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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值班律师制度的源流、现状及其分歧澄清
【作者】 张泽涛【作者单位】 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分类】 律师
【中文关键词】 值班律师;法律帮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辩护人身份
【英文关键词】 The Duty Lawyer; Legal Assistance; The Lenient Punishment System of the Accused Pleading Guilty and Accepting the Penalty; Status as Defense Lawyer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3
【页码】 70
【摘要】 值班律师制度作为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起源于英国,且为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我国香港地区等国家、地区所吸收和确认。值班律师制度在我国经历了从单一地区试点到全面发展的过程。从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发展与现实需要以及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来看,应当赋予值班律师辩护人的地位;值班律师制度不仅适用于轻罪案件,而且应当适用于重罪案件中;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的职责应当是围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了解认罪认罚的内涵及其法律后果、认罪认罚案件是否具有事实依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自愿认罪认罚以及如何进行量刑协商等问题提供辩护。与此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障值班律师的诉讼权利,并保障值班律师的经济补助。
【英文摘要】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legal aid system, the duty lawyer system originated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and was absorbed and accepted by Canada, Japan, Australia, Hongkong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e duty lawyer system has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from single area pilot to overall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From the the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riminal defense system, the practical demand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riminal Justice Standards, the duty lawyer should be laid on a high status as a defense lawyer. The duty lawyer system applies not only to the misdemeanor cases, but also to the cases of a felony penalty. In the cases in which the accused pleads guilty and accepts the penalty, the duty lawyer’s responsibilities should afford defense assistance for the issues as follows: whether the accused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pleading guilty and accepting the penalty, whether the cases of pleading guilty and accepting the penalty are based on the facts, whether the accused plead guilty voluntarily, and how to negotiate on the issue of penalty. Meanwhile, effectiv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ensure the duty lawyer’s litigation rights and guarantee the economic compensation to the duty lawyer.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0002    
  
  值班律师制度是指律师根据法律援助机构的安排在人民法院、看守所轮流值班,免费为没有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构建值班律师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但是截至目前,刑诉学界系统研究值班律师制度尚不多见,试点中不但对值班律师制度的理解与运用存在分歧,而且对值班律师制度的源流、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发展现状等基本问题似乎也缺乏统一的认识。事实上,律师值班制度关系到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的成功与否。有鉴于此,本文拟系统梳理律师值班制度的源流,结合我国律师值班制度发展现状,针对目前学界对于值班律师的定位、案件适用范围以及职责三大分歧焦点进行澄清,以期为值班律师制度的建构提供理论支撑。
  一、值班律师制度的历史源流
  作为保障人权的重要手段,值班律师制度不是自古有之,而是司法制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自从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西方刑事司法就强调保障人权并赋予被追诉人辩护权,且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愈发加强被追诉人的辩护权保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值班律师制度肇端于英国,尔后逐步为加拿大、日本等现代法治国家所吸收和确立,成为世界各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班律师制度起源于英国。在英国,值班律师制度的确立可以说是有限的财政预算与逐步扩大的法律援助需求之间平衡的结果。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法律援助案件数量不断增加,法律援助开支也呈现出爆炸式增长的态势。[1]据有关数据显示,到了1982-1983财年,治安法院为被告免费提供法律帮助的案件所占费用已达1.15亿英镑。[2]随着法律援助开支的不断增加,有限的财政预算越来越难以承受负荷,如何解决有限的财政预算与不断增长的法律援助开支之间的矛盾成为英国立法者十分关注的议题。而值班律师制度正是在尽量缩减开支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利的重要表现形式,获得英国的青睐。溯源值班律师制度的法制化,最早的规定是英国的《1988年法律援助法》。该法明确规定了刑事案件中的值班律师计划(Duty Solicitor Scheme)。尔后,随着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值班律师计划被1999年通过的《接近正义法》所吸收。需要指出的是,英国值班律师计划
  包括警察局值班律师计划和法庭值班律师计划两种形式,前者针对的对象为被羁押在警署内的公民以及到警署协助警方进行调查的公民,而后者针对的对象为在治安法庭内接受刑事审判的被告人。[3]
  伴随着值班律师制度在英国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该制度由于契合刑事司法人权保障的基本理念,因此逐渐被其他国家予以采纳及适用,因为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在很大程度上都围绕着如何保障人权而展开。
  在加拿大,值班律师制度目前在司法实践中予以适用。在1990年的William Brydges v. Her Majesty the Queen案中,最高法院阐释了为被逮捕或者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即时提供全天24小时的值班律师服务的重要性。最高法院Lamer大法官在多数判决中指出:“在加拿大现代社会中,聘请律师的权利和向律师发出指示的权利已不仅仅是指聘请私人律师的权利,时下,它还意味着,当被告人符合各省法律援助计划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时可以获得免费的法律服务,以及立即获得临时性的值班律师服务且无须考虑被告人经济状况的好坏。所以,出于这些考虑,我认为,作为《宪章》第10条第2款规定的告知权利或者说是告知义务的部分内容,(警察等执法人员)应当向被羁押人告知本辖区是否建立有值班律师和法律援助服务及如何获得这些服务的帮助,以方便被羁押人员能够充分理解其享有的聘请律师的权利以及向律师发出指示的权利。”[4]尔后,在1994年的R. V. PROSPER案中,最高法院法官指出应当将值班律师制度上升为各州或地区政府的一项宪法义务。伴随着嗣后一系列的判决,加拿大逐步确立了24小时电话值班律师制度。当然24小时电话值班律师服务只提供单纯的、即时值班律师帮助(包括晚上、周末和假日),且犯罪嫌疑人无须申请就可以获得值班律师的帮助,因为该服务是免费的,不需要考虑犯罪嫌疑人的收入状况。[5]需要指出的是,除了24小时电话值班律师制度以外,加拿大的值班律师制度还包括法院值班律师和其他类型值班律师制度两种类型。具体而言,前者旨在由私人执业律师与法律援助机构签订合同,为没有律师的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如在刑事诉讼中提供法律咨询建议、申请休庭、申请保释以及参与控辩交易等,以保证涉及法院诉讼的当事人都可以获得法律建议,从而在没有增加太多成本的同时尽可能地扩大法律援助的覆盖面。[6]后者则指精神健康法值班律师(Mental health law duty counsel)、特殊值班律师(Special duty counsel)、法律建议律师(Advice lawyers)、负责监督职能的值班律师(Supervisory duty counsel)等。[7]
  在日本,值班律师制度作为保障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重要手段,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司法实践中予以适用。九州岛是日本最早适用值班律师制度的地区,1990年,九州岛律师联合会在借鉴英国经验的基础上设立了“值班律师服务计划”,旨在确保被逮捕或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在审前阶段能够获得律师帮助。尔后,各地的地方律师协会陆续开展值班律师服务计划。到了1992年,“值班律师服务计划”已在52个地方律师协会获得设立,并得到全国律师协会的推广实施。根据值班律师服务计划的内容,值班律师在与犯罪嫌疑人第一次会见时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而不当然提供免费的刑事辩护服务。“值班律师服务计划”自在日本设立以后,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案件数量迅猛增长。据有关数据显示,1994年日本全国适用值班律师服务计划的刑事案件多达14000件,是1991年适用该制度的案件数量的15倍。[8]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立法上的不足,使犯罪嫌疑人特别是因贫穷而难以聘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在审前阶段获得律师的帮助,切实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同样,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我国香港等国家、地区也都运用值班律师制度来探寻对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保障。在澳大利亚,“各州及地区法律援助署在许多法院主要是地方法院(magistrate court)和监狱设有值班律师办公室,为当事人提供及时的法律帮助。值班律师通常优先处理重罪、儿童犯罪和家庭暴力案件,且服务对象90%涉及刑事案件。如果案件紧急且当事人有可能被判刑,该值班律师也可以继续为其提供及时的出庭服务。当事人也可以通过电话询问获得值班律师的帮助。”[9]在新西兰,值班律师专指法庭值班律师。被指控的人在案件到达法庭的第一天后,没有律师为其提供帮助的,即可以获得值班律师的帮助。[10]在我国香港地区,值班律师制度被称为当值律师制度,包括当值律师计划、免费法律咨询计划及电话法律咨询计划三项内容。其中,当值律师计划旨在针对裁判法院、少年法庭及死因裁判法庭中符合资格的被告人提供执业律师出庭辩护服务。
  二、值班律师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发展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是保障其诉讼权利实现的关键所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两次修改均把律师参与作为重点改革的方向,尤其是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不仅确认了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身份,完善了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而且扩大了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然而,从适用刑罚轻重案件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强制法律援助只适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换言之,强制法律援助并不能适用于轻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随着人权保障理念的不断加强,加之现代刑事诉讼愈发精密、专业化的需要,实务界和学者主张在刑事案件中设立值班律师制度的呼声逐渐上升。最终,值班律师制度通过试点工作的不断积累而逐步发展起来。
  (一)值班律师制度的提出与试点
  我国的值班律师制度肇端于2006年。在2006年8月,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法律援助体制与国际接轨,我国开始探索建立中国特色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并将河南省修武县确定为首个试点县。项目试点随后于2006年9月正式开始,[11]尔后,试点单位逐步扩展至全省市、县两级法院,并从法院扩展至看守所。截至2013年,河南省全省128个看守所均已设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使值班律师工作从审判阶段延伸至侦查、审查起诉阶段。[12]河南省试点的值班律师制度所提供的法律服务是全覆盖式的,成效显著。根据河南省法律援助中心的统计数据,2016年河南省全省值班律师共提供法律咨询16.2万人次,参加诉前调解8215余次,指引申请及受理法律援助案件1.95万件,在看守所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讯问时,值班律师到场2917人次,切实加强了对在押人员的权益保护。[13]
  (二)值班律师制度试点的全面开展
  值班律师制度作为人权保障的重要手段,由于能够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加之河南省试点项目的成功经验,因此逐渐被其他省市所借鉴。诸多省市也开始在司法实践中探索建立值班律师制度。如上海市就积极探索看守所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为了及时为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上海市于2010年制定了《上海市法律援助值班律师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根据该《方案》的要求,上海市在浦东新区、徐汇、杨浦、黄浦、闵行、奉贤等6个区进行试点,设立看守所法律援助工作站或法律援助值班工作室,由法律援助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法律建议、代理申请法律援助等。[14]又如山东省也尝试探索值班律师制度的可行性,于2014年5月在烟台成立首个看守所法律援助工作站,由值班律师负责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权利告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家属的法律援助申请进行初步审查,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免费提供法律援助等。再如广东省,法律援助值班律师也在有条不紊地探索中。截至2014年11月,广州市市属看守所法律援助工作站实现全覆盖,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设立了法律援助律师值班工作站。为了有效提供法律帮助,广州市的值班律师必须执业超过十年且业务水平较高,这些值班律师于每周一、三、五上午进行值班,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亲属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15]
  随着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正式启动,我国的司法解释正式把值班律师制度作为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予以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14年8月22日发布的《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办法》第4条规定:“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法律援助机构在人民法院、看守所派驻法律援助值班律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提供法律援助的,应当为其指派法律援助值班律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于2016年10月11日发布并实施的《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第20条也明确规定了建立值班律师制度:“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法律援助机构在看守所、人民法院派驻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尔后两院三部出台的试点办法等也明确规定了值班律师制度。[16]2017年8月,两院三部就值班律师制度单独出台了司法解释,对值班律师制度的机构设置,工作职责、律师来源、值班律师的管理等作了系统规定,标志着我国值班律师制度在司法解释中得以确立。
  需要指出的是,值班律师制度只是被写入司法解释并在司法实践中试点适用,但没有被正式写入法典。尽管如此,从司法解释的层面确立值班律师制度仍然具有突破性的重要意义。一方面,能够加强被追诉人的辩护权。一般而言,被追诉人的文化程度不高,往往缺乏相关的法律知识,[17]加之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或者剥夺,其能否有效行使辩护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律师的帮助。正如美国学者乔治·费希尔所指出的,虽然被追诉人名义上享有认罪或不认罪的绝对权利,但是他们经常会发现,在没有辩护人的情况下自己根本不享有任何保护。[18]值班律师制度旨在最大限度地为被追诉人提供法律帮助,因而被追诉人的经济状况、所涉罪名与刑罚轻重等并不在适用该制度的考虑之列,这无疑有效保障了被追诉人辩护权的行使,大大提高了我国人权保障的水平。另一方面,确立值班律师制度,有利于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与世界通行做法相融合与衔接。
  三、构建我国值班律师辩护制度亟需明晰的三大问题
  (一)关于值班律师的定位问题
  明确值班律师的法律定位是构建值班律师制度的前提基础。如前所述,值班律师制度是为了扩大法律援助的适用而在司法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其旨在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因此,值班律师所提供的法律帮助属于法律援助的性质自不待言。
  然而,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值班律师究竟是以什么身份提供法律帮助?亦即值班律师是否具备辩护人的地位?对此问题的回答,需要回到对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理解的追寻上。从历史源流来看,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行为并不当然具有辩护性质。溯源“提供法律帮助”的表述,最早见于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19]从立法目的来说,该规定尽管允许律师介入侦查程序,但并没有进一步明确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性质是否属于辩护行为,加之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的时间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导致律师在侦查阶段不当然具有辩护人身份。据此,学界主要观点认为侦查阶段律师应当定性为“法律帮助者”或者“法律顾问”。
  从现行试点办法的相关规定也可以看出,值班律师也并不当然具有辩护人的地位。因为《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第5条在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法律帮助的同时,第4款还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符合应当通知辩护条件的,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由此可以看出来,认罪认罚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申请法律援助,只有符合应当通知辩护条件的,才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也就是说,此处的“法律援助”与“辩护”有着不同的内涵。因此,不能将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提供法律帮助等同于辩护行为。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值班律师的定位不明确,导致值班律师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出现种种问题,根据笔者的实证调研结果显示,问题主要有二:一是部分试点地区值班律师仍然存在“会见难”问题。有的值班律师工作站虽然设在看守所,但值班律师并不能会见到被告人。原因是根据试点办法的规定,值班律师既不是当事人委托的辩护律师,也非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辩护律师,没有到看守所会见所用的当事人“委托书”或“法律援助公函”,造成值班律师无法进入看守所。二是值班律师的权利义务不明确,无法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由于值班律师不具备辩护人身份,值班律师是否享有阅卷权、能否就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等问题提出异议等,试点办法并没有明确规定,这导致各地试点过程中做法不一,无法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我们知道,对于被追诉人而言,刑事程序本身即为负累甚至是惩罚。公民一旦成为被追诉的对象,其人身自由、名誉、社会地位或财产等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诉讼本身的影响。[20]倘若仅仅将值班律师定位为“法律帮助者”而非辩护人,则难以实现值班律师制度的权利保障功能。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值班律师的法律地位。在笔者看来,值班律师制度是律师辩护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新发展,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应当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这种定位既契合我国辩护制度的新发展,同时也符合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
  第一,从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发展与现实需要来看,应当赋予值班律师辩护人的身份。学界将侦查阶段律师定位为“法律帮助者”,而非辩护人,这种定位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辩护”概念的误读所形成的。我国传统刑事诉讼理论一直将“辩护”一词理解为在审判阶段围绕定罪量刑问题进行辩解、辩驳的活动,如有学者指出:“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针对指控、起诉进行辩解、辩驳,以维护他的合法权益的一项权利”。[21]毋庸置疑,这种将“辩护”限于审判阶段的实体辩护的理解不仅忽略了程序性辩护的独立价值,而且否定了审判前阶段辩护的作用。在这种理解下,很容易就能否定介入侦查阶段的律师具有辩护人身份。另外,由于律师介入侦查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对以犯罪控制为主导的侦查活动造成相当的阻力,实务界对律师介入侦查阶段本来就存在抵触情绪,倘若将介入侦查阶段的律师定位为辩护人则只会强化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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