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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应用法学》
粤港澳大湾区民商事司法协助的现状与未来发展
【作者】 张淑钿【作者单位】 深圳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分类】 司法
【中文关键词】 区际私法;区际司法协助;粤港澳大湾区;区际司法协助安排
【英文关键词】 Inter-regional private law; Regional judicial assistanc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arrangement of regional judicial assistance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6
【页码】 114
【摘要】

港澳回归以来,以内地法域为整体与港澳之间签订的多项民商事司法协助安排构成粤港澳大湾区民商事司法协助的制度基础。但是内港澳民商事司法协助存在制度实施进程缓慢、民商事司法协助范围局限、民商事司法协助方式相对保守以及民商事司法协助制度构建碎片化的问题,影响了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制度的运作效果,也与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的需求不相适应。根据《香港基本法》第95条和《澳门基本法》第93条,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可以由多元主体采用多种模式在多个领域推进司法联系与相互协助,为粤港澳大湾区加强民商事司法协助提供了法律依据。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探索推进民商事司法协助模式的多样化,完善和拓展民商事司法协助内容,创新民商事司法协助方式并打造大湾区民商事司法协助中心,以推进民商事司法协助的高效化、常态化和制度化发展。

【英文摘要】

Since the return of Hong Kong and Macao, the mainland, as a role of an independent and complete jurisdiction, has signed plenty of arrangements for civil and commercial judicial assistance with Hong Kong and Macao, which has formed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 of the civil and commercial judicial assistance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owever,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civil and commercial judicial assistance system, for instance,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system is slow, the scope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judicial assistance is limited, the method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judicial assistance is relatively conservativ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is totally fragmented. These problems affect the operation result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judicial assistance system and make it hard to meet the need of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ince Article 95 of the basic Law of Hong Kong and Article 93 of the basic Law of Macao provide the legal basis to strengthen the judicial contact and mutual assistance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regional judicial assistance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can be promoted by multiple institutions in many fields. In the futur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hould explore a variety of modes of judicial assistance, constantly expand the content of judicial assistance, innovate the method of judicial assistance and build a civil and commercial judicial assistance center in this area. In conclusion, through these measures to promote efficient, normalizing and institutionalized development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judicial assistance system.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2984    
  
  

自港澳回归以来,内地与港澳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稳步推进。1999年1月,内地与香港签订了第一个民商事司法协助安排,截至今日,内地与港澳共签订民商事司法协助安排10项,港澳特区之间签订民商事司法协助安排2项。然而,当前内港澳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也存在着协助模式单一、协助机制相对保守、协助制度碎片化的现象,影响了内港澳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的制度化进程。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司法协助。为此,需要探寻在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加强粤港澳大湾区民商事司法协助的目标和依据,以及应该通过哪些路径在哪些领域予以推进。

一、粤港澳大湾区民商事司法协助的制度基础与特点

港澳回归后,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香港基本法》)第95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通过协商依法进行司法方面的联系和相互提供协助”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澳门基本法》)第93条“澳门特别行政区可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通过协商依法进行司法方面的联系和相互提供协助”,内地与港澳达成了多项民商事区际司法协助安排。截至今日,内地与香港共签订7项民商事司法协助安排,分别是1999年1月签署的《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以下简称《内港送达安排》)、1999年6月签署的《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内港仲裁安排》)、2006年7月签署的《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内港协议管辖判决安排》)、2016年12月签署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调取证据的安排》(以下简称《内港取证安排》)、2017年6月签署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内港婚姻家事判决安排》)、2019年1月18日签署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内港判决安排》)、2019年4月2日签署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以下简称《内港仲裁保全安排》)。内地与澳门共签署3项民商事司法协助安排,包括2001年生效的《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的安排》(以下简称《内澳送达和取证安排》)、2006年生效的《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内澳判决安排》)以及2008年生效的《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内澳仲裁安排》)。香港与澳门也签署了2项民商事司法协助,分别是2013年1月签署的《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以下简称《港澳仲裁安排》)以及2017年12月签署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对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的安排》(以下简称《港澳送达安排》)。上述安排中,有8项安排已经生效实施,另有4项安排(《内港婚姻判决安排》《内港判决安排》《内港仲裁保全安排》《港澳送达安排》)尚未生效。内地与港澳达成的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安排构成了粤港澳大湾区民商事司法协助的制度基础。

在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安排框架下,粤港澳三地法院重视和积极推进民商事司法协助案件办理。广东法院受理了大量的涉港澳民商事和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案件。“2013—2018年,广东省审结涉港澳台、涉侨一审案件3.6万件,司法协助案件9867件。”[1]“2018年广东省法院审结涉港澳台民商事一审案件1.2万件,办理区际司法协助案件2233件。”[2]在民商事司法文书送达领域,广东法院“2016年办理涉港司法文书送达案件835件,占全国涉港文书送达案件的42%”。[3]香港,在民商事文书送达领域,“1999年内地委托香港送达的司法文书数目为319宗;2016年是1325宗,增加了3倍多。同一时间段,香港委托内地送达的司法文书数目由40宗增加到450宗,增加了10倍。”“1999年到2016年内地法院与香港法院成功送达司法文书的平均比率分别为49.6%及37.4%”。[4]在仲裁裁决执行方面,从2000年《内港仲裁安排》生效到2016年12月31日,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共接到143宗执行内地仲裁裁决的申请,这些申请全部获得批准。[5]在澳门,从2001年9月15日《内澳送达和取证安排》生效到2017年底为止,澳门终审法院共收到内地法院委托书952件,成功执行618件,成功率为65.74%。澳门向内地转移送达特区法院的委托书共403件,成功执行180件,成功率为46.63%。从《内澳仲裁安排》和《内澳判决安排》生效后到2017年底,澳门中级法院受理的对由内地法院或者仲裁员作出裁判的审查及确认请求案件共189件,其中已经审结167件,获得中级法院确认的裁判158件,不获确认的裁判1宗,其余未经审理结案8件。从2013年12月16日《港澳仲裁安排》生效以来,目前澳门中级法院尚没有收到有关请求事项,但自澳门回归到2017年底,澳门中级法院根据澳门《民事诉讼法典》第1199条的规定,审理了涉及香港及台湾地区仲裁裁决审查和确认案件154件。[6]

此外,在粤港澳大湾区法院探索推进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制度的个案创新方面,2010年香港终审法院率先通过个案认可和执行了内地婚姻判决,[7]并促使香港立法会修订了香港《婚姻法律程序与财产条例》,打开了内地婚姻家事判决在香港获得认可的道路。[8]随后,2011年广东地区法院也率先在内地认可和执行香港法院离婚判决。

此后,从2011年到2016年4月,广东、上海、北京、重庆等法院共有20起案件认可了香港法院离婚判决。[9]在两地法院司法实践的基础上,2017年《内港婚姻家事判决安排》得以成功签署。粤港澳大湾区司法实务的个案探索体现了三地司法互信,推动内港澳民商事司法协助的制度发展。

可见,以内港澳民商事司法协助安排为制度基础,以送达、取证、仲裁裁决和判决认可执行等司法协助领域的制度构建为主要内容,在司法实务中积极落实并有力推进民商事司法协助制度完善,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司法互信是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民商事司法协助的主要特点。

二、粤港澳大湾区民商事司法协助的问题与挑战

根据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将建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圈”“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大湾区经济合作和民生往来进一步密切,也将带来民商事纠纷的进一步增加,这迫切需要加强粤港澳大湾区民商事司法协助制度的高效化、常态化和制度化构建,以提高纠纷解决过程的通畅性。在此背景下,回顾过往,内港澳民商事司法协助在成绩之外,也存在以下需要进一步加强完善的问题。爱法律,有未来

(一)民商事司法协助制度实施缓慢与大湾区实践需求迫切之间的时间脱节

安排模式是我国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的主要模式,指根据《香港基本法》第95条或《澳门基本法》第93条,由内地、香港特区和澳门特区就双方的民商事司法协助问题进行协商。对于协商的成果,内地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生效执行,香港由立法机关修改或制订相关法律予以生效执行,澳门以刊宪形式予以生效执行。其中,安排的磋商签署需要各方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性意见,安排的转化生效需要各方完成内部转化生效程序,这是安排模式实施的两个重要环节,却也是当前造成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制度化进展缓慢的两个突出环节。以内地和香港婚姻家事判决认可和执行为例,香港回归后,内地与香港婚姻家事判决的正常流通机制中断,亟待双方达成相关安排。2011年2月28日,广东省高院表示广东作为先行先试地区争取在现行法律框架内灵活解决这一问题。[10]2011年5月23日,香港特区政府首次向立法会提交有关讨论资料,认为“适宜就是否有需要为推动两地在婚姻事宜上的司法合作与内地展开磋商”。[11]此后,从2011年到2016年间内地与香港开展多轮磋商,最终在2017年6月20日签署了《内港婚姻家事判决安排》,完成了安排的磋商签署环节。随后,安排进入内地与香港各自的转化实施程序。2018年3月26日,香港特区政府向香港立法会提交了《内地婚姻家庭案件判决(交互认可及强制执行)条例草案》》,表明将在2018年底向香港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12]2019年2月8日到3月8日,香港政府就条例草案开展公众咨询。[13]然而,时至今日,该条例草案仍未获香港立法会通过,但此时距离最初两地开始《内港婚姻家事安排》的磋商已经过8年,进展之慢、时间之长令人叹息。

与内港婚姻家事判决流通制度迟迟无法落地和生效相比,内港跨境婚姻家庭关系与经济往来日益频繁。2009年香港特区登记跨境婚姻占婚姻总数的32%。[14]2009年香港特区家事法庭审理的涉及内地婚姻案件占离婚案件总数的20%。[15]2001年内地产妇在香港所生活产婴儿(即双非儿童)7810人,2011年达到43982人,已接近当年香港新出生婴儿的半数。[16]2017年底,广东企业占在港上市的内地企业约21%。[17]现代社会的婚姻家事案件不仅仅涉及家庭成员间的人身关系案件,也牵涉家庭成员之间以及家庭与第三方之间复杂的财产关系和商事关系。夫妻财产关系、父母子女财产关系、财产继承关系与相关公司股权纠纷、合同纠纷、保险权益纠纷等商事纠纷密切相关,婚姻判决的不流通直接影响到商业社会经济关系的稳定性。内港澳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安排制度实施的进程缓慢,直接造成制度供给与实践需求之间的时间脱节。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进,民商事交往日趋紧密,提高粤港澳大湾区民商事司法协助的制度供给效率,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二)民商事司法协助领域局限与大湾区实践需求扩大之间的范围脱节

民商事司法协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民商事司法协助指送达和取证,广义的民商事司法协助还包括仲裁裁决和判决的承认和执行。经过二十年发展,内地与港澳民商事司法协助在送达、取证、仲裁裁决和法院判决认可和执行四个领域均实现了制度突破。但是由于制度建设不均衡,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领域仍未实现全面制度化。从法域的角度,香港与澳门至今仍未签署调查取证以及民商事判决流通的司法协助安排。从领域的角度,多项民商事司法协助安排也规定了严格的适用范围限制。以内地与香港民商事判决的认可和执行为例,迄今为止,共签署2006年《内港协议管辖判决安排》、2017年《内港婚姻家事判决安排》以及2019年《内港判决安排》三项安排,但仍有为数不少的判决类型无法根据上述安排获得认可与执行。以2019年《内港判决安排》为例,其明确排除适用于以下案件:部分婚姻家事案件、继承案件,部分知识产权案件、海商案件、破产案件、部分涉仲裁案件、认可和执行其他国家和地区判决的案件等。因此,即便未来2017年《内港婚姻家事安排》和2019年《内港判决安排》均获得生效实施,上述案件判决依旧不能实现获得认可和执行。

这些被排除在现有安排之外的案件类型,却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重要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强化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建立完善知识产权案件跨境协作机制”。在海商领域,《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现代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巩固提升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地位,支持香港发展船舶管理及租赁、船舶融资、海事保险、海事法律及争议解决等高端航运服务业”。在破产案件涉及的市场规则领域,《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进一步优化珠三角九市投资和营商环境,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在仲裁等纠纷解决领域,《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国际仲裁中心,支持粤港澳仲裁及调解机构交流合作,为粤港澳经济贸易提供仲裁和调解服务”。内港澳民商事司法协助安排适用范围的局限性,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目标存在着一定的范围差距。粤港澳大湾区能否先行先试推进上述领域民商事司法协助领域的制度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更广泛意义上的司法协助与合作制度,将有助于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与支持。

(三)民商事协助方式相对保守与大湾区发展定位之间的制度脱节

通过协商寻求最大共识是安排机制的重要特征,因此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机制往往趋于谨慎。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发展和制度的变迁,早期部分安排确立的区际司法协助方式也逐步呈现出相对保守的现象,突出体现在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方式远远滞后于现代社会电子信息化发展的趋势。近年来,电子信息技术因其便捷和低成本而在民商事司法协助领域,尤其是在送达和取证领域受到重视。在国际社会,2003年、2009年及2014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特委会都讨论了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司法协助的议题。2001年《欧盟域外取证规则》第10条第4款规定:“请求法院可以要求被请求法院在取证时使用通信技术手段,如使用视频会议和电话会议等。被请求国应当按照这一要求执行,除非与其国内法相冲突或者实际执行存在困难。在此情形下,被请求国法院也应当通知请求法院。”在内地,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电子取证进行了规范,2012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第87条正式确立普通程序中电子送达与传统送达方式具有同等效力。香港立法虽尚未对电子送达作出规定,但已有案例显示法官会在特殊条件下允许电子邮件送达方式。[18]香港《证据条例》第76条第2(a)款对信息技术在民商事案件中的运用也持开放态度。2003年向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反馈中,澳门表示接受外国用电子方式发出的取证请求。[19]但是,在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安排中,无论是制定于早期的1999年《内港送达安排》和2001年《内澳送达与取证安排》,还是签署于近期的2017年《内港取证安排》和2017年《港澳送达安排》,均未明确涉及信息技术的适用问题。

借助电子信息化技术推进区域合作、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要求。在信息技术发展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加强粤港澳智慧城市合作,探索建立统一标准,开放数据端口,建设互通的公共应用平台,建设全面覆盖、泛在互联的智能感知网络以及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空间信息服务平台等信息基础设施,大力发展智慧交通、智慧能源、智慧市政、智慧社区。在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营商环境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国际仲裁中心,支持粤港澳仲裁及调解机构交流合作……构建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联动香港打造国际法律服务中心和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提出了智慧法院的建设要求,要求人民法院充分利用先进信息化系统,支持全业务网上办理、全流程依法公开、全方位智能服务、推进互联网+阳光司法。显然,相对保守的内港澳民商事司法协助方式,与大湾区完善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目标要求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制度脱节。粤港澳大湾区如何借助信息化发展的浪潮,创新大湾区民商事司法协助方式,也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四)民商事司法协助制度建设碎片化和大湾区推进制度对接之间的规则脱节

内港澳采用两两协商的方式分别在内地与香港、内地与澳门、香港与澳门之间各自达成相关安排,造成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制度建设重复化现象非常突出,表面上似乎成果繁多,实际上涉及的领域非常有限。现有的12个安排中,只涉及到送达、取证、仲裁裁决和判决的认可与执行四个领域。其中,送达领域先后签订了三项安排,民商事判决领域先后签订四项安排,仲裁裁决执行领域也签订了三项安排。而且,伴随着制度建设的重复进行,基于内港澳三地的法律制度冲突、安排磋商的不同步进行以及各方的不同需求与认识,又进一步引发了同一领域不同安排之间司法协助规则的非必要差异。1999年《内港送达安排》、2001年《内澳送达与取证安排》与2017年《港澳送达安排》都构建了委托送达的司法协助途径,但在具体规则上又存在很多细微的差异。例如送达委托书异议制度,《内港送达安排》和《港澳送达安排》规定受委托方如果认为委托书与本安排的规定不符,应当通知委托方,并说明对委托书的异议。必要时可以要求委托方补充材料。《内澳送达与取证安排》规定委托书不符合安排规定“影响其完成受托事项时”,应当“及时”通知委托方法院。又如委托送达原则《,内港送达安排》和《港澳送达安排》规定及时送达原则,“受委托方应及时完成送达”。《内澳送达和取证安排》规定优先送达原则,“受委托法院应优先处理受托事项”。这些非必要的规则差异,实践中增加了法律适用的繁琐,造成了内港澳民商事司法协助的碎片化现象。

一国两制三法系是粤港澳大湾区最显著的法律特点。根据一国两制,港澳特区享有高度自治权、行使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保留了回归前原有的法律制度基本不变,三地之间存在全方位的法律冲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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