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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执行和解并长期履行案件的办理
【作者】 邢璐【作者单位】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分类】 法院【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 25【页码】 96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8225    
  
  

“基本解决执行难”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执行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彰显了司法权威。为切实推进解决执行难,将符合条件的案件及时退出,减轻执行负担并提高司法效能,在执行阶段,被执行人暂无履行能力时会主动提出或者在法官的询问下作出还款计划,经过一番博弈后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并约定履行期限。执行和解是最有生命力的执行方式,不仅能用最少的司法资源实现案件化解,同时将暂时性执行不能案件合理分流。2018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民事执行和解进行了初步的制度构建,打破了因制度缺位导致执行和解沦为被执行人拖延履行、逃避信用惩戒的工具;2018年6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签发法[2018]141号文件(以下简称141号文件),对和解长期履行执行案件的结案问题进行了规定。为进一步切实推进解决“执行难”,将近几年工作取得的成果常态化、制度化,在民事强制执行法呼之欲出的今天,结合司法实践中的经验,对执行和解并长期履行案件办理中的相关问题进行探究并寻找解决之道,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执行和解并长期履行案件办理过程中的困境

在141号文件出台前,大部分法官会将达成和解未及时履行完毕的案件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结案,并按照终本程序的要求和节点对被执行人采取一系列的强制措施,待被执行人某一笔欠款未按约定履行时,法官依职权或依当事人申请恢复执行;有的法官则按终结执行报结,造成了结案方式的不统一。

141号文件明确规定,“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需要长期履行的,可以以终结执行方式报结”,同时规定“该种情形终结执行的案件在报结时可以不作必须解除强制执行措施的要求。因被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以恢复执行方式立案”。该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运行一年有余,暴露出以下问题:

(一)宏观层面

1.模糊终结执行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界限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4]26号)(以下简称《意见》)出台前,终结执行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界限很清晰。顾名思义,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是执行程序暂时停下,有恢复执行的可能。终结执行就是案件彻底了结,终结执行后需要重新立案执行。《意见》第6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应当按照恢复执行案件予以立案。《意见》首次规定了终结执行也可以用恢复执行作为程序救济。141号文件中也规定和解并长期履行案件可以报终结执行,被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申请人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以恢复执行方式立案。终结执行案件衔接恢复执行程序后,终结执行和终结本次执行的程序界限变得模糊,失去了之前制度设计的意义。

2.未将此类案件实质退出执行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466条规定,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后请求中止执行或者撤回执行申请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中止执行或者终结执行。《意见》第17条第(1)项申请人撤销申请或者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申请执行人撤回申请执行的,可以以终结执行方式结案。141号文件相较上述两规定,取消了对于申请人撤回执行申请的限制,将和解并长期履行案件的结案方式从终结本次执行分流到终结执行程序中。通过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2018年全国执行和解率大幅提升,达成执行和解案件数由2017年的19982件增加到36083件,同比增加80.6%,表面上降低了终本案件数和终本结案率,但同时规定可以恢复执行,财产处置可以不解除只是结案方式换了一种叫法,和终本案件的处理方式没有实质性改变,案件没有退出执行。

3.中止执行结案方式被忽略

人丑就要多读书

《民诉法解释》第466条规定,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后请求中止执行或者撤回执行申请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中止执行或者终结执行。中止执行和终结执行作为并行的结案方式,但在司法实践中,申请人一般不懂得主动提出中止执行的申请,同时法官在双方达成和解的情形下也会谨慎选择中止执行的方式。以北京法院执行办案系统为例,执行办案系统中并未将中止执行作为结案方式,只是办案过程中的一个模块,即使作出中止执行的裁定,执行期限内仍要作出结案处理,多走一步弯路不如直接报终结执行高效又省力,导致中止执行这种结案方式在实践中往往被忽略。

(二)微观层面

1.容易造成同案不同执的情况

141号文件出台前,按终结执行报结的案件不会对被执行人采取信用惩戒或对其财产采取冻结、查封等强制措施,文件中规定对被执行人的强制措施可以不解除,这就意味法官有自由裁量权,但因缺少解除强制措施的具体标准,有的法官只有当事人提出申请才解除强制措施,有的法官是依照和解协议是否有强制措施解除的约定来决定是否解除,容易造成同案不同执的情况。类似情形下,有的被执行人措施被解除,有的却没有,容易造成社会群体对于法官办理案件的误解,容易引发当事人信访风险。

2.未明确法院在执行和解中的角色定位

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允许法官在双方达成和解的过程中起推动作用,例如将口头协议记入笔录,但未明确法院在执行和解中的角色定位。为防止执行法官片面追求执结率考核指标,肆意干涉当事人协商,往往要求执行法官尽量减少对执行和解程序的参与,强调执行和解协议是当事人完全意思自由的结果。[1]在实践中双方当事人对执行和解了解较少,很少有当事人不经法官提醒主动提出,这就大大降低了执行和解的适用。同时,由于双方当事人私下协商的和解协议质量不高,对履行方式、履约期限、违约责任等约定不明时,容易引发后续的法律风险,经常出现和解后申请人提出复议、异议等情形。《规定》中明确申请人可就和解协议另行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必须对和解协议有实质审查并参与执行和解,才能保证和解协议的合法有效。

二、域外的制度设计经验

(一)我国台湾地区分期给付执行之续行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执行程序,在其他国家或地区没有先例。但是就和解并长期履行的案件而言,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5条之一(分期给付执行之续行)规定,债权人声请强制执行之名义系命债务人分期给付者,于各期履行期届至时,执行法院得经债权人之声请,继续执行之。即双方在达成分期给付协议后,法院就停止执行,在每一次履行期限届满时,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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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碎了一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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