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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论市场经济体制下犯罪客体的重构
【副标题】 兼评《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夹定》的有关规定
【作者】 王晨【作者单位】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分类】 法律经济学【期刊年份】 1995年
【期号】 12【页码】 1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0459    
  传统刑法理论一般认为,犯罪客体是我国刑法保护的、而为严重危害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这一概念将犯罪客体的实质归结为社会关系,并且对这种社会关系作了“社会主义”的限制。这种表述方式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既不符合犯罪客体的特性,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
  犯罪客体的实质应该是合法权益
  为什么不能把犯罪客体的实质理解为社会关系?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首先搞清楚什么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和共同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两个方面。物质关系是人们在生产过种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构成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思想关系是指由一定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等其他社会关系。这种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构成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社会关系的上述特性表明:社会关系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种概念,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只是哲学概念,至少不是法律或法学的专属概念。刑法保护的对象无疑是一种社会关系,但是,并不是所有社会关系都受刑法保护。只有当一定的社会关系表现为法律上的权利和利益,才会成为刑法保护的对象。此其一。其二,在社会关系表现为法律上的权利和利益的情况下,刑法虽然保护了这种社会关系,但却不是因为它是社会关系才加以保护。其三,社会关系的外延具有无限的广泛性,它存在或体现在社会的每一个方面和每一个角落,而犯罪客体的外延则是法定的。以外延无限广泛的社会关系来解释外延确定的犯罪客体,虽然在逻辑上没有错误,但却不仅不便于对犯罪客体的认识,而且难以将犯罪客体与其他犯罪构成要件、一般社会关系与具有法律属性的社会关系即权利义务加以区别。因此,把犯罪客体的实质理解为社会关系是不确切的。
  我们认为,传统犯罪客体概念的形成既有历史原因,也与当时的经济体制密不可分。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儒家学说中“重义轻利”虚伪说教的影响,追求利益这一人类普遍性心理特征和行为规律被抹煞了。解放以后,由于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加上“左”的思潮以冲击,个体的以至集体的利益被无端否定,本质上是多元的利益结构不复存在了(只剩下单一的、模糊的“国家利益”),一切从国家本位出发成为必须格守的信条,人们追求正当利益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更是受到压制和扭曲。在犯罪客体概念的表述述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必须回避权利和利益概念,用抽象模糊的社会关系取而代之,使之成为犯罪客体的实质。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追求利益极大化的心理特征和行为规律已经日益显现其真实面貌。把犯罪客体的实质理解为合法的权利和利益,既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权益观强化的必然结果,也是这种体制对刑法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有着充分的宪法根据,与我国刑法的具体规定也是相符合的。
  1.权利和利益与法律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法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但物质生活条件并不直接产生法和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关系,而是通过一定的利益形式形成意志。一定社会的需要具体化为利益,就会成以统治阶级立法活动的出发点。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观点认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是经济关系,而“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关系表现出来的。”法“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承认人们的利益,就必须承认人们需要权利,因为利益在法律上表达就是权利。只有利益法律化为权利,才是合法、安全和可预测的。法调整社会主体利益的模式是权利和义务。权利以利益为前提和基础,它最直接地体现了社会主体(准确地说是权利主体)的利益;义务的设定虽然不是为了义务人自身利益,但它却是保障权利人利益所必需的。法以规范的形式把各种社会利益联系起来,使它可以通过调整人们的权利和义务而实现对利益的规制。因此,离开了法律,权利便无从谈起,利益也就没有保障。
  2.尊重权利、保障利益是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前提。权利是当事人在法律制约下的行为自由,是当事人获得合法利益的可能性。市场经济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交换经济。从法律上讲,交换就是权利的互相让渡。因而,任何交换都需要以权利的设定为前提或起始。权利的核心是利益。利益反映的是人与其周围世界中对其生存和发展具有一定意义的各种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关系,它表现为人们受客观规律制约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措施。利益是人类社会一切历史活动的根本动因。“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市场经济必然是权利经济,没有明晰的权利界定和宣示,就不会有商品交换和市场交易。实行市场经济,必须权利先行。权利到位,市场经济才能到位。权利本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机制的必然结果。国家、法人、公民权利和利益界限的明晰化,并得到切实保障,是市场经济的高效率在其精髓—自由竞争机制中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刑法的基本使命在于运用其特有的刑罚手段,惩罚严重危害合法权利和利益的行为。
  3.以权益作为犯罪客体的实质具有充分的宪法根据。我国宪法对权利和利益作为较了详尽的规定,而且明确规定合法的权利和利益是宪法和法律保护的对象。例如,宪法第4条规定:“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第11条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所有权”;第13条还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第18条规定:“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和其他外国经济组织以及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保护”,等等。这些规定表明,合法的权利和利益是而且应当是法律保护的对象,也只有合法的权利和利益才是法律保护的对象。在宪法中,除了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以外,往往自由等也是法律保护的对象。例如,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等等。但是,这与权益是法律保护对象的命题并不矛盾。因为自由是权利的本质,这种自由归根结底还是法律赋予的一种权利和利益。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与法律保护对象外延的一致性决定了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可以而且应该是犯罪客体的实质内容。
  4.以权益作为犯罪客体的实质符合现行刑法的规定。首先,从刑法关于一般犯罪客体的规定看,刑法第2条和第10条揭示了犯罪一般客体的具体内容,即“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害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破坏生产秩序,侵犯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侵犯公民的气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这些内容无疑是一定的社会关系,但说到底又都是一定的法律权益,所不同的只是权益的属性和享受权益的主体不同。其次,从刑法关于犯罪同类客体的规定看,反革命犯罪的同类客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同类客体是社会的公共安全,破坏经济秩序犯罪的同类客体是社会的经济秩序,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的同类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犯罪的同类客体是财产所有权,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的同类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妨害婚姻家庭犯罪的同类客体是公民的婚姻家庭权利,渎职犯罪的同类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违反军职犯罪的同类客体是国家的军事利益。上述同类客体,不论是否明确指出是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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