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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应用法学》
灵活监管:无人机飞行监管理念及其展开
【作者】 王锡柱
【作者单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研究人员}
【分类】 科学技术管理法【中文关键词】 无人机;灵活监管;放管服;分类管理
【英文关键词】 UAV; smart regulation; management service;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6
【页码】 65
【摘要】

无人机产业发展迅速,其在民事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的同时也隐含风险,无人机飞行监管成为监管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无人机种类多、用途广、性能差异大,若以传统航空器监管模式为蓝本,将严重制约无人机产业发展。为达到在保障飞行安全的同时促进无人机产业发展的目标,应以灵活监管为指导理念建构监管体系。无人机灵活监管可从四方面展开:一是注重政府、市场分工、参与及合作;二是遵循放管服的监管逻辑,以放为主,适当监管,注重服务,实现无人机飞行的社会效益;三是遵循分类管理的方法,对于不同用途、不同风险无人机进行不同程度的监管;四是完善监管策略,根据比例原则选择适当监管措施。

【英文摘要】

The UAV(Unmanned Aerial Vehicle) indus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It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civil field and also has hidden risks. The UAV flight supervis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UAVs have many types; many uses and large differences in performance. If they are modeled on the traditional aircraft monitoring model, they will severely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AV industry. In order to ensure flight safety while not severely constra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UAV industry, a supervision system should be constructed with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smart regulation. The smart regulation of UAVs can be carried out in four aspects: First, i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joint participa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Second, it should follow the supervision logic that mainly focus on the devolution of power, do proper monitoring and service oriented. The third is to follow the method of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different types of UAVs with different risks are subject to different degrees of supervision. Fourth is to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strategy and select the appropriate supervision metho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2982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发展已经成为今日社会不可逆之潮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为建设科技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1]无人机技术作为前沿技术,以传统航空技术为依托,强化了智能化趋势,其科技价值不容小觑。发展无人机产业是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若其得到大规模应用,对于未来空中交通布局影响深远。

无人机可执行诸多任务,现已用于抢险救灾、地形勘测、线路排查、农林植保、新闻采访等领域,未来还可大规模用于运输,应用前景广阔。随着无人机产业的快速发展,其在多个领域得到应用,与之相伴的运行风险也日益增加。[2]无人机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感知—规避能力”,其命令—控制系统中存在弱点,缺乏标准的防故障装置,不必遵循大型传统航空器所要求的种类繁多的安全检查标准。[3]由于这些缺陷,无人机容易出现故障,引发事故。另一方面,无人机可进入军事基地刺探情报,侵入机场净空区域影响航班运营,无人机的机载摄像头能够拍摄图片、视频,记录信息,侵犯个人隐私。利用无人机危害国家安全、扰乱航空秩序、侵扰公民权利者不乏其人,无人机飞行风险亟须监管。

从现有的法律体系来看,对于无人机飞行权利的确认和对其可能造成危害的监管并不充分。现行法律体系以传统航空器和公共交通运输航空为中心,相应规则很难直接适用于无人机。无人机与传统航空器虽然都属于航空器,两者具有共性,然而,两者也具有不同之处。一是无人机操作者不处于驾驶舱内,可实现远程操控,甚至是自主飞行。二是无人机与传统航空器飞行高度、速度不同,对于空域的利用范围存在差异。三是无人机的用途不同于传统航空器。若以传统航空器的监管理念与规则为标准,将其直接适用于无人机监管,可能移橘为枳,收效甚微。认识到无人机的特殊性与监管的必要性,众多国家和区域组织,甚至是国际民航组织都着手制定无人机监管规范。我国无人机产业在世界占据优势,为保障无人机飞行安全的同时避免对产业发展形成过度限制,使无人机产业沿着正确轨道发展,应尽快制定并完善监管规范。

一、风险社会视域下无人机飞行监管之正当性

(一)无人机基本概念

无人机(drone),是由控制站管理(包括远程操纵或自主飞行)的航空器。无人机这一概念源自于其在飞行中总是嗡嗡作响,所以在英语世界一开始采用“drone”作为无人机的代称。由于“drone”容易让人联想到其军事应用背景,使其在政治上不受欢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现在开始避免使用这一表述,采取了更技术化的表述。“drone”使用频率的下降,这导致了无人驾驶航空交通工具(UAV: Unmanned Aerial Vehicle)的出现。近期,出现的重大术语转换是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UAS: Unmanned Aircraft System)开始广泛使用。[4]远程驾驶航空器(RPA: Remotely Piloted Aircraft)的表述也得到广泛应用,但是在研究中使用无人机(drone)这一称谓的依旧居多,为便于交流,本文依旧使用无人机这一概念,其与传统航空器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无人机操作者不必在航空器驾驶舱中,而是可以实现远程操作,或者为无人机预先划定路线,使其沿着预定路线自主飞行。所以,无人机并不是真正的无人,而是指操作者无须在驾驶舱内进行操作。

无人机是无人机系统(UAS :Unmanned Aircraft System)的组成部分,无人机飞行是依靠整个无人机系统完成的,离开无人机系统就无法正确认识无人机。一般而言,无人机系统包括天、地、通、载四大构成部分。其中,天是指在空中飞行的无人机,地是指地面的控制站以及其他地面设备,通是指地面控制站与空中无人机联系起来的指令与控制数据链路,载是指无人机为实现特定任务所配备的载荷,例如航拍所需要的录像设备,植保类无人机所需要的农药喷洒设备等。无人机只是无人机系统的一部分,无人机飞行监管须关注无人机系统整体。

(二)无人机飞行风险及其实例

现代社会中的科技发展与风险相伴而生,科技发展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满足了人们生产生活需要,提高了人民生活质量,同时也将人类置于文明的火山口上。无人机技术在惠及普罗大众的同时也隐含风险。随着无人机的应用,其对于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公民权利隐含的风险逐渐显露出来,且已经具有实例。

首先,无人机飞行可能威胁国家安全。无人机在民事领域应用时间较短,但是其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已具有较长历史。无人机应用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并在二战期间被用于执行监视活动。[5]直到几年前,“无人机”这个词最有可能让人联想到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应用的军事科技。[6]随着无人机技术发展以及军民融合进程的加快,民用无人机的功能越来越齐全,甚至具备很多军事功能,可执行军事任务。例如,民用无人机的载荷中带有摄像设备,可用于侦察,通过进入军事基地上空,获取军事基地信息,对于国家军事安全造成威胁。2012年,一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研究生将塑料爆炸物放入小型无人机中,操作它们进入了五角大楼、白宫和国会大厦。2015年4月,曾有无人机装载放射性物质进入日本首相办公地点。[7]2017年5月18日,一架带有摄像装置的无人机闯入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的某重点单位上空,盘旋、拍摄。[8]此外,利用无人机运载武器、危险生化物品或者恐怖组织利用无人机进行射击也被认为是无人机危害的一部分。[9]

其次,无人机飞行可能威胁社会秩序。无人机飞行需要以空域为依托,若其进入机场净空区域,将危害公共运输航空器的飞行安全,对于空域的有效利用,甚至是整个机场及机场周围的安全造成隐患。当无人机侵入机场净空区域,航空器不能正常起飞,情况严重时,将造成大区域、长时间延误,引发航空旅客不满,甚至可能导致航空公司与航空旅客的大规模冲突,扰乱社会秩序。2017年4月22日,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共计遭遇4架“黑飞”无人机干扰,导致58个航班备降西安、重庆、贵阳和绵阳机场,4架飞机返航,超1万旅客出行受阻被滞留机场。[10]引起更大轰动的是2018年12月份,两架无人驾驶航空器侵入伦敦盖特威克机场,三天内1000多个航班改道或取消,影响超过14万名乘客。[11]当无人机飞越人口密集区,或者飞越正在举办大型活动的场所时,可能引起恐慌,造成混乱,将对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

再次,无人机飞行可能侵害公民权利。一方面,与传统航空器一样,无人机同样会坠落,造成地面人员人身或者财产的损害。例如,2012年,厦门某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所有的无人机在厦门市翔安区某中学门口公路附近紧急着陆时,与陈某驾驶的轿车相碰撞,导致无人机与轿车不同程度损伤。[12]另一方面,无人机多携带摄像头,这赋予了其拍照、录像、储存数据的能力。除了高分辨率的摄像头和麦克风,无人机还可以配备热成像和拦截无线通信的能力。[13]这为无人机在空中侵犯个人隐私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而且无人机云的开发者也可能对于个人隐私造成侵害。现代消费无人机是在无人机制造商开发的应用程序的帮助下运行的,这样的应用程序包含大量的数据,飞行员拍摄的图像和视频等数据都会自动同步到制造商拥有的云数据库,因此无人机的用户不会有机会隐瞒数据,很明显这些信息会以多种方式使用,包括可能的滥用。[14]实际上,美国就曾借助直升机在公民住宅上空收集信息,无人机普及以后,此种信息收集任务更为便利,公民的个人信息也将更容易受到侵犯,应当对此充分重视。

(三)无人机飞行监管的法律依据

现代法治社会越来越强调权利,无人机飞行是无人机用户行使所有权的延伸,空域的公共属性也为飞行自由提供了保障,由此,监管者不得任意限制无人机飞行。然而,权利保护并不是绝对的,与其说无人机飞行是一种绝对权利,毋宁说飞行权利的行使是戴着镣铐跳舞的过程。无人机飞行有诸多隐患,若只强调权利而忽视其滥用可能对于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实非明智之举。卧槽不见了

无人机飞行隐患不可忽视,国家所担负的管理与服务职能皆为相关部门对无人机实施监管提供了正当性。一方面,无人机黑飞导致秩序混乱,威胁国家、社会、公民个人权利,国家必须进行有效管理,保障社会秩序。另一方面,缺少监管规则将损害无人机用户自身以及整个产业的发展。缺少监管措施,对于用户而言,可能使无人机相撞造成财产损失,对于国家公共利益而言,无人机无序飞行不利于空域资源的有效利用。为了保障航空秩序,国家相关部门应当制定无人机飞行规则,并进行有效监管,提供空中交通服务,让无人机安全飞行,维护无人机用户以及其他主体的自由和权利,使无人机产业健康发展。

在法律层面上,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此条文为权利与自由设定了界限,权利的行使不能超越这一边界。另外,我国《民用航空法》一方面在第70条与73条规定了国家对空域实行统一管理,空域交通管制部门负责划定管制空域内的空中交通管制,另一方面在第3条规定了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对全国民用航空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空域作为无人机的活动区域,国家对于空域的管理职能赋予了相关部门对无人机飞行实施监管的权限。更为明确的是,我国2018年12月份对《民用航空法》作出了修改,专门增加了第214条:“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对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修改理由明确提出:“为了给无人驾驶航空器监管立法提供法律依据,需要作出授权性规定。为此,草案新增了民用航空法第214条,授权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对无人驾驶航空器作出特别规定。”[15]由此,国务院与中央军事委员会对无人机的监管权限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

二、灵活监管:无人机飞行监管理念之革新

(一)无人机飞行监管的目标

立法是以解决具体问题为面向的,无人机飞行监管立法应针对无人机飞行问题确立立法目标。无人机飞行监管立法中应将维护航空安全与秩序作为飞行监管的首要目标。除此之外,保障飞行用户权利,维护飞行效率,促进无人机飞行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也是无人机飞行监管法律制度建构的重要目标。

其一,航空安全与秩序是航空业发展中的永恒主题,在无人机产业发展中应当对此予以明确。国际航空领域的宪章性文件《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在序言中将保障国际民用航空按照安全和有秩序的方式发展作为公约订立目标之一。[16]当无人机进入空域飞行,必然对其他空域用户造成影响。无人机驾驶航空器在空域中飞行,一旦发生问题极难控制,如欲挽救更是困难重重,无论是航空器在空中相撞,还是无人机坠落造成地面人员的损伤或者损害,都将对于国家利益、公民权利造成损害,无人机飞行安全问题理应受到充分重视。

其二,无人机飞行是用户以航空器所有权为基础,在具有公共性的空域资源中进行飞行,借以实现特定目的之行为。我国《民用航空法》第1条将维护民用航空权利,保护民用航空活动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作为立法目的之一的用意也正是如此,在无人机飞行监管中应对此予以延续与贯彻。

其三,飞行监管法律制度需要促进无人机产业的健康发展。现代社会中,科技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国家对于科技发展的态度能够直接影响国家综合国力。无人机产业是国家新兴产业的代表,据艾瑞咨询发布的《2016年中国无人机行业研究报告》,预计到2025年,国内小型无人机市场规模将达到750亿元。[17]我国的消费型无人机产业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创造的就业岗位不可忽视。此外,无人机在应急救援、人员搜索、环境监测、交通巡逻、电力监测、农林植保等领域大有可为,具有光明的应用前景。无论是从推动就业还是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层面,无人机产业都具有重大意义。

(二)我国现行飞行监管立法的内容及其不足

我国无人机立法框架现以《民用航空法》为主干,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共同辅助,既有与传统航空器共同适用的规定,也有针对无人机而单独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法律层面上,无人机飞行应当遵循《民用航空法》的规定,在行政法规层面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规则》和《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条例》对于无人机飞行具有相应效力。在具体规章层面上,更加广泛,《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规则》《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和《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合格认证规则》都具有适用于无人机的空间。此外,我国已制定了多部规范性文件,具体规范性文件及其效力如下表:

无人机管理规范性文件及其效力

┌────┬────────────────────────┬────────┐
│时间  │文件名称                    │效力状态    │
├────┼────────────────────────┼────────┤
│2009  │关于民用无人机管理有关问题的暂行规定      │有效      │
├────┼────────────────────────┼────────┤
│2009  │民用无人机空中交通管理办法           │失效      │
├────┼────────────────────────┼────────┤
│2013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管理暂行规定    │失效      │
├────┼────────────────────────┼────────┤
│2014  │关于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资质管理有关问题│失效      │
│    │的通知                     │        │
├────┼────────────────────────┼────────┤
│2015  │关于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频率使用事宜的通知    │有效      │
├────┼────────────────────────┼────────┤
│2016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空中交通管理办法     │有效      │
├────┼────────────────────────┼────────┤
│2016  │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管理规定            │有效      │
├────┼────────────────────────┼────────┤
│2017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制登记管理规定      │有效      │
├────┼────────────────────────┼────────┤
│2018  │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         │征求意见    │
├────┼────────────────────────┼────────┤
│2018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经营性飞行活动管理办法(暂行) │有效      │
├────┼────────────────────────┼────────┤
│2018  │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    │
├────┼────────────────────────┼────────┤
│2019  │轻小无人机运行规定               │征求意见    │
├────┼────────────────────────┼────────┤
│2019  │轻小型民用无人机飞行数据报送及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    │
├────┼────────────────────────┼────────┤
│2019  │基于运行风险的无人机适航认证指导意见      │有效      │
├────┼────────────────────────┼────────┤
│2019  │特定类无人机试运行管理规程(暂行)        │有效      │
└────┴────────────────────────┴────────┘

从现有立法看,无人机飞行监管主要分为两部分内容,一为飞行准入监管,一为飞行运行监管。其中,准入是指无人机需要满足一系列前提条件才能够具有进入空域的合法飞行身份。运行监管是指无人机在进入空域之后应当遵循的操作标准与运行规则。飞行准入包括适航条件、登记条件、驾驶员执照条件、申请程序、经营执照条件、强制保险等内容,运行监管包括飞行区域设定、空中交通管理规则、无线电使用、飞行速度和飞行间隔以及飞行应急措施等内容。

一方面,为控制飞行风险,满足安全飞行需求,无人机进入空域前必须满足相应的飞行准入条件。2016年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空中交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2016年《交通管理办法》)中得到明确,该办法第7条规定,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进入空域前需要进行的12项评估,内容大体可分为实质性条件和程序性条件。实质性条件是指为满足飞行安全,无人机本身应当具备何种性能,操作者、运营者应当具备何种资质,飞行前是否需要提供保险等外部保障等。程序性条件是指飞行前是否需要登记、是否需要提交飞行申请计划以及飞行计划是否需要审批。我国无人机驾驶员资质按照无人机重量、飞行高度、飞行区域、飞行用途进行分类管理,但是内容参照了传统驾驶员资质的考核内容。在适航层面上,2019年《适航认证指导意见》对无人机的适航认证的总体思想、指导原则、实施路线、保障措施进行了明确,但是依旧属于宏观上的指导措施,具体规则还在制定之中,在具体规则出台之前,适航认证路径依旧是遵循2009年的《暂行规定》,参照传统民用航空器适航规则。在保险层面,从现行规定来看,无论无人机型号和用途如何,运行前都必须投保第三者责任险。除去以上实质性要求,在程序上也具有相应要求,其主体内容为无人机的飞行申请。2018年《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对部分运行场景的飞行计划申请与批复流程作出适当简化。然而,这一条例尚未生效,依旧缺乏有效率的飞行申请与审批与监督程序,飞行合法身份的获取并不容易。航空器权利登记与国籍登记也是飞行前的必经程序。2016年的《交通管理办法》将国籍登记作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是否满足空域运行安全要求的内容之一。2017年《登记管理规定》适用于单机最大起飞重量大于250克的无人机,无人机用户若不遵循规定登记,将被视为违法行为。所以,从现行有效规定来看,所有无人驾驶航空器在进入空域前皆须进行国籍登记,250克以上的无人驾驶航空器都应进行实名登记。

另一方面,运行监管是飞行监管的另一组成部分。无人机运行监管是指对其进入空域之后至降落之前飞行动态的监管。首先,无人机运行监管核心在于对可运行空域进行划定,禁止或者限制无人驾驶航空器驶入特定空域,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维护公民权利。但是,禁飞空域过多,且呈现出较大的变动性,用户难以及时掌握禁飞信息。其次,运行监管的重心是空中交通管理,2016年9月21日,空管办公室发布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空中交通管理办法》,其适用于依法在航路航线、进近(终端)和机场管制地带等民用航空使用空域范围内或者对以上空域内运行存在影响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活动的空中交通管理工作。此外,我国对于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中的紧急处理程序极为关注,从对于操作员飞行事故的知识储备到出现紧急情况时的处理都进行了相应规定。2016年的《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管理规定》明确了驾驶员应当具备无人机系统通用应急操作程序,就飞行技能与经历要求层面而言,驾驶员要求具备应急飞行程序操作能力,包括发动机故障、链路丢失、应急回收、迫降等。

无人机与传统航空器有别,但是从我国现行立法来看,并未充分顾及无人机特征,而是延续适用传统航空器飞行监管立法模式,对无人机造成了过度监管。

首先,民用无人机飞行监管立法框架以传统航空器监管框架为蓝本,传统航空器飞行监管的内容几乎被整体移植到无人机飞行监管进程中。传统航空器的飞行监管内容涵盖了驾驶员资质、适航审查、登记注册、飞行申请、强制保险、无线电使用、空中交通管理、应急救援,内容广泛,无人机飞行监管立法则直接将诸多要求移植到飞行监管规则中,严重限制了飞行用户权利。25千克以下的无人机占到总数的90%以上,传统航空器重量远远超出25千克这一阈值。而且,无人机多在低空飞行,执行的任务具有多样性,需要具备灵活性,将传统航空器的监管事项径直移植到无人机飞行监管体系中,对飞行效率造成了过度限制。

其次,在民用无人机飞行立法中延续了传统航空立法中的预防型监管模式,将大量的飞行监管内容集中到事前监管阶段,使无人机在进入空域前就须满足繁苛的条件,在监管手段上不成比例。传统航空器都是载人飞行,为了保障机上人员安全,不得不采取诸多事前监管措施。然而,无人机以不载人为原则,几乎不必担心飞行对机上人员的损害,将以载人运行为主体的传统航空法体系转化适用于无人机,并将预防型监管手段作为主要监管手段,阻碍了无人机飞行效率。预防型监管倾向于采取强度较高的事前监管手段,在监管措施的实施中,其并不是仅仅在程序上采取形式主义的手段,而是采取实质主义的干预手段,对于众多内容进行实质的审查,从驾驶员执照到适航标准,再从国籍登记与实名登记到飞行申请,前置程序繁杂,保障了安全却限制了用户飞行权利。

再次,在飞行监管立法的侧重点上,监管集中于对飞行用户的事前监管,即对于运营者与驾驶员资质的监管,而忽视了其他的替代性监管方式。2009年以来,无人机监管立法得以逐步推进,其中专门规范驾驶员的文件已经几易其稿,远非其他模块可以比拟。从长远来看,无人机从远程驾驶向自动化驾驶转变,技术将在飞行中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驾驶员的重要性可能逐渐减弱,与技术相关的适航标准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然而,在现行飞行监管体系中,驾驶员依旧是规范的主要对象,规范重视人的行为而非无人机的产品与技术问题。由于过分重视无人机驾驶员飞行资质,导致了监管重点集中到飞行用户身上。然而,与传统的航空器有别,用户在大部分情况下并不将无人机作为航空器对待,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娱乐产品或者是作为一种应用于特定行业的基本工具,按照载人航空器对其进行监管不符合用户预期,对于飞行用户施加了过多压力,可操作性不强。

最后,无人机飞行监管以政府为主导,主要采取强制性监管手段。在无人机飞行监管法律制度建构中,以传统航空器为蓝本的监管体系和预防型监管理念必然导向政府主导,并运用强制性手段实施监管。传统的航空器飞行监管的严格监管决定了其中具有众多强制性手段,而此类手段难以为私人主体所享有,私人主体并不具有相应的权限,更无法应用某些监管工具。所以导致了民用无人机立法中对于行政主体与强制性监管工具的过度依赖。从现在的飞行监管制度来看,政府监管牢牢占据主导地位,政府以监管主体自居,无法与用户形成有效交流与沟通,政府的程序性要求与强制性的监管手段又不易变通,由此导致用户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诉求,无法进行灵活处理,在过度监管的路径上越走越远。

(三)灵活监管理念之提出及其应用框架

无人机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飞行监管成为立法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无人机在民用领域的价值已经初露端倪,随着技术的发展,其极有可能成为一种基础性工具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之中。但是,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其监管需求远远超出监管机构的监管能力,大量涌现的新兴技术对于长期延续的监管规则形成了冲击。[18]原有监管理念在一些领域继续发挥余热,在一些新兴领域却鞭长莫及。

从民用无人机飞行监管立法的需求而言,与其对新技术采取削足适履的监管策略,不如跳出载人航空监管模式,对于新技术采取量体裁衣的方式。其实,为了应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早有学者对于监管理论进行了革新,在已有监管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诸多新型监管理论,寻求更为恰当的监管进路,元监管、自我监管、回应型监管、灵活监管等监管理论开始出现并得到广泛应用。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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