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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南警察学院学报》
中国受贿罪的立法历程考察
【英文标题】 Studying on Accepting Bribes: A Perspective of Legislative Process
【作者】 徐岱刘银龙【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法学院吉林大学法学院
【中文关键词】 受贿罪;受贿主体;受贿罪立法体系
【英文关键词】 the crime of accepting bribes; the one who accept bribes; legislative system of bribery crime
【文章编码】 1008-2433(2016)01-0085-0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1
【页码】 85
【摘要】 受贿罪是中国贪污贿赂犯罪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罪名。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至《刑法修正案(九)》公布的刑事立法发展轨迹,可以看出,受贿罪是从贪污罪中分离出来,逐步形成自己的犯罪构成体系,并日趋完善的。纵观整个立法历程,凸显出受贿罪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的变化。内部变化表现为:行为方式向多样化发展、犯罪主体从身份论向职务论转变、犯罪对象的内容由财物扩大到财产性利益、确立数额+情节的双重成罪标准以及加重刑罚处罚力度。外部变化表现为:整个贿赂犯罪罪名体系逐步完善,形成严密的法网,同时加大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立法机关适时地修正和补充受贿罪,基本适应经济的发展和反腐的需求,但仍有不足之处需继续改进。
【英文摘要】 The crime of accepting bribes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in the system of bribery and corruption offences in China. The trace of criminal legislation from the year 1949 till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9th Amendment to the Criminal Law suggests that accepting bribes, as an independent crime, is separated from the crime of corruption, and formed its own system rapidly.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trends during this process: the change of accepting bribes crime itself and the change of the whole bribery crime system. The change of itself includes: the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of conduct; the subject of crime is changing from‘whether he is a public servant’to‘what he did is related to public administration or not’; the scope of bribes expands from physical property to interests of property; both the amount of the bribes and the other circumstance of the offence are becoming the consideration of confirming the crime; The punishment to the crim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vere. The change of bribery crime system includes: the system of bribery crime is supplemented; the punishment to the bribery crime is becoming more complete. On the other hand, the punishment to offering bribes is becoming more severe. The State Legislature’s timely amending the crime of accepting bribes basically meets the need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tate’s anti - corruption movement, despite they can do mor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2629    
  
  

腐败是历史性问题,更是当今社会的现实性问题。如何采取有效手段,遏制腐败的滋生和蔓延,是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难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就说:“腐败减少机会,造成普遍的不平等。腐败损害人权和良政,抑制经济增长,扭曲市场。腐败加剧环境问题,助长危险废物非法倾弃和动植物非法贸易。但腐败并不是什么巨大的非法力量,而是产生于人为的决定,往往受贪婪驱使。”[1]中国惩治腐败犯罪近两年一直处于严惩态势,其中作为“社会最后一道防线”的刑法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1997年《刑法》由受贿犯罪、行贿犯罪和介绍贿赂罪共同组成贿赂犯罪的罪名体系。本文详细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受贿罪的发展历史,分析受贿罪的发展特点,明晰受贿罪的发展脉络,为其进一步发展指引了方向。

一、1979年《刑法》颁布之前受贿罪的立法情状

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国家并没有放松对腐败现象的惩治和管理。针对个别人贪图享乐

思想作祟,损公肥私,收受财物的现象,发动了“三反”运动,打击了一批腐败分子,对社会稳定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为了能够更好地抑制和惩罚贪污现象,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严惩贪污的规定,1952年3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以下简称1952年《条例》)。其中第二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凡侵吞、盗窃、套取国家财物,强索他人财物,收受贿赂以及其他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之行为,均为贪污罪。”其虽然不是一部正式意义上的法律,却起到了明显的管制效果。在1952年《条例》之中,强索他人财物和收受贿赂两种行为被归入贪污罪的范畴,独立意义上的受贿罪罪名并不存在,但并没有因此而放纵受贿行为。考虑到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企业也属于国有性质,犯罪主体本质上也都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其中第四条明确规定:具体的入罪数额要求为一千万元,法定最高刑可以判处死刑。由此可见,当时对于腐败也是采用重刑主义思想。1952年《条例》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关于惩治贪污受贿犯罪的成文规定,具有开创性意义,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有效地打击了腐败现象,对社会稳定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图略)

二、1979年《刑法》至1997年《刑法》颁布之前的立法梳理

(一)1979年《刑法》确立了独立的受贿罪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法治建设进入一个新时代。1979年颁布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1979年《刑法》),受贿罪从贪污罪之中分离出来,形成自己独立的犯罪构成体系,为之后受贿罪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坚实之基。其中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全面分析1979年《刑法》对受贿罪的相关规定,可发现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受贿罪从贪污罪中独立出来,并归到渎职犯罪一章。第二,扩大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根据第八十三条之规定,较之前的1952年《条例》增加了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对国家工作人员做了扩大解释。第三,明确提出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要素规定。第四,受贿罪的行为方式仅限于收受财物一种形式,其行为方式相对单一,1952《条例》中已有的“索贿”没有规定。第五,1979年《刑法》对受贿的数额没做要求,究竟是因立法仓促而疏漏,还是有意为之,不得而知。第六,1979年《刑法》的受贿罪法定最高刑为15年有期徒刑,没有规定死刑。今天很多学者呼吁废除受贿罪的死刑步履维艰,从某种意义而言,折射出中国现在腐败之严重程度。

(图略)

(二)1982年《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

鉴于索贿和受贿等经济犯罪活动猖獗,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害,198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以下简称1982年《决定》),对1979年《刑法》做出必要的补充和修改,[2]进一步完善了受贿罪,适应了打击犯罪的客观需要。详细考察本次《决定》的内容,可总结如下几点:第一,把索贿行为明确规定为受贿罪的一种方式,是1952年《条例》中“强索财物”的回归,从侧面也反映出国家工作人员索贿行为有死灰复燃之象;第二,确立受贿罪抽象数额入罪模式;第三,受贿罪的刑罚比照贪污罪之法定刑处罚,而不再有自己独立的法定刑;第四,法定最高刑提至死刑,刑罚由轻缓化走向重刑化;第五,去掉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简化了受贿罪的规定,扩大了受贿罪的打击面。

(三)1988年《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迅速发展,腐败现象愈加严重,现有的受贿罪规定已不能适应。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了扭转这种局面,1988年出台《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下文简称《补充规定》),对贪污受贿行为做出较之前更加细致的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受贿罪的各个构成要素。《补充规定》的第四条第一款明确提出:受贿罪是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扩大受贿罪主体范围,增加了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第二,犯罪构成要件中增加了“为他人谋取利益”,形式上更加合乎逻辑,体现出“权钱交易”的性质,实则增加了司法实践中对受贿罪的认定难度,时至今日学者仍然对其聚讼不已,一直被学界所诟病。第三,恢复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合理的规定,使构成要件更加完备。第四,对商业贿赂犯罪也作出了细致的规定。[3]这也反映出在经济交往过程中,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为了谋取个人利益,利用职务之便进行权钱交易,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实属一种变相的受贿现象,应当作为受贿罪论处。第五,对受贿罪的数额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明确具体数额的入罪标准。其中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处罚(第二条对贪污罪的定罪量刑数额作出了明确规定,起刑点以2000元为基本标准)。由此可见,受贿罪由之前的抽象数额犯变为具体的数额犯,且加大了对索贿行为的惩处力度。第六,作出了单位受贿行为入罪的规定。[4]单位受贿罪的规定弥补了受贿犯罪的立法空白,进一步完善了受贿犯罪体系,满足了打击贿赂犯罪的社会需要。总而言之,1988年《补充规定》是改革开放一段时间后制定的,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不仅成为1997年刑法修订前处理贿赂犯罪的主要依据,而且为1997年《刑法》的修订夯实了基础,是1997年《刑法》贿赂犯罪的主要蓝本{1}15。

(四)1995年《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决定》

该规定开启了非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犯罪的立法规定。为了更好地规范市场秩序,1993年颁布了《公司法》。随着《公司法》的出台,对于非国有公司人员的腐败行为如何规制就成为司法部门必须面对的问题。为此,1995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决定》(下文简称1995年《决定》),对公司、企业人员受贿行为作出规定。[5]之后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将该行为的罪名定为商业受贿罪。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商业受贿罪从受贿罪中分立出来也是顺理成章。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中国全部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存在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行为。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多种成分并存的经济实体,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的现象,对此不能置之不理。为了更好地维护市场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刑法对非国有公司、企业的利益进行保护是十分必要之举。该罪认定标准采取抽象的数额标准,索贿或者受贿,数额较大,就可以构成。根据1995年的司法解释,数额较大一般是指在5000元以上;量刑上该罪的法定最高刑为15年有期徒刑,与1979年《刑法》规定的受贿罪一样,刑罚较轻缓。相比之下,该罪的入罪门槛和法定刑,都比一般的受贿罪要宽和一些,有违刑法平等原则之嫌。

三、1997年《刑法》之后受贿罪逐步形成了较完备的立法体系

(一)1997年《刑法》中受贿罪的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同时也滋生了一些破坏社会的不良行为,受贿犯罪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1997年中国的第二部刑法诞生了,法条和罪名数量都大量提升,受贿犯罪的规定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贪污贿赂犯罪独立成章,有了自己完整的体系,凸显其重要性。相比之前的规定,1997年《刑法》的规定有如下变化:第一,受贿罪的入罪数额标准由之前的2000元提高至5000元,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第二,立法上明确将“斡旋受贿”作为受贿罪论处,[6]扩张了受贿罪的行为类型;第三,增设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一章中的第一百六十三条,对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作出明确规定,并在其条款中增加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表述,和一般的受贿罪相呼应;第四,限缩了受贿罪的主体范围。把“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从受贿罪主体中取缔,表面上看是缩小了受贿罪主体的范围,实则把这部分主体分流到第一百六十三条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之中,也是对1995年《决定》的一个立法回应。

(二)关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产生

2006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对1997年《刑法》一百六十三条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进行了修正,把“公司、企业人员”扩展为“公司、企业人员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2007年11月6日,“两高”颁布司法解释,将其罪名变更为“非国家工作人受贿罪”。中国的公司和企业并不能涵盖所有的单位,对公司、企业之外的一些非国家工作人员的“权钱交易”行为很难打击,也不利于保护这些单位的切身利益。通过对其犯罪主体的扩张,弥补打击漏洞,织密法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受贿罪遥相呼应,不论是对国家工作人员还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都有了明确的规定,对打击受贿犯罪有很好的效果。

(三)增设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刑事立法永远不能把社会中所有行为都涵盖其中,传统的受贿罪规定也面临对花样翻新的受贿行为打击不力的困境。有些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打着国家工作人员的旗号,收取财物,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还有一些已经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之前在职时的影响力收取贿赂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等类似行为层出不穷。对这类人员,不具备受贿罪主体资格地位,亦没有与国家工作人员共谋,不能单独定罪,也不能按共犯论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18条明确规定了影响力交易罪,对中国打击这一类型的受贿行为有很好的指导意义。2009年2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做出明确规定,并把其列为《刑法》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由于该规定的主体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纳入受贿罪不尽合理。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将其命名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此次修订,不仅是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积极回应,也对中国进一步打击受贿犯罪起到了积极作用。再者,该修正案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受贿犯罪体系,将那些和国家工作人员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和利用离职国家工作人员“余热”的人都纳入到受贿犯罪中,对受贿犯罪进行多元化的打击和预防,受贿行为才有可能有所收敛。

(四)《刑法修正案(九)》中受贿罪的发展

2015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其中四十四条对《刑法》三百八十三条作出修改,受贿罪又有了实质性变化,具体体现为以下三点:第一,受贿罪数额:具体数额到抽象数额。即用“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替换以前的具体数额。这一改变是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司法机关更好地打击受贿犯罪。第二,受贿罪成罪标准:抽象数额+情节。这意味着我国受贿罪从此告别了单一的数额成罪标准,增加了情节衡量因素。这一改变具有很大合理性,通过数额和情节的双重标准,可以更好地判断受贿罪对法益的危害程度。诚如李洁教授所言:“影响受贿罪之社会危害性程度的,不仅包括受贿数额,其他内容,如行为的方式,是否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所谋取利益的性质,为他人谋利的行为是否违背职务及其违背程度等,也对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有影响,有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2}亦能有效打击受贿罪。第三,受贿罪刑罚:死缓减为无期徒刑,不得减刑、假释。如果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被判处死刑且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基于犯罪情节的考量,可以同时决定在其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从受贿罪成罪标准到刑罚的改革,都凸显了我国惩治腐败的决心,表明打击受贿犯罪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四、受贿罪发展呈现出的特点

(一)受贿罪的内部变化

1.受贿罪的行为方式多样化

1979年《刑法》颁布之后,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受贿犯罪自身的内容和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一部分行为类型逐渐从受贿罪中分离出去,独立成罪,使受贿犯罪的体系更加完整,法网更加严密,也更有利于有效打击犯罪分子。时至今日,受贿罪自身有四种表现行为,分别规定在《刑法》三百八十五条和第三百八十八条中:

(图略)

第一,索贿行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索取他人财物,是一种赤裸裸的权钱交易行为,也是受贿罪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行为方式。该行为的成立不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即可成立,体现出索贿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之大,不仅使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遭受严重损害,且对国家和社会利益造成巨大毁损。一直以来,学者对索贿行为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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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孙国祥.贿赂犯罪的学说与案解[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2}李洁.受贿罪法条解释与评析[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5):95.
  {3}张明楷.刑法学(第4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066.
  {4}林亚刚.贪污贿赂罪疑难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141-142.
  {5}杨兴国.贪污贿赂罪法律与司法解释应用问题解疑[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216.
  {6}刘宪权,谢杰.贿赂犯罪刑法理论与实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295.
  {7}徐岱.犯罪数额对商业贿赂犯罪行为的影响[J].中国检察官,2009(2).
  {8}童伟华.数额犯若干问题研究[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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