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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清代司法的中层影像:一个官员的知府与臬司经历
【作者】 汪雄涛【作者单位】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教授}
【分类】 司法
【中文关键词】 司法;中层;知府;臬司;《道咸宦海见闻录》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6
【页码】 70
【摘要】

清代司法官员在入仕以前大多并未修习刑名,其读书以外的法律经验便成为重要的前奏和历练。在知府和臬司时所处的司法链条上,虽然书吏、差役和幕友经常为非,讼师也从中作梗,但清代的地方司法并未脱序。因为州县司法一旦突破底线,就会引起知府和臬司的干预。知府与臬司作为司法体制的中层,其链条角色,主要是维系下层。疑难与冤抑通常源于州县衙门的无能或是渎职,而兜底和洗冤则是知府与臬司在清代司法中重要的中层功能。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8864    
  
  当前法律史学界对清代司法运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刑部与州县,[1]对处于司法体制中层的省府两级,较少关注。[2]清代地方政府大体呈“省府州县”的格局,司法也是如此。在省一级,督抚以下,设有“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省各一人。正三品……按察使掌振扬风纪,澄清吏治。所至录囚徒,勘辞状,大者会藩司议,以听于部、院。兼领阖省驿传。三年大比充监试官,大计充考察官,秋审充主稿官。”按察使因为主掌法度,又称“臬司”。在府一级,“知府掌总领属县,宣布条教,兴利除害,决讼检奸。三岁察属吏贤否,职事修废,刺举上达,地方要政白督、抚,允乃行”。“仁宗亲政,以知府为承上接下要职,严谕各督、抚考核。宣宗时犹然。”(《清史稿·职官三》)可见,在省府两级,臬司与知府是主要的司法官员,他们处于清代司法体制的中层。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知府与臬司到底是怎样运作的,承担着怎样的角色和功能,张集馨的自撰年谱《道咸宦海见闻录》提供了一手素材。《道咸宦海见闻录》是“年谱中的上乘之作”{1}(P.3),叙事真切,学界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清代政治,[3]对司法活动未加措意。谱主张集馨,江苏仪征人,生于嘉庆五年(1800年),道光九年(1829年)进士,是清代道咸年间的大吏,在其三十多年的仕宦生涯中,历任山西、福建、陕西、四川、甘肃、河南、直隶、江西等省的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署理巡抚等职{1}(P.3)。道光十六年(1836年),37岁的张集馨经皇帝“特简”由翰林院外放山西朔平知府,5年后补授福建汀漳龙道,不久丁忧。张集馨任职知府时,勤于听断:“余念小民冤苦,总以速结为妙。每晨至夕,依次提讯,民以为庆。”{1}(P.45)张氏更因成功办理数起疑难案件,在朔平知府任内调署太原府事,“在省半年余,清理积案二百余起,司院颇觉推重。”{1}(P.45)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服满后的张集馨补授优缺陕西督粮道,之后两署臬司,两年后(1847年)正式补授四川按察司,在川两年,颇有政声。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张集馨由四川按察司转任贵州布政使,获入京召对5次,达到其仕途的顶峰。次年,道光帝驾崩,张氏的仕宦坦途也到此为止,时年52岁。此后,张集馨数次被革,仕途终于同治四年(1865年)。光绪四年(1878年)卒于京邸,享年79。
  纵观张氏一生,咸同之后宦海沉浮,其政绩主要在道光年间。从1836年初任朔平知府到1849年四川臬司任满,包括在陕西督粮道上两署臬司,张集馨最引人瞩目的经历是知府与臬司两级的司法事务,对此张氏也颇为自得。张集馨的自撰年谱不仅记录了许多案件的司法运作过程,而且对身处的司法运作环境作了大量的一手描述,这些生动的素材比起典章制度以及判牍、案例,展现了更多细节和全景图像,也更具画面感,为我们管窥清代的司法运作,尤其是处于体制中层的知府与臬司,提供了难得的样本。
  一、前奏与历练:司法官员的法律经验
  清代的地方司法官员,大多出身科举,虽然饱读诗书,却不习律。一旦为官,如何面对狱讼之事便成为课题,已有学者从法律教育的角度加以探讨{2}。其实,入仕之前的人生阅历和入仕以后的公事浸染同样重要,这其中,读书以外的法律经验成为司法官员养成的前奏与历练。
  在张集馨进士及第以前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十五、六岁时其家牵涉的一桩纠纷,年谱每每提及冠以“家难”,着墨甚多:
  重阳日开瑞(大堂兄——引者注)、辑瑞(二堂兄)欲将本生松衫兄(亲兄长)架去揪殴,适五叔秋岑公途遇喝阻,辑瑞声言连胞叔一并撕扭,经五叔掌责而散。北潭伯来宅鏖闹,余家将上房门闭拒,遂不得逞。傍晚,开瑞、辑瑞至厅旁别室,非以死胁不能大满所欲。辑瑞谓其兄开瑞曰:“汝佯为自缢状,余在旁高呼,必有出面调停者。”开瑞信之,解带悬于梁上。辑瑞撤椅而遁,冀其兄之死,将以快其欲也。是谋也,家人邵喜佯作送茶,曹贵伏于厅后,共听之而共见之。次早,北潭伯夫妇率其儿女到余宅,冲毁几案,盘盂一时俱尽;衣物顺便攫去,丝粟不留。继母许太夫人借寓五叔家,余及松衫兄并本生赠公亦于亲族间暂住。邑公屠琴坞先生名倬来验,实系自缢,而廉得辑瑞耸兄自缢讹诈各情。屠令以案情太重,不肯据实办理。辑瑞亦闻风藏匿。屠令谕令领尸掩埋,北潭伯夫妇不遵。其适杨第四女以洗尸水遍洒余宅,极力扰害。本生赠公不得已又禀之屠公。屠公大怒,即刻诣宅亲视敛抬,群小凶锋始稍敛迹。后屠公去任,经署令黄名舆断结此案,以北潭伯父子平日受本生赠公养赡,而忍心害理,藉命图诈,以后不准再行往来,从此余家渐觉安静{1}(P.7)。
  之所以酿出人命,起因源于争产:张集馨三叔病故河南考城,家人送灵回里,有随身衣箱数件,寄存其家,大伯北潭“以三子符瑞继三叔为嗣,将衣箱什物取去,硬说箱中不应仅有衣服”{1}(P.6)。原来三叔曾借银数千两“捐纳双月知县,会票来家兑还,本生赠公念手足谊,且嘉其向上,倾家代还。”{1}(P.6)三叔未捐分发,因与县令殷长福友善,于是至考城帮同办理。至于三叔是否遗有余财,张集馨说:“考城系河南瘠区,殷且不能自给,安有余力及人?而三叔故后,遗留盈千累百之说,真成呓语,不过藉事生风耳。”{1}(P.6-7)从宗法角度,大伯三子符瑞既然继三叔为嗣,理应继承三叔全部财产;但从家事角度,即便三叔留有余财,亦应先行归还赠公。若平心理讲,此事并不难解。然而,赠公与大伯北潭积怨已非一日。
  “大伯北潭,妇言是听,与诸兄弟皆不相能,待本生赠公尤甚。时余姊妹弟兄数人群聚一屋,又与大伯对屋而居,日受诟谇。”{1}(P.3)尔后,大伯长子开瑞,年长无业,赠公令在北门外公正米行与同事诸人经管账目,“开瑞包娼纵赌,铺本大为亏折。此铺系与李丹岩合本,核算账目,李不甘认,所亏数百金由本生赠公独赔。李与同事诸人皆不愿容留在铺,遂令回家改过。而其父母反来宅滋闹,谓本生赠公不相容也。”{1}(P.6)在这种家庭氛围之下,当争产纠纷发生以后,两家不能和解就在情理之中了。
  随后,纠纷在凶闹中发酵。先是开瑞、辑瑞兄弟欲将松衫架去揪殴,继而北潭伯来宅鏖闹,张集馨家人只得将上房门闭拒。兄弟阋于墙,已是短兵相接。瞿同祖先生曾言,“家族是最初级的司法机构”{3}(P.25),然而在这类最适合家族调解的兄弟纷争中,并没有看到宗法权威出场,而是另一种更为自然的家族面目——“亲族”。在开瑞、辑瑞兄弟揪殴之时,“五叔秋岑公途遇喝阻”;嗣后,北潭伯讹索滋闹,也是族叔治庭前来劝和{1}(P.8);后来宅第不堪受扰时,继母许太夫人又借寓五叔家,张集馨及松衫兄并本生赠公“亦于亲族间暂住。”更值得注意的是,五叔途遇喝阻之时,“辑瑞声言连胞叔一并撕扭,经五叔掌责而散”,宗法秩序之飘渺由此概见{4}。
  自缢图赖的出现,让争产转为人命,纠纷由此升级。当是之时,辑瑞谓其兄开瑞曰:“汝佯为自缢状,余在旁高呼,必有出面调停者。”开瑞信之,解带悬于梁上。辑瑞撤椅而遁,冀其兄之死,将以快其欲也。是谋也,家人邵喜佯作送茶,曹贵伏于厅后,共听之而共见之。此段情节虽然出自张集馨自撰,不过后来县令屠倬验为自缢,应为事实。自尽图赖在清代纠纷中颇为常见,《大清律例》的“威逼人致死”条也很有针对性:“凡因事(户婚、田土、钱债之类。)威逼人致(自尽)死者,(审犯人必有可畏之威。)杖一百”。“凡因事用强,殴打威逼人致死,果有致命重伤,及成残废笃疾者,虽有自尽实迹,依律追给埋葬银两,发边卫充军。”{5}(P.438-440)一方面,律例从维护社会公平和底层利益的角度,严惩仗势欺人;另一方面,为防止自尽图赖,律例又强调“必有可畏之威”以及“因事用强”。在此案中,实与“威逼人致死”无涉。
  案件在民间较量与官府理断中交替展开。“北潭伯夫妇率其儿女到余宅,冲毁几案,盘盂一时俱尽;衣物顺便攫去,丝粟不留。”人命发生之后,亲属率众追讨当是民间常态。之后县令到场,“廉得辑瑞耸兄自缢讹诈各情”,“屠令以案情太重,不肯据实办理。”这一点不难理解。纵使辑瑞有“耸兄自缢讹诈”之嫌,毕竟开瑞是在张集馨家自缢,“解铃还须系铃人”,如不责惩赠公,必为难了之案。果不其然,屠令谕令领尸掩埋,北潭伯夫妇不遵。反而“其适杨第四女以洗尸水遍洒余宅,极力扰害。本生赠公不得已又禀之屠公。屠公大怒,即刻诣宅亲视敛抬,群小凶锋始稍敛迹。”在以“尸水洒宅”之后,其怨已报,县令便利用官威督促敛抬。最后,署令黄名舆“以北潭伯父子平日受本生赠公养赡,而忍心害理,藉命图诈,以后不准再行往来”断结此案。
  此案中,官府的角色值得玩味。一方面,官府软弱且被动:谕令领尸掩埋,尸亲却抵制不遵,直至赠公再禀,县令才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官府必要且权威:在宗法力量基本缺席的情况下,纠纷在民间原始地较量,尸亲得势不饶人,苦主莫敢撄其锋,倘非官府的介入,纷闹不知伊于胡底。虽然官府的初谕遭到尸亲的抗拒,但纠纷再次扩大之后,官府即刻出手弹压,在“藉命图诈”的事实认定之下,“以后不准再行往来”实际上在于禁止再生波澜。客观地说,官府理断比较持平,其种种表现是官民格局大背景下的不得不然。张集馨经此一案,有家不能回,惶惶不可终日,其对纠纷的理解定然刻骨铭心,其“余念小民冤苦,总以速结为妙”一语,当是发自肺腑!
  如果说命案于张家多少有些意外的话,那么亲属之间发生利益纠葛则极为平常。张集馨父亲在时,曾将老屋典与族伯母并衡斋三叔,嗣后衡斋“另侨他寓,不问典屋年限,立索典价。赠公心窃非之,而姑以其孤寡,不与计较。”{1}(P.9-10)此外,张集馨之父曾与姑丈李松舟合伙开设棉花店,赔本后余款存于姑丈家,“赠公去世后,松杖竟乾没不言,同人有知者,而终以无字据不能取讨。人心险巇,不胜世道之感!”{1}(P.9)此两事,再加上作为“家难”诱因的公正米行钱债纠葛,张集馨都没有遗漏在年谱之外,纠纷在他生活中的印迹不言而喻。聊五分钱的天吗
  宋代以后的士大夫,普遍出身中小地主,较之前代更加关注小民的疾苦,不仅主张认真理讼,也更加重视小民的生活利益{6}。在张集馨8到21岁的14年间,其家共有6人病逝,均难谓“寿终正寝”{1}(P.3-11)。亲人的寡居和离世,尤其是失怙之后的辗转飘零,一定让张集馨倍感人世的艰辛。正是这些纠纷和琐事,使张集馨浸润世情,进退有据,以致从政以后同僚称其“不可以书生视也”{1}(P.36)。张氏早年的生活经历与出仕之后的为官表现可以说是延续了宋代以来士大夫的司法传统。而且,类似经历在清代司法官员中相信不是特例。人生经验往往影响司法立场,从这个角度讲,司法官员的早年阅历和法律经验是洞悉社会与人情的前奏与历练。
  二、整饬与覆核:司法链条的府司角色
  清代的知府和臬司处于司法金字塔的中层,上面主要是督抚、刑部和皇帝,下面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包括地方官、幕友、属吏、差役以及讼师,如何沟通运转,构成司法链条的府司角色。
  清代司法的最底层,当属差役和属吏,其为害卡房与监狱最深。“卡房最为残酷,大县卡房恒羁禁数百人,小邑亦不下数十人及十余人不等;甚至将户婚、田土、钱债细故等亦拘禁其中,每日给稀糜一瓯,终年不见天日,苦楚百倍于囹圄……前此通省瘐毙者,每年不下一二千人。”{1}(P.95-96)张集馨在四川臬司任上,恶其情弊,“严檄通省,凡寻常词讼人证,立刻提卡保释;而窃盗、棍徒、啯匪为从并未杀人者,查明案情分别军、流、徒、杖,一概发落;犯人即由道、府过堂,听候不咨,定地起解,卡房全行拆毁。”{1}(P.95-96)申明以后如再有私设卡房者,“定即严参”。
  而监狱之混乱,由一起上控案可见一斑:井研县永远监禁人犯周鸣同在监年久,充当牢头,时常将人犯拷虐勒脏,还逼奸女犯。更有甚者,将寄监过站人犯、差役无不吊拷,致使差役先赴州署喊冤,再到省具控。案情之所以扩大,其一是吏目姜淳及家人受周犯之赃,纵容为非。其二是州署受案以后,将周鸣同责惩导致其鸣锣击鼓,放火焚监,牧令舒翼担心事态扩大,不敢深究,释放了周鸣同。如此一来,原告差役不仅冤屈未伸,还要担心周犯报复,干脆一告到底,具控省城。结果,“周鸣同等三犯照原犯罪名,分别立决秋后,姜淳问以缳首,姜仆拟徒,舒翼失察降调。”{1}(P.88)不仅原犯和纵容之吏目受死,失职之州牧也被降调。
  事实上,张集馨任职知府以后的首桩司法事务,便是奉臬司之命“设法查禁私设班馆锁押无辜”{1}(P.29-30)。张集馨的应对,分为四个层次:首先是遵循例规,“徒罪以上之犯,既行收禁,杖罪以下之人,立予保释。差提集原被干证,而原告匿不到案,亦即将被证人等,讯供释回,令其安业,不使废时。如系上控之案,照原告一月不到例请销。”其次是改进章程,“饬令凡有传讯之案,先行牌示某日审断何案,所传原被何人,干证何人,逐一开载,案外牵扯,概不必传。俟人证提至,当堂先问有无被差押累?讯明断结之后,分别发落开释。仍将如何审断,及到案几人,如何发落开释之处,悬牌晓谕。倘有原差锁押无辜,许被累人指名喊禀,一经严申禁令,设敢玩法,立置重刑。”再次是亲身监督,“每有签差,须本官亲书密簿,如一案情,因何事故,孰原孰被,孰为干证,孰为原差,住址何处,一一登记,以人证距城之远近,定原差销票之早迟。”最后是釜底抽薪,“若州县自惮烦恼,任听家丁差役勾结,而标签注簿,一概假手他人,匿处衙斋,听人牵鼻。此等冗汰之员,则又当先登白简,实清吏之源也。”张氏之策,后经臬司详院,大为巡抚所赞赏,饬司刊刻通行遵照。
  幕友是清代司法运作中的关键一环,因为司法官员大多并未专习刑名,故而常加倚赖。张集馨曾在朔州知府任上委署太原府和雁平道,前任们都不问案,将事务交与幕友。前守王有壬,“公事概交委员并家人王成经管,遂得因缘为奸。积案数百起,拖累动辄数年。幕友吴姓盘踞把持,高下其手。”{1}(P.37)张氏到任后,劣幕家人,概行屏退。结果“通判麟耀大以为非,苦劝仍请吴幕,余不能从;又转乞臬台吹嘘吴幕及王成二人,臬台不肯推荐,而深以不蹈前辙为是。”{1}(P.37)看来,幕友与知府家人、通判已经结成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张集馨要清退劣幕,通判不仅苦劝,还至臬司处求情,显然疾已成顽。雁平道也是如此,“历来前任从不问案,尘牍甚多。前任章荆帆尤昏愚可笑,公事皆幕友斯为盛主持。即遇京控发审案,皆令书吏在外劝和,从不提审;两造到堂,原被莫辨,而口钝严涩,狱不能折。斯幕伪作点单,捏写供词,具详完结。”{1}(P.45)由此可见,正是地方官员怠惰政事,幕友才得以因缘为奸。
  当然,称职的县令也不乏其人。张集馨委署太原知府时,介邑有侯姓开检案,都怀疑林县令原检不实,中有情弊,拖延数年。前守欲其贿和,而原告所望甚巨;臬司亦主和议,而原告意气甚高,断难消弭。“因按例开检,并请臬台至厂同视,原告系为其侄媳将其堂侄打死后,撩入井内。右耳根有骨损伤数处,取具切结。开检无伤,天灵盖有泥沙,实系投井殒命。原告无词,悉置于法,林令之冤白矣。”{1}(P.49)林县令因为办案踏实,尽管原告耸告数年,最后一检洗冤。有鉴于此,张集馨在太原府时,刻意培养县令的司法能力。“分发县令廿余员到省,皆书生不知吏事。余派刘叙等10员在县学习,派陈景增等10员在府学习,每晚令阅律例,次日相互讲求。令值堂吏设立考勤簿,注明到局时刻,其中有心人,俱甚欣感。后各员补缺,于例案俱有把握,不致受制于人。”{1}(P.42)
  张集馨任职臬司后,与知府司法职能最大的不同,就是办理秋审。清乾隆二十九年例规定:“各省每年秋审,桌司核办招册,务须先期定稿,陆续移咨在省司道。会同虚衷商榷,联衔具详督抚覆核定拟。至期会审,司道等官,俱赴督抚衙门办理。”[4]
  张氏在赴川省臬司之前面圣,道光帝告诫说:“每年勾到时……我见缓决本内,颇有该入情实者,不过因入实之案已多,稍从宽大耳,亦诛不胜诛。汝到任时,要只拿主意,不要听劣幕救生不救死之说。彼等有何学识,不过以积德行好之说动人,不知死者含冤,凶徒漏网,这才是真正造孽呢!”{1}(P.88)张氏此段记述,说明皇帝秋审勾决绝不只是“照葫芦画瓢”,而是自有主张。秋审制度之执行,臬司乃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皇帝通过召对将刑案立场亲自布达。
  张集馨曾言:“秋审并不难办,固须条规例案娴熟,尤在定案时预为秋审地步。每定一案,即办一秋审,小看如果实缓不定,即于此时斟酌妥善,免致临时为难。大抵案情实者,断不可夹杂活动话头;案情缓者,亦不可搀入狼戾字面。自己确有所凭,部中亦无可挑剔。”{1}(P.115)张氏在署理陕西臬司时,曾有一起秋审“由缓改实”的案件:
  泾阳犯人马书新嗜赌无赖,其妻李屡劝不悛。李氏身无完衣,冬卧草韉,李兄怜其贫苦,给以絮被,聊以御冬。马书新回家瞥见絮被,即欲攫去以作赌资,李氏坚持不放。马书新即将李氏遍体殴踢成伤,倒卧在地,气忿吵嚷。马书新一时性起,用切草铡刀将李氏头颅砍下。经县验讯,照故杀亦绞律,问以绞候。余查勘秋审册,见该犯情节凶惨,又是赌匪,拟入情实,已将草册递至甘肃总督衙门,奉批如拟。向来秋审,督、抚两署先由臬司呈递草册,如意见不合,签司商改。少穆先生阅至此案,意在改缓,余对曰:“故杀妻,切下头颅,向来成案入实;且此案凶犯系属赌匪,似更无可宽;况制台处草册已定,亦难改动。”少翁曰:“足下系道员属臬,设或部中以为失入处分即要降调,道员降调并不具奏,非比臬司必须奏明处分,尚可邀恩也。至甘肃制军布公处,我即写信告知,属其将册驳下,再由司中拟核。”余见少翁如此切挚,亦即遵。少翁意谓故杀妻,向办缓决,不知情节有轻重不同也。西安距京不远,当将此案抄寄张兰沚少寇与之商酌,覆信云“此案是实案,外间不如缓办,听部驳实之为妥也。部中非驳案数起,不足见其慎重,且无以见大部之有权也。”余将回信呈少穆先生阅看,抚军及司道数人皆笑{1}(P.87)。
  此事看点有三:一是张集馨的刑名水平。张氏在年谱之中,并无修习刑名的记载,但从此案中张氏对律例以及成案的熟悉可以推知,倘有进取心,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即便半路出家勤加补习,也能胜任司法。二是秋审的省级运作。“向来秋审,督、抚两署先由臬司呈递草册,如意见不合,签司商改。”省级秋审一般由臬司主稿,督抚覆核。在此案中,张集馨以“情节凶惨”为由改缓为实,但巡抚林则徐(少翁)从慎重角度主张改缓,理由是“部中以为失入处分即要降调”,以道员身份署理臬司的张集馨倘若“降调并不具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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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北大法宝

{2}张小也:“儒者之刑名——清代地方官员与法律教育”,载《法律史学研究》第1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3}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

{4}汪雄涛:“明清判牍中的亲属争讼”,载《环球法律评论》2009年第5期。

{5}《大清律例》,田涛、郑秦点校,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6}陈景良:“试论宋代士大夫的法律观念”,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

{7}杜家骥主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8}王策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真情披露》,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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