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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论刑事侦查程序的诉讼化改造途径
【副标题】 以刑事诉讼构造为视角
【英文标题】 An Approach to the Procedure of Investigation
【作者】 江伟【作者单位】 福州市人民检察院
【分类】 刑事侦察学
【中文关键词】 刑事侦查程序 诉讼化改造 当事人主义诉讼 职权主义诉讼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4
【页码】 24
【摘要】

刑事侦查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诉讼特征。但是,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程序还存在着许多缺陷,基本上表现为侦查机关单方面的行政性活动。在学者提出的各种侦查程序改造方案中,“以审问式为主,对抗式为辅”虽然不是主流的观点,但是不乏其合理性。通过建立以司法制约为主的检警关系、构建本土化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强化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完善侦查程序中的救济制度和责任制度等一系列活动,使侦查程序回归诉讼程序,重塑我国刑事侦查程序。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0689    
  
  

刑事侦查是刑事诉讼程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诉讼特性,这无论是在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已成为一种共识。然而,目前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尤其是侦查程序,在侦查权制约机制上存在着结构性的缺失,缺乏有效的外部制约,侦查活动的制约实质上主要依赖于侦查机关的内部控制,侦查程序的构建体现出浓厚的行政色彩,并由此产生了重重问题。笔者认为,改造现有刑事侦查程序的关键,在于要立足于刑事诉讼构造的视野,使侦查程序回归诉讼程序,从而通过诉讼程序强化对侦查权的制约。

一、侦查构造的内涵与类型

可以说,现代各国基本上都抛弃了那种将刑事侦查视为国家对公民个人进行单方面追诉的观念,大体上都能够按照“诉讼”的形态构建侦查程序,将国家追究公民刑事责任的活动纳入诉讼的运行轨道。从这一“诉讼”特性角度出发,形成了侦查构造的概念。所谓侦查构造,是基于不同的刑事诉讼构造而形成的,由一定侦查目的所决定的,行使不同诉讼职能的主体在刑事侦查程序中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1]其具有三个显著特征:首先,侦查构造是基于不同的刑事诉讼构造而形成的,由一定侦查目的所决定的。其次,侦查构造的主体是侦查程序中行使控诉、辩护、裁判职能的三方诉讼主体。再次,侦查构造的内容是侦查程序中控诉、辩护、裁判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

通说认为,现代刑事诉讼中存在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两种典型的诉讼构造,因此从理论上讲,基于不同的诉讼构造及侦查目的,侦查构造也就存在两种基本类型:由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构造及倾向于控制犯罪的侦查目的所决定的审问式侦查构造和由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构造及倾向于保障人权的侦查目的所决定的对抗式侦查构造。审问式侦查构造强调作为国家专门机关的控诉方和裁判方在诉讼中的主导作用。侦查过程中,控诉方(侦查机关)在行使权力时享有较大的范围和自由,侦查控制的范围相当有限;同时,辩护方并不享有与控诉方对等的诉讼权利,而只能在服从专门机关职权的前提下,进行有限的防御活动。在对抗式侦查构造中,控诉、辩护双方具有平等的诉讼地位。辩护方享有一系列对抗控诉方追诉的保障性权利,如沉默权、律师帮助权和保释权等;法官作为第三者介入,对控诉方所采取的强制性侦查措施进行司法授权与司法审查,对侦查活动的开展进行监督和制约。

二、我国侦查程序的缺陷分析

从侦查构造理论上看,笔者认为,我国当前侦查程序存在明显的缺陷,基本上就是侦查机关单方面的行政性活动,不具备程序意义上的诉讼活动,更谈不上侦查构造的特征,就缺陷的具体表现而言,笔者认为可以归纳为三个特点:

1、侦查权垄断行使。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侦查机关主要指公安机关。我国的公安机关享有几乎不受约束的强大的侦查权,除提请批准逮捕外,侦查阶段的公安机关基本上自行把握了刑事诉讼程序。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这种强势地位,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律师权利失衡。相对于侦查机关的强大侦查权而言,我国侦查程序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他们的律师对抗能力弱小,在现有法律制度下,所享有的诉讼权利相当有限。夫妻本是同林鸟

3、司法控制和制约的缺失。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检察权监督的软弱。我国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制约力度明显偏小,制约的手段也明显缺乏,检察监督的效果相当有限。二是审判权制约的形式化。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非法手段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其中关于“查证属实”的规定又在很大程度上使这一规定形同虚设,非任意性自白的举证责任由嫌疑人、被告人一方承担,无异于比登天还难。同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于非法证物的排除问题都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三、我国侦查程序诉讼化改造的类型选择

目前国内学者中提出的侦查程序改造方案中,作单一选择的已经很少,在提出以两者结合型重构侦查程序的观点中,绝大多数是“以对抗式为主、审问式为辅”或“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2],其主要理由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构造优于职权主义诉讼构造,更有利于限制国家权力且对抗制因素的缺乏是当前中国侦查程序乃至诉讼程序中的主要缺陷。应当承认,对抗制更有利于保护公民权利不受国家权力侵犯,也是目前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缺乏的重要因素,但笔者认为,增强对抗制因素仅是改造诉讼程序的主要途径,并不能由此就将其作为改造的最终目标。笔者主张,我国侦查程序的重构应当选择以审问式为主、对抗式为辅。理由是:

1、社会传统价值取向因素。侦查构造的选择必然受传统的刑事诉讼文化的影响,它的形成和发展往往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中国,官与民不能相提并论,这是封建等级观念的作用,但它造就了我国传统的诉讼格局:官府代表权力主体,居于讼争解决的主导地位;而庶民属于权力客体,处在讼争解决的从属位置。晚清以降,虽然传统的诉讼文化经受了历史变革和文化更新的种种冲击,但作为传统,它始终深藏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正是这种诉讼文化传统促使人们将正义理念聚集于刑事诉讼的抑恶扬善功能之中。[3]

2、公众心理承受能力因素。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犯罪在性质上日益严重、手段上日益智能化、数量上明显增加,使得公众对维护现存经济、政治等制度及一般社会生活条件的需求愈加强烈,支持国家继续把控制犯罪当作首要的任务,于是就有了公众普遍要求司法机关严厉打击、惩治犯罪的社会心理。因此,在中国社会当前现实条件下,片面强词防止机制性的追诉倾向,容易引发社会的不满情绪。

3、现有经济基础的因素。诉讼构造的选择要根据自己国家的经济基础,作出合乎自己国情的选择。我国侦查机关和队伍无论是在机构建制、人员素质,还是技术装备、办案经费上都无法与西方国家相比。而刑事犯罪在新的形势下所呈现的高智能、高隐蔽性及我国处于转轨时期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以及侦查机关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要达到社会民众对犯罪控制的期待与要求已相当吃力,若再一味地追求控辩的绝对平衡,目前刑事司法的经济资源确实难以支持。

这些理由,绝非是要否定增强对抗性在侦查程序改造过程中的重要性,而是为了阐明一个观点:改革过程中增强对抗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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