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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北方法学》
地方法制史研究的立场与方法论
【英文标题】 The Position and Methodology of the Study of Local Legal History
【作者】 侯欣一
【作者单位】 天津财经大学近现代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文关键词】 地方法制史;地方司法;方法论
【英文关键词】 local legal historyloeal justicemethodology
【文章编码】 1673-8330(2018)05-0154-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5
【页码】 154
【摘要】 目前法律史学界对地方法制史感兴趣的学者越来越多,这主要是因为对多元复杂生活的体悟,对具体真实问题观察思考的法学学术发展之需要,以及对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经济、文化习惯差异之国情的认识以及大量地方档案等史料的发现。对地方法制史的研究需要通过对地方司法问题的研究得以呈现,这有利于揭示真实的中国,也有利于史学研究重焕生机。地方法制史研究尤其需要重视方法论问题,比如研究地点、研究时间段、研究史料的选择等。
【英文摘要】 At present,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scholars interested in the local legal history. This is mainly because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diverse and complex life, the need for legal academic development to observe and think about specific real problems, as well a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and the discove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such as a large number of local archives. The study of local legal history needs to be presented through the study of local judicial issues, which is conducive to revealing the real China, and is also conducive to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research on history. In particular, the study of the local legal history requires attention to methodological issues, such as the location of the study, the time period of the study, and the sel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8991    
  一、为什么要选择研究地方法制
  就笔者而言,自从步入法律史学科之后,主要以地方法制史为主。最早是作陕甘宁边区司法制度的研究,后来是作民国时期西安地方法院的研究,再后来是作天津近现代法律文化方面的研究。当然,其中也作过国家层面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中央层面的法制史研究,但投入的精力不多。之所以选择地方法制史作研究,一开始完全是误打误撞。但从事的时间长了,也免不了要想想,自己为什么会对地方法制史情有独钟。而且,据笔者的有限观察,目前在法律史学界对地方法制史感兴趣的学者似乎愈来愈多,如王立民教授对上海近代法律史的研究、龚汝富教授对民国时期江西法律群体的研究、方慧教授对云南法律史的研究、里赞教授对明清及民国四川成都地方法律史的研究,以及吴佩林教授对清代四川南部法律史的研究等等。当然,如果我们把视线再放开点则会发现,其实,在法学界也有不少学者对中国当代地方法律实践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如葛洪义教授等。之所以会有愈来愈多的学者对地方法律史显示出较为浓厚的兴趣,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
  第一,作为一种生活体悟。生活经验无时无刻不在告诉我们,社会是多元的、复杂的、相互矛盾的。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不难发现,在后现代主义出现之前,大多数学者作品里描述的法律世界则是单一的、简单的,是一切都有因果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矛盾的现象,出现学术作品与生活经验的巨大反差,这与方法论有关。仅就法学而言,当代中国的法学教育以马克思主义法学为基本立场,马克思主义法学重视国家,认为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这一结论具体到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单一制国家,“国家”又被简化为是中央政府。这种观点和结论影响了几代中国学者。曾几何时,在中国,大家说到法律,基本上都是从中央层面去观察和理解的。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社会学理论进入中国,社会学对法律的理解有别于法学,社会学认为现实生活中凡是对民众生活起实际约束作用的都是规范,因而法律也是规范,是诸多种规范中的一种。此外,社会学还强调一切法律知识都是地方知识。受此影响,法学界有些学者开始将观察的视线从单一的国家视角转向多元的社会视角,于是我们看到一部分学者开始研究民间法;而有一部分学者则把观察的视线从中央转向地方,于是也有了地方法制史或地方法制的研究。当然,必须指出,对地方知识的重视本身是符合法治理念的。现代法治的发展就是一种去权威、去中心的过程。紧紧将视线盯着中央、盯着权威很难讲是一种现代法治的理念。
  第二,法学学术发展之需要。以往中国学界,当然也包括法学界,大家习惯于宏大叙事,爱讨论一些诸如法治的必要性、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发展规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等宏大问题,题目大且叙事的材料和角度也基本上是从大处着手。这种宏大叙事固然有其必要性,但长此以往却限制了我们对具体问题和细节的观察,其结果不仅是许多真实的问题说不清楚,许多结论似是而非,更为可怕的是久而久之会影响我们对真实问题的观察思考能力及学术的敏锐度,会对法律世界的复杂性认识不足。于是,大家想研究点具体问题。而要接触具体问题,就必须从某一局部现象或局部地区入手。在国内,历史学科对此反应最早和最快。改革开放后,历史学率先放弃了传统的政治史研究范式,社会史研究迅速崛起,给历史学的繁荣和学术水准的提升创造了机会。
  此外,法治学说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因而许多学者研究中国法治问题都是以这种法治理论为标准和尺度,凡符合西方法治理论的中国实践就是对的,反之就是错的。西方理论与中国实践的反差,让许多学者困惑。伴随着国内学术自觉的形成,大家也开始对这一现状进行反思,到底是坚持从既有的学说理论出发,还是从中国实践问题出发,最终的选择自然是从中国问题出发。但学术研究中可讨论的问题极多,法学不是社会学,法学研究的问题应该是某一类的,因而法学研究类型化必不可少。对法学来说个案研究的价值不能说没有,但毕竟意义有限。于是就有学者将讨论的各种问题类型化,如这些问题是属于民族的,那些问题是属于地方的,另外一些问题是属于边疆的等等,地方法制史研究也就自然产生。
  第三,出于对中国国情之认识。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程度、文化、习惯差异极大,这一点无论在传统中国还是现代中国都是如此。中国自古就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之说。此外,尽管中国从秦代以后就是一个统一的单一制国家,但就事实而言,传统中国维系国家统一靠的是统一的军队、统一的官制、统一的刑事法律和统一的主流文化,至于与民众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民商事规则主要由各地自行供给,即主要靠民事习惯来维系。加之,受中华民族特有的务实精神之影响,民事习惯与主流文化所倡导的精神,以及各地之间经济、文化、习俗、民风差异,大到大家很难想象的程度。也就是说,统一性加多样性是传统中国法制历史的典型特征。再有,对中国历史稍有理解的人都知道,如果以天为单位来计算,中国历史长河中分裂的时间远比统一的时间要长。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在传统中国,法制秩序的实现必须借助地方。因而,从动态的角度研究传统中国法制的历史,不关心地方法制则很难说清楚。进行地方法制史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还原历史原本的复杂和多样。
  第四,新材料的发现。学术的发展离不开新材料的推动。晚近以来诸如宝坻档案、台湾地区淡水档案、四川巴县档案、四川南部档案、浙江龙泉诉讼档案等被大量整理出版,引发了整个学术界的思考。新材料带来了新问题,而这些新材料大都是地方档案,因而,它所提出的新问题大多也是地方的。
  总之,不去观察地方问题,许多法律上的问题都无法合理阐释。但必须指出的是,关心地方的法制问题,寻找彼此的差异并给出必要的阐释,并非是为了促使规范制定者进一步加大地方之间的差异,而是为了促使社会各界对地方差异给予足够的重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有利于推动国家的统一。
  二、为什么会选择地方司法问题
  法治大致可以分为立法、执法和司法几个相对独立的环节。一般而言,立法反映的是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对比,具有较强的政治属性,而司法则是纯粹的法学问题,更适合法学学科研究。当然,立法技术也是法学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要研究法律问题,研究司法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第一,有利于揭示真实的中国。传统中国并无专门的立法机关,立法并未经过各种政治力量的充分博弈,因而法律规范主要反映的是统治者或思想家的理想。正是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传统中国历代制定法典的作用主要是昭示性的,而不是为了司法需要。这种说法固然有些绝对,但确实值得深思。如果想通过法典,通过主流法律文化,通过几个学者的言论著述理解真实的中国是远远不够的。如翻检历代保留下来的契约文书,你就可以发现典妻卖妻的契约比比皆是,这与律典的规定和儒家主流文化宣传完全不同。再比如,作为主流文化,儒家一直提倡“无讼”,但你绝不可以据此得出结论,说中国古人不爱打官司。只有通过大量案例、大量的判牍才能更好地了解传统中国真实的法律世界。
  还有一个必须提及的原因是,传统中国在民事方面较少制定统一的规则,如果想研究民事法律,特别是想概括出有关民事方面的若干制度和规则,也只能通过对司法活动的观察,如以统计的办法对一定量的民事纠纷判决结果进行观察才有可能。具体而言就是统计一下案情大致相同的民事纠纷,地方官员的处理结果是否相同,特别是不同地方的官员们,如果处理的结果大致相同,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认为在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有一套事实规则的存在,即通过倒推的方式。
  当代中国的地方法制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必须承认,晚清以降伴随着帝制中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型,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越来越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程度,对社会生活的改造程度都远远超越了传统中国。国家通过不断的移风易俗,通过送法下乡,缩小了各地法律规范层面的差异性。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作用进一步缩小了各地制度层面的差异,因而从规范层面研究地方法制的空间确实不足,而研究地方司法问题学术空间则相对大一点。
  第二,有利于史学重焕生机。中国传统历史学的作品有人物,会讲故事,因而非常好看,非常吸引读者。如司马迁的《史记》就有鲜活的人物,就有生动的故事。但现代大多数历史学作品中没有人,没有故事,过于空洞和干瘪,很难吸引读者。研究司法问题,特别是研究具体案件,还可以做到法条、制度、事件和人物的有机结合。这种有机结合的结果就是能把历史写活、写得好看。
  或许就是出于上述原因,晚近以来,伴随着当下中国立法任务的逐渐完成,整个学界的注意力都在向司法领域倾斜,出现了所谓的“司法研究热”。而在司法问题中,法院无疑占据核心地位。司法的本意就是审判,检察制度、律师制度等其他制度都是为了保证审判公正而设立的。现代司法制度是以法院为核心的。其实,早在1918年一位外国评论员就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发文预言说,中国的现代法制建设在“法典编纂完成后,下面的实质问题就是中国法官们的司法训练和个人品格了”。
  三、应注意的几个方法论问题
  地方法制研究中应该注意几个具体的方法论问题。
  第一,关于研究地点的选择。研究地方法制史首先要选一个好的、值得研究的点。所谓值得研究,就是要有代表性、典型性。笔者长期研究民国时期的西安地方法院。之所以选择西安,就是因为它有代表性。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西安是十三朝古都,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保留最多的地方,中国历史上许多与法律有关的人和事都发生于此。因而仅就常理而言,作为内陆城市的西安对法院这种移植而来的组织接受起来一定最为艰难,法院在裁判的过程中,如果与中国文化有冲突,西安表现得也应该最为充分。此外,西安作为一个省会城市,法院的规模大小、业务量、案件类型等等也较适合研究的需要。
  从地方法制研究的角度讲,作为研究者不能逮着什么就研究什么,得知道自己研究的对象究竟有什么其他地方无法替代的价值,最起码得有这样的学术自觉。譬如黑龙江大学孙光妍教授带领的学术团队长期关注哈尔滨解放区的法制研究,这个地点选择得就很好。大家都知道,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所创建的根据地都在农村,而且是比较偏僻的农村,经过了早期盲目照搬苏联经验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重视自己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延安以后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创建的司法制度主要是适应农村需要的,而哈尔滨解放区则不同,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第一个城市解放区,大城市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许多从未遇到过的问题,城市生活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全新的挑战。换言之,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所创制的那些司法制度在大城市是否还有效,需要实践的检验。因而就研究的标本价值而言,哈尔滨解放区具有其他解放区无法替代的价值。
  关于地方法制史,还有一个问题也需要思考。地方是一个多义性的概念,既可以是某一个区域,也可以是一个行政区划。如何选定自己研究的“地方”属个人喜好问题,但如果按照法学的惯例似乎以行政区划为好。在传统中国的行政区划中,县和省存在的时间比较稳定,而且大都与特定的地理环境有关,因而观察的价值也更高。城市则比较麻烦,因为传统中国基本上没有市的行政区划。作为一种行政区划,市大致是近代的产物。
  第二,关于研究时间段的选择。选择哪个时间段作为研究对象纯属个人喜好。笔者偏重于近现代司法制度的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包括了清末、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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