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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论无律师帮助被追诉人之弱势处境及改善
【副标题】 以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为视角【作者】 罗海敏
【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分类】 律师
【中文关键词】 被追诉人;无律师帮助;弱势处境;改善【期刊年份】 2014年
【期号】 6【页码】 112
【摘要】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多项改革举措是以被追诉人能够获得辩护律师帮助为适用前提的。这些举措有利于进一步加强辩方力量、保障被追诉人权利,但也加剧了有律师帮助与无律师帮助被追诉人在刑事程序中的处境差异。要改善无律师帮助被追诉人的弱势处境,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实施是根本途径,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基本定位、适用范围、适用阶段、可操作程度以及对法律援助质量控制的重视程度等方面仍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8869    
  
  “由于被刑事指控者往往处于自由受到严重限制的被羁押状态,其所面对的是强大的国家公权,同时也由于现代诉讼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程序设计,需要专门的知识和技巧。可以说.如果没有律师的帮助,被刑事追究者就不可能在与刑事追究者或指控者对等的意义上充分有效地实现自己的辩护权。”{1}但在司法实践中,并不是所有的被追诉人都有能力聘请辩护律师。我国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修改、增设了一系列刑事诉讼制度和程序,而其中多项修改举措都是建立在被追诉人拥有辩护律师、辩护律师在相应环节能够提供充分法律帮助的基础之上的。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常运转越来越依赖于辩护律师有效参与的情况下,如何改善无律师帮助被追诉人由此所处的弱势处境亦成为实践中亟需面对的一个问题。
  一、我国无律师帮助被追诉人弱势处境加剧之风险
  为了更好地保障被追诉人权利、更有效地处理刑事案件,我国2012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事诉讼法)对办案机关适用强制措施、作出侦查终结决定、进行死刑复核等多个诉讼环节的具体规定做出了修改,同时扩大了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增设了庭前会议、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等新制度。综观这些改革举措,辩护律师的有效参与是这些新规定、新制度正常运行的前提抑或重要组成部分。
  例如,新刑事诉讼法第86条增加了“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的规定。据此,在审查批捕环节,如果被追诉人的辩护律师主动要求提供意见,人民检察院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这一新规定,有利于减少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程序的单方性、封闭性,检察人员通过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可以更加客观全面地了解案件情况和被追诉人个人情况,从而对是否应当逮捕被追诉人作出更准确、公正的判断。相反,如果被追诉人没有辩护律师,在是否被批准逮捕的问题上则很可能处于劣势。新刑事诉讼法出台前,一项针对上海、重庆、陕西等地律师参与未成年人案件审查批捕程序的调研显示,律师参与审查批捕程序明显降低了批捕率,而且使法院对未成年人非罪处理或轻缓处理的比例扩大{2}。这一调研结果直接印证了审查批捕环节辩护律师的参与对限制逮捕措施适用的积极作用,但也间接证实了无律师帮助被追诉人面临被更多地适用逮捕措施、被作出更严厉处理的风险。除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环节以外,新刑事诉讼法还规定:辩护律师在案件侦查终结前、死刑复核阶段向办案机关提出要求的,办案机关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时,应当主动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依据这些新规定,在侦查终结、审查起诉以及死刑复核等直接关涉被追诉人切身利益的重要诉讼环节,辩护律师可以向办案机关了解案件相关情况,提出事实认定、证据采纳、权利保障以及案件处理等方面的意见,并与办案人员之间形成相互沟通、必要互动的关系,这不仅有利于维护被追诉人各项合法权利,也有利于形成对办案机关诉讼活动的有效监督与制约,从而对遏制程序违法、提高办案质量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很显然,如果被追诉人没有辩护律师,在缺乏专业知识又多数处于羁押状态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其自身力量是很难实现上述目标的。
  同时,新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第2款新增了有关召开庭前会议的规定:“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83条规定:“召开庭前会议,根据案件情况,可以通知被告人参加”,但是,一方面通知被告人参加并不是硬性规定,另一方面庭前会议是封闭进行的,缺乏外界有效监督与制约,即便通知被告人参加了,其在无律师帮助的情况下也很难对管辖、回避、申请调取有利于自己的证据材料、对证据提出异议等专业问题形成充分认知和理性判断,由此很可能对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新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确立刑事和解程序等多项改革举措,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身意思表示对诉讼进程的影响不断扩大,这也使得律师帮助在诉讼进程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显现。在简易程序的适用中,对于无律师帮助的被告人而言,如果其在对认罪、适用简易程序的后果缺乏充分了解的情况同意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判,将面临诉讼程序被大量简化、无法充分行使质证与辩解权利而被判刑罚在数罪并罚情况下可以高达有期徒刑20年的不利后果。而在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程序的适用中,辩护律师的作用尤为突出。在很多情况下,加害方和被害方之间因为情绪对立而难以直接沟通,由辩护律师代表加害方与被害方进行协商、斡旋,不仅可以更有效地达成和解,也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维护加害方的权益。反之,如果在缺乏辩护律师帮助的情况下适用刑事和解,“被告人需要比较专业的‘讨价还价’技术才不至于利益丢失太多”,“如果刑事被告人单枪匹马的面对指控以及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协商,最终只能将其权益‘低价出售’。”{3}
  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设计日益精细化、复杂化,很多诉讼制度的正常运行都建立在被追诉人有辩护律师的前提之上,被追诉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权利实现程度与能否得到辩护律师有效帮助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这事实上也是我国不断强化辩护律师作用的原因之一。“在现代法治社会,没有律师辩护职能的充分发挥,司法公正是难以实现的。”{4}在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往往文化程度、社会地位较低,缺乏足够的法律知识和自我辩护能力,在强大的国家追诉力量面前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因此,在日益强调辩护律师有效参与的形势之下,较之有律师帮助的被追诉人,无律师帮助的被追诉人在诉讼程序中获得权利保障与司法救济的难度更大,面临弱势处境进一步加剧的显著风险。而从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适用以来的情况看,多数地区刑事案件中律师参与的比例不足30%,甚至有些地区律师参与刑事审判的比例(包括委托辩护和指定辩护)不到12%{5}。由此可以推断,委托律师为自己进行辩护的被追诉人在所有被追诉人中所占比例很小。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后,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比例偏低的问题可能会有所改观,但可预见,未委托律师为自己进行辩护的被追诉人仍会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当然,并不是所有无律师帮助的被追诉人都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也并不是所有无律师帮助的被追诉人必然处于更劣势的境地,但不可否认,主观上希望得到律师帮助但由于自身经济条件所限、无人代聘等原因而无法聘请律师帮助的被追诉人并非少数[1]。因此,在辩护律师地位和作用日益强化的背景之下,如何改善无律师帮助被追诉人的弱势处境亦成为不容小觑的一个现实问题。
  二、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之域外经验我不休息我还能学
  刑事诉讼进化的历史是辩护制度发展的历史,也是辩护律师在诉讼进程中职权逐步扩大、作用日益增强的历史。随着辩护律师角色重要性日益凸显,辩护律师的职业化、商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大量被追诉人无力聘请辩护律师、无法获得律师帮助以致弱势处境加剧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即使在发达国家,被告人无力聘请律师的情况也非常突出。据统计,美国将近60%的刑事被告无法负担律师费用,在某些大城市甚至达到80%。[2]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控辩平等对抗是保证诉讼公正的重要前提。相对于有律师帮助的被追诉人,缺乏律师帮助的被追诉人与追诉机关之间力量悬殊更为突出,这种明显不平衡的对抗格局不仅有违程序公正,也难以保证案件实体问题的处理质量。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不论其贫富程度,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获得平等的权利保障、权利救济和司法处遇,这是法律平等保护原则的必然要求,也是刑事诉讼追求人权保障目的的应有之意。可以说,无律师帮助被追诉人的弱势地位能否得到有效改善,是直接关系到刑事诉讼目的能否实现的一个重要问题。
  考察域外情况不难发现,如何改善无律师帮助被追诉人的弱势处境也是各国长期关注的刑事司法焦点之一,意在解决该问题而出台的改革举措不胜枚举。在这些改革举措中,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占据核心位置。通过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获得国家无偿提供的法律帮助,从而减缓其在诉讼中因为没有辩护律师帮助而弱势处境加剧的风险。在现代刑事诉讼中,为贫弱被追诉人提供法律援助是国家责任的重要体现,也是法治国家实现人权保障与诉讼公正的必然选择。正如联合国《关于在刑事司法系统中获得法律援助机会的原则和准则》所言:“法律援助是以法治为依据的公正、人道和高效的刑事司法系统的一个基本要件,是享有其他权利包括公正审判权的基石,是行使这类权利的一个先决条件,并且是确保刑事司法程序基本公正而且得到公众信任的一个重要保障”。在世界多个国家,通过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持续完善,刑事程序中无力聘请律师帮助的被追诉人的弱势处境获得积极改善。综观这些国家改革、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举措,可以将其中普遍遵循的基本路径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确刑事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将获得法律援助纳入被追诉人享有的基本权利范畴。在美国,其1791年制定的联邦宪法第6修正案规定:“在所有刑事指控中,被告人应享有……获得律师帮助为其辩护的权利”。但该条规定并未确立贫困被追诉人有获得政府免费提供的律师帮助的权利。1963年,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吉迪恩诉温赖特[3]案在法律援助问题上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判。根据该案裁判,所有被指控犯有重罪但无力聘请律师的被告人都有权获得政府付费的辩护律师的帮助,无论该案件属于联邦法院还是州法院管辖。据此,美国联邦各州或县都有责任为贫困被追诉人的刑事法律援助提供资金。还有很多国家则直接在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明确了法律援助作为司法人权保障制度的重要地位。例如,意大利宪法第24条第3款规定:“共和国通过特别法保障贫穷者有能力在任何法院提起诉讼和进行辩护。”日本宪法第37条规定:“刑事被告人在任何场合都可委托有资格的辩护人。被告本人不能自行委托时候,辩护人由国家提供。”在这些国家,通过明确刑事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及其基本权利属性,贫弱被追诉人获得免费的法律帮助不再是随意的、不可预测的社会慈善行为的结果,这也使得通过刑事法律援助改善无律师帮助被追诉人弱势处境这一救济路径具备了基本的法律保障。
  第二,为尽可能多的贫弱被追诉人提供刑事法律援助。在现有司法资源条件之下,尽可能扩大获得刑事法律援助的贫弱被追诉人的范围,也是各国改革、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关键。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吉迪恩诉温赖特案以后作出了多个裁判,将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逐步扩大至囊括州管辖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4]、州管辖的可能判处监禁刑实刑的轻罪案件[5]、州管辖的可能判处监禁刑缓刑的轻罪案件[6]在内的范围。有资料显示,美国大约80%的刑事被告人是由政府出资聘请律师的。[7]在英国,从1903年颁布贫困被告人辩护法开始,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也从最初仅限于涉嫌谋杀罪等严重犯罪的被告人逐步扩大至所有被卷入刑事调查或刑事程序的人。对于被警察询问的公民来说,不论其是否被拘留,也不论其经济状况如何,都可以要求获得免费的律师咨询和帮助。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治安法院或者刑事法院需要根据“司法利益”(Interest of Justice)[8]的考量为无律师帮助的被告人提供诉讼代理等服务。由于覆盖面很广,英国每年用于刑事法律援助的经费高达10亿英镑,这也使得大量贫弱被追诉人获得了必要的法律帮助。[9]在欧洲其他国家,法律援助的适用对象也非常广泛。在法国,每年有100万人获得法律援助,这个数字10年来增长了1/3;用于法律援助的经费增长了50%,已经达到4.2亿欧元。[10]对此,法国司法部发言人布鲁诺·巴德尔(Bruno Badré)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公民有寻求正义的机会。”[11]此外,在荷兰,超过45%的家庭有资格获得法律援助;在芬兰,超过一半的人口有资格获得法律援助;在瑞士,超过80%的公民可以享受一般的法律援助。[12]在这些国家,正因为刑事法律援助有着广泛的受众,大量贫弱被追诉人特别是其中罪行严重的被追诉人能够获得免费的法律帮助,这为减缓其因无力聘请律师而弱势处境加剧的风险奠定了基础。
  第三,刑事法律援助尽可能覆盖与被追诉人权利保障实质相关的所有诉讼阶段。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不止法庭审判阶段,侦查、起诉、庭前准备、执行等多个诉讼阶段都涉及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问题。各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大多经历了仅适用于个别诉讼阶段到尽量覆盖与保障被追诉人权利实质相关的多个诉讼阶段的发展过程。在美国,刑事法律援助最初仅适用于对被告人提出指控后的庭审程序。其后,通过联邦最高法院的多个判例,逐步确立了贫困被告人有权在“诉讼程序的所有关键性阶段”获得辩护律师帮助的准则。除了庭审程序以外,诉讼中的关键性阶段还包括:在上诉法院的第一次上诉程序[13]、审前的列队辨认程序[14]、讯问程序[15]、预先听证程序[16]、认罪协商程序[17]以及作出认罪答辩的程序[18]等。英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在确立伊始也仅适用于法庭审判阶段,之后延伸至满足贫弱被追诉人获得法律咨询、帮助及诉讼代理等需求相关的诸多诉讼阶段。根据英国2012年法律援助、判决和刑事处罚法第14条规定,刑事法律援助具体适用于指控程序、定罪后的量刑程序、引渡罪犯的聆讯程序、具结程序、死刑案件上诉程序、被指控人无罪的后续程序、藐视法庭的诉讼程序、以及个人面对某一法庭或机构的其他程序。在法国,刑事法律援助除了适用于一审审判程序,也同样适用于审判前程序和上诉审程序。从这些国家的经验来看,通过刑事法律援助适用阶段向审判前、审判后两个方向的延伸,贫弱被追诉人在刑事诉讼程序各阶段享有的权利保障更趋完整,也使得其在整个诉讼程序中的劣势处境改善更趋可能。
  第四,对刑事法律援助质量进行必要的监督、控制。被追诉人能否通过法律援助得到充分、有效的法律帮助是检验法律援助制度运行成败的关键,也直接关系到贫弱被追诉人的劣势处境能否得到切实改善。正因为此,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控制成为各国改革、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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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张志铭:“关于被刑事追究者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国际标准与国内立法之比较”,载《人权》2006年第6期。

{2}姚建龙等:“中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3}马明亮:“法律援助: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瓶颈”,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4}熊秋红:“为辩护权辩护(下)——刑事法治视野中的辩护权”,载《法学》2004年第1期。爬数据可耻

{5}甄贞:“刑诉法修改应注重保障发挥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载卞建林、邓修明主编:《〈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重点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6}司法部法律援助管理干部赴法国培训团:"法国法律援助制度概述与启示",载《中国司法》2013年第1期。

{7} Han Jahe,Legal Aid in Criminal Cases in the Netherlands,载顾永忠主编:《刑事法律援助的中国实践与国际视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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