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国际人格权侵权法律适用问题之司法协调:从欧盟到中国
【英文标题】 Judicial Coordination Concerning Application of Law Problems on International Infringement of Personality Rights: From EU to China
【作者】 黄志慧【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分类】 侵权法
【中文关键词】 “谢维尔案”;人格权侵权;法律适用规则;司法协调
【英文关键词】 Shevill’s Case; Infringement of Personality rights; Rules of Choice of Law; Judicial Coordination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2
【页码】 104
【摘要】 伴随现代传媒业的迅猛发展,国际人格权侵权的法律适用问题日益突出。欧洲法院在“谢维尔案”中所确立的与国际人格权侵权法律适用问题相关的“马赛克准则”,既不能避免当事人挑选法院,也未能实现法律适用的确定性。此即表明,欧洲法院的司法协调,并未给国际人格权侵权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提供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同时也反映出在人格权保护和言论自由保障的政策平衡上,欧盟各成员国尚无法达成一致。欧盟关于人格权法律适用之司法协调表明,对于国际人格权侵权问题准据法的确定,应采用“排他式”而非“分配式”方法。在国际人格权侵权法律适用规则中连结点的选取上,传统僵硬的属地性连结点所建构的法律适用规则并不能恰当地完成相互冲突的利益之平衡,应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国际人格权侵权法律适用规则的连结点。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尽管已有关于国际人格权侵权法律适用之相关规定,但仍有对其进行深刻反思和进一步完善之必要。
【英文摘要】 The problems of application of law on the international infringement of personality right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extrusiv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media industry. Although the Mosaic Principle which established in Shevill’s case by ECJ involved the problems of application of laws on the international infringement of personality rights,it can neither fulfill the objective of avoiding the parties’forum shopping,nor achieve the target of legal certainty. It not only indicates that the ECJ’s judicial coordination failed to provide an appropriate solution for the application of law with cases of international infringement of personality rights, but also reflects that the Member States in EU unable to compromise a policy balance between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ity rights and the guarantee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e judicial coordination made by EU indicated that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applicable law concerning the international infringement of personality rights should adopt the Exclusive Approach rather than Distributive Approach. As far as the selection of connecting factor in the choice-of-law rules for the international infringement of personality rights,traditional rigidly territorial connecting factor cannot properly balance the conflicting interests,and the principl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connection should be adopted as the connecting factor of choice-of-law rules for the international infringement of personality rights. Although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Laws Applicable to Foreign -Related Civil Relations has stipulated relevant provision on the infringement of personality rights, there is still a need to make a deep self-reflection and further improvement on i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8897    
  互联网络、移动通讯技术的广泛运用,现代传媒业得以飞速发展,由此引发大量涉及国际人格权侵权的案件,国际人格权侵权的冲突法问题,也日益为理论和实践界高度关注。
  从各国(地区)国际私法理论和实践看,在国际人格权侵权领域,各国(地区)更关注的是精神性人格权侵权的管辖和法律适用问题,尤其是与大众媒体相关的精神性人格权侵权问题的规制。[1]尽管就人格权的属性及分类问题而言,理论上还存在较大争论,但一般认为,包括名誉权、隐私权等在内的精神性人格权,在当今人格权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2]欧盟委员会于2008年10月公布的《27成员国关于侵害隐私及与人格有关权利而生之非合同之债法律适用状况的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Situation in the 27Member States As Regards the Law Applicable to Non-Contractual Obligations Arising out of Violations of Privacy and Rights Relating to Personality)表明,一方面,对于人格权侵权的法律适用问题,各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另一方面,部分欧盟成员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中专门规定的国际人格权侵权法律适用规则,主要适用于与大众传媒相关的精神性人格权问题。[3]基于此,本文的探讨也仅限于精神性人格权侵权范畴。
  对于人格权侵权的法律适用问题,欧盟在酝酿《关于非合同之债的法律适用公约》过程中,最初是计划将其纳入其中一并规定的,但《罗马II》最终没有涉及该问题。而上述欧盟部分成员国该问题仍单独规定。之所以如此,主要基于国际人格权侵权的特殊性:第一,国际人格权侵权问题,实质上牵涉宪法层面上的两种基本权利即人格权与言论自由权之间的潜在冲突{1},该冲突显然难以通过立法上抽象的效力位阶来解决,往往需要在人格权侵权的具体个案中通过追求法益的平衡方式来解决;第二,国际人格权侵权案件日益复杂,对于特定讼争法律关系准据法的确定,作为反映侵权行为地法原则的属地性选法方法,和反映住所地或惯常居所地法原则的属人性选法方法,均难以做到客观与公正;第三,与一般侵权相比,人格权侵权往往同时导致财产损害与非财产损害(特别是精神损害)后果,这一点已在理论界得到认可,[4]但从各国关于侵权的实体法立法看,在人格权侵权所生之非财产损害问题上,各国间的法律冲突,尤为明显。因此,如何公平合理解决此类法律冲突,就成为人格权领域对国际私法的新期待;第四,各国人格权实体性法律的巨大差异性,极易导致国际人格权侵权案件当事人挑选法院。因此,这些特殊性也表明,制定关于国际人格权侵权的专门冲突规范,无疑是明智之举。
  另外,根据1992年《欧洲联盟条约》(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相关规定,对于欧盟范围内生效的包括国际私法在内的相关公约,欧洲法院(ECJ)有权解释其实施中的相关问题。[5]因此,欧盟在对国际人格权侵权冲突法统一过程中,首先是通过欧洲法院从司法协调途径开始的。
  一、司法协调的初步尝试:“马赛克准则”之确立
  欧盟之所以通过欧洲法院开启统一国际人格权侵权冲突法之幕,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通过立法方式统一欧盟成员国国际人格权侵权的法律适用规则,存在极大困难。早在1967年,欧洲共同体曾尝试对包括人格权侵权问题在内的非合同之债形成统一的冲突法规则。但在人格权侵权问题的立法上,各成员国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加之各利益团体在此问题上的纷争,使得人格权侵权的法律适用规则的统一困难重重。欧盟委员会前副总裁弗拉蒂尼(Franco Frattini)因此认为,“欧洲议会对该问题的争吵就如同一罐蠕虫争斗一样不会有任何结果”;[6]二是欧盟关于人格权的相关法律政策面临被“英国化”的风险。欧洲各国(尤其是欧盟内部)人格权实体法之间的冲突,主要发生于欧陆国家与英国之间。英国对人格权侵权的规制,主要集中在毁誉(defamation)方面。英国对受害人的保护较为宽泛,加之在人格权侵权的冲突法实践中法院地法倾向严重,就导致原告为获得较高赔偿而往往挑选在英国法院起诉。[7]而在《布鲁塞尔条例》框架内,英国法院所作出的毁誉判决,一般都会得到其他欧盟成员国的承认和执行。这样,非英国出版者为避免受到于己不利的英国判决,往往会被迫以英国毁誉法作为自我行为规制的标准,以适应由英国毁誉法所确立的“最小公分母”。由此,整个欧盟相关法律政策就有被间接“英国化”的可能,[8]而这无疑是欧盟不愿意接受的后果。
  为尽量削弱英国过于偏重保护原告利益的法政策之影响,欧洲法院试图通过规制当事人挑选法院着手,来协调欧盟范围内国际人格权侵权的法律适用问题。菲奥娜·谢维尔诉法国报刊联合公司案(Fiona Sheville v. Presse Alliance SA,以下简称“谢维尔案”)也因此成为欧洲法院在国际人格权侵权问题上最具代表性的判例。[9]
  (一)“谢维尔案”与“谢维尔规则”
  “谢维尔案”是英格兰与威尔士高等法院(The High Court of England and Wales)于1989年受理的毁誉诉讼案。该案中,谢维尔(Shevill)等四原告诉称,被告法国报刊联合公司1989年9月27日法语版的新闻报道,暗示四原告在巴黎的外汇交易所内参与帮助某一贩毒团伙洗钱,并特别提及第一原告谢维尔,原告的名誉因此受到侵害。[10]尽管法院受理了该诉讼,但该案案情表明,案件与英国的联系并不明显:从该案的毁誉物在英国的传播看,被告的报纸在英国的发行量极为有限(仅230份),在英格兰的约克郡(原告谢维尔的住所地)仅发行了5份,大部分发行于法国本土(237000份)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15500份);该报道为法文版,在诉讼提起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谢维尔的声誉在英国受到影响,也没有任何事实证明因被告的报道导致原告在英国公司的声誉和经济利益受损。[11]被告由此依据1968年《布鲁塞尔公约》第5条第3款之规定,要求法院终止或者驳回原告起诉,理由是被告在英格兰与威尔士并未对原告产生“损害事实”,[12]但被告的管辖抗辩被法院驳回。
  在被告提出管辖抗辩后,原告调整了其损害赔偿请求的范围。即将毁誉损害赔偿诉求从最初的“法国、英格兰和威尔士以及其他任何地方”造成的损害,改为仅限于在报纸发行地即英格兰与威尔士所造成的损害,目的在于确保英国法院适用英国的冲突规则,进而使得英格兰关于毁誉的实体法得以适用。
  该案上诉审中,英格兰与威尔士上诉法院(Court of Appeal 〈 Civil Division 〉 of England and Wales)驳回被告的上诉,法院认为,如果原告提供了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毁誉出版物在英格兰发行并且存在所假定的损害,那么就可以推定英国法院对该诉讼有管辖权。被告随后于1991年5月向英格兰上议院(House of Lords)上诉,上议院于1993年决定中止诉讼程序,并将该案所涉及《布鲁塞尔公约》条款的解释问题提交欧洲法院裁决,欧洲法院于1995年3月7日作出裁决并主要确立了如下规则:第一,受害者可以在毁誉物发售地(加害行为地)或受害者名誉损害地(损害结果地)法院起诉,受案法院只能对毁誉物在法院地国内造成的损害赔偿问题行使管辖权;第二,受害人也可以向毁誉物出版机构设立地(侵权人居所地)法院起诉,该法院可以对毁誉物所造成的所有损害的赔偿问题行使管辖权。[13]从法律适用问题上而言,如果受害人在加害行为地或损害结果地起诉,受案法院可以适用法院地法;如果受害人选择在毁誉物出版机构设立地起诉,则对于原告在法院地国境内遭受的损害赔偿问题,可以适用法院地法,而对于原告在其他国家遭受的损害赔偿问题,则需要根据毁誉物的发售状况分别适用各外国法。上述解决人格权侵权法律冲突的规则,即所谓的“马赛克准则”(mosaic principle)。[14]
  在国际毁誉领域,法律选择规则与管辖权规则之间关联密切。[15]“谢维尔案”中,尽管欧洲法院仅能就“谢维尔案”的管辖权问题进行裁判,但法院的裁决最终也涉及并明确了国际毁誉案件中的法律选择问题。当然,“谢维尔案”是与平面媒体(print media)有关的毁誉案件,但从该裁决的逻辑来看,其所确立的规则同样可以扩展适用于其他大众媒体(mass media)。[16]
  欧洲法院在“谢维尔案”中将英国法院所提出的七个问题分为两类:第一,因传播于若干成员国的毁誉性报道所产生的损害赔偿所生之诉中,“损害事实发生地”的界定问题;第二,确定法院地“损害”的准据法如何?[17]欧洲法院正是通过对这两类问题的解释,使“谢维尔”规则得以确立。
  1.“损害事实发生地”的确定问题
  欧洲法院将“谢维尔案”中的“损害事实发生地”(the place where the harmful event occurred)确定为“损害发生地”(即损害结果地,the place where the damage occurred)或“导致损害产生的事实发生地”(即加害行为地,the place of the event giving rise to the damage)。
  在确定该案“损害事实发生地”的过程中,欧洲法院认为,“比尔诉比尔案”(Handelskwekerij G. J. Bier BV v. Mines de Potasse d’Alsace Bier)(以下简称“比尔案”)规则同样适用于国际毁誉案件,尤其是对于有关自然人或法人的声誉因毁誉出版物而受损的案件,更应如此。欧洲法院在“比尔案”中曾经指出,出于正义有效实施(the sound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之考虑,“损害发生地”与“导致损害产生的事实发生地”,均与案件有着相对紧密的联系。因此,涉及身体或金钱损害的“损害事实发生地”,是指“损害发生地以及导致该损害发生的事实发生地”。而且,“从管辖权的角度而言,两者均可作为关键性连结因素”,这无论是对于证据的提出还是诉讼程序的进行,都较为便利。[18]
  对于“损害发生地”,欧洲法院将其确定为“不法行为给受害人造成有害影响之地”,即当受害人在毁誉物发售地享有名誉时,其社会评价由于毁誉物引起之损害发生于毁誉物的发售地。[19]该地点不是受害人主观上所认为的因毁誉而遭受羞辱或侮辱之地,而是包括受害人在其享有名誉(名誉可能受影响)并受到损害之地以及毁誉出版物传播之地。
  对于“导致损害产生的事实发生地”,欧洲法院认为,“毁誉物出版机构设立地”就是“导致损害产生的事实发生地”,该地点是“有害事实起源和形成、且毁誉物被发售并由此传播开始之地”。[20]同时,欧洲法院也认为,为避免《布鲁塞尔公约》所确立的损害发生地管辖原则(第5条第3款)形同虚设,也可以将“导致损害产生的事实发生地”视为被告住所地。因为,除非原告选择在“损害发生地”提起诉讼,否则《布鲁塞尔公约》的损害发生地管辖原则,将会被该公约所确立的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原则(第2条)替代而变得毫无意义。欧洲法院认为,对于原告因被告的毁誉性报道所遭受的所有损害,应包括原告在法院地及其在其他成员国境内所遭受的损害。对于原告所遭受的损害,报纸出版机构设立地法院有权为原告提供司法救济,理由是原告遭受的所有损害皆源于被告的不法行为,而该行为导致的损害结果,无论发生于法院管辖的地理界限(geographical boundaries)之内,还是发生于法院管辖的地理界限之外,均与法院有特别紧密的联系。[21]
  欧洲法院的做法,事实上反映出欧洲法院在人格权与言论自由权之间的一种折中态度:一方面,欧洲法院对“损害事实发生地”的较为宽泛的界定,无疑也赋予了成员国法院相对宽泛的管辖依据;另一方面,欧洲法院同时也试图限制成员国法院对于毁誉诉讼管辖权的行使。因为,法院要求成员国法院只能针对受害人在该成员国境内所遭受的损害,而非受害人在其他国家内遭受的损害行使管辖权。当然,从理论上讲,原告可以在毁誉物传播的各国分别单独提起诉讼,但前提是原告应在该毁誉物传播的国家享有声誉。[22]
  至于为何将原告在损害结果发生地(主要是毁誉物发售地)法院行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限定于原告在法院地所属国所遭受的损害,欧洲法院未进行充分解释。对此,该案检察总长达蒙(Marco Darmon)在其所发表的顾问意见中(Advisory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认为,损害结果发生地法院与其他国家所发生的损害之间没有密切联系,这正是欧洲法院对损害结果地法院管辖权予以限制的缘由。为此,达蒙援引了法国学者拉加德(Paul Lagarde)教授的观点:若某一行为在多个国家造成损害时,致害行为发生地国家法院,有权管辖该行为在所有国家所造成的损害,原因是每一个损害事实均与该致害行为有关联;另一方面,损害结果发生地的法院,则只能对法院地国家内的损害结果进行管辖。
  显然,这一观点的正当性在于,在大众传媒引发的人格权侵权案件同时存在多个损害结果发生地的情况下,对损害结果发生地法院的管辖权进行限制,有利于限制当事人挑选法院。而另一方面,大众传媒所引发的人格权侵权案件无论有多少个损害结果地,作为“致害行为发生地”的出版机构设立地,往往是惟一的。如果确认出版机构设立地法院对所有损害的管辖权,当事人挑选法院之现象当然也就无从发生。
  不难看出的是,达蒙之所以主张对损害结果发生地法院的管辖进行限制,主要是因为大多数欧洲国家报纸可以在欧盟范围内广泛发行,如果允许成员国法院以毁誉物的传播为基础而对所有的损害赔偿行使管辖权,那么原告就可以在对相关程序法和实体法衡量的基础上挑选法院。也正因为考虑到挑选法院与《布鲁塞尔公约》之目的相悖,达蒙建议通过“切割”(subdividing)原告的诉讼请求来限制当事人的此类行为。[23]
  2.“损害事实发生地”确定之准据法问题
  《布鲁塞尔公约》第5条第3款对于侵权或准侵权事项,采取的是损害事实发生地法院管辖原则。前述“谢维尔案”也对该条款所规定的“损害事实发生地”进行了详尽解释。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拟依据公约第5条第3款之规定对毁誉案件行使管辖权的法院,应当依照哪一法律来确定损害是否存于法院地呢?
  欧洲法院对该问题的回答,显然受到英国毁誉法中特殊规定的影响。“谢维尔案”中,原告声誉虽然在英国事实上并未受到任何实质性损害,但原告仍然能够在英国法院提起诉讼,这主要因为英国毁誉法对毁誉物的传播造成之损害,采取的是推定制度。即只要毁誉物在英国境内传播,法院即推定原告的声誉在英国受到损害。而一旦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仅限于在英国的毁誉物所造成的损害时,法院则适用英国毁誉法。因此,英国法院对“谢维尔案”行使管辖权并无法律障碍。尽管该案被告曾辩称,若某一法院对特定争议行使管辖权,受案法院与被诉称的不法行为或该行为所导致的实际后果之间,应有某种真实的联系,而不应仅仅将推定的损害作为管辖依据。被告之所以提出这种与英国国内法相矛盾的抗辩,是因为被告坚持,对《布鲁塞尔公约》第5条第3款的解释,不应该受到各缔约国国内法的影响。[24]但欧洲法院则坚持认为,对于相关损害是否发生于欧盟成员国之问题,应依据成员国法院地冲突规则指定的准据法决定。而依据英国冲突规则所指定的毁誉法,损害存在于英国境内,故英国法院对该案享有管辖权。
  可见,欧洲法院对“谢维尔案”的裁决表明,对“损害事实发生地是否存在于法院地”之问题,应由法院地冲突规则所援引的成员国国内法决定。欧洲法院认为,判断某行为是否造成损害的要件,以及名誉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所主张损害的存在及范围之要件,非属《布鲁塞尔公约》规范之对象,该问题应由受诉法院的国内冲突法规则所指定之实体法决定。[25]
  因此,欧洲法院对于人格权侵权案件管辖问题的裁决,是以遵从《布鲁塞尔公约》的限制当事人挑选法院之规定为前提的。而对于损害发生地的确定,即损害是否发生于法院地的确定,欧洲法院主张根据法院地冲突规则所指定的准据法来决定。
  (二)“谢维尔规则”之评价
  欧洲法院对“谢维尔案”管辖权问题的裁决,事实上认可了英国法院在国际毁誉案件中的传统做法。一方面,“谢维尔案”承袭了英国普通法上关于“公开”(publication)的定义,将被告的毁誉性言论在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针对特定读者的公开,均属独立的侵权行为。即法院允许受害人选择在毁誉物发售地或名誉受损害地起诉,同时限定受诉法院只能对毁誉物在法院地所属国境内造成的损害赔偿具有管辖权,且该法院可以适用法院地法;另一方面,对于英国法院在毁誉诉讼中将管辖权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联系起来的做法,“谢维尔案”也潜在地予以了肯定。即法院认为,既然毁誉性言论在各国的公开行为,分别意味着是独立的侵权行为,各国对由此在其境内造成的损害当然享有立法管辖权和司法管辖权。
  但欧洲法院试图通过对“谢维尔案”确立的“马赛克准则”之解释,来协调欧洲范围内人格权侵权所导致的法律冲突,其局限性在实践中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经济效益低下与平行诉讼之困扰。首先,允许当事人针对单一的毁誉性报道而在多个地方提起诉讼,无疑会增加诉讼成本。一般而言,在毁誉案件中,确定媒体是否尽到充分的调查以及相关报道是否有充分的事实基础,往往是最为重要的问题。而从证据、证人及司法资源利用之程序效率等方面来讲,允许原告在新闻工作者调查地之外提起诉讼,显然不符合诉讼的经济效益原则。
  其次,鉴于欧洲各国在人格权侵权实体法上的差异,同一侵权争议如果受不同法律体系支配,自然会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结果。因此,“谢维尔案”所确立的“马赛克准则”,不仅不能防止或减少当事人挑选法院,而且更易导致平行诉讼之发生。因此,我们有理由假设,若欧洲法院在“谢尔维案”中采取一种与前述“比尔案”不同的特殊规则,即尽可能对“损害事实发生地”予以限定,也许可以避免多个有管辖权法院的存在,从而避免或减少平行诉讼,但这却要牺牲“比尔案”以来欧洲法院所建立的确定“损害事实发生地”之一致性为代价。显然,欧洲法院在该案中选择了遵循“比尔案”以来所形成之做法。
  第二,受害人为“理性人”的理论预设及其现实困境。在“谢维尔案”中,欧洲法院认为,如果受害人要对其遭受的所有损害主张赔偿,就必须选择在被告住所地(即出版机构设立地)法院起诉,受诉法院在决定法院地以外的赔偿问题时,当然需要适用相应的外国法。该做法所蕴涵的理论预设是,假定每一个受害者都是“理性人”,出于获得最大程度的损害赔偿之考虑,受害者通常会选择在被告住所地法院起诉。然而,这种理论上看似可行的方法,在实践中却难以践行。原因在于,出版者往往会根据本国毁誉法所要求的标准从事相关职业活动,这样,根据出版者住所地法,受害人在出版者住所地法院提起的相关毁誉诉讼请求,极有可能完全得不到法院的支持。从而,在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地点起诉以获得部分赔偿,和在出版者住所地起诉可能完全得不到赔偿这两者之间,作为受害者的“理性人”,反而会选择损害结果发生地法院而非作为致害行为地的出版者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
  二、司法协调的晚近发展:涉及互联网的人格权侵权问题
  欧洲法院新近裁判的“e时代广告公司案”(eDate Advertising GmbH v. X)[26]和“玛廷兹案”(Olivier Martinez and Robert Martinez v. MGN Limited)[27],反映了欧盟在人格权侵权法律适用问题上司法协调之晚近发展。
  (一)“谢维尔规则”适用之拓展
  与前述“谢维尔案”的人格权侵权方式相比,涉及互联网人格权侵权案件因网络信息传播的广泛及快捷性,可能导致人格权侵权的结果更为严重,人格权侵权损害发生地的确定会更为困难。正因为此,“e时代广告公司案”和“玛廷兹案”的被告对受案法院管辖权提出抗辩后,德国联邦司法法院(Bundesgerichtshof 〈 Federal Court of Justice,Germany 〉)与法国巴黎地区法院(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 de Paris 〈 Paris Regional Court,France 〉)均要求欧洲法院明确:对于互联网中人格权侵权问题,应如何适用欧盟2000年《布鲁塞尔条例Ⅰ》第5条第3款之规定,尤其是如何适用欧洲法院在“谢维尔案”中所确立之规则?
  欧洲法院在2011年10月25日的裁决中认为,《布鲁塞尔条例Ⅰ》第5条第3款(“谢维尔案”时为《布鲁塞尔公约》第5条第3款)之规定,同样可以作为成员国法院对互联网中的国际人格权侵权问题行使管辖权的依据。即因互联网站上内容致人格权受到侵害的自然人,可以就其所遭受的所有损害问题,在毁誉物的发表者所在成员国法院或者受害人的利益中心地(the place where the victim has his center of interests)的成员国法院提起诉讼;或者,当事人在各成员国法院就其境内网络上存在的或可获取的毁誉内容提起诉讼,法院只对法院地国家领域内所造成的损害行使管辖权。[28]
  但欧洲法院同时也特别强调受案法院与案件争议存在一定的联系。欧洲法院认为,受害人的自然人的利益中心地——通常为惯常居所地——法院可以行使管辖权,若当事人惯常居住地并非在成员国的利益中心地的情况下,当事人从事职业活动地国法院可以行使管辖权。[29]
  因此,欧洲法院对“e时代广告公司案”和“玛廷兹案”的裁决,与前述“谢维尔案”所确立的管辖规则基本是一致的。
  上述案件当然也涉及人格权侵权的法律适用问题。针对德国法院的询问,欧洲法院通过对欧盟2000年《电子商务指令》的相应条款进行解释,[30]从而明确该指令是否对相关法律选择问题产生影响。作为规范欧盟关于开放电子商务的市场、电子交易、电子商务服务提供者的责任等关键问题的法律,欧盟《电子商务指令》适用于信息社会服务(information society service)提供者提供信息社会服务的行为,其中也涉及到个人信息被侵害之问题。而个人信息作为与人格密不可分的一种新型的具体人格权{2},与国际人格权侵权问题直接相关。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对于此类国际侵权问题,该指令第3条第2款是否在事实上建立了一个法律选择规则,或者是否意味着出于维护欧盟范围内自由服务之考虑,该指令第3条第2款是否要求成员国修改其法律选择规则?[31]
  对此,欧洲法院认为,《电子商务指令》第3条第2款并未创设任何法律选择规则。首先,尽管由于对该指令第3条第1款规定的国内市场规则之文义解释而导致设立地成员国内生效实体法得以适用,[32]但并不能将其归入国际私法规则的范畴。[33]因为,该款规定主要是对成员国施加义务,目的在于确保成员国领域内的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信息社会服务与成员国国内法相符。对成员国施加这种义务的规范本身,本质上不属于解决法律适用问题的冲突规则;[34]其次,《电子商务指令》第1条第4款明确了该指令并不创设任何国际私法规则。从该指令序言第23详述(Recital)中可以看出,东道成员国原则上应自由依照其国际私法规则来确定相关实体法的适用,只是不得对提供电子商务服务的自由构成限制。[35]
  由此,对于《电子商务指令》第3条第2款,欧洲法院的解释是,根据自由提供服务的原则,东道成员国对电子商务服务提供者的要求,不得高于该服务商设立地所在成员国的要求。[36]
  (二)对司法协调的晚近发展之解读与评价
  1.对司法协调的晚近发展之解读
  从欧洲法院晚近司法实践看,由于欧盟《电子商务指令》第3条第2款之规定并未被解释为法律选择规则,即意味着欧洲法院解决人格权侵权法律冲突的司法协调,总体上并未超出前述“谢维尔案”规则。因此,为确立有效解决人格权侵权法律冲突的法律适用规则,欧盟尚需继续努力。
  对于欧盟《电子商务指令》第3条第2款之规定,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参考文献】 {1}张红:“不表意自由与人格权保护——以赔礼道歉民事责任为中心”,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
  {2}王利明:“论个人信息权在人格权法中的地位”,载《苏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08897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