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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当代法学》
《民法总则》中决议行为法律制度的力量与弱点
【作者】 王雷
【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分类】 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决议行为;民事法律行为;程序正义;团体法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5
【页码】 3
【摘要】 《民法总则》将决议行为增加为民事法律行为的类型,这是重要的立法创举,在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上贡献了鲜明的“中国元素”。决议行为是多个民事主体在表达其意思表示的基础上,根据法律或者章程等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为形成团体意思而作出的民事法律行为。决议行为是团体自治的工具,是民主价值观在民法、商法领域的具体体现,决议行为借鉴并实践了政治哲学上民主的多数决机制和正当程序规则这两大核心要义。决议行为的民法哲学基础在于程序正义,其根本特征在于根据程序正义的要求采取多数决的意思表示形成机制。《民法总则》中的决议行为法律制度也存在需要解释完善的必要,以进一步彰显决议行为团体性、程序性和内外部法律关系区分性的特点。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9000    
  引言
  决议行为是从民事法律行为、多方民事法律行为和共同行为中逐渐发展出来的法律概念,属于团体法上的多方民事法律行为。我国新近民法教科书中多承认决议行为的独立性,认可决议行为具有独立于共同行为和合同行为的固有属性。[1]德国学界新近教科书也多指出:“当前主流观点认为决议行为属于法律行为的一种”。[2]《民法总则》第134条正式将决议行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新类型,连同该法第69条、第72条、第85条、第95条等规定,“决议”一词在《民法总则》中共出现10次。《民法总则》第81条第2款、第94条第2款、[3]第98条、第106条还在与“决议”同等含义上使用“决定”8次。
  大陆法系传统民事法律行为调整规则大多是以双方民事法律行为特别是合同行为为典型原型,对合同行为之外的决议行为等其他民事法律行为以及对身份法律行为关照回应不足。[4]
  《民法总则》第134条第2款规定了决议行为的成立要件,成为该法决议行为法律制度的核心条款。亟需以《民法总则》第134条第2款为中心构建决议行为的民法教义学体系。
  决议行为民法教义学体系不仅限于对决议行为具体制度的法律解释和体系化,还包括进一步发掘决议行为团体法的法理基础(法哲学基础)。决议行为的民法教义学体系以解释论为主,但也兼及立法论,是要对决议行为法律制度进行发现、归类、解释和完善,这就要本着最大善意将决议行为的实定法条文尽可能解释得有意义。
  一、决议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新类型
  (一)决议行为属于民事法律行为
  笔者对决议行为曾做如下定义:“决议行为是指多个民事主体在表达其意思表示的基础上根据法律规定或者章程约定的表决规则做出决定的民事行为。”[5]现在看来,该定义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更为妥当的定义是:决议行为是多个民事主体在表达其意思表示的基础上根据法律或者章程等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为形成团体意思而作出的民事法律行为。常见的决议行为包括农民集体决议、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决议、按份共有人之间的决议、合伙企业决议、农民专业合作社决议、公司决议、破产法上的债权人会议决议等。对决议行为的新定义作如下解释:其一,新定义可以更好地与《民法总则》第134条第2款衔接。其二,新定义突出决议行为的团体性和程序性这两大核心特点,决议行为是在集合团体成员个体意思表示基础上按照决议行为的特定程序而形成的团体意思。该定义中的“多个民事主体”即决议行为的主体,是指每个表决权人,但作为团体内部意思形成机制,多个表决权人行使表决权的对象则是团体内部设立的股东会、股东大会、董事会、业主大会、村民代表会议、村民会议等。经由团体内部设立的这些机构来集合每个表决权人的个体意思,以形成团体意思。其三,新定义中强调“根据法律或者章程等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此处“等”字为等外等,在此之外,合伙协议、管理规约、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等均为适例。[6]
  对决议行为的法律定性,存在法律行为说和意思形成说的观点对立。《民法总则》颁布之前,我国学界就有此争议。《民法总则》颁布后,争议仍未停止,仍有部分学者对决议行为的法律行为定性存在疑虑。如有学者认为:“并非所有的决议行为都是民事法律行为。有一些决议行为仅处理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内部事务(例如决定董事长人选),并不产生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效果,则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民事法律行为。”[7]有学者指出:“多方行为属于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类型,而决议行为则不应当属于民事法律行为。”[8]
  根据《民法总则》第133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并非均须产生对外法律约束力,类似于有关公司董事长人选的决议虽然只对公司内部具有法律约束力,但仍然属于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变动的民事法律行为,不能因为决议行为效力的内部指向性而否定其民事法律行为属性。“公司通过股东会对变更公司章程内容、决定股权转让等事项作出决议,其实质是公司股东通过参加股东会议行使股东权利、决定变更其自身与公司的民事法律关系的过程。”[9]杜万华大法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四》)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有观点认为,召开会议并作出决议,是公司意志的形成过程,而非公司的意思表示,因此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不存在是否成立的问题。我们认为,《民法总则》明确将包括公司在内的法人的决议行为,规定在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中,对此《解释》(即《公司法解释四》)应当严格贯彻。”[10]鉴于决议行为的团体性,决议行为的确具有团体意思形成的特点,但这展现的是决议行为的动态形成过程,作为团体意思形成结果的决议行为本身则属于民事法律行为。即使否认决议行为民事法律行为属性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学理研究还是立法在决议行为成立和效力瑕疵判断上都受到了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影响。不能否认决议行为与作为民事法律行为典型形态的合同行为相比有很多特殊性,决议行为特别表现出团体性、程序性和效力的内部指向性特点,这不同于更强调当事人合意性的合同行为。在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下,不能因为决议行为的个性而抹杀其作为民事法律行为具体类型的共性。在既有实定法规则下,决议行为是否属于民事法律行为,这属于纯粹民法学问题中的解释选择问题,[11]取决于用何种上位概念指称决议行为这一社会现象,不同概念指称对应不同法教义学知识体系的构建。不同争论的根本原因在于持论者观察描述角度不同:从表决权人内部来看,决议行为是通过民主多数决机制来集合表决权人的个体意思、形成团体意思,依托多数人智慧;从团体外部第三人角度而言,决议行为作为团体集合而成的意思,代表了团体对外展示出来的一项意思表示,如此就会消弭表决权人个体意思表示的存在空间。强调决议行为的民事法律行为属性,可以在民事法律行为框架下更好地辨析决议行为的共性和个性。
  坚持将决议行为定性为“意思形成说”的观点,看到了决议行为的个性,忽略了决议行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共性,实际上犯了“白马非马”之误。本着辩证的眼光,我们既应该看到决议行为的特殊性之所在,又应该关注决议行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性。决议行为民法教义学理论绝非否定决议行为的特殊性,而是致力于回归一般并总结一般基础上的特殊。可以说,决议行为是一个一般和特殊、过程和结果、个体和团体、民法和商法、外部和内部并立而生、关联互动的制度,对此不可只及其一、偏废其他。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学著述多将决议行为归于共同行为之中,而且多将我国大陆学理和立法上的合同行为称为“契约行为”,将共同行为称为“合同行为”。[12]共同行为强调全体一致决,当事人意思表示同向一致。决议行为强调当事人意思表示多数决。共同行为更常发生在具有高度人身信赖关系的共同体之中,如根据我国《婚姻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应该通过共同行为的方式进行处理;又如根据《合伙企业法》第19条规定,合伙协议须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方可签订,因此合伙协议本身也属于共同行为。
  《民法总则》第134条第1款从意思表示数量的角度将民事法律行为区分为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双方民事法律行为和多方民事法律行为。《民法总则》第134条第2款则专门规定多方民事法律行为中决议行为的成立要件,决议行为属于多方民事法律行为,但决议行为的成立不必遵循该条第1款规定的多方意思表示一致。[13]因此,《民法总则》第134条第1款规定的多方民事法律行为主要指涉的就是共同行为。有学者否定共同行为独立存在的意义,认为两人以上实施的合同行为仍以合意为本质,不改变其合同性质,并进而否定多方法律行为存在的必要。[14]笔者认为,共同行为在强调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方面的确与合同行为更为接近,这也正是实定法多将共同行为人彼此之间的法律关系参照最相类似的合同法律规则的原因所在,如《公司法》第28条第2款和第83条第2款将股东瑕疵出资法律责任定性为违约责任,而公司设立行为实际上属于共同行为。又如,《德国民法典》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更是直接将合伙作为具体类型的债加以规定。究竟将共同行为独立于合同行为之外,还是将前者纳入合同行为之中,这本属于纯粹民法学问题中的解释选择问题,涉及共同行为在民法教义学体系上的位置安放问题,不同解释策略并无高下优劣之分。在《民法总则》第134条既有规定的基础上,应该本着最大善意将实定法条文尽可能解释得有意义,如此一来,更为适宜的解释方法是区分合同行为、共同行为和决议行为,使其各安地位。《民法总则》第134条第1款的多方民事法律行为包括共同行为和决议行为,鉴于决议行为在成立要件上的特殊性,该条第2款作为第1款的特别规定,就决议行为的成立要件做特别规定。
  (二)决议行为具有团体性、程序性和内外部法律关系区分性特点
  决议行为的团体性首先表现在其发生于团体法领域,包括但不限于法人、非法人组织,在自然人组成的松散式联合体中也有决议行为发挥作用的空间。决议行为是团体自治的工具。在团体机关组织和召集下,表决权人在表达各自意思表示基础上形成作为团体意志的决议行为。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做出的决议行为,对团体中未参加表决的成员,甚至是做反对意思表示的成员,均具有法律约束力。表决权人的个体意思表示丧失其独立性,依照多数决形成的意思表示,成为团体单一的意思表示。团体法思维下,决议行为中少数表决权人的意思表示不具有规范意义,其被淹没在多数决所形成的团体意思之中。
  决议行为以程序正义为其法哲学基础,这就不同于以交换正义作为法哲学基础的合同行为。决议行为的基本价值取向仍然是私法自治,尤其是私法自治下的团体自治。而决议行为实现私法自治的方法则是程序正义。程序正义和私法自治并不矛盾,而是分别从调整方法和基本价值取向的不同侧面来展示决议行为而已。程序正义具体化为正当程序规则,进一步实现了公法价值在民法、商法领域的转化运用。作为团体自治的工具,法律对决议行为的审查具有有限性,更侧重对决议行为是否遵循正当程序规则的审查。如“李建军诉上海佳动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中,原告李建军系被告佳动力公司的股东,并担任总经理。公司董事长召集并主持董事会,三位董事均出席,会议形成了鉴于李建军私自动用公司资金炒股,造成巨大损失,现免去其总经理职务等为内容的决议。法院认为,该公司的章程未对董事会解聘公司经理的职权作出限制,未规定解聘公司经理必须要有一定原因。董事会召集程序、表决方式和决议内容均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董事会决议解聘总经理职务的实体原因是否存在,并不影响决议是否可撤销。法院无需审查董事会解聘公司经理的原因(即决议所依据的事实)是否存在。[15]可见,基于对团体自治的尊重,司法审查不宜过度介入团体自治,而应该本着团体决议行为效力瑕疵事由法定原则,在决议行为是否可撤销上,更加强调对决议程序是否违法、决议内容是否违章的判断,不审查决议内容是否合理或者决议所依据的事实是否属实、理由是否成立。
  决议行为内外部法律关系区分性特点是《民法总则》在决议行为法律制度上的重要立法进步。《民法总则》第85条后段、第94条第2款后段规定的决议行为效力瑕疵不当然影响团体对外民事法律关系规则体现了妥当兼顾团体自治和相对人信赖保护的立法考量,而此前有关决议行为的分散立法如《物权法》、《公司法》、《合伙企业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并无该制度。《公司法》第22条第4款也仅规定公司根据决议已经办理变更登记的,该决议被撤销或者宣告无效后,公司应当向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公司法》第22条第4款规制的仍然是公司的内部组织,而非公司对外行为。团体内部决议行为被撤销,团体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以团体名义对外从事的民事法律关系就成为无权代表,这就指向《合同法》第50条的解释适用。
  (三)《民法总则》开创了决议行为立法新体例
  比较法上就决议行为的立法体例,代表性做法是《德国民法典》将决议行为的一般规则置于总则“社团法人”制度之中加以规定,并未将决议行为置于法律行为制度中规定,而是作为法人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法律行为制度也是以合同行为为典型原型进行构建,但不能据此否认决议行为的法律行为属性。笔者认为,既然决议行为的适用领域不限于法人等哪一类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对决议行为的法律规范配置宜置于民法总则“民事法律行为”一章之中,而非“法人”一章。《民法总则》第134条将决议行为置于“民事法律行为”一章下规定,认可了决议行为的民事法律行为属性,是重要的立法创举,开创了决议行为立法新体例。
  在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下,民法典规定决议行为的共通法律规则是立法回应现实之举,可以避免决议行为法律制度分散式、碎片化立法带来的法律不统一现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并未规定决议行为的一般法律规则,有学者就曾批评指出:“由于民法中对于社团总会决议之瑕疵态样尚未有与时俱进之立法,此或可参考公司法之近期发展而为法律之类推适用或解释。”[16]
  《民法总则》第134条正式将决议行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新类型,成为该法中决议行为的一般规则,该法第69条、第72条、第81条第2款、第85条、第94条第2款、第95条、第98条、第106条等对决议行为做特别规定,这构成了《民法总则》中决议行为的立法体系。有学者批评《民法总则》第85条,认为该条与《公司法》第22条类似,二者均未规定决议行为的不成立。[17]笔者认为,应该系统地看待《民法总则》中的决议行为法律制度,《民法总则》第134条第2款规定了决议行为的成立要件,从对该款规定的反面解释中可以得出决议行为不成立制度,这也就弥补了《公司法》第22条对公司决议行为瑕疵可撤销与无效二分法的法律漏洞,[18]也弥补了其他特别法中决议行为效力瑕疵制度的不足。
  当然,《民法总则》规定决议行为的共通法律规则,而不是决议行为法律制度的全部。应该本着民法总则与分则相结合、民法商法合一的立法体例,在民法典分则中以及民法典之外的民法特别法中进一步完善决议行为的具体法律规则,在决议行为具体规则立法过程中还要特别注意民法和商法中决议行为相关法律制度的合理差别。例如,决议行为的可撤销制度不同于普通民事法律行为的可撤销,决议行为作出过程中,个体表决权人因重大误解、被欺诈、被胁迫或者显失公平作出意思表示,不当然导致决议行为本身可撤销。《物权法》第78条第2款规定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决议侵害业主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业主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当然,如果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议包括多项具有可分性的内容,则存在因决议侵害业主合法权益而部分内容可撤销的问题。而《公司法》第22条第2款就公司决议可撤销事由更强调决议程序违法、内容违章,并未规定决议侵害股东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这种立法差别的原因在于,公司决议侵害股东固有权,违反股权平等、股权保护原则,则相关决议无效。[19]当公司决议不分配利润,有限责任公司持异议的股东在符合《公司法》第74条规定时可以请求公司回购自己的股权,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可以“用脚投票”对外转让自己的股份。对比来看,当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决议侵害业主合法权益时,该业主无法请求其他业主回购自己的专有权、也无法轻易对外转让自己的专有权,因此对决议的撤销诉权就成为更方便的救济途径。
  二、决议行为成立与效力制度的特殊性
  (一)决议行为成立要件具有团体性和程序性的突出特点
  决议行为是团体自治的工具,是民主价值观在民法、商法领域的具体体现,决议行为借鉴并实践了政治哲学上民主的多数决机制和正当程序规则两大核心要义,前者是决议行为成立要件团体性的体现,后者是决议行为成立要件程序性的体现。
  在决议行为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经由多数决等程序机制得出的意思表示,团体意思源于个体表决权人的个体意思但又高于个体意思,在团体意思形成过程中,少数人的意思表示可置而不问,决议行为具有鲜明的程序性和团体性特点。弗卢梅就曾指出:“通常,决议行为中起作用的不是参与者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是多数决原则。”[20]多数决机制使得决议行为具有鲜明的团体法品格。
  决议行为的成立须经法定决议程序。决议大致包括议事和表决两个过程,分别对应《民法总则》第134条第2款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议事方式”主要是指决议行为采用集体讨论的形式,还是采用书面征求意见的形式。[21]决议行为中的“表决程序”具体包括召集程序、会议通知、出席会议、主持会议、审议讨论议案、表决方式、形成决议、做成会议记录、公布讨论决定的事项及其实施情况等,其核心则是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因此,如同《公司法》第22条第2款和《民法总则》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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