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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消费者遭受垄断损害的救济之路
【英文标题】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 Anti-monopoly Field:Approach to Consumers'Relief
【作者】 陈云良【作者单位】 中南大学法学院
【分类】 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惩罚性赔偿
【英文关键词】 anti-monopoly;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cope of litigation; punitive damages
【文章编码】 1001-2397(2018)05-0130-15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8.05.11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5
【页码】 130
【摘要】

消费者权益具有整体性和社会公共性,垄断行为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必然涉及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建立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对消费者权益予以救济具有正当性。总体而言,应以消费者剩余标准来确定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公益诉讼人涉及原告资格问题,从既有制度来看,检察机关和消费者协会应当享有公益诉讼人资格。反垄断行政主管机构应当通过行政执法来规制垄断行为,而不应介入公益诉讼。从趋势上看,应当将消费者个人逐步纳入反垄断的公益诉讼人之中。禁令和认定合同无效为主、兼顾损害赔偿是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在损害赔偿方面,应当坚持三倍损害赔偿及判决前利息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英文摘要】

Since consumer rights and interest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integrity and publicity, the violation of consumer rights by monopolistic behaviors involves the infringement of public interests. It is justifiable to establish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 anti-monopoly field to provide relief to violation of consumers’rights and interests. In general, the scope of the litigation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the standard of consumer surplus. Insofar as public interest litigants are concerned, procuratorial organs and consumer associations should be eligible litigants whereas the anti-monopoly administrative agency shall regulate monopolistic behaviors through law enforcement rather than intervene in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s. Yet, consumers should gradually be incorporated as litigants. Claims in anti-monopoly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re the injunction and the invalidation of contract accompanied by compensatory damages. The compensatory damages should be paid in forms of triple damages and pre-judgement interest as punitive damag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9022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部门法属性一直纠缠于民法与经济法之间,事实上,现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内容是由私法和经济法两种不同的制度范式构成的{1}。然而,从实体法角度来看,对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权利义务的倾斜性配置并未改变其法律关系的私法性质,经济法属性并不突出;从程序法角度看,消费者权益的救济机制仍然被归入普通民事诉讼,经济法属性未曾展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非专指某一部具体法律,而是由一系列旨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所构成的制度系统。这一制度系统所确认的消费者权益,有些可以通过普通民事诉讼得到救济,有些却无法从中得以救济。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日益泛滥的垄断行为,已经成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常见行为,但消费者却无法通过既有的诉讼机制得到充分救济。如果经济法领域无法提供一套有效的诉讼机制对消费者予以救济,那整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制度系统无疑只能单腿行进。庆幸的是,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规定确立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公益诉讼机制,但公益诉讼是否适用垄断行为以及如何具体适用还存在诸多问题亟待厘清。
  一、何以将公益诉讼嵌入反垄断领域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机制
  (一)垄断行为所致损害的社会公共性:消费者之维
  对于消费者权益是否构成反垄断法所要保护的法益,还存在一些不同的声音。有观点认为,消费者利益的保护,虽属反垄断法律立法目的,但不属于政策上优先地位,因此不能列为反垄断法律直接保护的法益{2}。对于这类主张,不少学者进行过反驳,比如颜运秋教授曾批判性指出:“传统观点认为,反垄断法的目的只在于维护有效的公平竞争秩序,但相对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终极目的而言,这种目的只是工具性的。”{3}消费是一切经营行为的最终目的,对垄断行为的规制固然是为了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但最终都是为了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让有限的资源带来最大的消费价值。而且,垄断行为与消费者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非都是间接的,有些垄断行为(比如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本身就直接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也正是消费者的自由选择与自主消费促进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形成,这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基础{4}。就整体而言,垄断行为给消费者所造成的损害具有明显的社会公共性。
  垄断行为所致损害社会公共性的表现之一是损害的发散性。所谓发散性侵害,即某一违法或不正当行为发散性地对归属特定集体的所有成员的权利或法益形成了一致性侵害{5}。垄断经营者的实施对象不会直接针对个人消费者,而是发散性地辐射到该垄断行为涉及的全体消费者[1]。大部分情况下(如固定价格行为)价格并没有偏离市场价格水平,或者在不公平定价中并未达到超高标准,此时最主要的影响是对消费者选择权的限制,进而导致社会总需求的减少。由于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消费者是不确定的,可能是部分消费者发生了交易,部分消费者还没有发生交易,所以垄断行为侵害消费者利益时,侵害的是所有可能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消费群体,而侵害结果极不确定。这便是对垄断行为可能涉及的全体消费者的权益的一致性侵害。
  垄断行为所致损害社会公共性的表现之二是损害的非经济性。非经济性侵害是指垄断经营者在实施垄断行为时,很少以直接从消费者处攫取经济利益为直接目的,而是通过限制或剥夺消费者的选择权或公平交易权来实现自己获取高额利润的目的。比如固定价格行为,表面上是经营者对价格达成的统一协议,其直接效果是消除竞争者的价格竞争。固定价格的结果可能助推价格上涨,将可能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而消除价格竞争本身也构成对消费者的价格选择权的剥夺。如2009年几大航空公司推出统一机票打折标准后,机票价格均有10%的上涨{6},众多需选择飞机出行的消费者无法享受低价机票的优惠待遇,还有一部分消费者则不得不放弃飞机出行这种方式。无论垄断行为是否对消费者实施,是否造成消费者的直接经济损失,这种对自由选择权或公平交易权的限制本身就构成非经济性侵害。
  (二)公益诉讼契合反垄断法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宗旨
  自1890年《谢尔曼法》实施以来,维护公平自由的竞争秩序、提高经济效益、保护中小企业利益和提高消费者福利构成了反垄断法多元化价值目标体系。殊不知,反垄断法正是通过对竞争秩序的维护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将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水平保持在竞争水平上,让消费者得到更多质优价廉的产品和服务,以实现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纵观各国反垄断立法,无不体现这一宗旨。美国《谢尔曼法》《克莱顿法》和德国《限制竞争法》都强调竞争政策以维护公众消费者利益为目的。1990年的《加拿大竞争法》第1条规定,“本法的目的在于保护和鼓励加拿大的竞争,以提高加拿大经济的效益和适应能力,增加加拿大对世界市场的参与机会,同时确认其他国家在加拿大参与竞争,保障中小企业有参与加拿大经济发展的公平机会,使消费者能够承受价廉物美的服务。”我国《反垄断法》1条也开宗明义地规定:“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
  将保护消费者权益作为反垄断立法的宗旨,可以认为是各国的普遍做法。对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有学者提出了“消费者权”这一新的理论范畴,并认为:“消费者权表现出整体性、人权性、规制性、不对等性等特征,消费公益诉讼是消费者权的有效法律救济途径,其区别于民事权利救济模式。”{7}如果承认消费者权,尤其是反垄断语境中的消费者权,已经超越了民事权利而演变为一种新型经济法权利,那么其救济模式也应当予以进一步反思。公益诉讼一般被指称为:“特定的当事人基于维护国家、社会等公共利益的目的,依法针对民事主体或行政主体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8}公益诉讼的产生动因和运行基础乃公共利益。虽然对于如何界定公共利益始终是一个法学难题,但在具体语境中我们还是可以对某一种利益是否为公共利益作出相对确定的判断。就消费者权而言,其具有民事权利属性,同时也是具有公权属性的社会性权利,涉及社会整体利益{9},由此,广泛存在的具有整体性的消费者权同时成为一种公共利益。反垄断法作为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法律,显然也必须将具备公共利益属性的消费者权纳入保护视野。公共利益的考量使公益诉讼和反垄断法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宗旨高度契合在一起。
  (三)公益诉讼是对“利害关系人”式诉讼机制的补充
  一般民事侵害具有“一对一”的特点,侵权人与被侵害人之间具有直接性、确定性,且大多造成直接财产损失或人身侵害,被侵害人与侵权纠纷存在实体上的利害关联。垄断行为对消费者群体的侵害具有间接性、非经济性、损害不确定性,且侵害对象不特定,难以满足侵权认定中对侵权事实、侵权后果以及因果关系等重要因素要求。根据《民事诉讼法》119条的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我国现有的原告资格仍未突破“利害关系人”理论的局限,在“利害关系人”理论下,只有民事实体法律关系的主体才能成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并且实体的关联性与判决的拘束力范围是统一的,即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与裁判拘束力所及范围形成三位一体的状态{10}。对此,有学者认为,程序规则要求下的“利害关系人”是指:“程序中的当事人与讼争案件的实体法律关系(利害关系)密切相关,或者,当事人对诉争案件当事人双方争议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的请求权,但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1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反垄断法司法解释》”)规定,如果消费者个人受损与垄断行为有直接关系,损失是确定的,个别消费者可以直接提起反垄断民事侵权诉讼。这也再次证明,在现阶段如果当事人与案件纠纷没有实体上的联系,则没有资格提起民事诉讼,导致与垄断行为无直接关联的消费者投诉无门,其他民事主体也无法代替众多消费者提起诉讼。
  2009年周泽根据《反垄断法》,以消费者身份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合称“中国移动”)提起反垄断诉讼,提出两项诉讼请求:一是请求判令被告停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强行向原告每月收取月基本费的侵权行为,以及在移动通信服务收费上,对原告与其他同等交易条件的交易相对人实行差别对待的做法;二是请求判定被告退还近两年来违法向自己收取的“月租费”1200元。虽然该案中周泽是以消费者的身份提起,但是诉讼请求中仍只体现个人利益诉求,法院才得以立案,而该案最终也以调解告终,周泽获得中国移动以“奖励”名义支付的1000元补偿,并申请撤诉{12}。中国移动既没有承认垄断行为,也没有承认反垄断损害赔偿,更没有因此对全球通的所有用户作出收费改变。因此,周泽在该案中仍然只是以案件实体利害关系人的身份提起诉讼,若真正以消费者群体的身份提起诉讼,能否立案尚未知晓,因而亟待一种新型的救济机制——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对消费者整体权益给予统一保护。
  二、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以消费者剩余为中心
  (一)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判断标准:从社会公共利益到消费者剩余
  一般认为,公益诉讼有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和刑事公益诉讼之分,但各个公益诉讼所针对的被告(人)是不一样的。从理论上看,在反垄断领域中三种类型的公益诉讼都会存在,但本文着重分析的是民事公益诉讼这一层面。由此,可从概念上将其进一步定位为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建立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的首要任务就是合理确定受案范围。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明确公益诉讼的诉讼目的和范畴。
  毫无疑问,“就诉讼目的而言,公益诉讼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私益诉讼则以实现私人利益为目标。”{13}因此,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便成为确定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原则性标准。对这一原则性标准,学者们又尝试不断对其进行进一步解释,如颜运秋教授将公共利益分为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两个层次{14}。张卫平教授认为,只有不特定主体所享有的社会公共利益所引发的纠纷才能纳入公益诉讼的客观范围{15}。《民事诉讼法》55条将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定位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污染环境和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因此,公益诉讼的启动以社会公共利益受损为前提。
  如何判定某一垄断行为是否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呢?这里可以借用消费者剩余的概念来进一步分析。消费者剩余是指消费者消费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与这种商品的实际价格之间的差额{16}。在公平竞争环境下,一般消费者可以获得质优价廉的产品,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与商品实际价格的差额便会增大,此时消费者享受的福利最大。垄断使一些消费者转向了消耗社会更多资源生产出来的替代品,因此对那些替代品的生产者有利,而对于留下来的消费者来说,它或者把消费者剩余转化为生产者剩余,或者把消费者剩余转化为垄断过程中提供投入品的个人或企业的生产者剩余{17}。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消费者剩余是否减损是判定消费者福利是否减损的主要标准。当消费者剩余减损时,将会影响到消费者整体权益,此时影响的是不特定多数消费者的权益,属于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因此,“消费者剩余减损”应作为对垄断行为是否能提起公益诉讼的一般标准。
  如前所述,垄断行为对消费者整体的侵害是非经济性、发散性侵害。垄断行为对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侵害,具体表现为侵犯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比如,限制竞争协议多是侵害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反垄断法》13条和第14

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条明确规定固定价格、限制数量、分割市场、限制技术开发、联合抵制,以及维持最低转售价格为限制竞争的协议。以固定价格为例,价格作为生产者之间和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互通信息的媒介,是促进和调节生产最重要的因素{18}。价格一旦固定,消费者将失去进行价格比较的机会;实施固定价格的企业也将缺少降低价格、提高效率的激励,企业不会致力于新产品的竞争,更不会致力于成本的减少,消费者只能享受到有限的产品和服务。价格固定明显有利于产品的生产者,却必然导致消费者剩余减少。当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或公平交易权受到限制时,消费者需要支付的该商品或服务的实际价格便会增加,那么消费者消费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与商品实际价格的差额就会变少,消费者剩余转化为生产者剩余,此时消费者剩余减损。因此,可以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和公平交易权是否受到侵害”作为判定“消费者剩余减损”的具体标准,也即判定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具体标准。
  (二)不属于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垄断行为
  1.规定最高限额转售价格的行为
  在限制竞争协议行为中,垄断行为实施者通过直接或间接控制市场机制运行的基础——价格,使得经营者无法基于价格进行竞争,从而使得消费者失去了众多选择机会。然而,在维持转售价格行为中,如果制造商为了增加销售额,提高销量,对零售商仅仅规定最高转售价格,且这个最高的限额很低,那么消费者的福利事实上是增加的。假设在没有规定最高转售价格的情形下,零售商可以自行决定商品价格,受到供需关系的影响,需求量越大,零售商完全有条件去提高零售价格。而通过对零售商的规定最高转售价格,意味着消费者实际需要支付的价格,相比于没有规定最高转售价格的情形下可能要低一些。此时,消费者剩余并没有减损,反而增加。此外,维持转售价格只是为零售商划定了一道线,零售商依然可以进行价格竞争,消费者的选择权也就没有受到影响。
  2.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的行为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容易滥用其权利实施不公平定价行为,包括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前者又被称为超高定价,在我国往往与自然垄断企业、公用企业联系在一起。这些企业提供的产品、服务与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息息相关,消费者对其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没有拒绝的能力。在超高定价下,消费者不仅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也丧失了公平交易的权利。此时,消费者剩余将向生产者剩余转移,垄断企业从而获得更多的垄断利润,消费者剩余必然减损。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的行为往往是销售商对生产商实施的。在很多情况下,买方实力强大,而卖方力量弱小,容易形成买方垄断地位。这种行为也会破坏自由的竞争秩序,但是买方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只会降低商品的购买成本,也就意味着这些低价购买回来的商品,在面向消费者的时候,可能会比市场价格更低,消费者会支付更少的对价。虽然消费者的选择权受到一定限制,但是其并没有导致消费者剩余向生产者剩余转移,相反,被压低的商品生产出口价格会导致生产者剩余向消费者剩余转移,这在整体上是提高消费者福利的。
  3.短期内以低于成本价格销售商品的目的落空行为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为了排挤其他竞争者,可能利用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在一定时间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产品。这种掠夺性定价一旦成功,企业便会以垄断高价将之前的亏损弥补回来,此时消费者将不得不长期忍受高额垄断价格。此时,消费者剩余将慢慢向生产者剩余转移,消费者福利最终受到损害。由此可见,掠夺性定价一旦实施成功,消费者剩余是减损的,从而侵害消费者整个群体的利益,仍应纳入公益诉讼的范畴。然而,掠夺性定价能否成功取决于很多因素,如果掠夺失败,或者掠夺性定价难以成功保持,那就仅仅是实施了短期内以低于成本价格销售商品的行为,对消费者不会造成很大影响。掠夺初期竞争者并未明显减少,相互间价格竞争反而更加激烈,消费者的选择机会更多,并且还可以以较低的价格买到更好的产品,消费者反而获利。如果掠夺最终没有成功,市场正常竞争秩序也将恢复,消费者福利并没有受到侵害。
  三、公益诉讼人:谁来捍卫遭受垄断损害的消费者权益
  (一)公益诉讼人的判定标准:相关性与效果性考量
  1.公益诉讼人的相关性判断
  从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目的和宗旨来看,具有保护不特定多数消费者的权益职责的所有机关都与公益诉讼具有相关性。立法机关是公益诉讼制度的制定者,不可能直接参与到诉讼中,况且我国尚未有立法机关作为原告的先例;司法机关是公益诉讼纠纷的裁判者,不能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消费者权益保护主要由行政管理机关负责,行政管理机关只要有法律的明确授权,便可以提起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当存在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而主管机关没有及时出场时,监督机关便需要承担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监督职责。此时,同样可以认定检察机关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具有相关性。对社会组织而言,组织章程和宗旨必须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存在相关性。有权提起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的组织必须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宗旨,从形式上看,必须在其组织章程中明确对此予以规定;从实质上看,其从事的活动是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为目的。此外,根据法定诉讼信托理论,只要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均具有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如此看来,在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中,消费者个人必然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有关联性。
  2.公益诉讼人的效果性判断
  相关性标准只是保证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具有提起诉讼的动机上的正当性。具有相关性的主体能否顺利实现保护消费者权益这一诉讼目的,并得到增进消费者福利的这一结果,还取决于其开展公益诉讼的效益,即效果性标准。效果性标准是指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是否具备能够有效开展公益诉讼的条件。如果某一主体具有能够有效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基本条件,并从最终效果上实现消费者福利增加,那么其就是适格的公益诉讼的主体。反之,如果其并不具有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基本条件,或者是即使其具备基本的条件能够实现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目的,但是需要花费的成本代价远远超过其保护的利益,则是无效果的。这些基本条件具体包括人力成本、财力成本、能力成本、信誉成本。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应该在上述领域具备充足的条件,其实现的结果是能有效、低成本地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二)我国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人的具体考察
  1.检察机关可以成为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人
  2010年5月福建省《关于加强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规定要全面加强检察机关对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其副检察长顾卫兵在新闻发布会上就提出要“探索开展公益诉讼、督促起诉、支持起诉等”,推动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的创新与发展{19}。这一地方性规定确立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地位。在实践中,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的原告也早有尝试。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民事公诉制度的改革,只是到2005年、2006年最高院和最高检的态度又有所消极{20}。近年来,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明显活跃起来,一些由检察院提起的公益案件也取得了胜利,极大地推动了公益诉讼的发展[2]。除了在环境保护领域检察机关承担着重要的监督作用外,各级检察机关还围绕消费者权益保护积极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美国政府诉微软案”就是由检察官直接起诉的反垄断公益诉讼。英国的反垄断公益诉讼也是由检察长基于个人的告发而提起,只有法务长官(检察长)才能够代表公众提起诉讼以倡导公众权利,阻止公共性不正当行为,公民没有提起诉讼的权利{21}。
  从效果性方面来看,检察机关提起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是对反垄断执法力度不足的必要补充,且检察机关在人、财、诉讼能力方面都具备基本的条件。现实中,垄断行为对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侵犯,更需要检察机关的监督参与。我国的垄断行为以行政垄断为主,面对强大的行政机关和自然垄断行业的巨头们,反垄断执法机构往往力不从心,如2011年发改委对电信巨头提起的反垄断调查是“不了了之”,广大消费者的权益亦没有得到保障。因此,检察机关是对反垄断执法机构执法无力的必要且有益补充,唯有更具威慑力的机关来监督和补充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执法,才能更好地保障消费者权益。
  2.反垄断行政主管机构不能作为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人
  现在没有一部法律规定反垄断执法机关可以代表消费者对侵犯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提起诉讼,2013年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没有涉及该问题。行政机关提起反垄断公益诉讼在我国尚无明确的法律依据。长期以来,行政机关拥有强大的行政处罚权,反垄断立法亦希望通过行政执法严治垄断。事实上,“解决不特定多数人的公共利益问题,行政执法是一种最相适宜的主要措施”{22}。因此,我国行政机关更愿意处于管理者的位置,更何况在最为严重的行政垄断行为面前,鲜有机关愿意担任诉讼原告,更没法担任公益诉讼原告。在美国,行政机关的权力很小,如联邦贸易委员会虽然也会对垄断行为进行处罚,但其更崇尚通过司法途径为受侵害的消费者提供救济,司法与行政的独立性保证其可以更好地救济消费者的权利。总之,反垄断主管机关代表消费者提起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既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也难以达到保护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效果,不宜作为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的启动主体。
  3.消费者协会:适格的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人
  (1)消费者协会作为反垄断公益诉讼人的妥当性
  消费者协会有权对侵犯消费者权益的垄断行为提起诉讼,许多国家已有明确规定。如法国1973年的《罗耶法》第46条规定消费者协会可以“就直接或间接损害消费者集体利益的事实向所有法院提起诉讼”{23}。美国《谢尔曼法》规定消费者联合会有权提起反垄断诉讼。匈牙利《禁止不正当竞争法》第31条规定:“对违法行为涉及众多消费者或者引起重大不利后果当事人的诉讼,在受害的消费者个人不能被确定的情况下,竞争监督机构或者消费者利益保护机构可以诉讼,提出消费者的民事请求。”{24}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赋予消费者协会有支持起诉权和起诉权,在我国的一些地方性法规早有突破。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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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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