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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环球法律评论》
法庭意见、论据与论证
【副标题】 析美国最高法院对劳伦斯案的裁决【作者】 杨贝
【作者单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分类】 法院
【中文关键词】 法律论证;法律决定;法律理念;劳伦斯案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4
【页码】 134
【摘要】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劳伦斯案给出了三份观点截然分立的法官意见。通过分析三份意见的论证发现,不论是旁征博引的论据,还是形态各异的论证进路,都不是大法官们产生意见分歧的原因,毋宁是他们发生分歧的后果。大法官们运用的论据实质只是有待证成的意见,其采用的论证进路不只是为了证成结论,也是为了表明他们的法律理念。就劳伦斯案而言,真正影响大法官判断的是他们对于宪法解释原则、遵循先例原则、司法与民主的关系以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等基本问题的不同看法。这些基本法律理念既是特定判决的成因,也有可能作为理由出现在判决书中。在这一意义上,尽管法律论证并不必然反映判决的真实成因,但它对于法律决定的形成仍有重要影响。

【英文摘要】

The U. S. Supreme Court had issued three widely divergent opinions on the case of Lawrence et al. v. Texas. An analysis of the argumentations in these opinions shows that the different arguments advances by the justices and their methods of argumentation were not the causes,but rather the consequences,of these different opinions. The arguments put forward by the justices were actually opinions need to be proved and their approaches to argumentation were used not only to justify their conclusions,but also to express their basic legal ideas. As far as the case of Lawrence et al. v. Texas is concerned,the real causes of the differences of opinions are the different attitudes adopted by different justices on such basic issues as principles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stare decisis,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cratic system and judicial system,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ity and law. These fundamental legal ideas are the real basis of legal decisions,and sometimes appear in written judgments as arguments. In this sense,legal argument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a legal decision,although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real cause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decis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0025    
  
  2003年6月26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劳伦斯等诉德克萨斯州案(以下简称劳伦斯案)做出终审判决,同时发布了肯尼迪大法官执笔的多数法官的判决意见、奥康纳大法官撰写的并行意见以及由斯卡利亚大法官执笔的少数法官的反对意见。[1]三种意见针锋相对、各执一辞,让原本就处于风口浪尖的劳伦斯案更加引人注目。如果法律共同体分享着共同的知识背景和法律信仰,遵循着相同的判断逻辑,究竟是什么让我们产生分歧?我们为什么不能同意他人的观点?通过分析劳伦斯案三种意见的论证,导致分歧产生的因素将得以显现,这有助于我们重新反思法律决定以及法律论证的本质。
  引言:一个案件,三种答案
  1998年9月的一个深夜,德克萨斯州(以下简称德州)休斯顿市哈里斯郡的警方奉命前往一所民宅调查一起械斗事件,在那意外地发现了劳伦斯与另一男人—泰伦·加纳在进行同性性行为。依据《德州刑法典》第21条第6款,“如果一个人与另一同性进行了不当性行为,即构成犯罪。”于是劳伦斯与加纳当即被逮捕,之后被控有罪。劳伦斯等人认为德州的该条法律违反了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与德州宪法的相近条款,应当归于无效。在他们的这一主张被驳回之后,劳伦斯等上诉至德州第十四区上诉法院(以下简称德州上诉法院)。德州上诉法院审查了劳伦斯等依据平等保护条款与正当程序条款提出的宪法论据,大多数法官认为1986年的Bowers v. Hardwick案(以下简称Bowers案)[2]在劳伦斯案如何适用正当程序条款的问题上具有主导作用,应当作为判决依据,遂驳回了劳伦斯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向德州上诉法院下发了调卷令,受理此案。
  在经历了三个月的深思熟虑及激烈辩论之后,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就德州涉案法律的效力发表了最终意见。九位大法官中有六位认为应当宣告德州法律无效,但具体的思路则各有不同。总体而言,可以归结为三种意见。[3]
  一是以肯尼迪大法官为代表的五位大法官的判决意见(以下简称判决意见)。他们认为,德州法律既违反了平等保护条款,也违反了正当程序条款,但仅就平等保护条款作出判决不足以制止同类立法,所以劳伦斯案应当适用正当程序条款裁判。Bowers案的判决及其对正当程序条款的理解与运用是错误的,其先例地位应被推翻。德州法律违反了正当程序条款,应归于无效。
  二是奥康纳大法官独自发表的并行意见(以下简称并行意见)。她认为,劳伦斯案应从平等保护的角度进行裁判。Bowers案是从正当程序的角度做出的判决,并无不当,其先例地位可予维持。德州的法律因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原则而应归于无效。
  三是以斯卡利亚大法官为代表的三位大法官的反对意见(以下简称反对意见)。他们认为,Bowers案判决正确、论证充分,其先例地位不应被推翻。德州的法律既不违反正当程序原则,也不违反平等保护原则,其效力应予肯定。
  总结起来,三方在核心问题上的立场可如下表所示:

┌────────┬────┬────┬──────┐
  │        │判决意见│并行意见│反对意见  │
  ├────────┼────┼────┼──────┤
  │是否违反正当程序│是   │否   │否     │
  ├────────┼────┼────┼──────┤
  │是否违反平等保护│是   │是   │否     │
  ├────────┼────┼────┼──────┤
  │是否推翻Bowers案│是   │否   │否     │
  ├────────┼────┴────┼──────┤
  │结论      │德州法律违宪   │德州法律合宪│
  └────────┴─────────┴──────┘

  作为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亲自审理的案件,劳伦斯案本身就具有重大法律意义,将对全国的司法导向产生重大影响。更令人瞩目的是,它因为关乎美国同性恋群体的命运而被寄望载入史册,有学者甚至将它的历史地位与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相提并论。[4]在这样的背景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早早就已摩拳擦掌、严阵以待,最终发布的三份法官意见也不负众望。三方法官都在意见书中表明立场,他们的观点虽截然不同,但是各自成理、言之凿凿。
  从法律论证的角度看,结论应当从可靠的论据出发,经由层层推理而形成。如果大法官们的确是因为他们宣明的理由而得出不同的结论,那么通过分析法官意见书中的说理,就应该能找到法官们无法达成共识的原因。通常而言,说理不外乎“说什么”与“怎么说”两个部分。“说什么”涉及论据问题,而“怎么说”则涉及论证思路的问题。下文将从这两个角度探究法官们形成不同判断的原因。
  一 法官意见的论据分析
  三方法官都在意见书中援引了大量论据来支持自己的结论。根据这些论据与最终结论的关系远近,可以将这些论据分为核心论据与基础论据两大类。前者是指直接支持法官结论的重要论据,在本案中主要涉及宪法的正当程序条款与平等保护条款。由于法官们对于这些核心论据的理解也存在争议,因此又需要援引其他论据来支持核心论据,这些暂称为基础论据。卡在了奇怪的地方
  (一)三种意见的核心论据
  正如肯尼迪大法官在判决意见中所言,劳伦斯案的争议仅涉及法律规范的适用问题。具体而言,就是正当程序与平等保护的理解与运用。正是基于对这两个条款的不同理解,大法官们推导出了不同的结论。
  美国宪法的正当程序条款十分简单,“非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5]这看似简单的条款却导致判决意见与反对意见分道扬镳。判决意见认为,正当程序条款旨在保护公民的自由。美国的宪法和法律为公民涉及婚姻、生育、节育、家庭关系、育儿和教育等的决定提供保护。这些事项涉及个人一生中最隐秘、最私人的选择,事关个人的尊严与自主,是第十四修正案所保护的自由的核心。[6]反对意见则认为,正当程序条款仅限于保护基本权利,并不为一般的自由提供保护。依据Washington v.Glucksberg案,这些基本权利必须深植于民族的历史和公民的良知之中。[7]类似的分歧也出现在对于平等保护条款的理解上。奥康纳大法官在并行意见中指出,对人群进行区分必须是基于正当的州利益,[8]而道德偏好不能成为可以对人群区别对待的正当的州利益。反对意见则认为,诚如道德与法律的基本关系所示,一州范围内大多数人的道德偏好当然可以成为正当的州利益。
  除了对于条款本身的内涵有着不同认识之外,大法官们对于违宪审查标准的适用条件也存在分歧。截至目前,美国法律界通常认为违宪审查存在三种层次的审查标准,由宽至严分别是理性审查、中度审查和严格审查。通常而言,理性审查时只需要证明相关立法符合正当的州利益,中度审查则需证明符合重要的州利益,而严格审查通常适用于基本权利或自由受到侵害或是涉嫌种族歧视等情形。在裁判劳伦斯案时,人们关于司法审查标准的共识没有现在明确,大法官们的分歧因此更为明显。在反对意见看来,只有在涉及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或基于性别、种族等的歧视时,才能适用严格审查,通常情况下适用理性审查即可。[9]判决意见则认为,对自由的侵害也应适用严格审查。并行意见虽然没有明确要求严格审查,但提出了“更深入的理性审查”。[10]
  由上可见,支持大法官们得出不同结论的核心论据是他们对于宪法条款的不同理解。不难看出,这些理解归根结底都只是法官关于如何理解和适用相关条款的意见。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意见是“一种主观上不充分、而且客观上也不充分的判断。”[11]从法律论证的角度看,这些意见本身还需要提供进一步的论据来获得支持。
  (二)三种意见的基础论据
  由上,大法官们在意见书中不仅需要证成自己对于宪法条款的理解,还需要证明这些条款在劳伦斯案中的适用性。大法官们在这两项论证中运用的论据可被视为基础论据。为了确证自己对于宪法条款的理解是正确的,大法官们在意见书中提供了大量的基础论据。由于本案涉及某项权利是否存在的事实性问题,因此法官们在援引常见的判例类论据的同时,引入了不少关于社会事实的判断。
  首先来看判例类论据。三份法官意见引用了欧美过去100年间的60余个案例,旁征博引之程度令早有心理预期的法律同仁仍不免咋舌。其中大部分判例都只为某一份法官意见所用,言简意赅的表述常常令读者无从判断这些判例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法官们的见解,因而亦无从批评。有意思的是,有两个案例同时出现在了三份法官意见中,即Eisenstadt v. Baird案和Romer v. Evans案,而三方看法却不尽相同。判决意见引用Eisen-stadt案的目的在于认定正当程序条款是用来保护公民自由的依据,但并行意见和反对意见却认为这个案例是依据平等保护条款做出的判决,不能用来证明正当程序条款的含义。判决意见引用Romer案证明Bowers案的判决基础遭到了消解,并行意见却用Romer案来证明最高法院曾运用过“更深入的理性审查”,而反对意见则认为Romer案运用的只是传统的理性审查。这些分歧提示我们,也许每个判例都存在多种解读的可能。
  然后再来看社会事实类论据。这一类论据表面看来是在陈述客观事实,其实却是在表达法官对于某一事实或某一段历史的看法。在Bowers案中,法官在判决意见里写道,“禁止鸡奸行为有着历史根源。”[12]这一言激起千层浪。劳伦斯案的判决意见和反对意见就此展开了激烈辩论。判决意见对美国的法律史进行了重新梳理,认为Bowers案对历史的判断有误,也没有注意到在过去50年间,西方社会己经形成了一些新的观念,而且仅有的那些反鸡奸法几乎从未适用于同性之间私下进行的双方合意的行为。[13]反对意见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首先,判决意见对历史的梳理仅限于刑法,这不能推翻Bowers案中更为一般化的论断;其次,过去50年间并没有形成所谓的新观念;最后,反鸡奸法几乎从未适用于同性之间私下进行的双方合意的行为只是因为这些行为是私下进行的不易察觉,这些法律未被实际运用不代表法律认可这种行为。[14]
  与判例类论据相比,社会事实类证据的证明力更难考证。如果要评判先例的证明力,人们只需要调出先例的判决意见进行文本分析。但涉及社会事实命题时,我们却永远无法通过全面再现事实或历史来获得客观判断。2001年,美国埃默里大学的一位教授因著书证明18世纪的美国很少有人拥有枪支而获得了美国历史学界的最高奖—“班特罗夫特奖”,但之后就有人对获奖人使用的数据提出质疑,导致该历史学家的奖项于次年被撤销。[15]这一事例再次印证了,所谓的社会事实或历史也许都如胡适先生所说,只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法律论证领域,佩雷尔曼的论证理论也讨论了事实的“客观性”问题。在他看来,所谓的事实具有不证自明性的说法是建立在事实自己会说话的妄想上的。事实只有在具备可接受性的情况下才具有证明力。[16]按此标准衡量,大法官们援引的事实类论据尚不具备充分的证明力。
  至此可见,不论是大法官们所倚赖的核心论据还是其用来证成核心论据的基础论据,此二者都不符合法律论证理论对于论证起点的要求,[17]即,应当是不证自明的或是被普遍接受的。上述分析显示,大法官们运用的大多数论据的实质仅仅是一种意见。作为论据的意见本身具有或然性,其运用具有不确定性,这使得法官完全有可能在运用这类论据时量体裁衣、各取所需。因而很难说这些尚未证成的论据是导致法官结论分歧的原因。
  既然法官“说什么”并不说明他们产生歧见的原因,那么“怎么说”会不会是歧见产生的原因?
  二 三种意见的论证进路分析
  论证进路主要是指法官选择的切入点和论证思路。前者主要指法官对案件争议点的总结,后者则是法官选择的推理过程。
  (一)三种意见选择的切入点
  在法律判断的形成过程中,法律规范与法律事实都不会一步到位,也远不会一拍即合。法律判断的形成过程是法律人的目光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不断往返顾盼的过程,事实与规范常常交互影响。[18]其中,法律争议的确定对于法律规范的选择至关重要。在劳伦斯案中,大法官们对案件争议进行了不同的归纳,进而启用了不同的法律规范。
  在总结Bowers案和劳伦斯案的争议点时,Bowers案的判决意见及劳伦斯案的反对意见均认为两案的争议在于美国宪法是否承认同性恋者有进行鸡奸的基本权利。[19]劳伦斯案的多数法官则认为,这不是一个鸡奸是否是基本权利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公民的私生活自由的问题。如果把Bowers案的争议点仅仅理解为是否有从事特定性行为的权利,那无异于把婚姻贬低为仅只是为了获得从事性行为的权利,这不仅贬低了上诉人的诉求,也忽视了这些法律对于当事人生活的重大影响。[20]劳伦斯案的平行意见则认为,Bowers案的争议是同性性行为是否是基本权利,而劳伦斯案的争议则在于法律有没有同等对待具有不同性取向的人群。[21]反对意见在进行批驳时,分别采用了与批判对象相应的切入点,即,批判判决意见时从正当程序条款着手,批判并行意见时则从平等保护条款着手。
  由上可见两点:其一,判决意见与并行意见选择了不同的切入点,但是结论一致。其二,反对意见选择了与判决意见、并行意见一致的切入点,但是结论却截然不同。原因在于,三方在推理过程中引入了不同的规范性论据,[22]从而改变了推理方向,引出不同结论。这两点说明,切入点也不是导致结论分歧的根本原因。更何况,切入点的选择也只反映出主观的个人偏好,需要法官的进一步证成。
  (二)三种论证思路
  劳伦斯案三份意见的思路大致整理如下:
  劳伦斯案的多数法官认为此案的争议与Bowers案一样,如果要做出不同于Bowers案的判决就必须推翻Bowers案的先例地位。因此,判决意见将批驳Bowers案与陈述否定德州立法的理由合为一体,通过批判完成建构。判决意见的推理大致可以分为三条线:(1)Bowers案的问题与劳伦斯案一样,必须给出相同判决。如果要否定劳伦斯案中的德克萨斯州法,也必须否定Bowers案中的佐治亚州法,因而需要推翻先例;(2) Bowers案适用法律错误,并且招致诸多批评,应予推翻;(3)正当程序条款旨在保护公民的自由,涉案的德克萨斯州法和佐治亚州法因为侵犯了公民自主决定

  ······法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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