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法学家》
关于减刑制度的正当性思考
【英文标题】 On the Justifiability of Commutation System
【作者】 王作富 但未丽【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分类】 刑法总则【中文关键词】 减刑制 正当性 一般预防 特殊预防
【英文关键词】 commutation system;the justifiability;special prevention;general prevention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6
【页码】 45
【摘要】

本文主要探讨的是我国减刑制度的正当性依据,认为“为什么可以减刑”的理由,是刑罚执行的特殊预防目的使然。1.根据再犯可能性考察,已经消除了人身危险性的犯罪人没必要执行全部原判刑罚;2.从刑罚效益的角度考虑,多余的刑罚是一种浪费;3.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减刑使犯罪人已有的善行得到鼓励和保持。同时还认为,关于“为什么减刑要有一定限度”,是刑罚执行的一般预防目的使然。刑罚的一般预防目的要求刑罚必须被严格执行;刑罚的一般预防目的要求减刑不能无限度;刑罚的一般预防目的要求减刑不能有损审判的严肃性。最后,文章对我国现行减刑制度的正当性进行了认真反思。

【英文摘要】

This article makes a discussion about the justifiability grounds for the commutation system of China,and proposes that the reason why the punishment can be commuted lies in the purpose of special prevention for punishment ution.Firstly,there is no need to ute all the punishment because of the little possibility of committing crime again.Secondly,considering the efficiency of punishment,too much punishment is a waste.Thirdly,psychologically,commutation encourages and keeps prisoners’good conduct.Meanwhile,it’s necessary to give commutation some limitation to satisfy the general prevention of punishment ution.The purpose of general prevention for the punishment ution requires that the punishment be ute rigidly,and the punishment can’t be commutated without limitation,and the commutation can’t influence the solemnity of the trial.In the end,the author made a discussion about the justifiability of the current commutation system.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9541    
  
  减刑,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是指对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期间,依法减轻其原判刑罚的制度。该项制度自从革命根据地时期发轫以来,一直被广泛运用,对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类犯罪分子改造可谓功不可没,至今依然不可或缺。然而,有一个问题我们却不能不问,这就是:减刑的正当性依据是什么?换言之,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对审判机关依法判处的刑罚进行总量减少的依据是什么?由此及彼,我们也许还进一步问:减刑,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在执行阶段减少既判刑罚的制度,是否会危及审判权的严肃性?是否与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的罪刑相适应原则背道而驰?
  要回答减刑的正当理由,就要先搞清楚刑罚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刑罚的目的,体现着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制定刑罚、适用刑罚、执行刑罚的指导思想,决定着刑罚体系和刑罚制度(包括刑罚执行制度)的确立,因此,行刑的各项制度、措施,无不是以刑罚目的为其基本依据的。不同刑罚目的指导下的行刑制度,在行刑政策,行刑的方式、内容,受刑人的待遇及行刑机关的权限等方面都不相同。[1]我国刑罚学体系建立较晚,而且深受前苏联刑罚理论的影响。因此,前苏联刑罚学中的一般预防论与特殊预防论很自然地成为我国刑罚目的的主导思想,并为我国多数学者所认同。[2]我国学者认为,对人的具体行为根据特定的价值给予一定的赏罚,是社会的文化规范发挥其功能的重要方式。无论将惩罚的意义归结为报复还是矫治,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其最终目的是对偏离行为进行规范控制,以求积极的或消极的遵从。[3]换言之,惩罚的最终价值在于维护法律的尊严。
  行刑对确定刑调整的基本依据是刑罚的目的性要求。[4]这就是说,既然我国刑罚执行有其明确的目的追求,即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那么该目的是否初步实现或者已经实现,就是变更刑罚量的重要理由。因此,减刑的正当性依据,就是已经执行的刑罚已基本实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之目的,从而有必要根据刑罚的节俭性原则,对原判刑罚量进行总量减少。具体理由下面将分而述之:
  一、为什么可以减刑——刑罚执行的特殊预防目的使然
  刑罚的特殊预防机能至少在刑罚宣判阶段才起作用,在刑罚执行阶段十分活跃。[5]通过行刑过程来矫正罪犯,以实现特殊预防,是我国刑罚执行追求的主要目的之一。那么,在刑罚执行阶段,刑罚是如何实现其特殊预防目的的呢?
  刑罚实现特殊预防的主要途径有:一是客观上限制或者剥夺其再犯罪能力,使其不能再犯。即通过对犯罪者权利及自由的限制或剥夺,或者对肉体的消灭,从客观上强力制止犯罪。二是心理上谴责与威慑犯罪者,使其不敢再犯。刑罚的执行,不仅使罪犯切实感受到国家的谴责和否定评价,还亲身体验到刑罚所造成的负担、损失和痛苦,在心理上产生对刑罚的恐惧感,因而不敢再去犯罪。三是主观上教育改造犯罪分子,使其不愿再犯。犯罪分子实施犯罪行为都是受其主观意识的驱使,只有从其主观意识去掉犯罪的因素,才能彻底消除其人身危险性,防止再犯。因此必须通过刑罚的执行,对其进行劳动改造及思想教育,促使其认罪悔过,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不愿再以身试法。同时还对其进行文化、技术教育,使其具备重返社会后的谋生能力,避免重操犯罪旧业。[6]根据特殊预防实现的途径,我们认为,是否对犯罪人进行减刑,首先应考察的,是已经执行的刑罚是否已经足以令犯罪人不敢犯罪和不愿犯罪。其次,减去一定刑罚量后,对犯罪人的继续改造是否有利。如果结论是肯定的,从特殊预防的目的来讲,对犯罪人进行减刑就是合理的,具体说来:
  (一)根据再犯可能性考察,没必要执行全部原判刑罚
  当犯罪人在执行过程中认真改造和反省,表现出人身危险性减小甚至消失,再犯可能性基本消除,刑罚执行的目的就已经初步达到。特别是对于偶犯、过失犯和激情犯,以及一些由于贫困或者别的原因迫不得已,因一念之差而实施犯罪行为的人,通过一段时间的改造,基本消除再犯可能性是并不困难的。假设犯罪人确已真诚悔过,痛改前非,那么,还要执行全部原判刑罚就失去实际意义了。因为刑罚的目的不是仅仅为了把罪犯关押起来进行惩罚,而是为了把他们教育成“新人”,即消除了犯罪因素的正常人。减刑,正是“把监狱大门的钥匙交在犯罪人手中”的一种制度,“如果把钥匙交到犯罪人手里,他们很快就会把它插进锁里”。[7]对犯罪人本人的特殊预防初见成效,是实行减刑制度最根本的理由。

哎哟不错哦


  有学者认为,上述减刑依据存在着不严密性和随意性。其理由主要有“两问”:第一,若仅因为罪犯可能改造好了,或者刑罚的目的已经初步实现而对罪犯施以减刑的话,那么,当一名罪犯,如过失犯,已经完全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而且可能再也不会犯罪时,即其人身危险性消除的刑罚目的已实现的情况下,是否就不需服刑了呢?第二,现行减刑裁定的根据,是罪犯的改造表现和人身危险性消除的行刑目的已实现。但如果罪犯在被减刑后又故态复萌,人身危险性依然存在,原先的减刑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条件和意义,此时是否需要取消已经宣布的减刑决定而恢复原有刑期呢?[8]笔者认为,该论者的第一问,意在以刑罚执行的目的并非只是特殊预防,来否定将特殊预防目的初步实现作为减刑依据的合理性。这样的判断有失全面。我们说现代刑罚执行的目的之一是特殊预防,但并不否认刑罚执行的另一目的,即一般预防。事实上,无论是特殊预防还是一般预防,都应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必须让服刑人员充分感受到刑罚所具有的本质特征,即痛苦性。因为刑罚终究是“运用国家统治力量强行限制或者剥夺犯罪人的某种权益,使其遭受一定的损失和痛苦,是对犯罪的惩罚”。[9]在我国古代,刑与兵并用,意义相近,刑就意味着暴力、威慑、痛苦和惩罚。时至今日,无论刑法的功能如何演变为保护社会,保障人权,刑法的这一残酷本质是不容否认的。[10]并且,刑罚教育功能的实现,首先要靠服刑人员自己教育自己。而让犯罪人教育自己的最有效途径,就是要让其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有切肤之痛。更重要的,是令犯罪人本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刑罚的痛苦,不但促使他反省自己实施犯罪行为收益和成本的巨大反差,从而教育他自己不能再次重蹈覆辙;同时,也警示他人不要以身试法。而该论者的第二问所涉及的问题,是由于目前减刑制度缺乏必要考察期限、程序设计不够科学合理的缺陷造成的,决不是减刑制度本身存在的弊端。所以也不足以成为否定对犯罪人矫正目的初步实现,即犯罪人人身危险性减少或消除,就应减刑的理由。对于已经减刑的罪犯,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如果其主观恶性并未减少,即再犯可能性依然存在,这表明刑罚执行的特殊预防目的并未达到,此时,恢复其已减刑期是当然之理。
  (二)从刑罚效益的角度考虑,多余的刑罚是一种浪费
  “一种正确的刑罚,它的强度只要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就够了”。[11]这里的“强度”,一般理解为刑罚本身的残酷性或者痛苦性程度,但笔者认为对监禁刑而言,也包括具体的刑罚执行长度,因为刑期的长短无疑是衡量监禁刑强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贝卡利亚看来,刑罚的强度应以足以阻止犯罪为限。换言之,如果刑罚执行追求的预防犯罪的目的已经达到,就没有必要投人更多的刑罚资源。对犯罪人来说,如果刑罚的执行已经让他决意改恶从善,不再犯罪,多余的刑罚就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这是从刑罚效益的角度,根据刑罚的投入和产出以及提高刑罚效率的必然要求。这里所说的刑罚效益,是指“国家通过动用刑罚自身成本即刑罚的制定、刑罚的强制力和刑罚的实际适用、执行所获得的对罪犯的应有的惩罚效果和迫使人们不去或不再犯罪的效果。”[12]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国家为宣告刑的付诸实施而支出的成本主要是监管改造成本。为了取得更大的刑罚效益,在刑罚执行这一环节,应该尽可能地着眼于改造实效而避免多余的刑罚执行。换言之,应“力求以最小的投入来获得有效和控制的最大社会效益,以不执行、减少执行以及不实际执行刑罚来达到执行刑罚的效果,以此要求刑罚执行的更多效益”。[13]而减刑制度的确在降低刑罚运行成本,尤其是监管成本方面有自己的优势,这些优势有:其一,获得减刑使犯人过去的表现受到鼓励,更加积极地投身改造活动,自觉遵守监规纪律,降低了监狱安全压力,节约了用于维护监狱安全所需的额外支出;其二,获得减刑使犯人更加提高参加监狱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从而促进监狱生产顺利进行,有利于改善监狱经济,为监狱的良性运转提供保障条件;其三,减刑使改造效果好、再犯可能性小的犯人提前出狱,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节约了监狱开支。其四,减刑作为一种制度,对希望减刑者是一种极大的安慰,使他们看到提前出狱的曙光,给他们树立了切实的努力目标,为他们服从管理、自觉改造提供了良好的心理基础,从而进一步减少监管难度而节约了监狱开支。同时,减刑制度在实现刑罚的社会效益方面也具有自己的优势:一方面,我国现行刑罚趋重,而减刑制度可以在实质上起到调整重刑的效果,使刑罚强度与犯罪危害更相适应,从而使刑罚配置愈趋公正合理;另一方面,减刑制度利用受刑人渴望自由的心理,持续性地对其进行正面刺激,引导其逐步接受正常社会的行为规范,从而使刑罚执行的过程真正成为矫正犯罪人的过程,最终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的目的。
  (三)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减刑使犯罪人已有善行得到鼓励和保持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犯罪人在改造中的良好表现如果及时得到鼓励,有利于他们继续保持自己的善行而逐步形成良好的习惯。根据我国刑法第78条的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此减刑条件进一步明确为:“确有悔改表现”是指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方面情形:认罪服法;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立功表现”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检举、揭发监狱内外犯罪活动,或者提供重要的破案线索,经查证属实的;(2)阻止他人犯罪活动的;(3)在生产、科研中进行技术革新,成绩突出的;(4)在抢险救灾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表现积极的;(5)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事迹的。由上面的减刑条件可以看出,这些都是有利于犯罪人的思想改造和行为改造并逐步形成良好习惯的基本要求,若犯罪人在刑罚执行过程中能够达到这些条件,说明他人身危险性已经减少或者正在减少。这时候,如果他能及时得到减刑的鼓励,就很有可能将这些良好行为继续保持下去。即使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还未根本转变(我们应承认这的确很难,有时并非通过执行刑罚就能实现的),内心还没有完全悔过,甚至只是为了早日出狱而尽力表现得好一些,我们认为,同样是值得鼓励的。是的,“获得自由是一种梦想,囚犯总是为此而思虑。如果他们看到有一条比逃跑更保险和更可及的阳关大道,他们会立即奔向那里;他们做好事仅仅是为了获得自由,但他们毕竟是在做好事。不断重复的运动会变成第二种本性。它可能使人养成习惯。”[14]曾经的犯罪人一旦遵纪守法成为习惯,今后不需要特别的努力也能做到了,这就达到了执行刑罚的目的。
  二、为什么减刑要有一定限度——刑罚执行的一般预防目的使然
  所谓一般预防,是指通过惩罚已经犯罪者,使社会上的可能犯罪者“畏而知警”,明白刑罚之苦影紧随犯罪,从而不敢以身试法。[15]我国刑法理论认为,一般预防的目的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的:一是通过发挥刑法的教育和引导功能,使一般民众自觉守法,不去犯罪。二是通过发挥惩一儆百的威吓作用,防止潜在的犯罪人实施犯罪。司法机关通过对那些怙恶不悛的犯罪分子判处死刑(剥夺其生命权),对那些罪有应得的犯罪分子判处徒刑(剥夺其人生自由)等,从而使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因畏惧刑罚而收敛其恶行,不敢以身试法,这就实现了刑罚的一般预防的目的。[16]这是因为,当潜在的犯罪者在进行计算犯罪收益时,“只要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可以收到它的效果”。[17]也就是说,当犯罪成本高于犯罪收益时,旨在通过犯罪获得某种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罪犯在权衡利弊时,便很可能放弃犯罪。由刑罚的一般预防作用发挥的途径可以看出,一般预防的目的能否实现,与刑罚执行状况及其效果有着紧密相关。减刑制度固然有着这样那样的优势,但是在具体运用的时候,如果没有掌握好一般预防所必要的刑罚量,也就是说,如果减刑没有一定的限度条件予以严格限制,则很可能使刑罚的一般预防目的成为虚设。具体说来:
  (一)刑罚的一般预防目的要求刑罚必须被严格执行
  刑罚预防的手段主要在于刑罚的威慑性。[18]刑罚的威慑力量,不仅缘于为犯罪行为及其程度设定了相应法律后果的刑法条文,也不仅缘于重罪重判、轻罪轻判的刑罚裁量规则,更确切地说,主要是缘于对犯罪人所获刑罚的严格执行,即刑罚必须令犯罪人充分感受到痛苦。进一步说,刑罚执行使宣告刑从判决书上落实到犯罪人,使以身试法者的结局大白天下、有目共睹,从而使一般预防的目的得以实现。但是,如果情况恰恰相反,即刑罚并未真正执行,或者即便执行也不过是走走过场,就不可能实现警告潜在犯罪者的一般预防之效。因此,贝卡利亚说:“如果让人们看到他们的犯罪可能受到宽恕,或者刑罚并不一定是犯罪的必然结果,那么就会煽惑起犯罪不受处罚的幻想”。因此他认为,“法律应当是铁面无私的,每一具体案件中的执法者也应当是铁面无私的”;“不让真正的犯罪找到任何安身之地,这是防范犯罪的极有效的措施”。[19]刑罚的执行使法庭宣告的刑罚确定地到来,从这个意义上,刑罚的执行是刑法防范犯罪的有力武器。否则,便可能影响法律规范的正常效力。试想一下,如果罪犯所处的司法背景是这样的:他虽然可能被毫无例外地捉拿归案并定罪,但是事实上所获刑罚并不付诸实施或者并非严格执行,而是可以变相避免或随意减轻,那么,蠢蠢欲动的潜在犯罪人就会增强犯罪的欲望,因为对形势的判断会令他们心存侥幸,最终铤而走险。有几句法律格言对此总结得十分贴切,即“期待不处罚是实施犯罪的最大诱因”(Maxima est illecebra peccandi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109541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