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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论“为其他非营利目的”成立的法人
【作者】 张新宝汪榆淼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分类】 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其他非营利目的;互益性法人;自益性法人;经营活动;有限分配
【英文关键词】 Any Other Nonprofit Purpose; the Nonprofit Mutual Benefit Corporations; the Nonprofit Self-benefit Corporations; Business Activities; Limited Distribution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4
【页码】 1
【摘要】

以利益的归属方为标准,可以将非营利目的划分为公益、互益与自益。公益性法人的利益主要是非经济福利,其归属于第三方,体现高度利他性。互益性法人的利益归属于成员自身,其利益属性可以包括经济利益,其类型包括经济类公共交易平台与非公益性社会团体。自益性法人的利益归属于法人自身,主要是指宗教活动场所。互益性法人与宗教活动场所法人原则上都不得从事经营活动。互益性法人终止时出资人只能有限分配剩余财产。

【英文摘要】

In terms of the party the benefits are designed to provide for, non-profit purpos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public benefit, mutual benefit and self-benefit. Non-profit public benefit corporations usually provide non-economic benefits for a broad good and is thus highly altruistic. Non-profit mutual benefit corporations are formed or operated to benefit their members. They could be designed to provide economic benefits. They include public trading platforms and non-benefit public social groups. Non-profit self-benefit corporations, which mainly refers to the venues for holding religious activities, provide benefits for itself. The non-profit mutual benefit or self-benefit corporations shall not perform business activities. Upon dissolution a non-profit mutual benefit corporation could only distribute residual property to its investors limitedl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0028    
  引言
  《民法总则》依循“功能主义”的法人分类方法,将法人划分为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两大类型。[1]虽然《民法总则》对于非营利法人进行了多维度的类型划分,但是依据法人成立目的所划分的公益性法人与非公益性非营利法人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个考察维度。[2]
  相较于营利法人和公益性法人而言,非公益性非营利法人多少显得有些陌生。面对这一陌生的法人类型,我们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何为“其他非营利目的”,其与公益目的有何区别,应当以何标准划分非营利目的的类型;“其他非营利目的”是否就是“互益目的”,是否还存在第三种非营利目的;为其他非营利目的成立的法人有哪些具体类型;其是否可以从事经营活动;其终止时剩余财产又应当如何处置。这些问题都是本文所尝试予以回答的。
  本文以《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为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立足于我国非营利法人的现实状况,既关注非营利法人特别法的现行规定,也注重构建非公益性非营利法人的理论体系。同时,对于域外立法例也给予了适当的关注。以期为非公益性非营利法人的基础研究工作添砖加瓦。
  一、基于利益归属方的“非营利目的”类型划分
  (一)非营利法人的类型划分——以成立目的为标准
  1.非营利法人的多维度类型划分
  《民法总则》在法人的分类上采取了单一标准的划分方式,即将所有法人划分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与特别法人三大类。这种划分方式是周延的,任何一个法人在民法上都可以划归到其中的一种类型中。但是在对于非营利法人的“再分类”中,《民法总则》采取了多标准的类型划分方式。[3]具体而言,以成立目的为标准,分为为公益目的成立的非营利法人(公益性法人)与为其他非营利目的成立的非营利法人(非公益性非营利法人);以组织形态为标准,分为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以资金来源为标准,分为捐助法人与非捐助非营利法人。
  这种类型划分模式既具有一定的优点,也具有一定的缺点。优点在于这些不同标准的类型划分都是从非营利法人某一维度的性质出发,对于不同类型的非营利法人予以区别规制,这可以使得非营利法人得到更好的治理。缺点则在于法律适用上的复杂。对于一个具体的非营利法人而言,其要受到基于设立目的、组织结构、资金来源等方面的不同法律规范的规制。例如对于一个基金会法人而言,其既是为公益目的成立的法人,也是捐助法人。这就意味着其既要受到《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制,也要受到法律关于公益性法人之规定以及相关法理的规制,还要受到法律关于捐助法人之规定以及相关法理的规制。[4]
  2.以利益归属方为标准——三种非营利目的
  《民法总则》将“非营利目的”划分为公益目的与其他非营利目的。通说认为,其他非营利目的就是“互益目的”。[5]笔者则认为,从利益的归属方进行考察,在公益目的与互益目的之外,还存在一种非营利目的,即“自益目的”。对于这三种类型非营利目的的具体内涵留待下文详述。此处笔者仅对其进行粗线条的勾勒。
  设立一个非营利法人以及该非营利法人设立之后所从事的民事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利益的再分配。围绕这一利益存在着三方主体,即非营利法人本身、利益付出方与利益接收方。非营利法人的设立人、出资人或者成员是当然的利益付出方,因为在设立法人的过程中或者在法人后续的运作中,其都要或付出资金或付出时间精力。在利益付出方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利益接收方只能有三种情形:利益接收方与利益付出方相同;利益接收方是非营利法人自身;利益接收方是法人以及利益付出方以外的第三方。本文所论述的公益目的、互益目的、自益目的之划分大体上就是依循这一思路展开的。
  第一,公益性法人的利益接收方是法人及其设立人、出资人或者成员之外的第三方。其利益接收方与利益付出方是不同的。而且公益性法人自身并不是利益的接收方,即公益性法人自身没有独立的利益。
  第二,互益性法人是为了成员间的共同利益所成立,因此其利益接收方与利益付出方是相同的,都是互益性法人的设立人、出资人或者成员。此外,互益性法人自身也不是利益的接收方,法人自身没有独立的利益。
  第三,自益性法人主要是为了法人自身利益(存续利益)而设立。其利益接收方是自益性法人自己。自益性法人与公益性法人的相同点是其中的利益付出方与利益接收方都存在分离的现象。二者的不同点则在于公益性法人不存在自己独立的利益,而自益性法人则具有自己独立的利益。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关于非营利法人设立目的的划分,都是从总体层面进行分析,抓住的是各类非营利法人的“主要设立目的”。从细节层面或从较长期间来看,基于不同目的成立的非营利法人实际上都会促进公益、互益与自益目的的发展。
  下表简要描述了上述三种基于不同目的设立的非营利法人在各方面的法律属性。
  非营利法人目的类型公益性法人互益性法人自益性法人

┌───────┬──────────────┬────────┬───────┐
│利益归属   │第三方           │法人成员    │法人自身   │
├───────┼──────────────┼────────┼───────┤
│主要资金来源 │政府拨款、捐助       │成员出资    │捐助     │
├───────┼──────────────┼────────┼───────┤
│典型形态   │事业单位、公益性社会团体、基│互益性社会团体、│宗教活动场所 │
│       │金会、社会服务机构     │经济类公共交易平│       │
│       │              │台       │       │
├───────┼──────────────┼────────┼───────┤
│有无成员   │无             │有       │无      │
├───────┼──────────────┼────────┼───────┤
│非营利目的的表│不得分配利润、不得分配剩余财│不得分配利润、限│不得分配利润、│
│现      │产             │制性分配剩余财产│不得分配剩余财│
│       │              │        │产      │
├───────┼──────────────┼────────┼───────┤
│行为非营利性表│限制为营利行为       │不得为营利行为 │不得为营利行为│
│现      │              │        │       │
├───────┼──────────────┼────────┼───────┤
│主要法律依据 │《民法总则》第95条;《基金会│《社会团体登记管│《宗教事务条例│
│       │管理条例》第28、29条;《事业│理条例》第4、26 │》第52、57、60│
│       │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2条 │条。      │条。     │
│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        │       │
│       │4、26条。          │        │       │
└───────┴──────────────┴────────┴───────┘

  (二)“公益目的”与公益性法人
  公益性法人并非本文讨论的对象,但是对于公益目的的理解直接影响到对于其他非营利目的的理解,因此仍然有必要对于公益目的以及公益性法人作一番简要地考察。爱法律,有未来
  虽然“公益”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模糊不清且令人困惑的。[6]但是在《民法总则》之外,有一些法律已经对于“公益”的范围进行了规定。结合《公益事业捐赠法》第3条、[7]
  《信托法》第60条[8]
  的规定,应当认为我国现行法中的“公益”特指以下事项:(1)救灾扶贫;(2)扶助残疾人等困难群体或个人;(3)发展教育、科技、文化、艺术、体育、医疗事业;(4)生态环境保护;(5)社会公共设施建设;(6)其他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
  从上述6项公益事项的列举可以发现,“公益目的”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具有典型的高度利他性。公益目的的利他性是指在公益事业中,投入资源的一方是以实现他人的利益为目的而投入资源。对于公益性法人而言,不论是其设立人、出资人还是向其进行捐赠的人(以下统称捐赠人),他们的目的首先都是为了促进他人的利益。只有他人的利益得以实现,捐赠人的捐赠目的才真正得以实现。
  从哲学上进行考察的话,公益目的的这种高度利他性的根源可能来自于人类本能中的同情怜悯心理。诚然,自利(主要是经济上的自利)是人类行动的重要动机,但是却并非唯一动机。[9]在自利之外,人类还天然地具有一定程度的利他情感。不论中外,人类对于这种同情怜悯的心理早有认识,怜悯心是人类最应具备的禀性,怜悯心之于人类是与生俱来的。[10]
  需要指出的是,公益性法人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高度利他性。诚然,利他性在所有非营利组织中都有所体现。[11]甚至对于营利法人而言,也会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利他性。[12]但是,毫无疑问,公益目的所体现的利他性程度更高,更为典型。这也是人们在很多时候天然地将公益与慈善紧密联系起来的原因之一。[13]
  第二,公益目的的利益类型原则上限于非经济福利范畴。所谓非经济福利,笔者在此借鉴了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的有关论述。庇古认为,福利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可以大致划分为经济福利与非经济福利两大类型。在二者之间虽然不存在一道像“界桩或篱笆”那样清晰的界限,但是借助货币这一测量尺度却能够大致将二者划分开来。总的来说,能够直接或间接与货币这一测量尺度有关的那部分福利就是经济福利,反之则为非经济福利。[14]笔者认为,公益目的所要推进的是这部分非经济福利的发展,而不是经济福利的发展。换言之,公益事业的开展并不关心经济福利的增进与否。前列教育、科技、文化、艺术、体育、医疗、生态环境等事业是否取得进步,都不是简单地能够以货币来加以衡量的。
  第三,公益性法人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利益。前文已经述及,在公益目的中利益的接收方是法人本身以及其出资人、设立人或成员之外的第三方。由第三方来接受利益也就意味着从本质上来看,公益性法人本身并没有独立的利益存在。换言之,公益性法人就像一座桥梁或者一个中转站一样,经由其手,将利益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原则上利益不应当在公益性法人手中“长久停留”,除非出于某些特定的理由,例如将一部分的利益在公益性法人手中作一定时间的停留以期该利益得以扩大进而使得输出的总利益增加。
  二、“其他非营利目的”之一:互益目的与互益性法人
  (一)互益目的的概念内涵与利益性质
  1.“互益目的”的概念——兼论“互益”之范围
  “其他非营利目的”中最常见也是最典型的是“互益目的”。所谓互益目的,是指以实现特定群体的共同利益为目的,典型的如行业协会、商会等。笔者称这类非营利法人为“互益性法人”。[15]互益目的与公益目的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互益目的中的利益虽然是一种“共同利益”,但是这一“共同利益”中包括了该特定群体中每一个个体的“个人利益”。换言之,互益性法人的成员最终追求的还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促进“共同利益”只是实现其“个人利益”的一种手段。在互益性法人中,个人利益无法得到满足的一方将会选择退出互益性法人。在这一意义上讲,互益性法人与营利法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共性,即二者中的个体最终都追求自身利益的实现,二者的差异则在于前者追求的自身利益中不包括分配利润的利益,而后者追求的利益则并不禁止分配利润。
  此处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互益目的中的利益究竟应当严格限制在互益性法人成员的利益之内,还是可以扩展到互益性法人成员所代表的群体的利益。换言之,“互益”的范围应当如何确定。笔者认为,对于互益目的原则上应当作较为严格的解释,即限制在互益性法人的成员之间。例外情形是,当一个互益性法人的目的主要是增进直接的经济利益时,该利益可以扩展到法人成员所代表的群体的利益。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如果将互益目的的范围扩展到其所代表的群体的利益,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互益目的与公益目的的界限。因为利益超出成员利益的范围越大、程度越深,就越接近于公益性质。而界限的模糊会在实践操作中带来困惑。例如对于消费者协会等组织的成立目的就会产生激烈的争论。
  第二,在一些国家的立法中(例如美国)对于互益性法人作较为宽泛的解释[16]是因为在其非营利法人的类型划分中对于公益性法人的范围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进而使得“互益性(mutual benefit)法人”需要作为一种兜底性的类型存在从而确保所有非营利法人都可以被划分进某一特定类型中。[17]但是在我国法律关于非营利法人的类型划分中,并不需要互益性法人来扮演这一兜底角色。前述“公益目的”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开放性的。
  第三,我国的非营利法人治理法制相对而言还十分薄弱,而公益性法人的监管通常比互益性法人要更为严格。将利益超出成员利益范围的非营利法人纳入公益法人的框架下进行监管,有利于非营利法人的有序、健康发展。
  第四,对于以增进直接的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的法人而言,仍然将其划入互益性法人更为合适。因为公益目的原则上不应包括直接的经济利益。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里讨论的主要是非营利法人的设立目的,而不是拘泥于某个具体的非营利法人在实际运行中的某个具体行为。因此,一个互益性法人可能偶尔地帮助了一个非其成员的主体,增进了该主体的利益,但这并不改变该法人是为互益目的而成立这一性质。只有在一个互益性法人经常性地从事实质上具有“公益”性质的活动时,才有必要考虑是否应当将其纳入公益性法人的类型中。
  2.“互益目的”的利益性质
  (1)利益类型的广泛性——兼论各类利益“不得分配利润”的原因
  “互益目的”中的利益类型,既有可能是经济类利益,也有可能是非经济类利益。[18]前文已经述及,公益通常是指向非经济福利,直接的经济福利通常不属于公益的范畴。但是“互益”中的利益则往往无此限制。行业协会、商会等就是为了实现经济类利益而成立的互益性法人;而马术俱乐部、摄影协会等就是为了实现非经济类利益而成立的互益性法人。虽然这两类互益性法人都要受到非营利的基本规则即“不得分配利润”的约束,但是背后的原因则具有较大差异。对于非经济类互益性法人而言,其接受非营利法人“不得分配利润”规则约束的原因很容易理解。因为这类法人所意欲增进的利益本身就不是经济性的。向法人的出资人、设立人或者成员分配金钱(利润)并不会增进出资人、设立人或者成员的这一非经济利益。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经济状况的改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非经济类互益性法人所要追求的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中非经济福利的那些部分。
  但是对于经济类互益性法人而言,其为何选择成为非营利法人(接受“不得分配利润”规则)或者说法律为何要求一些特定类型的经济类互益性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不得分配利润),就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从经济类互益性法人的出资人、设立人或者成员的角度来看,既然他们谋求的是经济利益,为何又选择不得分配利润的非营利法人这一组织形式呢?如果分配利润也是他们意欲取得的经济利益之一,而仅仅因为国家的法律强制非营利法人不得分配利润,那么在营利法人制度如此宽松的现行法下,他们为何不直接选择采取营利法人的组织形式呢?笔者认为,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如果他们追求的并不是单纯的利润而是其他具有不可分割性的经济利益,那么采用非营利法人的组织形式就是可以理解的。经济利益既包括真金白银的利润分配,但也可以指向其他方面,例如与外国同业相比行业竞争性的提高,更加公平、良性的竞争环境,经济资讯的共享,更加透明的交易环境等等。这些经济利益对于互益性法人的成员等而言,是共同享有的,在彼此之间不能进行再次分配。这一点类似于经济学中公共产品的概念。
  其次,如果在同一个组织中,“追求利润的取得与分配”这一经济目标会阻碍其他目标(通常是更主要的目标)的实现,那么该组织(及其成员)就很可能放弃利润目标并转而专注于其他特定目标的实现。在这种情形下,采取非营利法人的组织形式来实现他们的特定经济目标,也是可以理解的。例如,对于行业协会而言,其通常施行自律管理,实际上行业协会的决策层或管理层对于该行业的相关企业具有一定的优势地位,如果允许行业协会本身也可以直接从事该行业的业务经营而参与到该行业的竞争中,那么难免会出现不公平竞争的情况。因为行业协会此时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此时,让行业协会本身放弃经营行为与营利目的,转而专注于行业自律、服务企业等其他经济目标的实现,就是一个对各方都公平而有利的明智选择。
  由上述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追求的就是利润的取得及分配而不是其他具有不可分割性的经济利益,或者利润目标与其他经济目标的实现是可以兼而得之的;那么他们就不会选择非营利法人这一组织形式,因为此时选择非营利法人的组织形式并不是实现他们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途径。由此,我们又可以逆向反推出以下结论:既然作为理性的民事主体的他们已经在慎重思考的前提下,选择了非营利法人这一组织形式,那么就应当认为他们已经放弃了取得利润并分配的这一经济目标。而且,需要特别注意,此处他们放弃的经济目标不仅包括利润的分配,也包括利润的取得。原因在于,如前文所述,互益性法人中利益的付出方与利益的接收方是相同的主体,而且互益性法人自身没有独立利益。因此经济类互益性法人如果不能分配利润,那么其就没有也不应当有取得利润的激励。与此不同的是,公益性法人之所以在不得分配利润的前提下仍然可能具有取得利润的动力,是因为其以促进公益事业为目的,而利润的获得可以增加服务公益事业的资金,通常来讲更多的资金投入对于公益事业的发展而言是有利的。在这一机理中,利润的取得可以更好地实现公益目的。换言之,对于公益性法人而言,其取得利润之后仍然有一个分配的过程,只不过不是分配给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而是分配给公益事业的受众。但是互益性法人本身就不具有服务公益的目的,其服务的对象是特定的部分人,如果利润无法进行分配,那么取得再多的利润对他们而言也是“经济上无实益”的。因此,利益群体的特定性就决定了对于互益性法人而言,利润的取得与利润的分配是一体而不可分的。这也就意味着对于互益性法人分配利润的禁止同时宣告了对于其取得利润的禁止。此点在下文还有更进一步的阐述。
  (2)通常不具有利他性
  不具有利他性或者说仅具有十分低程度的利他性,这是互益性法人与公益性法人的最核心区别之一。对于互益性法人而言,并不以实现他人的利益为首要或主要的目标。不论是经济类还是非经济类的互益性法人,其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成立法人、加入法人或者参与法人的活动,其主要的目的都是为了自己在某方面福利的增进。对于其他人的福利是否也得到了发展,他们并不关心。对公益性法人而言,法人组织就像一座桥梁一样,在公益资源投入者与公益事业的受众之间建立起一个纽带的作用。利益从投入者一方经由公益性法人之手,转移到受众一方。但是对于互益性法人而言,这样一种“传输”的作用方式并不存在,与此相对的是一种“回转”的作用方式。即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向互益性法人投入资源之后,资源在互益性法人这一组织体处形成了集聚,而且藉由法人组织的运作,使得利益不断变大,但是这一利益并不转移到法人及其成员之外,也不永远停留在法人组织本身,而是会再次回转到资源投入一方中。从后果评价的角度看,互益性法人的出资人、设立人或者成员如果最终并未从成立或参与该法人的这一行为中获得利益,那么通常可以评价为这一成立或参与该法人的行为是“不成功的”,或者说“不明智的”。但是对于公益性法人则不会是这样的评价标准。只有在公益事业的受众的福利并未得到增长的情况下,我们才会评价公益事业投入资源的行为是“不成功的”。只要公益事业得以推进,公益事业受众的福利得以增长,我们就会评价该公益行为是成功的、有效的;此时公益资源投入者的境况是否也得以改善在所不问。
  (二)互益性法人的具体类型
  1.经济类公共交易平台
  (1)证券交易所
  在1996年、1997年颁布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均已失效)中,都将证券交易所界定为“会员制事业法人”。但是,2001年颁布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已失效)中摈弃了这一表述,其第3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证券交易所是指依本办法规定条件设立的,不以营利为目的,为证券的集中和有组织的交易提供场所、设施,履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的职责,实行自律性管理的法人”。目前有效的2017年《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则又放弃了对于证券交易所法律性质的界定,而仅在第6条规定,“证券交易所组织和监督证券交易,实施自律管理,应当遵循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原则,维护市场的公平、有序、透明”。
  笔者认为,证券交易所属于非营利法人中的互益性法人,对此说明如下。
  第一,证券交易所不是营利法人。对于证券交易所是否可以或是否应当以营利为目的,我国学者间有不同的意见。[19]笔者认为,从目前我国实体法的规定来看,证券交易所仍然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虽然2017年《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删除了2001年《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第3条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表述,但从以下两方面来看,将证券交易所界定为非营利法人仍更为妥当。一方面,《证券法》第105条第2款仍然规定“实行会员制的证券交易所的财产积累归会员所有,其权益由会员共同享有,在其存续期间,不得将其财产积累分配给会员”。存续期间不得向会员分配任何财产,这符合非营利法人的根本特征。另一方面,证券交易所的主要目的是组织和监督证券交易,维护市场的公平、有序、透明。这与单纯的营利目的存在较大差别。虽然证券交易所同样收取费用、获得收入,但是这些费用的收取并非由市场调节,也并非为了利润最大化。否则在我国证券交易所几乎不存在“市场竞争”的现状下,证券交易所尽可以收取“天价费用”。[20]因此,证券交易所从事民事活动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取利润。基于以上两方面的考虑,笔者认为目前将证券交易所认定为非营利法人是较为妥当的。爬数据可耻
  第二,证券交易所并非为公益目的成立。虽然2017年《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第6条中强调证券交易所应当“遵循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原则”,但是并不能据此认定证券交易所属于为公益目的设立的非营利法人。理由在于,不能简单地将“公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划等号。如前文所述,“公益”的基本特点在于目的上的高度利他性和范畴上的非经济福利性。证券交易所并不符合这两个基本特点。人们设立证券交易所是为了更好地交易,各自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可以说,围绕着证券交易所,大家都是“皆为利来、皆为利往”。围绕着证券交易发生的几乎所有事情都完全可以货币来作衡量。因此,证券交易所并非为公益目的而设立。
  第三,证券交易所的目的是为了特定部分人的利益。证券交易所的主要功能在于组织和监督证券交易。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维护公平、有序、透明的证券市场。由证券市场直接获益的是参与证券交易的人,这一群体是特定的。虽然这一群体的数量可能十分庞大,但是一个不参与证券交易的人就无法从中直接获取利益。因此,从本质上说,设立证券交易所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促进特定部分人——参与证券交易的群体——的利益,而且是经济利益。
  实际上,经济类公共交易平台大多都具有与证券交易所相似的性质和特点。它们都不是为了单纯的营利目的而设立,其作用主要都是维持一个良好的交易市场,主要的功能也都是促进交易群体的经济利益。因此,它们都属于互益性法人。除证券交易所外,经济类公共交易平台主要还有以下几类。
  (2)期货交易所
  依据2017年修订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7条的规定,“期货交易所不以营利为目的,按照其章程的规定实行自律管理”。因此,期货交易所具有非营利性,是非营利法人。2002年发布的《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已失效)中对于期货交易所只提供了会员制这一种组织形式。但是,2017年发布的《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第4条规定,期货交易所可以采取会员制或者公司制的组织形式;公司制期货交易所采取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如何理解公司制期货交易所的非营利法人属性,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笔者认为,首先,作为行政法规级别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已经明确期货交易所的非营利性质,因此按照《民法总则》对于非营利的规定,不论期货交易所具体采取何种组织形态,都不得向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其所取得的利润。
  其次,公司制期货交易所采取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仅仅意味着其采用了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而不能当然地理解为公司制期货交易所在法律形态上与股份有限公司等同。[21]因此,公司制期货交易所并不能当然地适用《公司法》关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规定。对于《公司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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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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