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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当代法学》
跨学科视域下大陆架划定法则之重塑:张力与制约
【作者】 邱文弦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讲师},浙江大学港航物流与自由贸易岛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理学博士,法学博士后}
【分类】 海洋法与空间法
【中文关键词】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6条;似脊状地貌;沉积物厚度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5
【页码】 99
【摘要】 作为“新疆域”之一,全球海洋的法治体系构建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重点关切。被誉为“海洋宪章”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6条创设了新型的大陆架外部界限划定规则,标志着该体系正在由传统的固化模式转型为稳定与灵活兼备的法律规范。一方面,该条款指明了大陆架外部界限的一般划定公式,以及在特殊地理情况下的应对措施。另一方面,相关法律概念中的限定要素存在着不可小觑的解读弹性和实践张力。鉴于此,可以运用法学理论与科学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追踪并分析沿海国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的划定主张以及国际机构的审理意见,进而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架构下推动海洋法理论的创新,为实现海洋区域的有效划分提供中国方案。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9013    
  
  相较于陆地,海洋受到全球重点关切的时间较晚,对应的法治体系不够完善。早期,国际海洋事务的话语权大多由美国、英国等海洋强国所把控。随着陆地资源的日益匮乏,海洋才成为人类维系可持续发展的新疆域。[1]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海洋发达国家对于海底资源勘查技术研究已颇具规模。为了避免他们肆意占有国家管辖海域之外的区域,[2]两大阵营在历经七年谈判之后创立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文简称《公约》)。[3]因此,《公约》不但代表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和利益,体现了发达国家的部分性妥协,[4]而且意味着国际海洋政治正在朝着内涵多元化、博弈和平化、格局多极化的方向迈进。[5]我们不但应该坚守《公约》的缔约国身份,更需要运用卓越的国际规则塑造能力与强大的海洋军事实力迎接掌握未来相对制海权的新机遇。[6]
  从我国国情来看,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加速走出国门、参与全球性事务、推进构建海洋强国战略刻不容缓。这也是我国参与国际海洋规则重塑的现实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与作用”。[7]因此,如何深化《公约》中既有的“共同愿望和利益”?怎样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延续《公约》的“部分性妥协”?如何实现“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的海洋法体系构建?[8]对这些问题的深度思考有助于促进我国在现行国际海洋秩序中的角色从理解和适应转变为引领和塑造。本文将从宏观的国际法则格局和微观的各国划界主张实证研究两个维度切入,研讨《公约》中特殊的划定规则实践,从适应维度下的张力诠释与重塑基调上的弹性制约两方面出发,对规则的实践边界进行再探讨。
  一、问题的缘由:规则“不明”与审议的非终结性
  从规则演变史的层面来看,海洋技术的迅速发展,陆地资源的日益匮乏,以及国际海底区域刮起的“第三阵风”,[9]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初步的启示:谁能够主张更多的海底资源,谁就掌握了海洋的主导权。因此,纵使格劳秀斯掀起了轰动全球的“海洋自由论”,[10]也未能阻挡17世纪领海制度的正式确立。[11]1930年伊始,国际法编纂会议上两大阵营对立局面的出现,致使越来越多的沿海国开始通过扩张领海宽度、调整计量基线、建立特殊毗连区等方式进行“海洋扩权”行动。[12]1945年9月28日的“杜鲁门宣言”正式拉开了“蓝色圈地运动”的序幕,将“扩权运动”的主战场聚焦到了全球大陆架区域。[13]自1969年北海大陆架案之后,[14]涉及大陆架划界的诉讼案件和国际仲裁数量与日俱增,成为国际司法的重要话题。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有三:第一,从地理面积来说,全球大陆架总面积约为陆地面积的18%,相当于欧洲和南美洲面积的总和。每一个沿海国家都拥有或宽或窄的大陆架,因此该区域无法被忽视。[15]第二,从资源分布来说,无论是法律意义上的大陆架亦或部分与深洋洋底衔接的地理大陆边区域,都蕴藏着大量的油气、天然气水合物等战略型能源。[16]因此,大陆架区域事关重大的国家利益。[17]第三,从法律架构来说,《公约》把全球海域划分为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区域”等单元,该划分体系还处于需要国际社会确认的阶段。“大陆架划界的国际法规则及大陆架本身的权源制度并不明确,且缺少权威的法律解释”,[18]这一属性为各沿海国进行海洋权益主张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因此,作为用以圈定沿海国最后部分管辖海域的法律路径,大陆架外部界限(以下简称“界限”)规则的适用必将是一场漫长和激烈的角力战。[19]为了抢占先机、争夺未来海洋的话语权,当在司法实践中遇到“法律不明”的问题时,[20]沿海国乃至相关国际机构纷纷致力于解释既有的法律概念或创设更为精细的规则,其用意在于对划定法则的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21]
  从实践操作的层面来看,宽大陆边的国家可以利用自然延伸主张超过200海里的大陆架区域,并对大陆架的自然资源享有主权权利。[22]紧连大陆架的向海区域为国际海底,属于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由所有国家(沿海国和内陆国)共享。[23]因此,大陆架的外部界限是沿海国可管辖的海底区域与全人类共享区域的分界线,二者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24]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得可管辖的向海区域,沿海国需要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提交大陆架外部界限主张(以下简称“主张”)的申请,并接受审议。根据《公约》第76条第8款和附件二第8条,[25]该审议流程属于“乒乓步骤”,即,可重复提交、审议、再提交、再审议,直至主张国与委员会达成共识。[26]
  截至2018年2月28日,委员会已收到了各沿海国和地区递交的78份“主张”,并已完成了其中29个案例的审议。[27]从审理的结果来看,委员会认可的区域面积一般小于沿海国申请的面积,沿海国大多存在过度主张的倾向。[28]从审议的进度来看,委员会将在2040年完成55份“主张”的审查并给出相应的建议。[29]因此,如何在规则体系内进行法的续造,同时确保体系内部的张力操作没有逾越法的边界,[30]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下文将基于规则中限定要素的特质分析,聚焦各国的“主张”及国际机构的审理意见中频发的两类实体问题,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指出在特殊地理背景下要素的张力边界和适用范围,从而推进国际海洋法体系从“法律之治”转向“良法善治”,[31]为“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法的加速发展供给新思路。
  二、理论的困境:限定要素的跨学科特质
  根据1982年《公约》,沿海国可以主张的海域包括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各国享有相应的权利、履行对应的义务。关于沿海国可主张的海洋面积,领海、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分别由距离领海基线的12海里、24海里和200海里的宽度决定。[32]唯有在确定大陆架区域向海边界线时,沿海国必须按照《公约》第76条的规定,首先识别何为法律意义上的大陆架,再根据不同的海洋地理形态确定相应的外部边界线。关于邻国间的重叠海域划分问题,分别由《公约》第15条、第74条和第83条逐一阐述。其中,第15条规定在没有历史性所有权或其他特殊情况下适用中间线划定领海的重叠区,第74条与第83条要求在《国际法院规约》38条所指国际法的基础上“公平解决”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问题。[33]
  平行对比可知,大陆架区域的确立和划分是上述四个区域中最具复杂性和灵活性的实践,无法通过简单的数值距离确立或平分方式解决,而是需要逐案在法律规则与实践操作之间寻找平衡支点,在可预测的限度内实现稳定与灵活的并存。[34]这一特性不仅来自于对公平原则的多维度解读,[35]追根溯源,大陆架的法律意涵和构成要件的留白本身就引发了诸多复杂的跨学科问题。例如,如何在多变的地理背景下有效识别“大陆边外缘(第76条第1款)”?《公约》第76条第3款和第6款界定了不同“脊”的法律效力,用意何在?《公约》第76条第4款(b)项提出的大陆坡坡底坡度变动最大之点(以下简称“最大点”)是否有且仅有一个?当存在若干备选点时,大陆坡坡脚点(Foot of the Slope,以下简称FOS)该如何选择?在用《公约》第76条第4款(a)(1)项的沉积岩厚度公式建立大陆边外缘时,是否需要权衡沉积岩相关要素(如物质来源、分布特征等)对FOS的影响?
  正如Christos博士所述,《公约》虽然提供了“界限”的划定法则,但对于怎样准确定位概念的法律地位、诠释相关限定要素的跨学科特质并进行精准的操作却保持了缄默。[36]不同的实践标准和多元化的解读将导致区域的划定和资源的分配结果大相径庭。因此,“界限”的确立问题正在经历从无人问津到白热化的构建转型过程,[37]各国的利益诉求将会以此为通道进行更加多元化的表达。[38]由于这些问题涉及文、理两大领域的交叉研究,单一学科的研究者容易陷入“把理论命题当成操作手册”的困境。[39]如何克服学科之间的间隙,合理限定法则的张力,加强实践的客观性、中立性与公正性,寻求灵活与稳定的平衡支点,是“界限”划定法则的操作难点,亦是重塑国际海洋规则的重大机遇。[40]
  虽然我国处理南海和东海海域争议的主张是通过双边协商谈判、和平解决,“在争议无法解决之时,再依据制定规则和管控危机等手段以维持和平与稳定,”[41]但纵深追踪委员会的审议路径和范式、做好引导海洋规则重塑的预案、确保争议难以避免时的优势地位更是维护海洋权益的现实需求。[42]不仅如此,自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奋斗目标之后,如何在合作与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思想下,[43]掌握更新国际海洋规则的主动权,已经正式成为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事务的主要路径。正所谓“依海富国,以海强国”,[44]新时代的中国需要通过参与国际海洋规则的重塑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45]这一举措不仅可以提升我国在国际海洋法治中的话语权、输出一贯倡导的“和谐海洋”理念和包容共存的价值观,同时还能兼顾维护全人类共同享有的国际海底区域和实现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46]
  当前,在海洋法领域,我国学者已经深入研讨了历史性权利对海洋维权的重要影响[47]以及岛屿在划界争端中的效力,并达成了可观的共识;[48]在海洋政治范畴,更多着墨于争夺制海权的路径与海洋开发所带来的可观利益研究。[49]由于历史上我们更倾向于成为被动卷入国际海洋争端事务之后奋起反抗的维权斗士,[50]所以,关于如何主动制约“界限”规则的过度张力、怎样将有利于我国的地理元素合理地融入“界限”法则的重塑等研究偏少。[51]下文将基于对沿海国“界限”主张的追踪,着力分析两类限定要素的过度张力实践所导致的操作偏离了基本法律原则的问题,明确提出划定张力边界的新思路。
  三、实践的偏离:限定要素的张力与边界
  (一)广度的延伸:似脊状地貌的续造边界
  1982年《公约》是基于人类对海洋认知的突飞猛进应运而生,其最大特点之一是引入了诸多海洋地理概念成为条款中的法律限定要素。如在《公约》第6章用3条法则引入的“深洋洋底及其洋脊”“海底洋脊”“海底高地”等似脊状地貌,它们在大陆架外部边界的确定中具有不同的外延效力,如何界定其效力的续造边界成为操作中的难点问题:
  第76条第1款: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到大陆边的外缘的距离不到二百海里,则扩展到二百海里的距离。
  第76条第3款:大陆架包括沿海国陆块没入水中的延伸部分,由陆架、陆坡和陆基的海床和底土构成,它不包括深洋洋底及其洋脊,也不包括其底土。
  第76条第6款:虽有第5款的规定,在海底洋脊上的大陆架外部界限不应超过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三百五十海里。本款规定不适用于作为大陆边自然构成部分的海台、海隆、海峰、暗滩和坡尖等海底高地。
  遵循最基本的文义解释,上述条款清晰阐明了大陆架的法律属性,[52]以及不同地理背景下大陆架主张范围的差异。[53]一般来说,大陆架是沿海国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在空间上与大陆边(地理概念)相依存。当沿海国大陆边过窄(小于200海里)时,大陆架宽度为法定的200海里。当沿海国水下陆地延伸具备优势,大陆架随着大陆边向海方向进行延伸,即,大陆边的发育状态直接影响大陆架主张的最终宽度。从地理学角度看,似脊状地貌(地理概念)是较大规模凸起的海底区域,发育于大陆边并向洋底延伸,总体形态狭长、两侧陡峭。[54]从法学视角来看,根据上述条款,似脊状地貌可分为深洋洋脊、海底洋脊和海底高地三种类型,利用不同的类型进行“界限”主张可获得的海洋权益宽度之差可高达150海里(约为278千米)。
  由于在《公约》亦或海洋自然科学中都没有对这三种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如何识别不同的似脊状地貌的法律属性成为了争议问题。目前,沿海国和委员会均已认识到该限定要素对“界限”的确定会产生重大的影响。[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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