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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海洋法学评论》
海商法解释原则及解释方法问题研究
【作者】 郭萍【作者单位】 大连海事大学
【分类】 海洋法与空间法【中文关键词】 海商法;解释原则;解释方法;法律解释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2(第2期)
【页码】 74
【摘要】

海商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具有较强的涉外性、专业性、技术性和风险特殊性等特点。虽然总体上说,我国海商法仍然属于一部较为成熟的法律,但是由于在制订条文中,部分内容借鉴了一些英美法和国际公约的内容,加上立法当时对上述内容理解上的偏差,致使一些问题和矛盾已经在海事海商司法审判活动中体现出来。但目前鲜见有关海商法解释的论著。本文试图结合我国民法解释的相关理论和原理,结合海商法的特征,对海商法解释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具体的解释方法进行探讨。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5729    
  一、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自1993年7月1日颁布实施以来,已经历经13年。海商法的出台,不仅标志着我国调整海上运输关系和船舶关系的专门法律制度的形成,也是我国航运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历程碑。海商法的颁布对于推动我国海事审判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民法的特别法,[1]海商法具有自身特点,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海商法具有较强的涉外性。这种涉外性不仅体现在法的形式,吸收和借鉴了较多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还表现在其调整的对象多数具有涉外因素;此外海商法的效力范围不仅适用本国海域的外国船舶,而且适用外国海域的本国船舶以及外国海域的外国船舶。第二,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由于海商法涉及海上运输以及船舶关系,这些必然会涉及船舶、船员、航海、货物运输、航运管理等专业和技术。第三,具有风险特殊性,由于某种原因海上运输活动的特殊风险,致使海商法形成了一些特殊的法律制度,例如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船舶抵押制度、船舶优先权制度、海事请求保全制度、海难救助制度、共同海损制度等,这些特殊的法律制度是其他民事法律制度所不具有的。[2]
  尽管《海商法》具有合理性、稳定性、明确性,是一部成熟的法律,[3]但是由于部分条文在制订之时,溶入了一些英美法的内容和概念,而我国的民商法建立在成文法体系之上,加上立法当时对部分公约内容理解上的偏差,导致《海商法》部分条文内容存在含混不清或模棱两可,甚至在基本民法中找不到相应概念或制度与之对应。由此产生的问题和矛盾已经在海事海商司法审判活动中体现出来,这就涉及对海商法的解释。但目前鲜见有关海商法解释的论著,本文试图借鉴我国民法解释的相关理论和原理,结合海商法的特征,对海商法解释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具体的解释方法进行探讨。
  二、法律解释的涵义和功能
  所谓法律解释,是为了阐明法律本身之意义,以合理的方法,不拘泥于立法者的主观意见,而寻求法律真正含义的情形。[4]法律解释的意义在于:其一,为了确定字义。即通过法律解释,能够使法律条文的涵义和目的趋于明确,此为法律解释的主要功能。其二,为了纠正词句辞句。法律条文之辞句,有时含义太狭窄,有时又过于宽泛,因此通过法律解释对该条文进行扩张解释或限缩解释,以合乎法律之真实含义。其三,为了补充法意。因为法律用词常常是比较抽象的概念,因此通过法律解释,使之含义具体化,以满足实践的需求。[5]法律必须经由解释,始能适用。[6]
  法律解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律解释包括狭义法律解释,即确定法律规范内容的解释,还包括法律漏洞的补充,以及不确定法律概念和一般条款的价值补充。[7]狭义的法律解释是指有权的国家机关依照一定的标准和原则,根据法律权限和程序,对法律的字义和目的所进行的阐释。[8]受文章研究目的限制,本文仅探讨狭义的法律解释问题。
  三、法律解释方法及其种类
  不同国家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于法律解释方法划分为不同种类,例如从解释手段上划分,德国学者考夫曼将法律解释方法划分为:文理解释或语言学的解释、伦理解释或体系解释、主观解释或历史解释、客观解释或目的论解释。日本学者伊藤正,将法律解释方法分为:文学解释、文理解释、扩张解释与缩小解释、类推解释与反对解释、当然解释。台湾学者则多将法律解释方法分为:文理解释、论理解释。我国学者梁慧星教授则进一步细化为:文义解释、论理解释、比较法解释、社会学解释。其中论理解释又包括:体系解释、法意解释、扩张解释、限缩解释、当然解释、目的解释、合宪性解释。[9]
  上述各法律解释方法之间应当没有阶位顺序,也不能仅采用其中一种方法进行解释。因为每一种解释方法各具不同的功能,但是又各自存在局限性,不可绝对化。因此每一种解释方法都应当相互补充,配合使用,才能得出合理的解释结果,以更合理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维护法律的正义。当然,上述解释方法之间仍然存在内在的联系。王泽鉴先生对此提出,文义解释为解释的基石,只有文义解释仍然不能明确法律规范之含义时,应当进一步采用体系解释、法意解释、目的解释等方法;如果采用上述论理解释仍不得法,则应考虑比较法解释或社会学解释方法。[10]
  正如前文所言,海商法的制定是以通行的海事国际条约为基础,吸收体现国际海事惯例的民间规则,这些公约和规则中很多源于英美法中的法律制度,这是法律移植的一种形式。[11]但是在采用这种方式进行解释时,不能局限于单纯的法律条文或制度的比较,应当了解外国法之真实含义和背景,也不能直接援引外国法以取代本国法律。同时要注意引用的外国法与本国法律制度的协调,不能违反本国的公序良俗和法的基本精神。对此,我们不妨引用王泽鉴先生关于外国立法例适用问题上提出的观点,即“惟不可拘泥于英美法上之概念用语,切不可以美国法有某项规定,或某种学说,或某类判决,而在适用之际,必辗转解释,强其必同。反之,应经由解释之途径,将英美法之概念用语,纳入吾既有之‘法律体系’,使之与‘现行法’之概念用语相契合。盖法律为一有机体,部分应与整体调和,始能实现其规范之功能。”[12]因此比较法解释的作用就相对显得比较突出。
  四、海商法律解释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与基本民事法律解释原则一致的原则离婚不离婚是人家自己的事
  海商法属于民法的特别法,因此有关民法解释的一般方法对海商法的解释同样适用。而且法律解释学和民法解释学几乎为同义语,民法解释的方法具有普遍的可行性,因此民法解释方法将构成海商法解释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13]
  此外,从海商法起源来看,由于海商法源于奥列隆惯例集,该惯例集属于民事法律,有关海事审判的法官也多是根据有关民事法律进行司法活动,所以有关民事法律的一般解释原则适用于海商法的解释。[14]
  在笔者收集到的国内有关民事法律解释基本原则方面的论著中,张文显教授明确提出,法律解释的一般原则大致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原则:(1)兼顾法律的稳定性与情势性原则,即同时考虑法律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抽象性,而社会生活具有运动性和具体性之间的关系问题;(2)联系立法历史背景与司法现实条件的原则;(3)结合立法意图与司法目的原则;(4)合理分配立法解释权与司法解释权的原则。[15]除上述一般原则外,有学者认为,民法的基本原则也适用于民法的制订、解释和执行。[16]有的学者则更加明确指出“民法的基本原则是解释、理解民事法律的准绳。任何法律的适用都离不开法律的解释、理解,理解是否准确,解释是否合法,都要靠以其是否合乎基本原则来衡量。”[17]
  此外,国内一些学者们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章关于基本原则的法律规定,将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总结为: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等价有偿原则、自愿和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民事权利受法律保护原则。
  因此上述法律解释的一般原则以及民法中的基本原则同样适用于海商法解释方面。此外笔者注意到,有关合同解释基本原则的论述较为集中。而海商法中,有关商事合同方面的规定占了相当的篇幅,例如关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规定、海上旅客运输合同、船舶租用合同、海上拖航合同、海难救助合同、海上保险合同等。同理,笔者认为有关合同解释的原则也适用于海商法中有关合同内容的解释。合同解释原则一般包括对用语应当按照通常的理解进行解释原则、目的解释原则、整体解释原则、习惯解释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对起草者不利解释原则。[18]笔者以下结合这些基本原则,说明对海商法律的适用。
  1.所谓“对用语应当按照通常的理解进行解释”原则,又称为“以合同文义为出发点,客观主义结合主观主义原则”,[19]是指法官既不能根据当事人一方的理解解释合同,也不能根据起草合同一方对合同所作的理解来解释合同,只能按照一个合理人的标准来解释。一个合理的人既可能是一个社会一般的人,也可能是在一定的地域、行业中从事某种特殊交易的人。在采用这种方式进行解释时,还需要注意确定哪些内容属于合同的条款和内容。因为在缔约过程中,双方可能使用了合同书、附件、备忘录、信件、往来传真、确认书等各种各样的文件以及登载的广告等,这些内容并非都是合同内容。例如在航次租船合同中常见的术语“良好天气工作日,星期天、节假日除外,即使已经使用。” (WWD, SHEX,EIU.)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目前星期六、星期日、节假日都属于非工作日,因此尽管条文没有明确提及星期六是否除外,在对该内容进行理解时,应当理解将星期六排除在工作日之外。同样对于“即使已经使用”的理解上,也应当将星期六包括在内。
  2.目的解释原则,即首先判断当事人的目的,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是希望所从事交易的行为达到预期目标,合同本身不过是当事人实现其目标的手段。该原则在区分海上拖航合同和海难救助合同方面就显得非常重要,即从行为的目的进行划分。例如要看被拖物是否处于危险之中,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当事人订立合同的合同应当是救助合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订立合同应当是拖带合同。因此不论订立合同的标题是什么,还是应通过实施行为的目的判定合同类型。
  3.整体解释原则,又称“体系解释”,指将全部合同的各项条款以及各个构成部分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根据各个条款以及各个部分的相互关联性、争议的条款与整个合同的关系以及其在合同中所处的地位等各方面因素考虑,来确定所争议的合同条款的含义。例如定期租船合同明确规定承租人有在租期内提供并支付燃油费、港口使用费等义务,合同中还规定当约定事项发生时,承租人可以停止支付租金。但是停租期间,承租人是否还有支付燃油费等费用的义务?这就要看合同对此是否有明确规定,例如NYPE'46格式明确规定这种情况下,仍然由出租人负担。那么这种情况下,应当按照当事方的约定处理。但是如果没有类似于NYPE'46格式条款的明确约定,那么根据合同上下文理解,承租人仍然需要支付上述费用。
  4.习惯解释原则,是指在合同文字或条款的含义发生歧义时,按照交易习惯的含义予以确定;在合同存在漏洞致使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明确时,参照交易习惯加以补充。交易习惯是指在当时、当地或者某一行业、某一类交易关系中,为人们所普遍采纳的且不违反公序良俗的习惯做法。例如航次租船合同中明确规定装卸率为“按照港口习惯尽快装卸”(Customary quick dispatch: CQD),那么这里对“港口习惯”的理解,就要综合考虑挂靠的港口、船舶类型、装卸的货物种类、货物包装形式、使用的装卸机械、船舶航行的季节等通常港口进行装卸作业要考虑的各项因素。例如装运10 000吨玉米,在A港每天装货率达到每小时3 000吨,而在B港则只有1 000吨,不能简单地以A港口的装卸率来认为B港口的装卸效率低下,违反合同规定等等。
  5.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法中一个重要基本原则,也适用于合同解释。特别是在合同漏洞的填补方面,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缺乏规定或者条款本身不明确,则按照一个诚实信用的人所应当作出的理智的选择进行解释。
  6.对起草者不利解释原则,又称为“逆利益方原则”,是来自于罗马法的“有异议时,应作不利条款制定人之解释”。我国《合同法》也有类似规定,并且限于格式合同。笔者认为该原则应当适用于一切合同。因为一方面从利益平衡考虑,合同条款起草者在起草合同时充分考虑了自身利益;另一方面从过错考虑,起草者在起草时应当对合同条款负有更多的审核义务。在海商实践中,提单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大量使用的运输单证,由于是承运人事先提前印就,并且通常托运人无法对该格式进行修改,因此很多学者认为提单证明的合同,属于我国《合同法》中规定的格式合同的定义。因此对提单条款的解释,如果出现规定不明确的情况,应当根据此原则进行解释,以保护包括托运人在内的货方的利益。此外不容忽视的是,在租船合同、海难救助合同、海上拖航合同中,当事人也往往会根据航运惯例,选择一些国际组织制订并推荐的标准的合同格式。但是笔者认为这些合同并不属于我国《合同法》规定的格式合同,因为双方在洽谈、签订合同过程中,仍然可以体现“意思自治”。只不过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采用了固定格式的合同版本而已,属于示范性合同格式。当然代表不同利益当事人的国际组织在制订、起草这些标准格式的合同时,毫不例外地会站在某一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不可避免地比较倾向于保护某一方的利益。因此笔者认为,尽管这些合同不属于我国《合同法》意义上的格式条款或格式合同,“逆利益方原则”依然应当适用。
  (二)有限地体现和突出海商法特殊法律制度的原则
  这里的“特殊性”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由于海上特殊风险,长期以来形成了特殊的法律制度,例如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船舶抵押制度、船舶优先权制度、海事请求保全制度、海难救助制度、共同海损制度等。对于这些特殊法律制度下的法律规范进行解释的时候,不能完全照抄照搬我国民事法律制度下相关内容的解释,必须考虑这些特殊法律制度产生的背景和历史缘由。例如海商法规定船舶抵押登记针对第三人,采用“对抗主义”,而根据我国民事法律的规定,抵押登记效力采“生效主义”。如果非要用民事法律规范原则去解释海商法之相关规定,只能产生法律混乱和法律冲突。第二,我国《海商法》在起草、制订之时,与其他内国法相比,较多地参考和借鉴了相关的国际公约、国际惯例。正如加拿大台特雷教授所言,“由于各国海商法比较多的借鉴了有关的国际公约,所以关于国际条约的一般解释原则也适用”。[20]而这些国际公约或国际惯例大多援自英美法系,因此在对这些内容进行解释时,还应当借鉴和参考英美法的解释原则。
  1969年日内瓦“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规定了条约的一般解释原则,第32条规定了条约解释的补充原则。将第31条的一般解释原则的规定归纳总结如下:第一,任何关于国际条约的解释都应当是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基础之上,考虑到条约制订的目的和需要达到的目标,对条约内容按照通常字面意思予以解释。第二,在考虑条约解释时,除了考虑条约正文(包括条约的前言和附录),还应当包括如下内容,即与条约订立有关的,在条约所有成员之间达成的任何协议;与条约订立有关的,一个或多个成员制定的并得到条约其他所有成员方认可、接受的文件;第三,除正文内容之外,还应当考虑就条约解释和条约内容适用方面,条约各成员方之间达成的补充协议;在条约适用方面,成员方之间达成的解释协议在实践中的应用情况;处理各成员方之间关系方面所适用的国际法的相关规则;第四,如果条约成员方就某一术语的特定含义达成一致意见,则应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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