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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系属的体系化与体系化的系属
【副标题】 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21条展开【作者】 张春良
【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分类】 国际私法
【中文关键词】 系属;体系化;最密切联系
【英文关键词】 law - choice attribution; systematic; most significant connection
【文章编码】 1674-5205(2018)05-0180-(011)【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5
【页码】 180
【摘要】 我国冲突法立法的系属在微观角度日趋精致和完善,但仍有残缺系属导致的选法难题无体系内合适的补救之道。《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21条导致的法律适用困境,可倒逼出冲突法立法的系属整体在宏观上的体系性瑕疵。应在维持最密切联系作为补缺性系属的基础上,增加原则性系属、矫正性系属,以及作为法律适用终端的补救性系属,建构出前后呼应、彼此协同的系属体系,实现系属的体系化改造。体系化的系属通过其层次严谨的章法,才足以凝聚体系之力,对涉外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的疑难问题进行综合治理,将一切意料之外纳入规则治理之中。
【英文摘要】 The attributions of conflict of laws are developed well from microscopic view in China, while some problems caused by specific incomplete attributions can’t been dealt with within the system of attributions. The macroscopic system defects in attributions of conflict of laws have been revealed out through the law choice in specific conflict of law rule. The attributions should be systematized by adopting general principle, escape clause, residual and vacancy - filling rules of attribution. The systematized attributions can comprehensively deal with sophisticated problems of law application in transnational civil and commercial case without any unconsidered circumstanc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9044    
  
  系属是冲突规范赖以选法的重要组成部分[1],其构造关涉法律选择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系属的体系化即是其内在要求。体系化的系属应具有尺度上的完全性、结构上的层次性,以及功能上的整合性。鉴于我国属于成文法系国家,依赖规则是基本的司法方式,本文仅从成文法角度,运用体系思维考察以改进系属的整体立法配置。这有助于超越现行静态、微观的传统研究方式,在一种完整的尺度上洞察到系属结构,弥补现行微观研究视角一叶障目式的偏失,矫正一国冲突法系属构造的结构性缺陷,建立一种合理的、有层次的、协同的系属体系。如此,方能在调整涉外私法关系,解决涉外私法问题时凝聚体系之力,具备有章法、多层次、全覆盖的实战能力。
  一、设问:残缺系属的选法困境
  系属的体系化是一个宏观尺度的问题,在微观视域下易被遮蔽,致系属体系上的瑕疵难以被发现,唯其以问题形式出现,才会被意识到瑕疵的存在并要求得到适当的解决[2]。《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第21条是一个适切的立法条款,其独特的系属构造赋予我们见微知著的机缘,即得以从微观而具体的法条规定考量整体系属的配置问题。
  该法条规范的是涉外结婚的条件,依系属类型属有条件的选择性冲突规范,其系属构造呈现为法律选择合理性递减的阶梯:首先应适用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如无,则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如无,如果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或者国籍国缔结婚姻的,则适用婚姻缔结地法。简言之,该条建立的法律适用位序是: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共同国籍国法>〔(一方经常居所地或国籍国)+婚姻缔结地〕法。但在逻辑上必然、实践中可能的情形是,法律关系主体既没有共同的经常居所地法,也没有共同的国籍国法,并且也没有在任何一方的经常居所地和国籍国缔结婚姻[3]。此种情形致《法律适用法》第21条的选法系属全部落空,以至在应用于具体案件时可能出现无法可依的困境。有必要指出的是,该条提示的问题具有较为普遍的意义,因为在立法中还存在类似的立法例。具体而言,与该条类似的条款还包括有关夫妻人身关系的法律适用[4]、有关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5]等,这些立法例的共同问题即是系属的非完全性,或可称之为残缺系属。应当指出的是,此类情形在实践中如果发生,也并非没有解题办法,只是在现行规则框架下,要解决此情形下的法律适用,就必须对相关规则本身进行某种程度的超越,通过扩张性的解释来延展此类规则以敷其用。如此,将可能涉嫌违法,而更好的解题方案也并非不存在。
  二、解析:残缺系属的体系补救
  冲突法立法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化约为系属的进化历程。历代冲突法学者及立法者的研究和思考重心是,如何为特定法律关系配置相应的系属,以使最好的法律被精准选中。法律选择的结果从而与系属的构造品质直接相关。冲突法史上最著名的运动即美国冲突法革命,在本质上也是系属转型升级的过程。因为革命前有关涉外侵权关系的法律适用为侵权行为地法,这一系属在实践中被证明其所导致的选法结果不可接受。最终,革命结晶出的方法态的“重力中心”说转化为原则和规则化的“最密切联系”,从而完成了对传统系属的现代化改造。当代欧洲冲突法的立法进程,同样也是系属的进化过程:从实质理性看,系属的构造和设计越来越被要求符合法律选择的合理性标准;从形式理性看,系属的构造和设计也越来完善、灵活、多元、精致。作为明证之一即是,系属的层次化或“阶梯系属”的大量采用和广泛适用。
  相比于传统的单一系属,阶梯系属的比较优势包括:
  1.优先保证法律适用的最高合理性。阶梯系属在本质上隶属于有条件的选择性冲突规范之组成部分,其选法条件可视为是对法律适用合理性递减的控制。以《法律适用法》第21条为例,该条采取的三个系属中,共同经常居所地法被立法者认为是最具合理性的法律,而无条件地将其置于首位,此即对法律选择最高理性的保全。其余两个系属所指向法律之适用,则是有条件的结果。因此,阶梯系属的阶梯性,其首要优势即是确保最佳之法的优先适用。
  2.在确保最低理性的前提下,提升了法律适用的弹性。阶梯系属相比于传统单一的选法系属而言,它设置了两个或以上的系属,这些系属所指向的法律都被认为具有调整特定法律关系或解决特定法律问题的合理性,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因此,阶梯系属是在确保各系属均具有不同程度的理性的基础之上,进行附条件的选择。这就实现了合理与弹性的两全:一方面各系属无论如何始终具有调整或解决特定法律关系或问题的理性,另一方面各系属也赋予司法者适度的选择空间,免于在单一系属指向的法律与特定法院地法的逼仄空间进行没有选择的选择[6]。
  3.建立了选法的战略纵深,避免法律选择及其适用进入“全有”或“全无”(all or Nothing)的零和博弈状态,{1}203实现从“最好的法”到“无法之法”的软着陆。在单一系属的情形下,只有两种法律适用状态:或者适用了单一系属指向的法律,从而被认为是适用了最好的法律;或者不得不替补适用法院地法,以弥补单一系属指向的法律不能适用的状况,从而认为完全丧失了最好法律的适用[7]。通过阶梯系属的布局,法律适用的合理性以降序方式得到保证,当最好的法律不被适用时,次好的法律被适用;当次好的法律不被适用时,合理性更低的法律得到适用;只有当所有具有不同程度合理性的系属所指向的法律不被适用,即法律适用的所有合理性全部穷竭之后,法院地法才作为无法之法,即没有办法的办法,得以适用。如此从最好的法律到无法之法之间的直接过渡。
  4.系属的阶梯化同时还是系属从单一走向多元整合的体现,而这正是体系化的精神。系属的阶梯化从消极角度看,是法律适用理性的递减,但从积极角度看,它是理性程度不同的系属协同发挥规范与调整功能的表现。若干系属通过合力弥补各种可能出现的法律适用意外,尽可能让一切意外均在法律选择的理性预见内发生。这就在系属的范畴内发展出体系化的精神,因为体系化的内涵即是举若干要素之力,协同地产生出比单一要素相加更大的综合能力,更好地解决问题。因此,系属的阶梯化是对若干系属的整合,是若干系属体系化的结果。
  阶梯系属虽然有上述优势,但其必须至少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各系属应当具有法律适用的理性,且按照适用条件进行适当排序;二是,阶梯系属在法律适用的设定上应当是收敛性的,即通过降序排列,最后必须有且只有一种法律选择的确定状态,否则,就会出现开放性选择、无法确定法律适用的困境。
  需要指出的是,《法律适用法》第21条是非收敛性的,它正好属于阶梯系属构造上的第二个问题。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共同国籍国法>〔(一方经常居所地或国籍国)+婚姻缔结地〕法”的构造中,最后一环系属并非唯一确定的,因为涉外结婚至少具有两种可能:或者当事人在一方经常居所地或国籍国缔结婚姻;或者当事人在其他地方缔结婚姻。无疑,前一种情形作为常见情形,可根据该条确定法律适用;然而,后一种情形,虽然少见但逻辑上存在、实践中可能,就无法确定应该适用的法律。
  当然,在现行规则框架下并非不存在解题方案,但如此得到的解题方案或者已经超越了规则的指引,而可能陷入违法或非法的境地,或者所得到的结果并不合理。具体而言,在现行规则框架下至少存在如下数种解题方案:
  1.援引兜底规则。依《法律适用法》第2条第2款之规定:“本法和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没有规定的,适用与该涉外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但本款的适用也存在一个需先行澄清的问题,即它作为兜底条款是否适用于对第21条未规定情形的救济?细究起来,本条款适用的前提是,本法和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没有规定。如何理解这里的“没有规定”是关键。一方面,针对涉外结婚条件而言,《法律适用法》是有规定的,这就是第21条。如此,本案就不属于最密切联系兜底适用的情形。另一方面,第21条又的确对涉外结婚条件的法律适用没有作穷尽性的规定,立法者显然在构造本条的系属时忽略了婚姻缔结地与当事人双方国籍、经常居所地的分离。这就造成了第21条的系属对涉外结婚条件有规定、但规定不穷尽的情形。
  因此,最密切联系能否兜底适用的决定性问题是如何理解其适用前提即“没有规定”:如果将其理解为绝对没有规定,那么最密切联系就不能对第21条进行兜底;如果将其理解为包括绝对没有规定和相对没有规定(也就是有规定,但规定不完全)两种情形,那么最密切联系就可以对第21条进行补救,形成实质上的如下阶梯系属: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共同国籍国法>〔(一方经常居所地或国籍国)+婚姻缔结地〕法>最密切联系地法。由此看来,通过扩张解释第2条第2款的规定,才能破解第21条的系属缺漏造成的法律适用困境。如果采取严格解释,则此方案无效。
  2.依国际惯例处理。《民法通则》142条第2、3款以法律渊源的形式确立了我国法院在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时的法律适用位序:国际条约>国内立法>国际惯例。依《法律适用法》第21条适用情形,如果认定国际条约、国内立法均无规定,则可以适用国际惯例。这虽然也是一种解题思路和方案,但它却开启了更不确定的法律适用道路,因为对于国际惯例本身的认定和查明,是一个更为复杂、开放的难题[8]。如果说在涉外商事领域还存在关于国际惯例的共知共守的共识,那么在婚姻家庭领域是否存在国际惯例,以及究竟存在何种类型的国际惯例[9],则是不无争议的。就本文所关注的问题看,无需涉及此类艰难的争论,因为此处只是要明确适用国际惯例的做法是否是解决第21条所涉问题的一种可能路径。客观而言,《民法通则》的此类规定的确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一条法律依据,但问题依然与上述第一种解题方案是一致的,即如何理解此类规定适用前提“没有规定”?这就回到了上述两类理解:扩张解释,则可适用;否则,不可适用。
  3.适用婚姻缔结地法。《法律适用法》第21条并没有关于婚姻缔结地的单独指定,而是将其与国籍或经常居所地的重合作为选法的根据[10]。这种立法表述在文义解释的角度已经排除了适用婚姻缔结地法的可能。
  4.直接适用法院地法。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时候,适用法院地法是一种自然的倾向。这既是一种朴素的直觉,也是一种原始的法理,因为在穷尽法律选择仍无法可依时,案件处于受案国的法律调整范围之内,受其规范具有可理解的正当性。当然,从现代法治观点看,涉外案件不同于国内案件,其法律适用并不能够不言而喻地适用法院地法。{2}1-2如此,若要论实在的法律依据,对第21条未规定的情形适用法院地法确属无法可依。不过,从在实践中盛行的法律适用“回家趋势”看,法院地法的直接适用很可能是我国法院在处理上述问题时的务实做法。就其适用无依据的视角看,它属于“实践的跳跃”。
  综上而言,由于《法律适用法》第21条的立法瑕疵,导致涉外结婚条件的法律适用可能存在上述相对合理或可能的解决方案。在本质上这些解题方案无外乎就是对未完成态的阶梯系属的补全。在四种承接方案中,最密切联系和国际惯例两方案具有实在的法条依据;而婚姻缔结地法和法院地法则更多地是基于法理推理和实践惯性。因此,前两方案具有相对合理性。不过,最密切联系兜底和国际惯例补缺两方案具有排斥性,不能并列。两者都以“没有规定”作为适用前提,在对该前提作严格解释的情形下,鉴于涉外结婚条件属于有所规定,从而两方案均无适用的空间,此时无解。在对该前提作扩张解释的情形下,则最密切联系兜底适用具有优先性。且其兜底适用作为国内立法有规定的情形,自然也就排除了国际惯例的补充适用。
  从《法律适用法》第21条的规定及其适用来看,最紧要的不是如何解决一个具体的案件,而是如何解决一个一般方法论的问题,即我国冲突法立法需要一个兜底系属。如果对最密切联系的适用前提作扩张解释,它将可被提升为一个一般的兜底系属;如果从严格解释的角度出发,最密切联系就只是针对绝对没有规定的情形作出了补救,但对于《法律适用法》第21条,以及其他具有类似立法结构的条款而言,就会出现无法可依的困境。虽然通过特定的方式最终能够解决案例,但很可能远离了有法可依的解题要求。该条因此凸显的是我国冲突法的系属立法在整体上的体系性缺陷,要合理且依法地解决所涉的问题,就应当对最密切联系的适用前提进行扩容,使其兜底补救适用于所有规定和有所规定、但未穷尽的情形。这实质上就是对我国冲突法系属的一种体系化改进。
  三、延展:系属体系化的多维路径
  当然,作为立法上的补救完善方案,除了扩展现有最密切联系的适用范围,使其真正成为整全性的兜底规则之外,事实上还有另外两种体系化的方式对第21条的残缺系属问题进行有效解决。方式之一即是对残缺系属在具体构造上进行个体性的体系化补全,使残缺系属转变成为完整系属,这是在特定阶梯系属内部的体系化改造;方式之二则是设定一个原则性的系属,让其担纲串联并整合所有离散系属以结成有机体系的中心线索,这是超越所有各别和具体系属在系属的整全尺度上赋予其灵魂的点睛之笔式的体系化方式。
  先论及系属的体系化补全。最简单和直接的方法就是针对第21条等条款的具体系属进行立法补全,让阶梯系属构成连续完整的法律适用谱系。要补全第21条的具体系属,需要考虑的问题只有一个,这就是启用何种具体系属以补全该条的系属残缺,使其在形式上与选法阶梯中的上游系属构成连续的结构,在实质上则能承接上游系属传承而来的法律适用理性。这事实上对拟启用的尾端系属提出了三方面的要求:
  1.形式上应连续,显然这就排除了上游系属业已使用过的具体系属,否则形式上就会形成逆向的循环结构,产生法律适用的“死结”。根据此要求,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共同国籍国法、(任一方经常居所地或国籍国+婚姻缔结地)法等三类系属作为第21条的上游系属应被排除。
  2.实质上应承传,这是就法律适用的合理性而言。法律适用的合理性可以从具体和抽象两个角度进行结合考虑。抽象地考虑特定系属的合理性也并非不可能,萨维尼在为法律关系配置“本座”时,尽管需要根据特定法律关系或问题具体地考虑本座,但贯穿这些合理性考虑的一个抽象理性标准就是当事人的“意志服从”。{3}93简言之,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说在本质上乃是法律关系主体的意志说,意志作为法律适用的合理性标准,并具体分化为因法律关系的性质不同而各别的“本座”。在当代系属构造的一般合理性考量中,当系属符合最密切联系、或在最密切联系不能的情形下符合次密切联系时,以此类推,可一般地认为该系属具有法律适用的合理性。
  具体地考虑特定系属的合理性则是对抽象考量的进一步精准调整,这就要求结合特定系属所对应的具体法律关系或问题进行审视,按其特质调整系属的配置。第21条阶梯系属的上游系属之设置的确贯穿了最密切联系的降序考量:首先,涉外结婚条件问题关涉到双方当事人的身份及其导致的财产关系。一般地,身份问题首要地应考虑当事人的属人法,因为身份问题与当事人的日常生活中心或重心相关,适用属人法是最适当的,适用其他的法律可能产生偶然与意外的法律适用结果。鉴于人类生活方式的变迁甚巨,属人法又在实践中有形式与实质二元分化的现象。形式化的属人法是指国籍国法,实质上的属人法则是指住所地法,以及在对住所地法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惯常居所地法和经常居所地法。从国籍国法到住所地法,再到惯常居所地法和经常居所地法,推动此种属人法不断精细化的根本动力即是法律关系主体在现实中的生活中心[11]。一般认为,惯常居所地法和经常居所地法因与特定主体的生活具有实质的最密切关联,从而是调整主体身份问题的不二之法。第21条设置的三级选法阶梯中,首先和首要的开端系属即是双方当事人的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其次则是共同国籍国法。在此两类共同属人法均不存在的情形下,我国立法为始终贯彻最密切联系的精神,采取了复合连接点的方式构造系属,这就是“经常居所或国籍+婚姻缔结地”法。把握住此类上游系属的内在法律适用理念,以之为准绳,结合对上游系属的排除,事实上可供立法选用的系属就可能在如下范围内产生:共同住所地法、任一方的经常居所地法、任一方的住所地法、任一方的国籍国法、婚姻缔结地法。上述排序是除上游系属之外,一般地按最密切联系精神进行的降序排列。据此,如果按照实质标准对第21条的阶梯系属进行补全的话,似可将所有这些系属编排起来承接上游系属,形成体系化的、同时也是“冗长”的阶梯系属。
  然而,立法是一种衡平的技术,如果将上述所有系属纳入第21条的系属体系,带给司法实践和当事人的可能并不是合理性,而是繁冗之苦。可见,物极必反,理性的极端化安排将导致非理性的后果,在理性递减的过程中存在适当的临界点,之前是以理性为选法的审美标准,其后则需要考虑效率、便利等其他标准。如果折中考虑合理与效率,第21条的残缺系属似宜作如下安排,即在现有立法设定的上游系属的基础之上,再承接上“共同住所地法>婚姻缔结地法”,或直接承接婚姻缔结地法。之所以作此种安排,一方面是因为共同住所地法在实践中也是合理性仅次于共同经常居所地法的属人法;另一方面是因为婚姻缔结地法从历史角度看,既是场所支配行为这一古老选法原则的现代传承,也是我国立法曾经采用的系属,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国际社会规范涉外结婚关系的主流做法。不仅如此,从第21条的表述看,它有很明显的选用婚姻缔结地法的倾向。“一方经常居所地或国籍国+婚姻缔结地”法的系属构造,既可以看作是复合连接点构成的系属,也可以看作是婚姻缔结地法这个系属的附条件适用。也就是说,该终端系属可以作如下表述:没有共同国籍的,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只要是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或者国籍国缔结婚姻的[12]。如此来看,在所附条件也仍然不能满足的情形下,婚姻缔结地法将是最可能的终端系属。简言之,“婚姻缔结地法”是立法上“呼之欲出”而未出的、“言未尽意”之处。再一方面,婚姻缔结地法在过去和现在作为主流的选法系属,尽管可能存在法律适用的偶然和规避倾向,但在当下也并未形成冲击甚或颠覆性的效应,择地行婚的浪漫和刻意是极少数的主体选择,合乎常理的大众之举依然是在自己的生活中心地完成结婚这一神圣的法律行为。即便有少数的偏差,也依然还有其他的体系化举措或制度安排进行防范和修正,不足为患。
  3.原则上应排除法院地法。需要强调的是,对法院地法的排除是在立法或规则构造的层面而言的,实践中法院地法往往同时也就是第21条系属事实上所指向的法律。考虑事实上的法院地法,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不确定性,在立法环节只需要考虑规则上的法院地法。撇开管辖权问题不论,单纯从系属的合理性构造上看,法院地法在涉外结婚条件中的适用是不合理的,因为涉外结婚条件的法律适用,上已述及,应考虑属人法。即便要作适当的变通,也应考虑作为身份行为的涉外结婚之传统本座即婚姻缔结地法。法院地法只有在如下情况下适用于涉外结婚条件才是合理的,即将其作为无法可依时的最终兜底规则。这已经是系属体系化的另外一个向度了。
  至于系属体系化方式之二,即是为系属整体引入原则性的系属,或系属的一般原则,这是体系化系属的根本特征。在所有系属中,不论是从对各国冲突法立法综观的外部视角看,还是从对各系属的理性本质的内部视角看,最密切联系地法是最具原则性资质的系属。因此,将最密切联系提升为我国冲突法系属立法的一般原则,就可以利用一般原则的解释、指示、补充和范导功效,{4}对21条的残缺系属进行统一补救。
  这里需要在学术上检讨一个立法问题,即对《法律适用法》第2条第2款的定性。如果将该条款规定的最密切联系视为我国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就没有必要再行立法补救之举,直接援引该原则性系属,该法第21条所涉的问题事实上也就有了解题依据。此时也就不存在扩张解释与限制解释其适用前提的问题。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任何立法的一般原则均具有指导、规范和解释一切的能力,但我国《法律适用法》第2条第2款规定的最密切联系并不具有此种能力,它只是对法无规定的情形进行救济,因此在适用范围上并不及于一般原则的全覆盖。鉴于第2条第2款仅定位为对没有规定者进行适用的情形,宜将其定性为兜底规则,而非原则。如此,在我国系属的体系化考量中。
  在原则性系属的择用上,客观而言并没有任何一个系属具有真正原则化的绝对资质,即便是最密切联系也只具有相对的原则属性。因为从法律适用的原理看,对于当事人可自由处分的事项,典型如涉外合同,就应将其首先保留给意思自治。此外,对于那些立法认定具有强弱对立格局的涉外民商事关系,为合理保护弱者而专门设计的法律适用系属即“有利于”[13],也不应通过赋予最密切联系以一般原则地位的方式将其最密切联系化掉,抵消立法苦心孤诣地据之重构的强弱新平衡态。由此观之,在绝对的原则性系属不得的情形下,退而求其次地附条件确认最密切联系的原则性系属地位,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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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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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英〕马丁·沃尔夫.国际私法(上卷)〔M〕.李浩培,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德〕萨维尼.法律冲突与法律规则的地域和时间范围〔M〕.李双元,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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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许庆坤.国际私法中的法律规避制度:再生与消亡〔J〕.法学研究,2013,(5):195-208.
  {6}C. Adesina Okoli and G. Omoshemime Arishe. The Operative of the Escape Clauses in the Rome Convention, Rome I Regulation and Rome II Regulation, Journal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J〕.2012,(8):512-544.
  {7}陈卫佐.当代国际私法上的一般性例外条款〔J〕.法学研究,2015,(5):194-207.{8}孙尚鸿.中国涉外网络侵权管辖权研究〔J〕.法律科学,2015,(2):17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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