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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略论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
【英文标题】 On Verdict of No Guilty by Lack of Evidence
【作者】 黄再再【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学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 价值 撤销 完善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4
【页码】 69
【摘要】

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在性质上是一个价值判决,是对各种价值目标进行权衡后做出的理性选择。一旦作出并生效,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就具有完全的判决效力。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在特定情况下允许撒销,但是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的方式进行。在我国目前的立法与司法解释中,与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有关的规定还存在不少的问题,需要及时予以完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2710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三)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依据这项规定作出的判决即为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是刑事诉讼中一种重要的判决形态,但是,对于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对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本文中,笔者拟就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同仁。
  一、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的性质
  刑事诉讼本质上是国家追究犯罪的专门活动,国家设立刑事诉讼程序的最初目的就是在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对犯罪行为进行追究,以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对犯罪的追究需要一定的客观基础,因此,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意义上的“实体真实”一直被视为刑事诉讼最基本的价值目标。但是,随着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刑事诉讼的功能逐步向多元化发展,这种多元化决定了它所追求的不可能是单极价值目标模式,而只能是一个多元目标兼容的价值目标体系。在这个价值目标体系中,实体真实并非绝对的或者说排它性的价值目标,它要受到其它价值目标的衡平与制约。一是实体真实要受到人权保障价值目标的制衡,国家不能为发现实体真实而置涉讼公民的基本人权于不顾,过度侵害公民的个人权利。在一个民主的社会结构中,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的个人权利之间应维持合理的张力,为维护社会的秩序与安全,国家公权力有其存在合理性,但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应当注意一定程度的节制,将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可能给公民个人权利造成的损害控制在必要的最低限度之内。在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和运作过程中,必须要注意国家公权力的自我限制和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不能为发现实体真实而置公民个人权利于不顾,无限期地拖延刑事诉讼,肆意践踏公民人权。二是实体真实要受到诉讼效益价值目标的制衡,不能为发现实体真实而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由于特定社会条件下资源的稀缺性,国家不能允许在诉讼中无谓地消耗过多的社会资源,这就要求任何理性化的刑事诉讼程序在设计和运作上都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合理性,争取以最小的成本达到追究犯罪的目的;必须重视刑事程序的经济性,不能为发现实体真实而不计成本,不惜代价。[1]
  刑事诉讼是一个有限的过程,国家赋予刑事诉讼的使命是“法官在特定的时间内,对特定的事情,作出特定的判断,给出特定的裁决”。[2]在特定时间内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后,如果仍然不能达到实体真实,继续拖延刑事诉讼就可能导致这个价值目标体系中的其他价值目标所受到的损害超过追求实体真实这一价值目标可能带来的利益,此时,国家就面临一个价值的选择。在对这个价值目标体系中的各个价值目标进行权衡以后,国家在这种特定情况下所能做出的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忽略实体真实的追求,尽快作出刑事判决,“使权利义务关系重新回到秩序的范围之内,避免争议的法律关系无限期地处于不稳定状态。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避免社会冲突对社会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使纠纷的当事人重新理性地开始新的法律生活。”[3]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在不能达到实体真实时应当作出对被告人有利的推定,具体体现在判决之上,国家此时就应当作出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因此,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在性质上是一个价值判决,是经过充分努力后仍然不能达到实体真实时,对整体的价值目标体系进行充分权衡之后作出的一个价值选择。它之所以具有正当性,与它的事实基础并不存在紧密的联系,而是在于它能够在保证整体价值目标体系最大化实现的前提下达到诉讼解决特定社会冲突的根本目的。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实事求是”的诉讼理念,法庭对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的正当性抱有一定的怀疑态度,突出表现为在不能达到实体真实时不敢轻易下判,而是将该刑事诉讼挂起来、拖下去。这是对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的性质的不恰当认识,可能会导致刑事诉讼所体现的价值目标体系中的其他价值目标受到更大的损害。要纠正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这一错误倾向,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要正确理解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的价值判决性质和其正当性的客观基础,使法官明确在经过充分努力仍然不能达到实体真实的特定情况下,及时作出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才是最合理、最正当的选择。
  二、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的效力
  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以不能达到实体真实时对案件如何处理作为逻辑起点,是对刑事诉讼所体现的价值目标体系进行充分权衡后作出的最优选择,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人类的理性。与其他刑事判决一样,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也体现了国家意志,体现了司法对刑事诉讼的最终解决。因此,虽然在判决生效时案件的实体真实并没有查明,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它的完全判决效力。
  刑事判决的效力,根据效力可及的不同对象及内容,可以大致分为拘束力、确定力和执行力三种,其中判决的确定力又分为形式上的确定力和实质上的确定力。形式上的确定力表现为当事人不得以一般的不服声明(如上诉)推翻该确定判决;实质上的确定力即既判力,表现为人民法院依据正当程序作出的刑事判决在确定后,就具有法律上的效力,不得任意撤销或变更。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在生效以后,也相应具有完全的拘束力、确定力和执行力。一旦生效,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就应当得到迅速及时的执行,被告人正在被羁押的,应当马上予以释放;按照一事不再理原则,对已经过生效判决处理的案件不得另行起诉和另行审判;出于程序安定的考虑,为了避免生效判决轻易变动对社会关系的稳定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法院也不能任意地重新启动新的程序,撤销该判决或对该案件重新进行审理。[4]赋予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以完全判决效力是及时终结刑事诉讼的根本保障,这种及时终结是程序正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确保有关各方及时地摆脱讼累,使法官和检察官从该特定刑事诉讼中摆脱出来,当事人也从刑事诉讼的侵扰中恢复安宁和自由。聊五分钱的天吗
  在理论研究中,一些学者对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的判决效力有所怀疑,主张针对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设立“既判力排除规则”,即不赋予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完全的既判力,在发现新情况后允许重新进行起诉和审判。这种观点轻易否定了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的完全判决效力,严重违反了作为程序正义基石之一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既损害了法院生效裁判的稳定性与权威性,又使公民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权长期处于待判定或者不确定状态,不利于人权的保障,应当予以及时纠正。
  三、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的撤销
  作出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的必要前提是经过充分努力后仍然不能达到实体真实,从而使案件的实体事实在判决时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因此,如果判决生效后发现了新的事实、证据材料,能够对原来做出判决时真伪不明的实体事实做出确切的证明,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所依据的事实基础便显得不尽合理了。此时,我们就面临实体真实和程序安定性的两难选择。正如日本教授三月章所指出的:“正义的要求和法的安定性的要求,往往反映出法律对立的一面”,[5]面对这种对立,我们是应当选择实体真实,撤销这个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重新作出新的判决;还是应当维护法的安定性,不允许撤销这个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呢?
  笔者认为,刑事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在刑事诉讼中,追求实体真实具有比法的安定性更为显著的重要性。为了尽量达到实体真实,在发现新的事实、证据材料,足以使被告人的犯罪嫌疑得到充分证实时,就应当允许撤销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重新作出新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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