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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中西方上古社会财产所有权法制建构的对立
【英文标题】 Contradiction in Construction of Property Law between Ancient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作者】 杨师群【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学院
【分类】 比较法
【中文关键词】 土地私有制 王有制 私有权 等级名分 侵害赔偿 强权剥夺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6
【页码】 73
【摘要】

古希腊、罗马与中国先秦社会的财产所有权法律制度,在土地所有制、财产私有权、侵权运作规则诸方面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系列组合建构,反映出两者上古社会在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各方面产生根本差异之财产法制基础。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2668    
  
  在中西方上古时代都为奴隶社会私有制经济的概念之下,许多法制史论著都在竭力建构着中国先秦时代的财产私有权制度。在中西方上古社会出现判然不同的国家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其经济基础的财产所有权制度实际上也同样的迥然有别,尤其在明显的土地私有制与王有制的对立中,如何能想象其会产生类似的财产私有权法制建构?其实,中西方社会原始末期就已在财产所有制形态上出现了很大差别,在进人文明社会之后,更以成熟的法制形式进一步加以确定与发展。在整个上古社会中,中西方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对峙,这对文明国家之产生、性质,社会的组合、结构,乃至日后整个社会制度文化体系的相关发展,都有重大影响。
  一、土地私有制与王有制(国有制)
  土地是古代社会中最为重要的财产资源,是维持人们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其所有制形态的具体内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规定着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并对社会集团的组合结构、国家政权的职能性质、法制建构的实质内涵等诸多方面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有关思想观念。总之土地所有制问题绝对是古代社会财产所有制形态中的主导因素。
  根据已发掘的《波罗斯尼板》记载,古希腊在迈锡尼时代即已开始了土地私有化进程。此后除斯巴达少数城邦外,大部分城邦已逐步形成了土地私有制。尤其是以工商业著称的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末期,至少五分之四的雅典公民拥有土地,而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公民没有土地。……雅典公民的主体是拥有少量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即小农阶层。富有的土地所有者—雅典的捐助者阶层和重装步兵阶层只占公民的小部分,同样,没有土地的平民阶层一也只是公民群体中的少数。”[1]随着土地私有制度的完成,土地买卖与出租也较普遍。
  古罗马,相传其缔造者罗慕洛曾第一次把土地分配给个人,大约每人有一公顷,尽管有人认为这土地是不能转让的,但实际上应是土地私有化的开端。约至公元前5世纪末,据《十二表法》的内容,土地私有制基本确立。此后,罗马农业主要建立在小土地私有制及个体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同时,平民与贵族在土地分配方面的斗争一直相当激烈,而随着在大规模对外征服战争中夺得大量奴隶与土地,大土地私有制的奴隶制庄园经济不断发展,小农经济则在被兼并中时有破产而日益减少,这也是土地私有制经济的逻辑发展态势。
  总之,古典古代社会的私有化倾向,使其经济结构基本建筑在土地私有制之上。可以说赖以谋生的私有土地,是绝大多数公民的基本财产。而私有土地也同其他私有物一样,有关买卖、抵押、租佃等方面的运作,都己有法律方面的一定规范。在这一所有制形态中,人们以私有者身份互相间发生关系,不断培养着一种独立生活的能力和彼此间的契约关系意识,并以劳动剩余上交税收的方式与政府发生关系,逐步产生要求政府维护其私有财产和正当权益的有关法权观念。所以古希腊雅典历届执政官就职时,照例要宣誓保护每个公民的私有财产。古罗马的平民会议与保民官的主要职责就是保护平民的基本权益不受侵犯,尤其是罗马法可说是古代社会保护私有财产方面最完备的法律体系。
  中国上古时代,当部落酋长权势不断膨胀之时,其权力也表现于财产关系方面,这主要表现为部落酋长成为本族所占领土地的纵然不是事实上的,也是人们观念上的最高所有者。在酋长转化为君王的过程中,便逐步拥有其统治区域内所有财产(包括其土地及所有臣民)从法律观念上假定方面毫无疑义的所有权,形成以王有制为基础的不自由的财产所有制形态。大禹建立夏朝,史称“家天下”,便是这一所有权观念最形象的表述。商朝疆土不断有所扩展,王有制经济也随着政治统治的步伐在进一步加强。杨升南先生经详尽考证后指出:“商王可以到全国各地圈占土地,建立田庄,经营农业”。“商王以册封的形式,将土地授于各级贵族。”而“商王可以将‘邑’赐与贵族臣僚,……‘邑’还可以从贵族手中收归王室,可见‘邑’是属于国家或王的,其土地是属于国家的。”[2]
  西周一开朝,便以“授民授疆土”的大分封制度,向天下宣告了周王拥有最高所有权的法律假定,各级贵族都按等级领有部分土地与臣民。西周贵族完全是按世官的等级,并经隆重册命领有土田民人。一旦失去官职,其经济特权也无法保持。其经济状况完全依赖于政治地位而存立,其土地领有权的转让、赔偿等相关操作也必须得到周王或政府的批准,私有制经济意义上的贵族并不存在。同时,在“授民授疆土”的统治模式中,对一般平民家族及其村社土地来说,其随时可以被统治者作为封赐、赔偿、交换的对象,这方面史例不胜枚举。说明当时土地财产形态的核心是王有制与贵族领有制,而非私有制。[3]
  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血缘村社共同体的逐步解体,各个家庭独立耕作情况的日渐稳定,各诸侯国为了保证其财政收入,就必须把原来以集体耕作为前提的劳役地租剥削方式改变为实物地租的赋税办法。最典型的实例便是鲁国的“初税亩”。《春秋三传》等史籍众口一辞地指出,它仅是一次国家土地租税方式的改革,即把“藉公田”改为“履亩而税”。这一改革在土地制度方面所引起的变化决非土地私有制的出现,恰恰相反,这应当视为是诸侯国所有制在不断加强及贵族领有制的不断减弱,所以土地领有权转让诸现象也基本消失。春秋后期,随着一些头等贵族夺权斗争的胜利及其加强集权统治的需要,诸侯国土地所有制得以进一步巩固,这从而为战国时期以授田制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战国时期并没有产生什么新兴地主阶级,其完成的是以各国授田制为基本内容的土地国有制格局。秦朝的国有制经济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中国家土地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占据着绝对支配的地位,官营工商业经济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国家对于经济运作有着周密规划和一系列细致的管理制度,这也是秦国能够取得大一统的经济基础。[4]法小宝
  在这一延续千余年的土地所有制形态中,人们赖以生存而耕作的,始终是王有(或国有)土地。在法律上土地是不能进行买卖、租佃等运作的,最多出现少数贵族在周王批准或政府裁决下进行一种局部领有权的转让。在这一财产所有制形态中,人们逐渐被训练成在王有制下乞讨生活的犬马,最多是君王的子民,总之是由统治者养育而决非独立的经济生产者。如商王认为,民众的一切(包括其生命)都是他恩赐惠养的,“予■续乃命于天,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5]西周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春秋时又所谓:“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及秦始皇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致,无不臣者”。都是王有、国有及皇帝所有制的宣言。[6]以后有关帝王畜民,官吏牧民的观念日益根深蒂固,所谓:“为人臣者,仰生于上也”等等即是。由此将君主帝王看作是天下所有人的衣食父母,以为是统治者在生养、畜牧着万民。既然臣民是被君主恩赐才能生存的下物,那么其生命及其财产都应属于君主自然是天理中之事了。所以在这一土地所有制形态中,其实连人民也都包括在此王有制、国有制之中,它对社会结构发展、国家政权性质诸方面的巨大影响不言而喻。所以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7]
  二、财产私有权与等级名分
  在上述土地私有制基本形态之上,古典古代的法律围绕财产私人所有权,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规范化探索。罗马的城邦初期,随着私有制经济及社会矛盾的发展,为了维持私有者及私有经济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关系及社会秩序,便产生了市民法。市民法认定的财产所有权主体,尽管最初主要是贵族,但平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了与贵族平等的权利,其中包括平等的私人财产所有权。在古罗马“出现了现代意义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概念起源于罗马法的‘dominium’一词,原有统治、管辖、控制、支配之意。根据西方罗马法学者的看法,‘ dominium’一词是在罗马共和国晚期出现的。……所有权概念一开始出现,它就获得了所有人对物绝对支配的含义。但是对所有权的内容和权能都是含混不清的。随着他物权制度的发展,占有与所有的分离,占有补救的产生,以及有体物与无体物的分类,大约在罗马帝国第一个世纪末期,罗马法中所有权表述的另一词‘proprietas’产生了。这个词更加明确了所有权内容。也即,所有权是指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对物的占有、使用和滥用的权利。许多学者认为‘proprietas’一词是后世所有权概念的起源。”[8]还有学者指出:在罗马法的概念中,已有所谓“对所有物的完全支配权”( plena in re potestas )。后世注释家进一步对其所下定义为:“所有权是以所有人的资格支配自己的物的权利”。[9]许多论著还对其所有权方面的绝对性、排它性和承续性三大特征等内容作了详尽论述。
  在上述土地王有或国有制基本形态之上,中国上古时代的法律中没有出现私人财产所有权的有关内容。最有说服力的是,商周时期还没有“私有财产”的概念,在所有的甲骨文、金文中,我们找不到一个“私”字,也没有“私有”之词。既然没有“私有”之概念,更何谈财产私有权问题。由于王有制经济之强大而私有经济之微弱,就是贵族都还没有土地财产私有的法权要求。钱杭在叙述了贵族领地被剥夺、收回、转赐或重新分配诸事司空见惯后,指出:“在这类收回、转赐事件中,卿大夫处之泰然,丝毫不感屈辱,这也说明他们本没有把这些采田看作是属于自己的东西,他们没有对土地的法权观念。”[10]
  中国上古出现的是“等级名分”的概念及其运作规则。夏、商、西周三代的宗法封建制度是古人长期推崇的社会典范,由于社会基本经济单位一直停留在宗族、家族阶段,这一宗法制度便成为其财产所有制形态最合适的经济运作基础。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家庭之间不是私有经济的关系,个人之间更不是私有者的关系,而全都是在宗法制框架下的亲疏等级关系。人们在“普天主土”及其形成的等级领有的经济格局中,不允许私有制经济的自由运作,在血缘部族、宗族、家族纽带的重重管束下,人们主要按等级分配且须守其本分,不可有非分之行为,即当时所谓“名分”之规定。有人将这种“名分”等同于西方古代的财产权利意识,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谬误。其实“名分”只是一种等级规范,对人的财产等级差序予以严格的规定,而西方古代的权利概念是以强烈的平等理念为其核心的,“名分”非但无任何平等权利的内涵,且恰恰是对平等权利意识的反动。“周礼”便是这“名分”的综合体现,它在等级森严的宗法社会氛围中生成,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举止。
  在古典古代财产私有制度发展过程中,“先占”原则之类法律观念逐渐成为深入人心的潜意识文化特质。所谓“‘先占’是指蓄意占有在当时为无主的财产,目的在取得财产作为己有”,“罗马法律家认为,‘先占’是取得财产的‘自然方式’之一”,“只有在财产权利的不可侵犯性在实际上长期得到了认可时,以及绝大多数的享有物件已属于私人所有时,单纯的占有可以准许第一个占有人就以前没有被主张所有权的物品取得完全所有权。……它的真正的基础,并不在于对这‘财产权’制度出于天性的偏爱,而是在于这个制度长期继续存在而发生的一种推定,即每一种物件都应该有一个所有人”,“‘先占’是一个手续程序,通过了这个手续程序,原始世界的‘无人物件’在世界历史中即成为个人的私有财产。”[11]私有财产形态便在这一观念的演绎中得到不断发展,从畜群、奢侈品的私人占有,直至出现个人的土地私有,在经济活动的同时,有关法律制度一也开始完善。
  一些法制史论著中,详尽论证了中国上古社会存在着“先占原则”。其实,在土地财产普遍王有或国有制的社会形态中,不可能存在“无主的财产”这个前提概念;在“周礼”等级森严的行为规范约束下,法律也同样不可能产生在一定的公平机制下进行某种经济竞争的“先占原则”。《管子·法禁篇》谓:“用不称其人,家富于其列,其禄甚寡而资财甚多者,圣王之禁也。”这类圣王禁条,与西方古代自由财产形态下之“先占原则”是格格不入的。《商君书·定分篇》中“一兔走,百人逐之”之比喻,也恰恰是在反对这种“名分未定”之世事局面,认为是“亡国灭社稷之道也。”有谓:“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总之,法家绝不会同意所有权先占取得这类搞乱等级名分的社会运作规则。
  西周后期,随着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民间利用山林川泽自然资源来发展经济的趋势日渐明显。这时,周厉王就采用荣夷公的专利政策,剥夺民众对自然资源的自由使用权,以便将山泽之利障管起来,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这一做法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大夫黄良夫谏言:“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要求:“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12]这一事件说明,当民众存在一些“先占”事实时,周王即可以社会财富自然资源最高所有权而对其加以剥夺。丙良夫虽提出资源共享的思想,可惜绝非法律方面的“先占原则”,所以周厉王完全不予理睬。后周厉王由于残暴统治,被国人暴动所流放,但自由利用自然资源的“先占原则”,却始终得不到统治者的认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开始实行“官山海”、“壹山泽”诸国家专利措施,到汉武帝全面推行禁榷制度,乃至唐、宋、元、明、清各朝在这方面越演越烈的经济掠夺政策,实际上都是周厉王专利政策的延续与发展。
  在古典古代保护私人财产所有权的法律体系中,对有关私人财产之运作与保护都有较详尽的规范条款。而在中国上古社会有关法律文献资料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保护私人财产权方面的清晰律文和具体内容。公元前621年,晋国行“常法”中的“由质要”一条,笔者已论证其乃指国家财物出人所用之法则,而并非维护所谓契约之财产私有权。侧午多法制史论著都以《尚书》中之“惩寇”,《法经》中之“盗法”,《秦简》中之“盗律”为保护财产私有权之内容。其实,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论断。从有关文献内容总体上看,都不存在明确保护财产私有权的任何表述,主要还是在维持财产的等级领有状况,且都是围绕维护国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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