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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毛泽东的“人治”
【作者】 耘耕【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学院
【分类】 其他【期刊年份】 1993年
【期号】 12【页码】 8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8423    
  毛泽东的讲话中,就“人治”、“法治”问题讲话讲得最多的要数1958年8月21日下午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这个讲话流传的版本不尽相同,意思则是一致的,那就是人治比法治好。他说;
  “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时间犯法了,对于盗窃犯不靠群众不行。(刘少奇插话;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法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的参考。……)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
  儒家讲“人治”,法家讲“法治”。这个说法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经由“四人邦”主持的“评法批儒”的喧嚣,几乎是家喻户晓。不过,对其评价却与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正好相反,“人治”反动,“法治”,“人治”落后,“法治”进步。
  其实,中国古代法律史上并不存在西方从古希腊时期就产生的法治与人治。儒家的固有概念中有“为政以德”,“为政在人”,却并没有“人治”,法家的固有概念中有“以法治国”“垂法而治”,也没有“法治”两个字。“为政在人”是讲政治搞得好不好,关键在人。这与我们讲的“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并无不同。儒家讲“政者,正也”、“为政在人”是强调正人先正已,强调以身作则,并没有说不要法律。刘少奇在插话中说,“法实际靠人”,法律靠人制定,靠人去执行。这个说法与“为政在人”的含义基本上是一致的。毛泽东、刘少奇赞成“人治”,实际上是“法实际靠人”的意思,不同于西方法学史上那种与法治主义相对立的一人居于法律之上的“人治主义”。法家的“以法治国”同样不等于西方那种法律至上,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法治主义”,而是说,高居于臣民之上的帝王要用法律这个武器来治民、治臣、治吏、治国。“以法治国”的前提是皇权至上、君主专制独断。秦始皇坑杀460个儒生,根据的是什么法?其实事先并没有这个法,不过是秦始皇下了一道“以古非今者族”的令,于是言出法随,460个儒生就被活埋了。在这里,“以法治国”变成了以令治国、以言治国,亦即以皇帝的个人意志治国。这算什么法治!恰恰是十足的皇帝一人之治,是典型的人治。从学理上讲,毛泽东并不是赞成法家的君主专制主义的“以法治国”,也不主张西方的法治。
  水门事件以后,1973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会见基辛格。基辛格回忆说:“他(指毛泽东——编者注)根本无法理解水门事件引起的喧嚣,他轻蔑地把这个事件看成是‘放屁’(《我眼中的毛泽东》第285页),1976年元旦凌晨,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谈到水门事件,他也是这样轻蔑地说:“不就是两卷录音带吗?有什么了不起?当你手中刚好有一台录音机的时候,录下一次谈话有什么错?谁让你们美国有那样多录音机!”戴维告诉他:“现在,在美国反对我岳父的人很多。还有人强烈要求审判他。”毛泽东加重语气说:“好。我马上邀请他到中国来访问。”(《毛泽东交往录》第454—455页)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评论说,毛泽东再次邀请尼克松的消息传到美国,“它使美国人认为毛似乎支持和谅解一位违背美国宪章,犯有罪过而不光彩地下台了的总统。人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毛太不注重美国人的这些原则。”(费正清《观察中国》第108页)基辛格、戴维、费正清都认为毛泽东不大理解,或太不注重美国三叔分立的法治原则。确实,毛泽东不欣赏西方的法治主义。
  总之,中国古代法律史上不存在人治与法治这对概念,儒法两家的分歧也难以用人治与法治相对立的思路来分析评判。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缺乏法治主义精神,提倡与旧传统决裂的毛泽东在法意识上并没有能超越这一传统。他的那段关于“人治”、“法治”问题的讲话透着一种法律虚无主义的气息。
  审视毛泽东的法心理深处,他更为重视的是人的作用而不是法的功能。1975年,毛泽东在病榻上给他的护士讲《资治通鉴》,解释司马光为何从周天子承认“三家分晋”时写起时说;“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的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毛泽东的晚年生活》第79—80页)这几乎是这位快走到生命尽头的举世伟人的遗教了,因而也更能代表他关于法与人的关系的主导看法。显然,他的思路依然可以接续到两千年前的孔子遗教上,即“政者正也”、“为政在人”。
  “为政在人”也就是“为政以德”。这“人”必然是道德高尚的贤人、圣人。在青年毛泽东身上,喜动好斗,乱中求治的豪杰精神,与求“大本大源”的圣贤精神就是既相矛盾又相统一的。他“不做寿”,与民同乐,与民同苦,一贯过着简朴节俭的生活,完全不是被动的“克己”,而是进入一种超凡境界的自然表露。就是当他需要个人崇拜的时候,也是一种圣贤追求的方式,因为他已满有把握地感到,响彻全国的“毛主席万岁”声中,充满着人民把他当作圣人来崇拜的感情。
  他相信人民,其中也不无“性本善”的内心确认。“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差了。”(1958年8月21日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他凭什么断言人民在平均主义制度下可以不变懒呢?看来只有凭藉善的本性了。他的逻辑是,既然牛马可以教它耕田,为什么罪犯不能教育改造?!既然连罪犯都可以教育改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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