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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联合国改革为视角
【作者】 戴轶【作者单位】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分类】 国际条约与国际组织
【中文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联合国改革;国际共同体;共生法
【英文关键词】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Mankind; Reform of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Law of Mutualism of Mankind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4
【页码】 107
【摘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鉴于人类共生性关系的日益显现而提出的全球治理思想,联合国是以人类利益为宗旨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基础平台;联合国改革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容重合、目标一致,都是要建立一个适应全球化发展形势的安全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所以,以推进联合国改革的方式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条有利途径。但是,滞后的国际法观念使联合国改革难有进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揭示国际法进入了“共生法”时代,为联合国改革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应以“共生法”思想扩大联合国体制的法律效力范围和效力对象,提升法律效力等级,将其发展成为具有宪法性作用的“人类共同体法”,实现改革目标,也藉此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英文摘要】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mankind is an ideology of global governance proposed by China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from international society to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UN is a glob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ith the aim of common interests of mankind, and its reform is to establish a security community and development community adapting to the situation of globalization,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goal of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mankind. Advancing the UN reform is a realistic and reliable way to construct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mankind. However, the UN reform is difficult under the present national interest-oriented international law. It is thus necessary to utilize the law of mutualism of mankind and the law of common development contained in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mankind to enlarge the scope and enhance the level of UN legal validity. That will make the UN law develop into a “community law of mankind” with constitutional function, to realize the goal of UN reform. In this wa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mankind will also be realize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0029    
  引论: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奋斗目标。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虽然政策性释义已经相当明确,但是仍然需要从理论上进行阐释。理论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提炼和升华,一种新思想只有在理论的演绎推理中得到证明后,才能够产生更普遍的影响力和更准确的指导力。就本文的立意来说,这也是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联合国关联性的逻辑起点。
  “共同体”概念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认为,家庭联合组成村坊,村坊联合组成城邦,城邦是所有社会团体中至高而广含的共同体,以最高的善为目的。为实现这个目的,城邦必须以正义为原则建立起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法律。[1]显然,基于共同生活基础上产生的治理需要是亚里士多德的“共同体”所指,这一概念后来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被广泛应用。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力量的发展,共同体不再囿于地理空间和国家边界,开始随社会关系的扩展形成国家间或跨国共同体。”[2]国际共同体理论首先出现在欧洲,贞提利斯、苏亚雷兹等欧洲早期的国际法先驱都曾提出过国际共同体构想,认为应在分裂的欧洲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共同体,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更是一种完整的国际安全共同体理论。从走出中世纪到当代,对欧洲的国际共同体的思考从未停歇过,这为欧洲共同体(欧洲联盟)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各种表述和研究中,国际共同体概念虽然有差异,但其共同点是强调“我们”(we)。它与国际社会概念纠缠在一起,但更强调在社会契约性秩序基础上的身份、价值认同;它更是处于与国际体系概念相反的另一端,因为国际体系指的是以物质力量为基础的机械互动,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概念。国际共同体一词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它是人类对于共同拥有一个更美好未来的想象,用以表述为改善人类境况而进行的社会运动,并为之提供合法化辩护。[3]
  总结理论研究和历史实践,国际共同体有两层递进性的含义:一是用以描述国际化程度日益普遍、深入的国际共同生活状态及其演进趋势;二是针对共同生活而“提出构建一种国际治理机构,以实现共同的目标和普遍的利益”。[4]归结起来说,国际共同体就是对国际共同生活的治理。其本质和亚里士多德的共同体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并无二致。
  一般而言,国际共同体只存在于地缘紧密的区域内或国际社会中融合度较高的领域中,所以,我们总能看到大量区域性共同体和领域性共同体。对于全球性共同体,通常大家都认为只存在于安全领域,其表现形式是联合国及其集体安全制度,联合国是全球性的安全共同体。但是,冷战终结后,被意识形态分割的世界市场重新融合为一个整体,全球化不断向纵深发展,“人们深切地认识到,国际社会中的相互依赖日益增长,一个全球共同体已经出现。”[5]为此,探索人类在新时代中生存与发展问题的思潮开始涌动,“全球治理”作为联合国提出的全球共同体方案被世界各国接受。全球治理实施20余年以来,成就显著,但一些核心性的问题如权力与规则的矛盾、公益与私利的冲突等,已成为难以突破的“瓶颈”。全球治理依然被国际政治所左右,治理领域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的疆场,而制度规则却约束力不足,难以对国际行为体实现有效的规制。
  对此,中国经过数年的酝酿和思考,在十九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世界进入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这一论断描述了人类社会融合面越来越广、融合度越来越深、挑战越来越具有共同性的现实状态和发展趋势,指出世界因此不再区分“你”和“我”,而是形成了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的“我们”。为此,中国“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和新挑战下,为人类开辟美好未来的中国思想和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构建一个更为完善的全球性治理机制,对人类社会共同性问题领域实行有效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6]的世界各国共同身份,主张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目的就是要以此观念革新和发展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政治倡议,但一个有效的共同体必须依托于健全的、普遍的、有效的法律体制,才能实现治理目标。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必然伴随着相应的法制建设,其过程也就意味着国际法的革新与发展。
  一、联合国改革向着人类命运共同体迈进的趋势感觉黑人都特别团结
  作为治理形态的国际共同体必定表现为国际组织,区域性共同体的载体是区域性组织,如欧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领域性共同体的载体是专门性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性共同体,这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联合国,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在解释“什么是国际共同体”时就处处与联合国联系在一起。[7]联合国作为目前唯一一个真正覆盖全球的国际组织,不仅表现在地理规模上,还表现在《联合国宪章》(以下简称“《宪章》”)是一项对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具有约束力的基础性公约,具有最普遍和最高的法律效力,凡与《宪章》所规定的基本义务相抵触者均属无效。因此,联合国即使不能被认定为世界政府,至少也构建了一个由中央调节的国际秩序,《宪章》也常被与国内宪法进行类比,从而与国际共同体联系起来。[8]而且,联合国以发展人类公共利益为宗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可以说,联合国已经初步构建了一个人类共同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良好基础。所以,习近平主席三次在联合国宣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都充分肯定其地位和作用,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9]
  在60余年的实践中,联合国不断实现着变革与发展,这可以视为广义上的联合国改革。而我们通常所说的联合国改革是狭义上的,指的是专门性的改革活动,这在联合国成立后不久即已开始。初期改革的焦点集中于联合国机构职权的分配和对《宪章》一些条款的异议上,但得到落实的主要是内部行政机构的调整和精简问题。2003年美国悍然入侵伊拉克后,安南秘书长成立了由一些前各国政要组成的“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研究全球化日益深化背景下联合国的改革问题。次年12月,高级别小组提交了题为《一个更为安全的世界:我们共同的责任》的报告,详尽分析了联合国体制的固有缺陷和在现时代所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意见。据此报告,安南向大会提交了题为《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的秘书长报告,最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之际联大通过了《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以下简称“《成果文件》”)。[10]以《成果文件》为标志的联合国改革,是联合国的一次全面改革,将联合国改革推到了一个新阶段和新高度。
  联合国改革是对联合国在全球化深入发展时代的再造。联合国成立于二战结束之际,其功能定位和适用范围等多方面都有时代局限性。面对冷战后日益严峻的挑战,联合国或者是囿于法律依据的不足未能采取行动,或者是因法律规则的粗疏不能规制行动,致使国际社会对联合国体制的有效性产生怀疑。更为严重的是,面对美国单边主义政策,联合国缺乏制衡能力,无所作为,使广大中小国家极其失望。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因其人道主义干涉、武力反恐等对外政策在安理会受到“大国一致”原则的掣肘也产生不满情绪,因而抛开联合国另行其事。联合国有被彻底边缘化的危险。《成果文件》认为,“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全球化,相互依存度更高,任何国家都无法完全孤立存在。”因此决心凝聚国家共识,实行改革。改革坚持联合国的宗旨和基本原则,决定“按照国际法建立一个有效的多边体系”,“开展国际合作,”“更好地应对世界面临的多层面和相互关联的挑战和威胁,”建立“一个更和平、更繁荣、更公正的世界”。可见,联合国改革的目标是要打造一个适应全球化新形势的国际共同体,实现联合国体制与时俱进的发展,承担起全球治理的职责。总体上看,联合国改革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秉持着同样的认识,两者在价值取向、目标等方面也具有高度一致性。
  “全人类的愿望,就是和平与发展。”[11]人类命运共同体涵盖政治、安全、发展、文明、生态等多个领域,既是一个安全共同体也是一个发展共同体。联合国改革也是围绕着这两个主题展开的。联合国最初仅仅只是一个全球性安全共同体,但联合国在筹建之时就认识到和平与发展的不可分割性,将“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纳入《宪章》宗旨,并专门建立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承担此项职能。经过长期努力,在国际经济领域和社会事务领域都已经建起了一个基本治理框架。联合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融合安全问题与发展问题的综合性共同体,以此观之,联合国改革的内容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重合的。
  集体安全制度是联合国作为全球安全共同体的核心,但《宪章》对这一制度的规定弊漏之处颇多。安理会几乎垄断决策权,而第39条所述的“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三种安全情势仅是抽象表述,安理会职权的行使方式也没有建立明确细则,致使决策经常被大国意志操纵。第2(4)条规定的禁止使用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原则中的“武力(force)”所指不明,适用范围常常发生争议。第51条所规定的自卫权表述含混,为一些试图用武力推行对外政策的国家留下了空间。制裁措施没有明确、健全的制度,常被滥用而收效甚微。第43条停摆致使联合国军无法组建,安理会不得不采取变通的办法,将执行行动以授权的方式交由会员国代为实施,而授权方式又缺乏必要的法律规范和监督机制,常常异化成为大国谋取地缘政治利益的“合法”工具。[12]所以,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未能发挥预想的功效。此外,联合国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维持和平行动,除一些惯例外,缺乏明确、精细、具体的法律规范,实施中常常招致质疑和非议,甚至遭遇失败。而由联合国主持缔结的系列裁军协定则明显地缺乏法律约束力,未能遏制住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安全共同体,联合国改革的首要问题是修正国际和平与安全法律体系的缺陷,完善制裁制度,强化维和机制,并将之扩大适用到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打造一个强化的广义集体安全制度。联合国安全共同体体制的改革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理念相通、目标一致:改革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实行“和平解决争端和强制性行动双轨并举”,“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充分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止战维和方面的核心作用”,[13]达到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的目标。
  联合国演化成为一个发展共同体是在实践中依托《宪章》逐渐形成的。1960-2000年,联合国连续实施4个“发展10年战略”,开启了发展共同体的构建;2000年,联合国所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是全球治理的创举和里程碑,所设定的议程成为全球发展问题治理的核心内容。《成果文件》决定,联合国关于发展问题的改革将秉持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三个支柱相互依存、相互加强的理念,采取向发展中国家倾斜的政策,扩大并加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在国际经济决策和规则制定方面的参与。2015年联合国发展峰会又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消除贫困、控制跨国疾病传播、保护环境资源、应对气候变化、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促进全球经济合作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成为全球发展治理和国际发展合作的指导性文件。发展系统已经成为联合国涉及领域最广、机构最多的职能部门。联合国在发展问题上的改革是要与时俱进地覆盖全球化进程的问题领域,建立新的行动体制以获得合法的行动权。改革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精神和目标,是努力“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14]推动世界朝着“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方向发展。
  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理念使联合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产生了共鸣与响应。自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演讲后,联合国开始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融入到各方面的行动之中。2017年2月12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报告》“呼吁国际社会本着合作共赢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加强支持,兑现承诺,促进非洲经济社会发展。3月17日,安理会在关于阿富汗局势问题的第2344号决议指出,以合作共赢的精神推动区域合作极为重要,要以有效方式促进阿富汗及该区域的安全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通过的“在所有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问题”和“粮食权”两个决议,均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写入了文本。9月11日,第7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决议,要求各方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改善全球治理,联合国也将秉持合作共赢的精神,发挥核心作用,寻求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共同对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标志着人类命运共同体被正式接纳为联合国全球经济治理的总体指导思想,2017年联大主席皮特·汤普森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这个星球上人类仅有的未来。”[15] 11月2日,在第72届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通过的“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实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的两份决议中,都载入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联合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接受证明了中国倡议的正确性和生命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突出了人类共同的命运和使命,高举合作、发展和共赢的旗帜,以理想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方式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重要的理念资源,[16]为联合国改革指明了方向。联合国作为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国际组织,不仅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性平台,也在实践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变革。
  二、以推进联合国改革的方式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政治共同体的构建至少需要具备两项基本条件:第一,共同体成员拥有共同的、相互依赖的利益和目标;第二,能够将成员组织起来实现这些利益和目标。[17]当前,对全球化进程中日益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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