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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妇女权益保护法》应注意吸收被害人学的研究成果
【英文标题】 Law on the Protection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men Should Adopt Research Findings of Victim Studies
【作者】 汤啸天【作者单位】 上海大学法学院
【分类】 婚姻、家庭法
【中文关键词】 妇女权益保护法 修订 被害人学 受虐妇女综合症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2
【页码】 96
【摘要】 现行《妇女权益保护法》的立法设计存在重大缺陷,修订《妇女权益保护法》时要特别注意减少宣言式的条款,积极吸收被害人学的研究成果,使得各项内容更具操作性。建议修订《妇女权益保护法》时增补以下内容:1.国家承担指导妇女预防犯罪侵害的义务,国家支持社会团体以公益方式协助开展指导妇女预防犯罪侵害的活动;2.妇女在长期持续遭受暴力虐待的情况下,采用过激方式反抗侵害的,妇女组织或者知道情况的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供包括被害人存在故意过错在内的相关证据。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2748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妇女权益保护法》)在维护和保障妇女权益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诸多原因,立法缺陷也明显存在。以第8章《法律责任》为例,该章规定了妇女的诉讼权利以及侵害妇女权益的行为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内容的完备性似有欠缺。其实,在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前提下讨论法律责任,必然要涉及到侵害妇女权益者的责任、对受害妇女的权利救济、受害妇女为反抗侵害而出现重大损害时的责任减免等问题。客观地说,现行《妇女权益保护法》的立法设计存在重大缺陷,未能注意吸收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至少是遗漏了如何指导妇女防范侵害,对已经受害且生活发生苦难者的援助办法及妇女在哪些情况下可以减轻或免除的法律责任等内容。笔者建议,修订《妇女权益保护法》时要特别注意减少宣言式的条款,积极吸收被害人学的研究成果,使得各项内容更具操作性。
  一、妇女是应当受到特别保护的易被害人群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世界上就出现了专门以被害人作为研究对象的学问——被害人学。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被害人的专门研究,引进和翻译了国外有代表性的著述,并出版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被害人学专著和论文。[1]许章润教授认为,被害人学的发展史就是“为人类苦难伸冤的奋斗史”,被害人学“所要提醒人类觉醒和预防的是一切非正义、不人道、反理性的不幸与痛苦,从而消除这不幸和痛苦及其根源”。[2]被害人学的出现和研究热潮的兴起,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从单一的角度研究犯罪是远远不够的,被害是犯罪的对应面,犯罪人选择某一个具体的个体或群体作为侵害对象并不是随心所欲的,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关系形形色色,机缘等偶发性的因素似乎难以料想,但是,透过纷繁的表象,真正起作用的还是规律。犯罪的时间、空间、对象分布是有规律的,被害人的分布及其受害几率也是有规律可循的。按照性别区分,男性在本质上具有雄性意识,称雄在所难免,一旦从称雄越轨为“称霸”就很可能走上犯罪道路,加之男性参与社会生活的广度和频度,犯罪人在总数上以男性居多。与男性的阳刚、独立、富于进攻意识相反,在女性身上更多的是柔弱、依附、情感细腻的成分。有的犯罪活动的侵害对象被害人“清一色”的全部是女性(如强奸罪、猥亵妇女罪),有些犯罪的被害人主要是女性(如侮辱罪、诽谤罪、拐卖妇女儿童罪、抢劫罪等)。“全国妇联2002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在我国2.7亿个家庭中,约30%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其中施暴者九成是男性”。[3]这个9∶1的比例说明,在家庭暴力之中女性被害人占据了绝大多数。一方面,在被害人的总体性别比上女性被害的概率大于男性;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兔子急了也咬人”,在特定的犯罪种类中女性犯罪人的比例并不低,最为典型的例证是一部分饱受家庭暴力凌辱的女性充当了杀死丈夫的凶手。更值得重视的是,女性的被害率高于男性,报案率却低于男性。据我国某城市被害抽样调查分析,1988—1993年5年间,约有8%的妇女遭受过性侵害,其中报警者仅为7.6%,即至少有九成性侵害案件未列入警方的统计。[4]从以上情况可见,因为妇女生理上的原因以及社会地位相对较低,在全部犯罪侵害案件中女性占据多数,而在全部女性被害人之中报案的女性又是少数。这个“一多一少”的格局说明了女性不但是易被害人群,而且是不易得到法律保护的弱势群体。
  我国宪法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从理论上说,国家在指导妇女预防犯罪侵害方面充当“第一小提琴手”的责任毋庸置疑。但是,在实践中似乎谁也没有权力指定各级政府承担这一任务,有些学者和热心于社会公益的人士虽有热忱却唯恐“越位”而无法行动。目前,政府对指导公众(当然包括妇女在内)预防犯罪侵害基本上处于想到了就多做一点,想不到就少做一点的状态,似乎这是政府的权利,可以为也可以不为,根本没有认识到这是政府的义务。形象地说,政府的职责是“保一方平安”,公民依法纳税是用缴纳的税金在“买平安”。当然,由于社会情况的复杂性,国家对公民的主动性保护(即预防犯罪对公民的侵害)不可能绝对地奏效,做好被动性保护(即避免被害人在诉讼过程中再次受害)工作仍不失为必要的补救之举。作为对弱势群体实施保护的《妇女权益保护法》,如果连指导妇女防范犯罪侵害这样的职责都不敢确认,就实在有点“空对空”的味道了。为此,笔者建议修订《妇女权益保护法》时增补以下内容:国家承担指导妇女预防犯罪侵害的义务,国家支持社会团体以公益方式协助开展指导妇女预防犯罪侵害的活动。具体工作由各级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实施。
  二、妇女受虐综合症理论对我国具有借鉴作用
  从我国和世界各国的情况看,一方面是妇女解放的不断深入,另一方面妇女遭受暴力侵害的情况也触目惊心。有些暴力侵害表现比较直观,如一次实施暴力就将被害人致死或致残;而有些暴力侵害的表现形态则比较隐蔽的,如长期持续的蹂躏,形成“大伤没有,小伤不断”的局面。后一种情况在我国的家庭暴力中占了相当大的部分。1993年,联合国发表的《消除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宣言》第一次给“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下了定义:不论发生在公共场所或私人生活中,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上或性行为上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笔者十分赞同“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这一提法。男性与女性相比,在体力上男性明显优于女性。男性若对女性施以暴力,女性在体力上的弱势和经济上的不独立往往会诱使其产生忍耐、退却,甚至认命的心理。但是,任何人的忍耐都是有限度的。有人从生理学的角度说妇女的耐受性高于男性,只是说明了问题的一个侧面,当妇女处于超常的忍耐状态时,超常的、非理智的、疯狂的反抗也在被诱发之中。国外社会心理学界20世纪70年代提出,现已经得到法学界重视的受虐妇女综合症就是对此类现象的诠释之一。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5]受虐妇女综合症(Battered Woman Syndrome)是一个社会心理学的名词,它用来指长期受家庭成员,特别是受丈夫或男友暴力侵害的妇女表现出的一种特殊的行为模式。受虐妇女综合症是暴力循环(Cycle Of Violence)和后天的无助感(Learned Helplessness)这两个理论的结合体,最早由临床法医心理学家雷诺尔?沃柯(Lenore Walker)博士提出,用以解释长期遭受暴力侵害的妻子为什么不离开施暴丈夫的原因。受虐妇女综合症的专家证言,通常是专家向法官及陪审员解释丈夫或男友的虐待对妇女的生理及心理造成的影响,指出一般受到暴力侵害妇女的大致相同的经历及其共同的心理和社会性格,分析长期受虐待妇女的具体情况,最后确认作出疯狂反抗行为的妇女是否系受虐妇女综合症的患者,并以此证明其行为的合理性。笔者认为,虽然受虐妇女综合症并不是一个法律术语,也不是我国刑法规定的法定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但是,该理论对我国妇女权益保护制度的完善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妇女受虐综合症在被害现象中客观存在
  按照被害人学的研究,被害人在受到侵害之后的演变方向有四种:一是合法抵御,亡羊补牢;二是逆来顺受,萎靡沉沦;三是认同学仿,为虎作伥;四是非法抗争,胡乱反抗。被害人学将后两种情况称为被害人向犯罪人的转化,认同学仿型的转化主要表现为被害人的堕落,如女性被强奸之后走上卖淫的道路,非法抗争型的转化主要表现为以犯罪的手段发泄内心的仇恨。妇女受虐综合症是从原因角度阐明了对仇恨的发泄如何导致了犯罪,这种深度的阐释对准确适用刑罚具有参考价值。在多数情况下,妇女遭受家庭暴力之后最直接的念头是摆脱暴力源。依据丈夫实施暴力的程度以及人格方面的具体情况,可供妻子选择的路径有:教育丈夫,并给予必要的惩罚,使之改邪归正;暂时脱离家庭,求得来自“娘家人”的援助;实施离婚,从根本上摆脱暴力阴影。但是,上述路径的实现却是有条件的,相当一部分遭受暴力虐待的妇女不离开充满暴力的家庭。除了极少数受虐狂之外,未能以积极的方法摆脱暴力的妇女主要是受到无收入来源、无栖身之处等现实因素的制约。而我国被害人援助体系尚未建立,妇女组织也很难为受虐者提供具体的帮助。
  (二)妇女受虐综合症符合女性被害后的心理变化规律
  所谓综合症是指躯体与心灵处于特定情境的笼罩之中,而使感知、思维、行为、举止出现异常的状态。综合症并非器质性的疾病,临床难以查出病理改变,但患者确实处于不正常的状态。勿庸讳言,女性的体力一般弱于男性,情感因素对女性行为选择的影响大于男性,妇女在长期遭受殴打凌辱的情况下,并不是其肌体具有超常的耐受疼痛的能力,而是因为无助或难以启齿,逼迫自己强忍痛苦。这种“强忍”必然导致神经高度紧张,出现一定程度的意识狭窄。当暴力的痛苦达到极限或者有其他诱发因素的刺激(如丈夫不仅打骂妻子,还把卖淫女带到家中,呵斥妻子“让地方”),长期处于受虐状态的妇女急切而又盲目地寻求解脱,并认为“再不下手,今天一定要死在他手里了”,所以,在反击时对死亡有合理的恐惧。有的受虐妇女一方面在持续的暴力侵害中感到生不如死,一方面又始终未提出离婚的要求,甚至长期掩饰被打骂的事实。从表象上看,两种态度是矛盾的。从本质上分析主要是迫于现实的生活状况,在经济上不独立的妇女离婚之后的生活无着是最为现实的困难,如果孩子年幼需要抚养则是母亲最难以割舍的亲情,最终的结局必然是超常的忍耐引发超常的反抗。
  (三)受虐妇女的事后反抗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每一个正常的人对死亡都具有恐惧感,这本身并不是受虐妇女综合症患者可以从轻或减轻惩罚的理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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