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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审查起诉阶段听取被害人意见规则的拓展
【作者】 梁芙蓉【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被害人意见;审查起诉;诉讼地位;诉讼权利;附条件不起诉
【文章编码】 1004-9428(2018)02-0123-12【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2
【页码】 123
【摘要】

审查起诉阶段听取被害人意见规则承载了强化被害人诉讼地位与诉讼权利、平衡被害人与被告人诉讼权利、制约公诉权的功能,但却一直面临实践效果难符立法预期之困局。立法在附条件不起诉中两次拓展听取被害人意见的规定,在价值实现层面上更加契合该规则的理论基础,为破解困局提供了样本经验。从现实需要出发,审查起诉阶段听取被害人意见有望向作出绝对不起诉、相对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等不起诉决定的裁量环节逐步拓展,以及向附条件不起诉全流程环节继续拓展。从最初的“审查案件应当听取被害人的意见”,到“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以及考验期满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被害人的意见”,再到向其他多个裁量环节的拓展规定,将逐步构建起一整套逻辑架构有序科学、规则要素丰富完备的审查起诉阶段听取被害人意见规则体系。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5698    
  一、审查起诉阶段听取被害人意见的困局与立法拓展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大幅度强化了对被害人权益的保障。其中,在“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条文规定中增加了“听取被害人的意见”相关内容。自此,与讯问犯罪嫌疑人一样,听取被害人意见成为审查起诉的必经程序和法定方法。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立法对审查起诉阶段听取被害人意见的条文内容作了一些补充。但这次修改仅仅是将相关司法解释已经明确的听取被害人意见“记录在案”,以及被害人提出书面意见“应当附卷”的内容吸收到《刑事诉讼法》之中。相较于1996年《刑事诉讼法》,审查起诉阶段听取被害人意见的相关内容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可以说,听取被害人意见规则在1996年确立之初,就引起了学界和司法界的高度关注和热烈探讨。然而,在修改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听取被害人意见的司法实践效果却并不理想。尽管被害人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有权发表意见,但由于被害人的知情权难以充分保障,其发表意见权很难得以实现。[1]各个检察机关,甚至同一个检察机关内部的不同检察官之间做法各不相同,甚至在有些地方直接省略了这一程序。[2]有时即便听取了被害人意见,也往往只是“走个过场”而已。[3]
  听取被害人意见在司法实践中差强人意的效果,远未能达到最初的立法预期。该项规则在改善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境遇、加强对公诉权的制约方面影响有限。单从立法技术和司法实践两个层面分析,原因有二:一方面,立法的条文规定过于简单,相关司法解释也没有针对听取意见的具体程序、配套机制、程序保障等作出细化明确,[4]导致实践中执行力不强。这一问题,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该规则确立之初既已存在。如果说彼时尚属“摸着石头过河”的立法探索阶段,经过近六年司法实践积累,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应该对此有所回应。但遗憾的是,该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实践落实情况仍旧是“不主动、不执行”。另一方面,实践中没有对听取被害人意见足够重视,检察机关往往是在对证据认定存有疑问时才去听取被害人的意见,被害人发表意见主要起核实证据的作用,而较少有机会基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就案件处理、损害赔偿等提出主张和意见。
  与上述困局形成对比的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虽然未对检察机关“审查案件应当听取被害人的意见”的规定作实质性的补充完善,但却在附条件不起诉中增加了“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被害人的意见”的内容。其后,2014年4月2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1条第2款的解释》又增加规定了“在考验期满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被害人的意见”的内容,这两处规定令审查起诉阶段听取被害人意见出现了全新的拓展。自此,审查起诉阶段听取被害人意见已增加为三处规定。从实践效果看,两处拓展规定得到了较好地落实和执行,检察机关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以及考验期满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之前不仅普遍听取了被害人意见,而且听取意见也不再只是简单的“走走程序”、“走个过场”,被害人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其意见也多被认真予以考量。
  两处立法拓展之所以没有陷入前述类似困局,反而在实践中成效明显,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其设计更加契合刑事诉讼中听取被害人意见规则的理论基础。听取被害人意见规则,表面上体现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实质上承载了强化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平衡被害人与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制约公诉权的功能和意义。本文接下来将结合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等,进一步探究附条件不起诉中两处拓展规定的样本经验,以期为解决审查起诉阶段听取被害人意见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二、听取被害人意见规则的理论基础北大法宝,版权所有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中,审查起诉阶段由检察院主导。通过审阅案卷、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意见等审查方式,检察院最终做出提起公诉或不起诉的“裁决”。这个过程既是一个诉讼认识过程,也是一个被害人诉讼地位、权利保障得以落实的过程。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传统理论认为,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不是诉讼当事人,而仅是控诉一方的诉讼参与人。因此,其享有的诉讼权利也非常有限。[5]1996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公诉案件被害人诉讼当事人的地位,其被赋予了更为广泛的诉讼权利。听取被害人意见规则就是其中的重要一项,其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被害人自身角度看,其在诉讼过程中享有尊严。在很多国家,被害人被视为证人,具有协助国家追诉犯罪的义务,成为国家惩罚犯罪的手段和工具。被害人因此在刑事诉讼中被客体化。联合国《为罪行和滥用权利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的宣言》规定,应对罪行受害者给予同情并尊重他们的尊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在对罪犯提起刑事诉讼的适当阶段,以不损害被告人权利的方式使被害人的意见得到表达和考虑。给予被害人尊严的手段,首先是提高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为被害人在诉讼中自主性的实现提供充分保障。[6]同时,允许被害人充分地叙说被害体验,有助于减少其恐惧、焦虑、怨恨等不良情绪,最终帮助被害人实现心理层面的创伤恢复。
  其二,从被害人与被告人关系的角度看,诉讼过程中应实现二者诉讼权利的平衡。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被指控的地位,国家权力被用以对其行为或人身自由作出种种限制。由于被告人的弱势地位,对其诉讼权利的保护历来为国内外立法所重视。反观被害人,尽管作为犯罪罪行的受害者,承受了财产损失、身体或精神上的痛苦,但由于普遍认为其有国家权力作为后盾,其诉讼权利反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从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参与权相较而言,前者的诉讼权利明显少于后者。听取被害人意见规则中,给予被害人充分的机会来陈述本方的理由,被害人的权利能够得到相应的主张。这也是程序正义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贯彻实施。[7]
  其三,从被害人与检察机关关系的角度看,诉讼过程中应考虑二者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在以被告人为参照的情况下,被害人与检察机关共同组成控方。他们在惩罚犯罪方面具有目的一致性。但是,如果互以对方为参照,被害人与检察机关因主体身份不同,代表的立场又有所不同,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出现利益冲突。有学者认为,国家本位的刑事诉讼理念排斥了个人权利的生存空间,被害人权利被置于附庸地位,造成了国家利益与被害人利益的失衡。[8]对此,国家公诉权应受到被害人的监督,有效制约权力的行使。立法通过设置听取意见程序来允许被害人陈述意见,打破审查起诉由国家机关绝对垄断的格局,从而防止检察机关滥用公诉权,规范刑事诉讼秩序。
  三、附条件不起诉两处拓展的样本经验
  与之前检察机关“审查案件应当听取被害人的意见”的规定相比,立法在附条件不起诉中两处拓展规定,既在立法技术层面较之前者有明显进步,同时在价值实现层面上更加契合听取被害人意见规则的理论基础。
  (一)两处拓展规定的立法进步
  其一,听取被害人意见的程序环节更加具体。附条件不起诉中的第一处拓展规定,明确了听取被害人意见的程序环节为“拟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的裁量环节。第二处拓展规定,明确了听取被害人意见的程序环节为考验期满“拟作出不起诉的决定”的裁量环节。而检察机关“审查案件应当听取被害人的意见”则没有明确听取的具体程序环节。换言之,检察机关可以在案件审查起诉的任意一个程序环节听取被害人的意见。
  其二,听取被害人意见的截止时点更为明确。检察机关“审查案件应当听取被害人的意见”没有规定听取被害人意见的明确截止时点。而附条件不起诉中的第一处拓展规定,明确了截止时点为检察机关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之前。附条件不起诉中的第二处拓展规定,明确了截止时点为检察机关作出考验期满不起诉的决定之前。据此,检察机关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以及考验期满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之前必须完成对被害人意见的听取。
  其三,明确要求裁量决定应在听取被害人意见后作出。“审查案件应当听取被害人的意见”,从条文字面来看,并没有明确要求检察机关的裁量决定应以听取被害人意见为前置程序。而附条件不起诉两处拓展样本则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满不起诉的裁量决定应在听取被害人意见后作出。据此,被害人可以就检察机关拟作出这些裁量决定合适与否表达自己的意见。
  (二)两处拓展规定的价值实现
  附条件不起诉中的两处拓展规定,既有上述立法经验值得总结,同时,更能契合听取被害人意见规则的理论基础,更好地实现该规则自身的价值。
  首先,被害人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明确的主张和要求,有利于维护自身尊严。从意见表达是被害人的权利角度看,[9]被害人应能就有关案件处理、证据核实认定、赔偿请求、附带民事诉讼、侦查活动是否合法以及自身权益维护等各方面内容不受限制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诉求。但如前所述,在“审查案件应当听取被害人的意见”的实践中,检察机关往往在需要核实证据时才听取被害人的意见,被害人表达意见的内容也往往集中在证据核实认定方面。立法在附条件不起诉中作两处拓展规定后,被害人的意见陈述权可以更具自主性、更有针对性。在拟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听取意见时,被害人不仅可以针对拟作出的决定表达同意与否的明确意见,还可以对案件事实认定、自身受侵害情况认定、犯罪嫌疑人年龄认定、是否具有悔罪表现、案件是否符合适用附条件不起诉范围、检察机关裁量认定有无违法情况、考验期内是否应为犯罪嫌疑人设定“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或“保护被害人安全的禁止性规定”等提出具体明确的主张和要求。在考验期满拟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听取意见时,被害人不仅可以针对拟作出的决定表达同意与否的明确意见,还可以对考验期内为犯罪嫌疑人设定“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保护被害人安全的禁止性规定”履行情况等发表具体明确的意见。通过这些意见表达,被害人的痛苦和诉求被给予更多关切,其人格尊严得到尊重。
  其次,两处拓展规定提升了被害人在诉讼中的知情参与权。如前所述,被害人与被告人相比,后者的知情参与权更多,例如,被告人的辩护人具有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所没有的调查取证权。再如,被告人在庭审中有最后陈述权。而“拟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考验期满“拟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作为听取意见的明确的裁量环节,保证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了更多的程序机会,被害人可以由此了解案件的相关信息。否则,被害人就难以参与到诉讼程序中,无法就程序运行和处置结果提出有利于自己的主张,权益即使遭受了侵害也难及时知晓并获得有效维护救济。
  最后,两处拓展规定使得被害人能够对检察机关的裁量结果产生影响,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诉权。对犯罪行为的惩处涉及国家、被害人、被告人的利益,司法权力如公诉权的运用应在几者之间进行权衡。两处拓展规定正是通过被害人意见对公诉权进行监督制度。这首先体现在被害人对拟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以及考验期满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同意与否方面。若被害人同意,检察机关一般就会“放心”地作出相应的裁量决定。如果被害人不同意,检察机关多会审慎考虑被害人不同意的理由,综合衡量各方面情况后再作出“适宜”的决定。以被害人对拟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表达不同意的意见为例,实践中有的地方会基于“可能激化矛盾或者引发不稳定因素”的考虑不再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10]还有的地方会举行不公开听证会,听取包括被害人在内各方的意见和理由,进一步沟通交流情况,在积极争取被害人认同理解后再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11]此外,被害人其他方面的意见也会对诉讼进程和裁量结果产生影响和作用。比如,被害人基于自身亲历提出犯罪嫌疑人“有悔罪表现”的认定依据不存在时,检察机关应当认真核实被害人的质疑理由后审慎作出认定。又如,检察机关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之前听取了被害人意见,并针对性地为犯罪嫌疑人设定考验期内与被害人相关的义务规定。再如,当检察机关拟在考验期满后作不起诉的决定时,如果被害人基于自身亲历提出了犯罪嫌疑人并没有向自己“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或者没有遵守“保护被害人安全的禁止性规定”等意见时,检察机关必须逐一核实后再作出适宜的裁量决定,而不应对被害人的意见不予理睬就直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当前,附条件不起诉被规定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特别程序中,检察机关对于作出不起诉决定具有更强的内生动力,以期追求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这就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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