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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湖南警察学院学报》
公共法律事件中的公民、律师与警察
【副标题】 以区伯案为例的冷思考
【英文标题】 Citizens, Lawyers and Police in Public Legal Events
【英文副标题】 Reflections On Qubo Case【作者】 邢馨宇
【作者单位】 湖南警察学院【中文关键词】 公共法律事件;警察;角色和定位
【英文关键词】 public legal events; police; roles and positioning
【文章编码】 2095-1140(2018)06-0033-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33
【摘要】 在公共法律事件中,公民、律师和警察各有其角色与定位。公民是私权利的行使者,对公权力也有天然的监督权。律师是私权利的代言人,也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员,既要尽心尽力维护当事人的权利,又要在践行具体法治的过程中找准自己的方向。涉及警察执法的公共事件,警察往往会成为公众责难的对象,警察权的内容应受到严格的限制,警察权的行使要有一定的边界。
【英文摘要】 In public legal events, citizens, lawyers and police have their own role and position. Citizens exercise private rights and have natural rights to supervise public power. Lawyers are the spokesperson of private rights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re member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community, who both stick up for the rights of their clients laboriously and identify their own orientation. In the public events referring to law enforcement of the police, the police often is the target of public criticism. The content of police power should be restricted strictly and the exertion of it should be limited within certain boundar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1230    
  面对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公共法律事件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立场,基于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关注点。普通公民可能会基于普通人的常识、常理与常情做出一个本能的判断。作为法律人的律师,在常识、常理与常情之外,可能又会基于自己的专业理性,得出不同的结论。特别是,作为公共法律事件中行使公权力的一方,警察的角色和定位尤其重要。现代社会中,警察所负的职责越来越多元,除了专注于犯罪控制问题之外,尚需对社区提供广泛的服务,因其角色的特殊性,在应对公共法律事件时,警察必须谨慎选择介入的时机和处理的方法。
  一、公共法律事件中公民、律师与警察的角色
  但凡是公共性事件,基本上都可以看成是一场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博弈,包括之前发生的“区伯事件”“唐慧事件”“延安夫妻在家看黄碟案”等等,都是如此。那么,在这些公共领域中,我们作为公民到底可不可以参与?又具体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另外,作为私权利的行使者或者代言人,在公共事件出现之时,也总有律师的身影或隐或现。作为前两者的相对方,警察一方面是公权力的行使者,另一方面是私权利的服务者。正是基于这种双重身份,警察容易越权。
  (一) 公民的概念
  何谓“公民”?根据《新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指“一个个人与一个国家的关系,受那国家的法律所管制,而在那国家拥有相应的义务及权利”,是与“私民”相对而言的。据此,公民是以社会和国家的一个成员的身份而存在的,其行事方针要依赖其与社会的契约而定。这个概念表示的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一种特定的法律关系,以及自己体认到相对于社会或国家的责任与义务。{1}维基百科对公民的界定与此相类,认为“公民是在一个政治实体如国家或城市中,拥有公民身份并根据该地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2}《现代汉语词典》对“公民”的定义是:享有从事管理社会和国家等公共事务的权利的人。由此,公民总是与权利如影相随。
  十六世纪加尔文宗教改革后,日内瓦居民曾分为五个等级,最高一级为公民,他们在日内瓦享有完全的政治权利。{3}因此,生而为一个自由国家的公民,不管呼声在公共事务的影响是多么微弱,{3}都有在公共事件中发言的权利或者本身就置于漩涡的中心。以区伯案为例,区伯作为一个公民,还具有另外一个更为特殊的身份——他是一名公众人物。因此,在事件发生后,网上就有很多舆论猜测或者推测——区伯事件的起因是其一直在扮演一个监督公车私用的“民间斗士”的角色,因此相关公权力或者个人要打击报复甚至陷害他。而且,就我个人的观察来看,这种论调甚至是占压倒性优势的主流声音。我们可以留意,为什么一个平凡人会一跃成为“公众人物”?我认为,这主要是基于其行使了每个公民都天然具有但是又甚少有人真正履行或者关注的一种公民权利——对公权力的监督权。有人或许会认为区伯之流是多管闲事,对此我不以为然。我认为,公权力的来源是私权利的割舍,因此公权力的行使必然不能超出公民的授权范围,这就是社会契约论的核心精神——主权在民。当公权力越权行使时,公民甚至可以“要回来”,大的甚至可以推翻政权,小的来说可以要求对越权行使公权力者予以训诫惩罚。因此,作为公民行使监督公权的权利是天然的,而区伯的这种权利的行使也是适当的。
  (二) 律师的定义
  律师这个职业,从诞生之日起,就褒贬不一、毁誉参半。有人认为律师是替坏人说话,也有人主张“律师兴则法治兴,法治兴则国家兴”{4},律师多的地方最安全。根据我国《律师法》第条第一款之规定,律师是指依法取得法律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由此可见,律师是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士,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一员”。{5}作为法律职业从业者,律师与法院、检察官以及法学家等法律职业群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从而形成一个没有疆域的法律思维共同体。{6}在这个群体中,那些高度信仰法律,善于运用法律解决社会问题,敢于为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而斗争,为权利而斗争的法律职业从业者,被称之为“法律人”。{7}在法律人共同体中,律师是不可缺少的力量,律师的作用甚至可以说非常大。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是潜在的被害人,当受到侵害时,我们渴望权利能得到救济,正义能得以伸张。律师的存在,为司法引入了一种外在的力量,有了律师这一第三方的力量,事实认定和法律判断不会被随意操控。律师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控辩双方的平等和法官的居中裁判,使得法治的天平不至于倾斜。{8}
  在曾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雷洋案中,涉案警察邢某某聘请的律师是素有“钱大状”之称的钱列阳律师。对涉案警察聘请律师,虽然网上有一些情绪化的声音,但绝大多数人认为,涉案警察同样有权聘请律师。涉案警察通过法律途径寻求对自己合法权益的保护,对普及和强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具有正面的意义。雷洋妻子所聘的律师陈有西则从另一个角度指出,警察出事认真选律师,不论选了谁,恰恰证明了中国律师的作用已经无法忽略和低估。{6}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也曾指出:“要紧紧依靠学术界和律师界携手建设司法。律师和法院对立,法律根本不可能健全。”{9}
  (三) 警察的主要职能
  如所周知,不论是海洋警察模式还是大陆警察模式,基本都认为警察的职能是政治、行政和服务三位一体的。只是在警务实践中,各国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注重警察的服务职能,后者更侧重于警察的政治和行政职能。我国《警察法》第六条规定了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职责,归纳言之,主要包括“提供服务、打击犯罪和维护秩序”三个方面。在我国,警察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是警务工作的基本原则。因此,在没有出现违法现象时,警察有为公众提供援助的职能。{10}多年来,民众已经习惯了有困难找警察,遇到危难,第一选择几乎都是拨打110报警电话。“人们通常认为,警察是碰到困难时最后的求助机构,因为民众总可以找到警察,警察只有一个电话的距离,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人们通常报警。”{11}公安机关也基于人民警察形象、警民关系的理念来开展服务工作,为民众排忧解难。日本的《公众接遇辩赏费制度》{12}甚至明确规定,在某些情况下,公众可以向警察借钱,比如外出时钱包被盗,无钱回家,可以向警察借交通费,回家后再还;比如为了保护路上行人或者救护交通事故负伤者采取紧急应急措施所需要的经费等。
  二、公共法律事件中公民、律师与警察的错位
  公民、律师与警察有各就其位、各司其职的一面,这一面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成为法律公共事件的案件,总是或多或少地折射出公民、律师与警察角色的冲突或错位。
  (一)权利对权力的制约
  权力天然有滥用的倾向,失去监督与制约的权力,就像脱缰的野马,势必伤及私人的领域。对于行使公权力的人而言,法无授权即禁止;而对于行使私权利的人来说,法无禁止即自由。在区伯事件中,监督公权力让作为公民的区伯成为了公众关注的公众人物,伴随之的是于无声中与日俱增的话语力量,这就同时赋予了他一个义务——严于律己。这就涉及到公德与私德的问题。我们国家是一个“泛道德”的国度,这不是新中国的新生事物,从很大程度上说甚至是我们的一个传统。我们自古就有“知人论事”的传统,学问好还不够,还要看人品如何,如果这个人有道德瑕疵,那么文章再好也一文不值。西方则不同,欧洲思想史上就有不少思想上的巨人,都是行动上的矮子。比如英国大思想家培根,他有过很多精辟的思想,但他也是“吃了原告吃被告”的始作俑者,而且他还为此找到了理论依据:如果你收了原告一方的好处,那么肯定不能公正办案,当你同时收了被告的好处后,那么你就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公正办案了。再如著名哲学家卢梭,私下里是一个私德极其败坏的人,不但滥情生下一大批私生子,而且还不抚养。但是他们的思想和学术成就并没有因为私德败坏而遭到否定。这种两分法地看待人和思想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也就是公德与私德应该分开。对于区伯而言,我们不应该因为他嫖娼就否定其监督公车私用的付出和努力。但是,作为公众人物,他无疑应该更加重视自身的言行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社会影响。
  然而,我们从事件发生后舆论的讨论声中也分明听到了一种反差,就是作为“公权力斗士”的区伯与作为“嫖客”的区伯之间的落差。也正是基于前后两者在公众眼里名誉上的巨大反差,才催生了舆论中出现一边倒的对公安部门不利的导向,猜测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恶意陷害和报复。区伯事件之所以迅速成为了攻占各大报端乃至网络门户网站头版的一个主要推力,是各种自媒体与媒体的大肆跟风式的炒作报道。首先要说明的是,由于这是一起公共事件,因此每一位公民都有发声的权利和自由,但是为什么说是跟风和炒作?原因在于,在公共事件中,我们的资讯更多的是通过网络甚至传闻来获得的,这些二手、三手甚至多手的信息,往往如雾里看花,难辨真假。在对相关事实尚未查清之时,先选好角度再以单薄的片面之词作为支撑对事实妄加揣测甚至是绘声绘色的描述和评论就是一种跟风和炒作,因为从根本上说这些报道都是没有以事实作为依据的,更多的是人为的臆测。这不是作为正常的、理性的人所应为,更不是一个法律人所应为。这种报道、文章或者说声音的坏处是显而易见的,最直观的就是绑架舆论,进而绑架司法。每每在有公共事件发生,也就是出现了公权力与私权利博弈的场合,我们都会经常看到或者听到社会普遍的反应是对私人的同情与对公权的指责,尽管有些实际情况与舆论所猜想的其实恰好相反。是什么让民众不分青红皂白就自动站队?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二)律师的职能定位
  众所周知,律师的天职就是运用法律,为当事人争取正当的权利。在区伯事件中,十几名律师站在拘留所门前,打着“我要见区伯”的大横幅。如上所述,我国《律师法》第条第二款也明确规定:“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但是这种打着横幅在拘留所门前大呼小叫,甚至“制造冲突”以升级事件博取眼球的做派是律师应该做的吗?更遑论还有穿着军大衣在法院门口静坐一晚上的律师。这是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吗?又是在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吗?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个有点敏感的词汇——死磕派律师。“死磕”有两种,一种是得理不让人的“死磕”,这是律师应该做的,因为尤其是刑事案件,留给律师的空间实际上是很小的,从侦查到审查起诉,所能留下的辩护点或者说漏洞经过层层筛选,所剩已经无几。因此,如果律师抓住了一个问题一个理,不论是法律问题还是法理、情理、伦理,但凡是可以从法律事实上推翻控方指控的,都应该据理力争,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维护委托人的权利。但是要注意方法方式,有理走遍天下,如果采取静坐绝食、唆使上访、利用媒体渲染炒作,这律师的身份就变了,变成了一个狭隘、短视且抛弃了法律信仰的人,也就是第二种“死磕派”。而且,在有些影响较大的案件中,为了争案件的辩护,律师与律师开战的现象屡见不鲜,而且都号称自己是“死磕派”。这不能不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人血馒头”。与在水深火热中受苦受难的当事人相对应的,是律师们为了从苦命人的悲惨命运分一杯羹的你争我斗,这些号称会为当事人伸冤死磕的律师当真把当事人的命运当回事吗?会将之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去考虑吗?就区伯事件而言,律师要求会见区伯,看守所征求区伯意见,区伯本人表示暂时不愿意会见,律师就提出要拘留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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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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