律师对其客户、公司管理人对股东等。该种义务要求义务人须具备绝对忠诚、诚实以及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奉献的高标准品质。在《元照英美法词典》中,信义义务被解释为为了他人的利益办事时,必须使自己的个人利益服从于他人的利益,这是法律默示的最严格责任标准。相应地,认为信义关系是信用关系、信托关系、信任关系等基于信用、信托而产生的关系,如律师与当事人、监护人与被监护人、本人与代理人、遗嘱执行人与继承人等之间的关系。该词所指甚广,包括信托关系和具有因当事人的信任而产生的非正式关系。
  综上可知,在权威的法律词典中,信义义务主要是指在信义关系中,受信人基于被信任的地位,负有对受益人恪尽职守、忠实勤勉的义务。信义义务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信托义务、受托责任,信义义务囊括的范围更广。信义义务虽以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为核心,但并非仅来源于狭义上的信托关系。信托义务或受托责任仅适用于信托法,是一种强制性规范,而信义义务还存在于信任被赋予一方,控制和影响力作用于另一方的所有场合,如合伙、公司和代理制度,甚至许多事实上的关系一旦经法院认定,受托人也将被信义关系所束缚。信义关系可能是法律的、社会的、家庭的或者仅仅是个人的,是一种道德约束上升到法律制度后的产物。[1]可见,虽然信义义务与信托义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在某些法律领域内难以作明确的区分,但两者在概念的外延上仍然存有明显的不同,信义义务所适用的法律领域更为广泛,信托义务只不过是信义义务的一种典型代表而已,简单地把信托法上的受托义务或受托责任等同于信义义务,难免会犯以偏概全的错误。卡在了奇怪的地方
  二、信义义务的源流
  对信义义务的语义学解读并不能揭示它的理论全貌,欲探究信义义务的脉络流辨,须以历史的视角重新审视其理论演变的来龙去脉。正如霍姆斯所言:“对法律进行的理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历史的研究。历史必须构成法学研究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历史,我们就无以得知我们本应熟悉的法律规则的精确范围。”[2]而在历史的探究过程中,我们既不能以现代人的智慧忽视法律演进的过程,也不能想当然反推历史。
  在早期的英国判例中,难觅信义(fiduciary)的踪迹,存在的只是与之相似的信托(trust)。信托是英国当时衡平法上广泛运用的概念,它是由英国衡平法院创立的一种法律制度,它以信任(confidence)为基石,泛指所有的衡平关系。在18、19世纪的判例中,“信任”一词涵义广泛,它既可适用于严格意义上的信托,也可适用于职业专家意见、代理管理财务、雇主雇员等领域。而从这一衡平法的重要分支可以看出,在早期的英国法上,信义义务所涵盖的范围要远远大于现代信托法的领域。早期的英国判例对信托与信任并不严格区分,“信任关系”(confidence relationship)就是“信托关系”(trust relationship)。“ trust”通常与“ confidence”结合使用,即“trust or confidence”。这种“信托”与“信任”的混同使用,证明了“信义”(fiduci-ary)在本源上与信托有密切的关系,而“信任”的泛化使用,也就成为信义关系的渊源。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原本概念模糊的“信任”(confidence)“信托”(trust)无法囊括日益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逐步走向规范实证的发展道路。曾经的抽象用语“confidence”逐渐被一些精确的词语所取代。典型的代表就是“trust”一词作为正式的法律规范的使用,被严格地适用于持有财产的一方负有为他人利益而管理处分财产的情形,原先被视为信托的其他情形则失去了法律上的名称。在18世纪末期的司法判例中,法院在是否适用“信托”之称谓上尚有很大的困惑。在1795年的York Building Co V Mack-enzie案中,法官指出:“众所周知,本案中被告作为普通合伙人的地位是无疑,似乎不需要为此冠以信托之名,然而通过深入探讨信托的本质,我们发现该词并无魔力:被告就是技术意义上为他人管理财产的受托人。事实上,当被授权人经营某项事业时,每个人都可能陷入一种信托关系。”[3]在此后的司法实践中,通过扩大解释和类推解释的方法,信托的涵义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法官在撰写判例时常采用“类信托”(某种非严格意义上类似于信托的法律关系),或者该法律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在有限制的范围内”是一种信托关系的措辞。不少法官承认,当他们以信托指代多种法律关系时,它们之间存在差异,既有明示信托,也不排除暗示信托。即使是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信托定义,也有可能存在某种意义上的信托关系和信托受益人。[4]但法律的适用需要规则的清晰明确,以便有效地指引人们的社会行为。在之后的法律实践中,法院开始区分“信托”与“类信托”,并正式采纳信义(fiduciary)一词来形容这种非严格意义上的信托。
  从司法实践的历史演变来看,信义滥觞于信托,它自产生时就与“信托”、“信任”有着纠缠不清的历史渊源。信义更多是在一种描述性的模糊意义上使用,意指所有类似信托模式的情形。在更精确的意义上,信义关系的产生最初就是为了统领某种程度上的“类信托”而存在的,它并不是信托关系。
  在学理上,作为衡平法产物之信托,逐渐形成独立的法律规则和原则,具有自己独立适用的法律领域和调整对象,而与信托渊源颇深的信义关系的法律却一直没有形成单独的法律部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通过法律的拟制扩张适用信托法的规则与救济的手段。随着工业革命后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人类进人了“由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运动之中,传统社会中基于身份关系的“控制”正逐步衰退,成为历史的“神话”。曾经的未成年人、学徒、家庭成员与他们的主人有着生死攸关的联系,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主人逐渐失去对他们的人身控制。法律对此的回应是:承认他们的人身自由,但课以受托责任以取代主人失去的控制权。社会给予受托人广泛的决定权时,必须利用信义规范保护受益人。与此同时,工业时代的专业化、集中化的发展趋势也间接加剧了信义关系的司法适用。众多公司中的股东已不具备专业化分工所需求的专业技能,并且也没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去管理公司的日常经营,因而,大量的具有专业化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应运而生,成为公司的高级管理者。绝大多数的股东逐渐转变为纯粹的资本投资者,对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不太关心,仅仅追求资本的短期回报。
  在专业化和集中化的过程中,得到授权的受托人与受益人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受托人基于自己的职位居于较为强势的地位,而受益人因失去了对受托财产的支配权,与受托人相比,处于弱势地位。受托人由于很少被有效地监督,极易滥用权利,为确保双方信任关系的利益平衡格局,法律必须对此加以调整,要求受托人对受益人负有信义义务,只能为受益人的利益而行使权利,不得利用受信地位为自己谋取私利。
  综上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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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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