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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中止犯处罚的司法困境与立法完善
【作者】 刘之雄【作者单位】 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
【分类】 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中止犯处罚原则;情节加重犯;结果加重犯;结合加重犯
【英文关键词】 The Punishment Principle of Discontinued Criminal; Aggravated Offense by Circumstances ; Aggravated Consequential Offense; Combined Aggravated Offense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1
【页码】 120
【摘要】

我国刑法以是否造成损害为标准,将中止犯的处罚区分为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赋予了“损害”对于中止犯处罚的决定性意义。但以“损害”为单一根据不足以对中止犯的可罚性程度做恰当评价,这使得司法对于损害标准的把握将注定陷入困境,也难免导致罪刑评价的失衡。更突出的问题是,中止犯处罚原则没有兼顾那些具备刑罚加重因素的中止犯在量刑上的合理需求,使得加重犯的中止是否适用该处罚原则陷入进退失据的窘境。因此,刑法应当在限缩中止犯处罚范围的基础上,将中止犯处罚标准相对化,给予司法机关合理量刑的制度空间,并针对具备特定加重情节的中止犯、发生加重结果的中止犯以及犯罪中又实施另一加重罪行的中止犯,确立各不相同的处罚原则。

【英文摘要】

In China's criminal law, depending on whether or not the damage is caused, the punishment of discontinued criminal is divided into a mitigated punishment and being exempted from punishment, and given the decisive significance to "damage" for the punishment of discontinued criminal . But the "damage" as a single basis is not enough to assess the degree of impunity of the discontinued criminal, so that the judicial standards for the loss of confidence will be doomed to be in hot water, and the imbalance between crime and punishment evaluation is inevitable. The more prominent problem is that the punishment principle of discontinued criminal does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reasonable demand of the discontinued criminal with the aggravated factors of the penalty, which aggravated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punishment principle in equally difficult to go on or retreat. Therefore, the criminal law should be based on the scope of the penalty for limiting the discontinuation of offense, the punishment standard of the discontinued criminal should be relativized, and the system space of judicial discre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judicial organs. In addition, different punishment principles are established respectively for the discontinuation of offense with a specific aggravated episode, the discontinuation of offense with a aggravated result and the discontinuation of offense with another aggravated offense in the crim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9964    
  
  我国刑法第24条第2款规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长期以来,这一处罚原则的司法适用因为下述原因而陷入困境:其一,将是否“造成损害”作为对中止犯处罚与否的唯一根据,而无视犯罪性质、犯罪情节对中止犯可罚性评价的意义,使得“造成损害”面临合理解释的难题:一方面,法律的确定性诉求需要一个统一的“损害”标准;另一方面,作为单一根据的任何“损害”标准都不足以对各种中止犯的可罚性程度作恰当评价。正因为如此,有关“损害”的界定陷入长期的学术纷争。其二,这一处罚原则没有将具备刑罚加重因素的中止犯同普通中止犯作区别对待,使得具备特定加重情节或者发生加重结果的中止犯以及犯罪中又实施另一加重罪行的中止犯在处罚上面临无论是否适用中止犯处罚原则,都难免罪刑失衡的窘境。上述问题已经超出刑法合理解释的范畴,必须通过制度完善加以解决。
  一、中止犯处罚标准的解释困境及普通中止犯处罚制度的完善
  (一)中止犯处罚标准的解释困境及立法检讨
  是否造成损害是对中止犯予以减轻处罚抑或免除处罚的法定标准。由于犯罪中止是犯罪的未完成形态,故所谓“造成损害”无疑是指犯罪既遂结果之外的其他损害。但“损害”是否应作其他限定以及如何限定,则众说纷纭。一种基于立法用语的解释是:“所谓‘没有造成损害’,指没有造成任何危害结果。”[1]反之,“所谓‘造成损害’,指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而没有造成行为人预期的法定结果。”[2]这一认识把“损害”理解为除犯罪既遂性损害之外的任何危害结果,符合人们对立法语言的惯常理解。然而,这种解释在学术上遭到的普遍质疑是范围界定过宽。无论从立法精神还是从司法合理的角度看,对“损害”予以限定,显然是必要的。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损害形态各异,程度千差万别,如果不加区分地都作为中止犯的处罚根据会得出违背常理的结论。例如,行为造成他人的精神痛苦、身体疼痛、表皮损伤、财物微薄损失,都属于危害结果,但如果将其纳入中止犯处罚规定中的“造成损害”,则显失妥当。因此,如何限定“损害”的范围,成为刑法教义学无法回避的问题而受到学界关注。从现有的学术文献看,限缩“损害”范围的主张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将“损害”界定为作为其他犯罪客观方面要件的物质性危害结果。首先,“‘损害’不能包括那些无形的、非物质的而又难以具体测量的危害结果,如精神损害、恐惧感、破坏公众对法律的信仰等,而仅指可以具体测量的、有形的物质性危害结果,如造成物体的毁损、人身体机能的损害等。”[3]其次,“‘损害’应界定为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其他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的危害结果。”“除此之外的损害,由于没有达到一定的社会危害程度或者说没有动用刑法的必要性,基于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由其他法律规范对其进行调整。”[4]
  二是将“损害”界定为刑法规范禁止的物质性或者非物质性实害结果。首先,“‘损害’仅限于行为造成的实害,不包括行为造成的危险”。[5]其次,“必须根据刑法规范判断损害,只有刑法规范禁止的侵害结果,才属于中止犯中的‘造成损害’。如果所造成的某种结果并不是刑法规范所禁止的结果,则应认定为‘没有造成损害’。……倘若将刑法规范并不禁止的结果作为中止犯中的损害,就不是一种刑法判断,而是一种道德判断或者行政法、民法的判断。”[6]再次,“不管是造成了刑法所禁止的物质性结果,还是造成了刑法所禁止的非物质性结果,都属于造成了实害结果,因而都属于中止犯中的‘造成损害’。”[7]
  三是将“损害”解释为符合他罪的构成要件:“只要符合他罪的构成要件,就属于这里的‘损害’。”[8]所谓他罪的构成要件,是就犯罪成立而言,而非犯罪既遂而言。因此,如果损害涉及的是不存在既遂与未完成形态划分的犯罪,则只要符合其犯罪构成要件,即为“造成损害”;对于存在犯罪既遂与犯罪未完成形态划分的犯罪,即使没有发生既遂结果,但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也是“造成损害”。[9]
  上述三种主张皆试图借助其他犯罪的某种法定标准将“损害”标准明确化,但却违背立法精神,也无合理性可言。下面针对上述主张涉及的三个标准问题做简要评析。
  第一,关于“损害”形态是否限于物质性损害。第一种观点将“损害”限定为所谓“物质性结果”,第二种观点则主张“损害”包括“非物质性损害”。这两种认识均失之片面。一方面,将“损害”限于物质性损害并不合理,例如,“强奸犯在以暴力实施猥亵行为后,自动中止奸淫行为的,其先前的行为已经侵害了妇女的性的自主权,尽管这种结果是非物质性的,但依然属于‘造成损害’”。[10]另一方面,将精神性损害不加区分地纳入“损害”范畴也是欠妥的。须知,法律设置的构成要件或者处罚标准必须具有司法上的可认定性,将司法不能认定的事实作为处罚标准是没有现实意义的。从所谓“非物质性”损害在司法上的可认定性看,存在两种类型:一类是伴随行为同时发生,且通过行为造成的某种客观状态得以表现的损害,例如,强奸行为通过其生殖器的进入对被害人的性人格尊严的损害,猥亵行为通过身体接触对被害人性人格尊严的损害,非法侵入住宅行为对他人住宅空间控制权的损害等。这类损害与行为不可分离,且与某种行为状态同时发生,或者说,行为造成的某种状态成为损害发生的表征。因此,司法对其行为完成状态的认定也就是对损害的认定。另一类是与行为相分离的精神性或心理性损害结果,例如诽谤行为所可能导致的被害人名誉破坏、形象贬损,暴力行为或者散布恐怖信息所可能导致的心理恐慌等。这类损害属于不可直接观察的纯心理事实,其是否发生以及程度如何,都是司法难于准确认定的。正因为如此,此类犯罪行为并不区分犯罪既遂形态与犯罪的未完成形态。显然,这种司法不能准确认定的损害不可能作为中止犯“减轻处罚”的法定根据,应当排除在“造成损害”的范畴之外。总之,以物质性损害和精神性损害为划分标准来探讨中止犯处罚原则中的“损害”范围并不可取。
  第二,关于“损害”是否应属于他罪的构成要件结果。上述第一种观点和第二种观点均主张借助其他犯罪在危害结果上的法定标准作为界定中止犯处罚原则中“损害”的依据,实属法律标准上的张冠李戴,其症结在于,对“造成损害”的法律意义定位失当。须知,“造成损害”是专门针对中止犯设置的减轻处罚条件,而“减轻处罚”有三个递进的逻辑前提:其一,基本行为已经构成犯罪,此乃中止犯具有刑事可罚性的基本根据;其二,行为成立犯罪中止,此乃对中止犯从宽处理的根据;其三,行为已经“造成损害”,这是对中止犯排除免除处罚的根据,也是对中止犯启用刑罚的最低条件。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造成损害”不是定罪标准,不能将其同其他犯罪的定罪标准相提并论。(2)“造成损害”是适用减轻处罚的标准,不能同其他犯罪的既遂标准相提并论。因为既遂犯直接适用法定刑,而减轻处罚是在法定刑之下判处刑罚。(3)对中止犯予以“减轻处罚”的刑罚根据不仅仅是“造成损害”,还包括已经构成犯罪的基础行为。也就是说,中止犯所中止的犯罪对刑法保护法益造成的危险和其行为对其他利益“造成损害”共同构成了对中止犯启动刑罚的根据,而且前者是最基本的刑罚根据。上述两种主张恰恰忽视了中止犯已经构成的犯罪在刑罚根据上的基础性作用,误将“造成损害”作为对中止犯启动刑罚的单一根据,以至同其他犯罪在法益损害上的定罪标准或者既遂标准相提并论。这种跨越不同的罪刑规范,将他种犯罪中适用基本法定刑的标准嫁接到此种犯罪中止犯的减轻处罚标准上的做法,混淆了不同种类、不同形态犯罪的法律标准,违背刑法的基本原理和罪刑法定原则。众所周知,刑法规定的每一种犯罪都有其独特的定罪量刑标准,而不能将不同犯罪的罪刑标准混为一谈。否则,不仅导致犯罪评价标准的混乱,也使得罪质不同的犯罪共用相同标准而出现罪刑评价的失衡。罪刑法定绝不意味着某一法定标准还必须依赖其他法定标准,形成一个法定标准的连环套。若此,刑法中那么多“严重后果”、“重大损失”、“数额较大”、“情节恶劣”、“情节较轻”的规定,都将无从适用。恰恰相反,罪刑法定要求罪刑标准的特定化,而不是罪刑标准的张冠李戴。因此,上述观点虽以罪刑法定为理据,实则违背罪刑法定之原理。其结果必将造成下述司法不公。其一,拔高中止犯刑罚标准,不合理地限缩处罚范围。譬如,某人实施强奸犯罪,因被害人哀求而中止犯罪,但其犯罪实行过程中采用了毁坏财物的胁迫手段造成财产损失的,如果按照上述观点,则该强奸中止犯的减轻处罚标准居然要达到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基本法定刑适用标准。不难发现,这样的评价完全无视强奸犯罪自身的危害性。其二,造成评价标准失衡,不合理地扩大处罚范围。譬如,A入户盗窃,B携带凶器潜入银行盗窃,二人均在实行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而成立犯罪中止。显然,携带凶器潜入银行盗窃的刑事可罚性绝不在入户盗窃之下,但按照上述观点,B的行为因“没有造成损害”,应免除处罚;而A因为入户发生了刑法第245条禁止的非法侵入住宅的“侵害结果”,属于“造成损害”,应当减轻处罚。这样的结论明显缺乏合理性。
  第三,关于“损害”是否须符合他罪的构成要件。第三种观点将符合他罪的构成要件作为“损害”的界定标准,不仅同前两种观点一样,存在罪刑标准张冠李戴以及对“造成损害”的法律意义定位失当的错误,而且将“损害”解释为符合他罪的构成要件,混淆了结果与行为、实害与危险、客观标准与主观要件等刑法学的基本范畴。其结果是,不仅有如前两种观点一样造成罪刑评价标准的混乱与失衡,且会导致更多不合理结论。譬如,故意杀人罪的中止犯造成了他人重大财产损失,但对造成该财产损害并非出于故意,因其欠缺主观故意而不符合毁坏财物罪的构成要件;强奸罪的中止犯在犯罪过程中过失造成了他人轻伤,其既不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也不符合过失致人重伤罪的构成要件。如果按照所谓符合他罪的构成要件标准,则上述情形都属于“没有造成损害”。这样的结论既违反常理,也违背立法精神。
  其实,根本的问题不在于“损害”这一立法用语的模糊性,以及如何解释使得“损害”标准明确化。从刑罚合理的角度看,一个统一的“损害”标准用作中止犯处罚的单一根据根本就不值得期待。道理不难理解:对于中止犯而言,决定其可罚性程度大小的,绝非是否造成损害这一单一因素,犯罪自身的性质、犯罪的发展进程所表明的法益侵害的危险程度、犯罪人自动中止犯罪的具体动机和原因等,都是评价中止犯的可罚性程度的重要根据。[11]只有全面评价这些因素,并结合是否造成损害以及损害的大小,才可能得出刑罚上的合理结论。在这样的评价中,造成损害的判断标准就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固定值。相反,如果无视其他因素,只将是否“造成损害”作为处罚与否的唯一根据,则无论对“损害”作何种解释,都不可能得出对各种故意犯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合理结论,罪刑评价上的失衡将在所难免。因此,从根本上说,中止犯处罚标准的解释难题是因为立法将“损害”确立为处罚的单一根据并据此将减轻处罚与免除处罚绝对两分所造成的。因此,通过立法修订中止犯处罚原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北大法宝


  (二)普通中止犯处罚的立法完善
  1.限缩中止犯处罚范围
  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中止包括实行阶段的中止和预备阶段的中止,因而中止犯的处罚原则同时适用于实行阶段的中止犯和预备阶段的中止犯。但在国外,将中止于犯罪预备阶段的行为排除在刑事可罚行为之外,是立法的主流。在国内,主张将犯罪预备阶段的中止(乃至犯罪预备)排除在刑罚之外的呼声也并不鲜见。[12]本文对此持相同立场。鉴于这一问题是中止犯处罚制度合理化的逻辑起点,有必要对此做简要分析。首先,行为人在预备阶段中止犯罪的,其客观上尚未形成对法益的直接威胁,且主观上自愿放弃了犯罪,表明其对法益的客观危险有限且已经消除,人身危险性程度较小且不再持续,因而从刑罚预防犯罪的角度看,并无将其纳入刑罚范围的必要。其次,行为人在犯罪预备阶段自行中止的,其预备犯罪的行为性质通常并不为人所知,且即使他人有所察觉,只要行为人拒绝交待,通常情况下司法机关也难以认定。从现实看,即使其客观上能够查证,但实际被纳入刑事追诉范围的也极少。这使得预备阶段的中止犯立法在很大程度上被虚置,形成立法与现实的脱节。最后,将一个在犯罪预备阶段自动中止的人予以刑事追诉,将产生多方全输的社会效果:国家消耗了司法成本;一个实施了本不为众人所知的行为且已然悔过,并无刑罚必要性的人,被贴上了罪犯标签昭告于众;免除处罚的结果也难以发挥一般预防的功能。这样的刑事追诉不过是为了一个过程,但这一过程中只有输家而没有赢家。
  2.刑罚裁量标准相对化
  要走出中止犯处罚的司法困境,实现罪刑均衡的合理诉求,就需要放弃对法律确定性的片面追求,将中止犯处罚的裁量标准相对化。这有如下两层内涵:
  第一,处罚与否的评价根据多元化,也就是将反映中止犯可罚性程度的多种因素作为刑罚裁量的综合性评价根据。其中主要包括:(1)犯罪性质。故意犯罪的罪质是决定其社会危害性程度的首要因素,对中止犯的可罚性程度具有重要的评价意义。例如,同样是实行阶段的犯罪中止,但故意杀人罪的中止犯同诈骗罪的中止犯在可罚性评价上就不能相提并论,如果中止犯的处罚不考虑这种罪质差异,就可能导致罪刑评价的失衡。(2)对法益的危险程度。对于未完成形态的犯罪而言,其基本的可罚根据是其对法益的危险。因此,在中止犯的可罚性评价根据中,行为对基本法益的危险程度具有重要意义。(3)中止犯罪的动机和原因。虽然中止犯是自动放弃犯罪,但自动中止的动机和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基于伦理上的觉悟,如因为罪恶感而真诚悔悟,或因对被害人心生怜悯等;有的是出于纯功利性动机,如因受到警告,害怕罪行败露受到刑事处罚;还有的是受到外在因素一定程度的干扰,不那么情愿地放弃犯罪。这种动机、原因上的差异表明行为人主观恶性程度及人身危险性程度的差别,无疑也是评价中止犯可罚性程度的重要根据。(4)造成的损害及其程度。在对基本法益构成的危险之外,中止犯是否造成其他损害以及损害的大小,当然也是评价其客观危害程度的重要根据之一。除上述根据外,其他可能反映中止犯可罚性程度的因素也应当纳入刑罚裁量的综合性评价根据中。在这种多元综合的评价体系中,每一种评价根据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如此,损害及其程度就不再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也唯有如此,才能在应对千差万别的犯罪现象时,避免中止犯的刑罚裁量因为法定标准的僵化所致的严重失衡。
  第二,从宽处罚的尺度相对化,即赋予审判机关在免除处罚和减轻处罚之间的酌情选择权。具体地说,就是要改变现行规定中以是否造成损害为标准将“应当免除处罚”和“应当减轻处罚”做严格区分的做法,而以前述评价根据多元化为前提,采用“应当免除处罚或者减轻处罚”的选择性表述,使司法机关能够综合案件的各种情节因素,在对中止犯可罚性程度作综合性评价的基础上,灵活地选择免除处罚或者减轻处罚。
  综上,对中止犯的处罚范围及普通中止犯的处罚原则,立法上可分两款作以下规定:“在犯罪实行过程中自动中止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对于中止犯,应当根据其犯罪性质和犯罪情节,酌情决定免除处罚或者减轻处罚。”
  二、具备特定加重情节的中止犯之处罚困境与立法完善
  (一)加重情节的类型及其对中止犯认定的意义
  对于刑法基于加重的情节因素而设置了加重法定刑的加重型犯罪行为,刑法理论简称为情节加重犯。其中作为加重刑罚根据的加重情节,在刑法的规定上有两种类型:一类是诸如“情节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等抽象的概括性情节规定,其中的“情节”涵摄各种情节因素,所谓“严重”、“恶劣”是对全部情节因素的综合评价。基于这类抽象的加重情节而加重刑罚的,即为抽象情节加重犯。另一类是有具体指向的特定加重情节,诸如加重的行为对象(如引诱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卖淫,抢劫军用物资)、加重的行为手段或方式(如冒充军警人员抢劫,入户抢劫)、加重的行为场所(如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加重的行为时间(如军人战时故意泄露军事秘密)、加重的法益侵害次数(如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加重的共同犯罪分工与作用(如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等。此外,刑法还设置了具有复合要素的特定加重情节,例如“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就包含了强奸的公共场所要素和当众的要素。基于这类特定的具体情节而加重刑罚的,即为具体情节加重犯(或称特定情节加重犯)。还需说明的是,刑法规定的加重结果也属于特定的加重情节之一,故情节加重犯在广义上是包含结果加重犯的,但从犯罪停止形态研究的角度看,有必要将其独立对待。
  上述两类情节加重犯在犯罪中止的认定上,需要区别对待。就抽象情节加重犯而言,其加重刑罚的根据是对全部情节因素的综合性评价,而犯罪是否完成、是否自动中止等都应当作为评价因素而被纳入是否严重、是否恶劣的总体评价之中,不再独立地发挥刑罚裁量根据的功能。因此,刑法关于犯罪完成与未完成形态的划分及其处罚原则的规定,并不适用于抽象情节加重犯。[13]而对于具体加重情节犯而言,特定的加重情节是否具备,与犯罪是否中止是两个互不相干的问题,即便犯罪行为具备特定加重情节,也不排除其成立犯罪中止的可能性。例如,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行为人自动中止其抢劫行为的,同样能成立抢劫罪的犯罪中止,其中冒充军警人员的加重情节和抢劫行为的中止各自独立地发挥其刑罚评价功能。因此,对那些需要划分犯罪既遂与未完成形态的故意犯罪,如果刑法针对特定加重情节设置了加重法定刑的,应承认其成立中止犯的可能性。
  (二)具备特定加重情节的中止犯处罚之困境
  具备特定加重情节的犯罪在成立犯罪中止的情况下,能否以及如何适用中止犯处罚原则,是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因为无论对其是否适用中止犯处罚原则,都难免罪刑失衡。
  一方面,如果将中止犯处罚原则适用于具备特定加重情节的犯罪,会造成两种评价失衡:其一,假如犯罪中止且未造成损害,就应当对其免除处罚,如此,就意味着具有加重情节的中止犯同无加重情节的中止犯在刑罚后果上被同等对待,法定的加重情节在其中未发挥任何作用。这既不合理,也很难说符合立法初衷。其二,假如成立犯罪中止但造成损害,就应当对其以加重法定刑为基准减轻处罚,而按照当下推行的量刑规范化和一些地方性量刑指南的要求,减轻的幅度被作了严格限制。如此,则已经造成损害同没有造成损害的中止犯之间在刑罚后果上就存在过分悬殊的差异。譬如,两起抢劫银行案的中止犯,其中一个没有造成损害,应当免除处罚,另一个造成了银行价值千元的财物毁损,应当减轻处罚,但以10年有期徒刑这一法定最低刑为基准,即使减轻幅度较大,其刑罚同前者的免除处罚之间仍然过分悬殊。这意味着,仅仅因为价值有限的损害,会造成刑罚后果的巨大差异。
  另一方面,如果因为上述评价失衡而否定中止犯处罚原则对具体情节加重犯的适用,就意味着对具备特定加重情节的中止犯也须直接适用加重法定刑。然而,基于我国刑法以既遂犯为标本设置法定刑的立法原理,以及情节加重犯显著加重的刑罚及显著升高的起刑点,有理由相信其加重法定刑是针对犯罪完成状态设置的。按照刑法原理及我国刑法关于中止犯立法的基本精神,中止犯同既遂犯在刑罚上无疑是应当区别对待的。否则,不仅对犯罪人显失公平,而且也拆除了犯罪人通过中止犯罪重归正途的“黄金之桥”,有悖于中止犯从宽处罚的刑法原则和我国刑法设立中止犯制度的立法精神。
  这种左右为难的困境,对司法的合理性构成了严重制约,以至于司法机关为了实现个案正义而不得不做出偏离法律规定的裁判。例如,有司法判决对实施入户抢劫、强奸犯罪但自动放弃抢劫的行为人认定为入户抢劫的犯罪中止,但却在未认定造成其他损害的情况下,作了减轻处罚的决定。[14]从实质正义的角度看,法院偏离法律规定的判决无可厚非,但这毕竟形成了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冲击。
  (三)具备特定加重情节的中止犯处罚之立法建议
  对于具备特定加重情节的中止犯,其处罚原则应有别于普通中止犯。具体地说,其刑罚制度设计应遵循以下原则。
  首先,要排除免除处罚的可能性。这一结论以前述限缩中止犯处罚范围的立场为前提,即限于犯罪实行阶段的中止犯而言。由于刑法针对特定情节设置了显著加重的刑罚,表明具备该加重情节的犯罪在刑法评价上的严重程度显著提升,一旦行为人着手该犯罪行为,即使其自动中止犯罪,其犯罪的严重程度相比普通中止犯也有显著升高,因而不宜免除处罚。否则,其加重情节对犯罪可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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