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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天津法学》
废除审判委员会刑事裁判权的必要性
【英文标题】 On the Necessity of Abolishing the Criminal Jurisdiction of the Judicial Committee
【作者】 李雪平【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分类】 诉讼制度
【中文关键词】 庭审实质化;审判委员会;刑事裁判权;异化运行
【英文关键词】 substantiation of court hearing; judicial committee; criminal jurisdiction; dissimilation operation
【文章编码】 1674-828X(2018)01-0061-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1
【页码】 61
【摘要】

审判委员会制度有其存在的特定历史背景,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这不足以消解其违背诉讼原理的特质,从立法沿革分析了审判委员会实体裁判权的历史嬗变,并从理论角度探讨该制度的弊端。审判委员会的实体裁判权在一定程度上虚置了被告人的刑事回避权,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有违控辩双方平等对抗原则,其讨论决定案件的方式违背直接言辞和集中审理的审判原理,成为实现庭审实质化的最大障碍,除了理论上的先天不足,通过数据考察,审判委员会的实体裁判权存在异化运行。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之下,必须废除审判委员会的裁判权,方能实现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的改革目标。

【英文摘要】

The judicial committee system has its specific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played a certain role, but it is not enough to eliminate its characteristics that violate the principle of litigation.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judicial committee from the legislative evolution, and discusses the drawbacks of the system from a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The substantive jurisdiction of the judicial committee has placed the defendant’s criminal evasion right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chief prosecutor to attend the meeting of the judicial committee violates the principle of equal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It is the greatest obstacle to realize the essence of court trial by discussing the way that the case is decided against the principle of direct speech and centralized trial. In addition to the theoretical deficiency,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data, the judicial authority of the judicial committee has a dissimilated operation. Under the reform of trial centered litigation system, we should abolish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trial committee, so that we can achieve the goal of “inquisitors judging, the referee being responsibl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5715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要求“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庭审实质化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落脚点,只有实现了刑事庭审实质化,才有可能实现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才有可能“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目前在刑事审判程序中,庭审实质化最大的障碍莫过于审判委员会的实体裁判权。因此,废除审判委员会的实体裁判权,实现案件的难点、疑点均在庭审中查明,使法庭审理成为确认与裁决被告人罪、责、刑问题的关键环节和最终阶段,是实现庭审实质化,进而保障以审判中心的必经之路。
  一、立法沿革:审判委员会的权能变迁
  审判委员会参与案件的实体裁判权并非舶来品,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审判形态。对于其性质,学界观点并不统一,有学者认为其是一种审判组织{1},有学者认为不应称之为审判组织,仅是法院内部的行政机构。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则》、1999年《人民法院一五改革纲要》以及2010年《关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施意见》中均规定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的最高审判组织。审判委员会在刑事诉讼中实体裁判权呈现逐步扩大之趋势。
  (一)产生及发展阶段
  从历史角度看,审判委员会的设置由来已久。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成立裁判委员会,1948年《东北解放区人民法庭条例》使用了“审判委员会”这一名称{2}。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1950年通过的《人民法庭组织通则》(已失效)4条首次规定了设立审判委员会。1951年《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已失效)15条和第16条规定,县级人民法院得设审判委员会,遇到重要或疑难的案件,应由审判员或审判委员会决议处理。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10条规定,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这是在我国首次以立法形式确立了审判委员会的地位和任务。79年通过,历经三次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10条规定沿袭了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梳理立法可以看出,51年《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没有明确规定,54年和79年《法院组织法》及其三次修订对审判委员会职能界定均是“讨论重大或疑难案件”,而未规定其对案件的实体裁决权。
  (二)权力扩张阶段
  1979年《刑事诉讼法请你喝茶》107条规定,院长认为重大疑难的案件需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由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1996年《刑事诉讼法》149条规定,合议庭认为案件疑难、复杂、重大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2012年《刑事诉讼法》180条规定沿袭了96年《刑事诉讼法》第149条的规定。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12年解释)第178条规定更是进一步扩大了审判委员会的权限。就审判委员会在《刑事诉讼法》中的裁判权能演变有如下特征:(1)案件进入审判委员会的程序有所变化。从“案件直接由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模式到“合议庭提请院长——院长同意——院长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模式,强化了合议庭的主动性和自主决定权;(2)96年和12年《刑事诉讼法》审判委员会参与的案件范围有所扩大,除了重大和疑难案件,还增加了复杂案件;12年解释中增加了“新类型案件”、审判员认为有必要的独任审判的案件,并规定了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拟判处死刑的案件和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伴随着《刑事诉讼法》的历次修改,审判委员会的案件裁判权呈现扩大之趋势。
  (三)权力范围“相对”限定阶段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第9点明确规定,审判委员会只讨论涉及国家外交、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复杂案件,以及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从范围上看,本解释似乎是限缩了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范围,但“重大、复杂”的词语模糊性和弹性理解以及内涵外延的广泛性决定了实质上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范围并未减少。该规定难以操作,笔者认为该规定对审判委员会权利的限定只是表面上的,在实践中难以具体落实。
  二、审判委员会的实体裁判权违背程序规则
  审判委员会的产生有其特定背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或许可以成为解决法治不发达时期法治问题的权宜之计,对统一法律适用,把关案件质量发挥了特定作用。但其从产生之日起便不具有理论正当性,尤其在现时司法系统人员选拔专业化,法制体系相对完善,量刑规范进一步细化的法治环境下,其统一法律适用,把关案件质量的作用非常有限,尤其是法院院长作为审判委员会委员,因为行政事务繁多,很少参与审判实务,其并不必然比长期在一线的审判人员更熟知程序法和实体法{3},由其主持审判委员会“判而不审”地对案件作出实体判决的做法对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破坏作用远大于其发挥的有限作用。
  (一)控辩失衡,削弱辩护权
  1.委员会讨论过程中,检察长的列席和被告的缺席显然有违诉讼构造,司法裁判程序应具有三方构造形态,即控辩双方当面进行对抗,独立的裁判者在听取和采纳双方证据、意见的基础上作出独立的裁判结论,进而对各种纠纷作出权威和最终的解决{4}。“两造具备,师听五辞”,双方平等参与才有可能保证最基本的形式平等,检察长可以列席发表意见,而被告方却无对应的权利,无权在真正的决策者面前为自己进行辩护,显然在形式上控辩双方已然不平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程序是给处于弱势的一方制定的,程序正义是为被剥夺利益一方而设,增加当事人对实体结果的接受程度。程序参与原则要求程序所涉利益主体有机会实质性地参与诉讼活动并影响裁判结果{5}。
  2.长未必是审判委员会所讨论案件的出庭公诉人,其参与讨论能对案件的准确定性起到何种作用尚难确定。“辩护制度的基本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刑事诉讼的结构。现代刑事诉讼结构是由控、辩、审三方的地位及相互关系决定的,因此,辩护职能的发挥程度、所起作用和方式与刑事诉讼结构密切相关”{6}。审判委员会仅凭办案法官的报告就对案件进行定性,使被告方在法庭之上辩护的内容会被多大程度采纳亦成为未知数。只有检察长列席,而缺乏利益攸关的被告方参与的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实体结果的制度显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被告人辩护权。
  (二)运行方式违背直接言辞原则和集中审理原则
  刑事裁判包括“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两部分。审判活动始于事实认定,终于法律适用,事实认定又构成了审判活动的主要内容{7}。事实认定能力并不因职务的高低而有所不同,其更依赖于认定者的经验和逻辑推理能力。审判委员会在讨论决定案件时都是通过听取承办法官的汇报来进行决定的,他们对案件进行裁判的事实信息主要来自承办法官,因此相对于已经熟读案卷笔录、对量刑情节进行过调查核实工作的承办法官而言,审判委员会成员在对案件事实把握的全面性和准确性方面不具有任何优势。案件事实是法院准确适用法律、做出正确裁判的基础。法官在向审判委员会汇报案件或者传达信息时存在过滤或者遗漏关键信息的可能,如果汇报法官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在传达时导致事实错误,即使由审判委员会决定法律的适用,也因为适用法律的前提—事实认定错误,而导致在歧路上越走越远。
  有学者提出将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限定为法律适用{8},此种做法依然不妥。首先,如上段所论证,在错误事实认定的基础之上,任谁选择法律适用都会是错误的结果。其次,对案件心证的形成要求审判具有集中性和直接性,审理者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地点,在控辩双方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持续、集中进行。尤其是在我国目前确立了“排除合理怀疑”的定罪标准的情况下,审理者的亲历性对心证的形成尤为重要。再次,实践中很多冤案的产生都是事实认定出现错误,错将无辜者当成有罪的人作出有罪判决,甚至执行死刑。滕兴善案和河北的李久明案、萧山五青年案、云南杜培武案、呼格吉勒图案、聂树彬案等便是审判委员会参与的典型冤案。最后,法庭辩论不仅围绕事实问题还围绕法律适用问题,在刑事诉讼法中法律适用包括定罪和量刑。定罪包括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而审判委员会即使只决定法律问题,亦违背直接言词原则和集中审理原则,剥夺了被告人及其律师就法律适用问题发表对自己有利看法的权利。
  综上所述,审判委员会依据办案法官的汇报就对案件定性,信息受汇报人主观因素的影响较大,而且在传递过程中极易发生错误。没有经过法庭质证的证人证言尚不能采纳,而审判委员会仅凭承办法官的汇报便可对关涉被告人财产、人身自由甚至生命的案件作出实体判决。此处法官汇报的效果与传闻证据中未出庭作证的证人的证言有类似的性质,审判不应是审判委员会听取法官的汇报后“听说事情是这样发生的”,而应是参与、目睹了整个庭审过程的人才能形成对案件的心证,才有资格对认定的事实问题作出法律上的结论。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这些特征都是对直接言辞原则和集中审理原则的违背。
  (三)虚置被告人知情权及申请回避权
  刑事诉讼程序尤其是最终决定被告人命运的法院审判对被告人意义重大,对该过程被告人应具有知情权和参与权,包括何时开庭,由谁审理,并充分参与到案件的审理过程之中,而迄今法律并未规定法院应告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案件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建立在知悉诉讼的相关信息之上的刑事回避制度是被告人非常重要的一项诉讼权利,对于排除有偏见的法官参与案件的审判,实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意义重大。而我国刑事回避制度的虚置导致被告人的该项权利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审判委员会行政审批式地决定案件的做法严重侵犯了被告人申请回避的权利,使被告人的该项程序性权利完全虚置{9}。
  1.审判委员会成员告知程序。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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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刑事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64.

{2}西南政法学院.中国法制史参考资料汇编[M].1982.513-515.

{3}“张立勇院长情系困难群众,到扶贫联系点内乡调研”,载新浪河南网[EB/OL].http://henan.sina.com.cn/nanyang/fazhi/2016-04-14/172945361.html 2017-02-19.

{4}宋英辉.刑事诉讼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06-107.

{5}陈瑞华.程序正义理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3.

{6}陈光中.刑事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146.

{7}张保生.证据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1.

{8}吴光升.刑事诉讼的人性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292.

{9}李雪平.刑事回避制度及其完善[J].长江大学学报,2012,(3).

{10}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48.

{11}吴英姿.法官角色与司法行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182.

{12}何家弘.迟到的正义——影响中国司法的十大冤案[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107.

{13}郭国松.刑讯逼供又酿人间惨剧辽宁一工人经历14年冤狱[N].南方周末,2001-02-22.

{14}郭旭.刑事错案成因及预防——以35起冤案为样本[J].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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