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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综述
【作者】 郭德香【作者单位】 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分类】 国际经济法
【中文关键词】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综述
【英文关键词】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Discipline in China; Research Summary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4
【页码】 40
【摘要】

从改革开放初期至今,我国的国际经济法学经历了近40年的发展历程,并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逐步迈进和日趋成熟。本文对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国际经济法的学术研究成果、“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经济法学的新发展、中国国际经济法学问题反思及其发展展望等五个方面问题进行了回顾和分析,认为目前其在学科建设、教学实践及人才培养、学术组织和学术交流、学术成果、社会实践等方面都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然而学界对国际经济法学的概念、范围等基础理论上的理解仍存有分歧,致使学术研究不能更加深入。当前国际经济瞬息万变,国际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深度、广度需要根据实践的要求不断进行深入和创新。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国际经济领域有更多问题值得关注,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研究将会有新的突破与发展。

【英文摘要】

Since the early day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now,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subject of China has gone through 40 years of development and its development has been gradually advancing and maturing alongside the country'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is thesis gives review and analysis from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that is, the foun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subject of China,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subject of China,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subject of China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flections on the problems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subject of China and its development prospects. I think it has made fruitful achievements in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eaching practice and personnel training, academic organization and academic exchange,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social practice. However, 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there are still som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basic theories in our academic fields, such as the concept and scop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The depth of academic research, width of research fields still need to be updated and improved constantl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re are more problems, which we should pay attention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ields, and there will be new breakthroughs and developments in the research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subject of China.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0021    
  
  国际经济法(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作为一种学科体系在世界上首次出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关协定签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诞生,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经历了新旧秩序的巨大变化。当代国际经济法是由西方学者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提出了国际经济法的概念,学科初被提起,也经历了几番学术争论,最终才形成国际经济法学这门学科的整体研究框架及研究范围。国际经济法学在中国是在改革开放后引进的。[1]1978年以后,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下,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逐步开始经济交流。我国最早一批国际法学者敏锐的察觉到法律对国际经济交流的重要性,开始学习、借鉴并引入国外的国际经济法学说和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状况,创立了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法学。在从1978改革开放至今2018年将近40年的历程中,国际经济法学的研究获得了巨大发展,目前已成为整个法学体系中的重要学科之一。
  学者们在国际经济法学领域不断突破、勇于创新,不仅带来理论的发展和变革,为国际经济法的发展添墨加彩,更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进步具有巨大影响力。在老一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将对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历程进行简要回顾,并对未来的研究领域进行大胆展望,文中可能存在诸多疏漏和不足,但希望能对国际经济法学的研究作出些许贡献。
  一、改革开放起步(1978-1992)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初生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大会讨论作出了“把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伟大决定,成为中国从之前的曲折发展到后来的稳步前进的重要转折点。大会明确强调,要自力更生,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同其他国家进行经济交流与合作,引进国外先进的经验和技术,汲取国外的发展经验。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大量涉外法律问题,在此背景下,一些国际经济法学者认识到对相关涉外法律研究的迫切需要,便开始着手开创一个服务于对外经济发展的崭新学科——国际经济法学。[2]这一时期,学界经历了一场理论之争,重点关切国际经济法学科独立的必要与否、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理论性问题。同时,学术界积极组织创办学会也对国际经济法学的研究起推动作用。最终,在国家教委对教学任务的改革下,于国家层面确立了国际经济法学的独立地位。
  1.《中国国际法年刊》1983年卷中学者对国际经济法学独立地位的关注和不同认识。一是“部门说”。有学者认为国际经济法学依附于国际公法学,是国际公法学项下的一个部门,所以简称为“部门说”。持此观点的代表是史久镛先生和汪瑄教授,他们认为以布雷顿森林协定和关贸总协定为核心的国际经济法是国际公法的一个特殊分支,不构成一个独立的新的法学部门。二是国际经济法学独立说。认为国际经济法学是一个独立的法学分科,不需要依附于任何其他相关学科而存在。三是以传统的国际私法学为基础而产生的两种不同学说观点。其一,认为国际经济法学是一个伪命题,它属于大国际私法学的分支;其二,以左海聪教授为主要倡导者的国际经济法学需要同国际商法学明确区分的观点。左海聪教授在其《国际经济法》一书中,对国际经济法同国际商法的联系与区别进行论证,他认为,国际商法是调整私人间国际商事活动的私法范畴,而国际经济法则是调整国家间经济交往的公法范畴,二者在实体规范、救济方法和救济程序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国际经济法学同国际商法学在学科内容设置与教学内容方面的差异性。左海聪教授的学术观点得到了学界多数学者的支持与认同。四是大国际经济法学的观点,在美国,则称之为跨国经济法学,以姚梅镇等为代表的我国著名国际经济法学者均支持此种观点,这也成为我国当前主流的学术观点。该观点认为国家层面的经济关系才是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的对象。
  2.国际经济法学界对国际经济法的定义产生过几次大的激烈争论。国际经济法学要解决的最基本、最首要的是其定义问题。只有把一个问题的定义厘清,才能从定义出发逐步扩散研究本学科的其他具体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就国际经济法的定义和范围问题,学界进行了几次比较激烈的讨论,如:国际经济法独立性如何界定?作为独立的国际经济法,其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如何?80年代末,国际经济法教学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实证观点,认为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法和国内法规范的总称,国际经济关系既包括国家、国际组织等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包括私人当事人如自然人、法人、经济组织等之间的跨国经济关系,还包括国家对私人当事人之间涉外经济活动的管理关系,因此其所涉及的规范在范围上既有国际法规范,又有国内法规范,既包括公法规范,也包括私法规范。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姚梅镇先生。[3]对某个问题进行定义,大陆法系多采取归纳法和抽象概括法,英美法系则多采取列举式法。归纳法需要罗列出国际经济法的主体、客体以及核心内容即调整对象,并采用抽象概括的方法对其进行高度概括。大陆法系的方法是我国在法学研究过程中对国际经济法进行定义使用的主要方法。以姚梅镇先生为代表的主流观点认为,国际经济法的主体表现为双重人格,分别是国内人格与国际人格。国内方面的人格包括,自然人、法人以及非法人组织,比如合伙企业。国际方面的人格包括,国家与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经济法的客体即为国际经济法律规范,进一步讲则是国际经济法律规则,包括国内法与国际法。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际经济法定义中最为核心的内容,为国际经济行为或跨国经济行为。对定义中三个主要部分进行了罗列分析,最终得出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广为支持的定义,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内法律规范与国际法律规范的总称。
  3.另一理论争议是国际经济法的效力范围。研究国际经济法的效力依据和效力范围,离不开国际经济法的实质。国际经济法的效力依据是国家意志,在这一点上,学界意见基本一致。但在其效力范围上,学者们却有一些分歧。有些学者主张国际经济法可以体现为国际条约、各国有关的国内立法、还可以表现为国际惯例。[4]而有些学者却主张国际经济法的范围主要是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不包括国内立法,主张国际经济法主要是国家之间的经济活动。[5]
  4.针对国际经济法的渊源,即存在形式,主流学说有“狭义说”、“广义说”、“国际协调说”。对国际经济法渊源的争议是国际经济法的定义和范围之争的派生物。“狭义说”主张,国际经济法是经济的国际法,因此,国际经济法的渊源同国际法的渊源是一致的。其代表人物汪暄教授认为,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法中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国际经济法的渊源和一般国际法的渊源也是一致的。[6] “广义说”观点认为,国际经济法的渊源包括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渊源,其代表人物是姚梅镇先生。“国际协调说”认为,国际经济法的表现形式只能是国际条约、国际惯例与国际组织制定的相关法律。一般法律原则、学者的学说以及具有涉外经济内容的国内法律规范都排除在国际经济法的表现形式之外。“国际协调说”虽说比“狭义说”规定的国际经济法渊源进一步扩大具体化,但是,把国际一般法律原则及国内法方面的法律规范排除在外,则也未充分考虑国际经济法在宏观与微观层面全部的表现形式。
  5.学术界积极组织创办学会。1984年,国际经济法讲习班在庐山举办,全国几所初设国际经济法专业的高校和研究机构齐聚庐山,筹建全国性的国际经济法学术团体。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成立后,以以文会友的形式,积极组织和开展国际经济法学术交流活动,为中国国际经济法提供更轻松深入的学术盛宴,为中国对外经济交流提供更加强大的智力支持。同年,国际经济法学作为法学的十四个分支学科之一被列入《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1987年,全国国际经济法教学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国际经济法研究会,由姚梅镇先生担任会长。此次会议是国际经济法学在我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重要标志。
  6.国家层面确认了国际经济法学的独立地位。虽然学者们对国际经济法是否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仍然存在学术争论,但由于培养涉外经济法律人才的需要,国际经济法学的独立性被从法学教学角度予以了确认。1982年,国际经济法学被国家教委正式列为法学二级学科,其独立地位正式得到确认,地位与国际法学平等。
  7.该阶段各分学科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理论研究成果。一是国际贸易法学领域。1983年沈达明、冯大同教授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国际贸易法教材《国际贸易法》,该书针对国际贸易法学的基本理论与主要内容进行了深度研究。此后,学界也相继出版了一系列国际贸易法教材,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沈达明、冯大同教授共同编写的《国际贸易法新论》,该教材符合当时的教学实践,为国际贸易法学的教学提供了正确的引导。更值得一提的是,沈达明先生和冯大同先生共同奠定了国际商法这门学科在中国法学教学和研究领域的基础。其所著的《国际商法》甚至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沈达明和冯大同两位先生也可以被称为国际经济法学界的泰斗。二是国际投资法学领域。我国第一部《国际投资法》是由姚梅镇先生撰写的,姚先生在书中运用比较的、综合的研究方法,根据我国对外开放的需要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需要,对比学说、立法、案例,分别从资本输入国、资本输出国国内法制以及国际法制三个方面,就国际投资法的的基本框架、基本理论及其主要特征等方面做了系统、深入的论述。此后出版的国际投资法学典型教材有:陈安教授编写的《国际投资法》与王贵国教授著的《国际投资法》。三是国际金融法学领域。盛愉教授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回国定居的国际法专家,在国际经济法方面造诣深邃,她有关国际金融货币法的专著,如《国际货币法概论》在学术界至今仍有重要影响。此外,这一时期陈安教授编写的《国际货币金融法》、董世忠教授编写的《国际金融法》在学术界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四是国际税法学领域。我国较早的一部国际税法学教材是刘隆亨教授编写的《国际税法》。除此之外,该时期国际经济法学界最有影响的则是高尔森教授编写的《国际税法》。小词儿都挺能整
  二、改革开放加速(1993-2008)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
  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谈话,提出了改写中国历史的伟大理念——“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目标。国家经济管理模式由指令性计划向指导性计划转变,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新格局逐步形成。同时,中国积极准备融入世界经济中心,1994年我国根据外贸改革体制的目标颁布《对外贸易法》,1999年颁布实施《合同法》,2001年颁布实施新的《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和《保障措施条例》。同年12月加入WTO,这些举措都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与国际社会全面接轨的新阶段。
  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对外交流迅速发展,对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理论、相关法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国际经济法学的教学和研究越来越注重为实践服务,强调理论与实践进行良好结合和综合运用。顺应国家经济发展的趋势,这一时期国际经济法学界主要结合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以及国际国内经济进一步合作的具体实践进行深入研究。这一阶段成果主要表现为:
  1.课程设置和教学实践不断完善。国际经济法自身所具有的国际性属性使其学科涉及领域十分广泛。在专业课程设置方面,除法学本科教育阶段将国际经济法学作为专业必修课外,涉外经济类专业也同样将其设置为必修课程,这些安排充分说明我国在教学上对国际经济法学的重视程度。在教学实践方面,鉴于国际经济法的教学目标是国家经济实践培养优秀的涉外法律服务人才,要求学生具有创新活跃的思维、综合的专业能力和深厚的语言功底,所以,教学实践改变了以往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纯理论”、“纯中文”教学模式,而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学模式,大多数学校开设了《国际经济法学》双语课程,为学生创造了一定的外语语言环境,对学生学习与掌握英文判例、条约和惯例大有帮助。所以,此阶段我国培养出大量实际业务能力较强的综合型国际经济法学人才。教学过程中,教师也改变以往单向讲授的方式,多以互动对话的形式进行,实现了教学方式的逐步完善。
  2.改革开放加速阶段,学术成果推陈出新。我国的对外经济交流的不断增多,使我国国际经济法学者的注意力转移到各分领域的研究,在国际经济法的不同领域分别形成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如:国际贸易法领域。该时期最早是在1995年由冯大同教授所编写的《国际贸易法》和周汉民教授主编的《国际贸易法》,虽说二位专家研究的领域都是国际贸易法,但是从这两部著作中可分别感受到二位不同的研究风格,使读者可以从一个比较全面的角度获取国际贸易法的相关知识。1997年由左海聪、陆泽峰博士生主编的《国际贸易法学》为左海聪教授在2004年编著的《国际贸易法》奠定了理论基石。同年,王传丽教授和王贵国教授也相继编写了《国际贸易法》,2004年,我国国际贸易法学的研究可谓是硕果累累。国际投资法领域。本阶段的研究成果也堪称经典,为此后的国际投资法研究奠定了深厚基础。例如:王贵国教授编写的《国际投资法》、余劲松教授编写的《国际投资法》、陈安教授编写的《国际投资法的新发展与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的新实践》;国际税法领域。典型的教材是廖益新教授的《国际税法学》。智力成果带来的经济效益使各国普遍认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这一时期国际社会普遍开始重视知识产权法的研究。在国际社会多边贸易体制中,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的研究还十分欠缺,因此,迫切需要加强对知识产权法的深入研究。在学术研究成果方面,国内较早的知识产权法著作是郭寿康教授编写的《国际技术转让》,郭教授的研究紧跟国际规则相接轨,在书内详细对国际技术转让中存在和隐含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为此后国际知识产权法学研究指引了正确方向。由于实践需要,国际经济法学界越来越认识到国际知识产权法的重要性,对该领域的研究也不断深入与加强,又产出了许多新成果,主要有:郑成思教授编写的《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张乃根教授编写的《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法》、古祖雪教授编写的《国际知识产权法》等,这些学术著作对国际知识产权的研究深入细致,对我国的知识产权法与国际知识产权法的衔接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我国知识产权法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接轨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3.学术组织日渐成熟,学术交流日渐丰富。对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的不断细致和深入,带动了国内外国际经济法学术交流活动的丰富和兴盛。中国国际法学会自1980年成立后,已经拥有800余名注册会员,这些会员主要由全国各地从事国际法学的不同高校、研究机构、国家相关机关和外交部、商务部、最高人民法院等实际工作部门,汇聚了我国从事国际法领域研究最优秀的专家学者。[7]学会每年会在不同高校举办一次学术交流年会。会前,学会多以征集论文的形式,通过专家评审推选出优秀论文;会上,该领域专家以点评交流的方式与同行学者共同探讨学术前沿问题,发表不同角度的观点与建议,为我国国际法学发展累积优秀学术资源。在优秀专家学者带领下,学会不仅成为中国国际法学术交流的中心,为国际法领域的新生学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学术交流与创新平台。对促进国际法在中国的理论研究、具体实践和创新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这些学术活动让中国国际法学会当之无愧成为连接中外国际法学界的重要纽带。除中国国际法学会外,助推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科向前发展的另一学术组织为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Chinese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CSIEL)。此后,国际经济法年会每年召开一次年会对国际经济法新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形成了良好的学术交流环境和氛围。现阶段,学会已形成“一会”(年会)、“一刊”(中国国际法年刊)、“一网”(学会的网站)的专业高端格局。通过不断规范自身建设,为中国国际法学的新发展提供更为稳定、专业、高端的平台。
  4.社会实践紧跟国际经济发展大潮。国际经济法作为二战后产生的新兴学科,发展势头强劲。国际经济发展瞬息万变,国际经济法要发挥其效用,必须加深对理论的研究深度,尤其对于全球化趋势下经济主权原则、公平互利原则等有关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理论和实践需要着重研究。中国国际经济法学者始终积极将理论联系实际,致力于将国际经济法的理论服务于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服务于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交流事业。
  三、改革开放全面深化阶段(2009-2018)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创新
  2008年,美国陷入严重的次贷危机,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效应,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致使国际经济秩序受到重创。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危机的威胁下得以保存,但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国经济改革进行了进一步深化,中国的经济实力稳步提升。
  但是发达国家觊觎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国际社会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美国意识到中国经济崛起对其本国经济霸权地位的影响,为达到封锁中国经济的目的,于2015年与亚太地区一些国家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P),企图对中国的经济造成压力。为应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压力,我国积极同其他国家一起进行区域合作,致力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建和维护。顺应国家对外经济交往的需要,这一时期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界主要针对区域性国际经济合作、国际金融货币问题、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构建等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研究。主要表现在:
  1.国际经济法学领域著作百花齐放。国际贸易法方面,有郭寿康编写的《国际贸易法》、冯军、陈晶莹编写的《国际贸易法论丛》、沈达明编写的《国际贸易法新论》、倪受彬、殷敏编写的《国际贸易法论丛》、张虎编写的《国际贸易法专题与实务研究》、陈建平编写的《国际贸易法》等重要著作。国际投资法方面,有姚梅镇教授编写的《国际投资法》、余劲松教授编写的《国际投资法》等重要著作。这期间,学界对国际投资法的研究和介绍一直层出不穷,对国际投资法的基本内容和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其内容主要涉及国际经济法与国际投资法、主权原则与国家行为、国家契约、国际投资待遇原则国际投资保护、国际投资法的基本理论、中国利用外资的新形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国际投资法中根本安全利益例外条款研究、国际投资法教学资料等。[8]2009年后后危机时代下我国国际金融法学领域的典型著作有,陈岱松编写的《证券上市监管法律制度国际比较研究》、韩龙编写的《国际金融法前沿问题》、《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法》、李国安编写的《金融服务国际化法律问题研究》、李仁真编写的《国际金融法》、廖凡编写的《国际货币金融体制改革的法律问题》、李仁真的《国际金融法新视野》,廖凡教授编著的《国际金融法学的新发展》,葛华勇的《国际金融组织治理:现状与变革》,伏军教授主编的《国际金融法》,阳建勋的《后危机时代衍生金融监管变革的法律问题研究:以《多德-弗兰克案》为中心》,刘颖的《电子银行风险法律问题研究》,徐冬根的《国际金融法》全英教材,(美)斯科特和(美)葛蓬的《国际金融:法律与监管(上下)》,刘飞宇编写的《互联网金融法律风险防范与监管》,解正山编写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法律问题研究》,着武扬,彭景编写的《金融创新、道德风险与法律责任:全球金融监管体制变革的一个理论维度》,刘华春编写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法律规制研究》等。这些著作对当下国际金融形势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针对国际金融上存在的问题和我国应对策略做了比较详细的解读,对当前以及未来我国对国际金融法学的研究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国际税法方面的教材有刘剑文教授编写出版的《国际税法学》、郑琳教授编写的《国际税法学》等。目前,我国强调的税收法定原则在国际税收领域也同样适用,对此问题也有不同学者著书立说进行不同角度的研究。
  2.对各领域新发展及重点问题的研究创新性不断提升。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国际经济领域中国际贸易的发展也已发生质的转变,我国目前已成为国际社会名副其实的贸易强国。
  国际贸易法研究针对这一新形势及时做出调整,涉及领域更宽、设立更加完善合理、体系更加庞大。学者们越来越关注国际贸易投资一体化、国际贸易平衡问题、提高我国出口贸易水平等热点国际贸易问题的研究。具体来讲主要有:一是WTO相关问题深入研究。学界对WTO法的研究涉及内容十分广泛,主要有基本理论、贸易制度与救济措施、知识产权、区域贸易安排与争端解决机制等。首先,关于WTO法的基本原则,WTO协定基本原则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存在众多例外。例如WTO体制的基本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就存在多种例外,WTO成员国各方利益调和下的安全例外、政府采购例外、允许补贴例外、普遍取消数量限制原则例外等。这些例外都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对其进行总结和分析,可以加深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的理论深度并指导我国进行具体的国际经济实践活动。还有学者用数模分析的方式,将传统体制下的最惠国待遇与WTO体制下的最惠国待遇进行了对比,认为WTO体制下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具有更多的稳定性,这种待遇有助于防止贸易大国向贸易小国强求不合理的贸易条件,保护贸易小国在国际贸易中不受贸易大国的欺压。最惠国待遇原则是贸易保护和贸易自由二者博弈的产物,体现了贸易自由的理想和贸易保护的的常态的冲突。[9]再者,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在历经多重困难,多次协商之后才产生的的重大成果。对于该争端解决机制的性质,学者在认识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其不同于普通的司法程序,不具有司法性,一种认为它是一种新型的争端解决机制。随着实践的发展,其司法性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可。[10]值得一提的是,当前针对美国单方面宣布不支持WTO上诉机构的任何提名,造成上诉机构因不符合法定名额而陷入“名存实亡”的热点国际贸易法律问题,我国多名国际经济法学者也对之进行了及时关注,他们从专业角度对当前WTO解决机制的现实形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评论。二是区域贸易协定问题研究。当前,美欧推动TPP和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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