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比较法研究》
“交通肇事后逃逸加重处罚”的合宪性思考
【英文标题】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Increased Punishment for Escape after Traffic Accidents”
【作者】 姜涛
【作者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江苏省教育厅校外研究基地司法现代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分类】 中国宪法
【中文关键词】 交通肇事后逃逸;逃逸致人死亡;合宪性控制;平等原则;不作为义务来源
【英文关键词】 escape after traffic accident; escape causes death; constitutional control; principle of equality; source of obligation of omission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2
【页码】 162
【摘要】 交通肇事后逃逸加重处罚主要包含两种情形:一是单纯的交通肇事后逃逸加重处罚;二是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的加重处罚。立足于宪法上的平等原则检视,若将单纯的交通肇事后逃逸加重处罚的理由,解释为保护被害人或其他因交通事故可能发生的民事诉讼请求权,则会产生单独加重处罚交通肇事逃逸行为而不处罚其他犯罪逃逸行为所带来的不平等保护疑问。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这一规定违反宪法上的平等原则,则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的加重处罚的根据也不存在,需要立法予以废除。同时,在教义学上寻求问题的解答方案:如果行为人单纯交通肇事后逃跑,没有造成人员重伤或死亡的,则并不构成犯罪;如果行为人致人重伤或死亡后逃逸,则构成交通肇事罪,并不能加重处罚;如果行为人把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抛弃致人死亡或把被害人撞到一个隐蔽的位置逃逸,则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
【英文摘要】 The aggravated punishment for escaping after a traffic accident mainly includes two situations: one is the aggravated punishment for escaping after a traffic accident; the other is the aggravated death caused by escaping after a traffic accident.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in the Constitution, if we interpret the reasons for escaping from traffic accidents as the protection of victims or other civil litigation claims that may occur due to traffic accidents, it will result in the inequality of punishing escaping from traffic accidents without punishing other crimes. It is the so-called “no skin, no hair attached”,If this provision violates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in the Constitution, the basis for the heavier punishment of escaping from traffic accident and causing death does not exist, and it needs to be abolished by legislation.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seek solutions to problems in dogmatic: if the actor escapes after a traffic accident without causing serious injury or death, it does not constitute a crime; if the actor escapes after causing serious injury or death, it constitutes a traffic accident crime, which does not aggravate the punishment; if the perpetrator causes serious injury or escapes after death, it constitutes the crime of causing traffic accidents, and can not aggravate the punishment; if the perpetrator takes the victim away from the scene of the accident and abandons the victim, causing death or hitting the victim into a concealed place to escape, it constitutes the crime of intentional homicide by omiss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4759    
  
  交通肇事素有“马路杀手”之称,是过失犯罪之王。交通肇事后逃逸更是常见的现象,如何看待交通肇事逃逸的加重处罚规定,这是一个虽然形成大量刑法教义学成果,但却未被真正解决的命题。依据现行刑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当普通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犯罪实施后,行为人逃跑的,除非是出现结果加重犯的情况,并不作为加重处罚的理由,即使是与交通肇事罪相似的重大责任事故罪、消防责任事故罪、重大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重大飞行事故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危险物品肇事罪等,也均没有规定事故发生后因“逃逸”而加重处罚的情况。为此,我们尚需从理论上思考:为何行为人实施除交通肇事罪之外的其他犯罪后逃逸或逃避法律责任的,刑法并没有作为法定加重处罚情节予以规定,而唯独对交通肇事后逃逸分别规定了三种不同加重处罚(包括入罪加重与量刑加重)的情形,这是立法的策略性考量,还是交通肇事后逃逸加重处罚存在合宪性问题?刑法学界以往都是在刑法教义学视角对“交通肇事后逃逸”或“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进行讨论,并无关注“交通肇事后逃逸加重处罚”的合宪性问题。法学研究创新包括提供一个全新的分析视角,这种新的分析视角也许就是一种更为合理的解答方案。从宪法学视角分析,如果把“交通肇事后逃逸加重处罚”纳入宪法上平等原则的考量,则刑法立法中“交通肇事后逃逸加重处罚”存在合宪性问题,立法者的这一策略选择,没有法秩序上的一致性,不具有正当性根据,应当通过刑法修正案予以废除。当然,在立法暂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尚需寻求更为合理的法教义学解答方案。
  一、交通肇事后逃逸加重处罚的三种情况及其适用乱象
  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逃逸是一种常见情形,为预防与控制交通肇事后逃逸,立法及司法解释规定了“交通肇事后逃逸加重处罚”的三种情形,司法实务本身的适用也比较混乱。这正是本文的问题意识。
  (一)交通肇事后逃逸加重处罚的三种情形
  依据我国《刑法》133条的规定,行为人交通肇事后逃逸是加重处罚的情节,[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除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因逃逸致人死亡作出解释外,还作出准立法的解释(具体见《司法解释》第2条的规定)。从刑法及司法解释本身来看,交通肇事后逃逸在刑法上有三种完全不同的评价:
  (1)把交通肇事逃逸作为犯罪成立要件。《司法解释》把“交通肇事致1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作为交通肇事罪个罪的构成要件,这一解释具有准立法性质,即明显是将立法作为量刑情节的规定,提升为交通肇事罪个罪的构成要件。这不仅属于越权解释的问题,而且直接造成与《刑法》133条规定的有关“逃逸”的两种情况的相冲突和矛盾。[2]比如,肇事后逃逸,因被害人重伤而死亡的,会出现直接依据行政责任划分定罪量刑的情况,导致混淆或重复评价。
  (2)单纯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加重处罚。这是基于行为人逃避法律责任而加重处罚的情况,这里的“交通肇事后逃逸”是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逃跑的行为,但这种逃跑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并不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不难看出,交通肇事后逃逸是立法者为了避免或预防交通肇事后逃逸的策略选择,这种策略选择是以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负向激励(惩罚)来实现的,由此带来的问题有:一是这种负向激励的效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以加重处罚来实现负向激励,对事发突然或陷入高度恐慌的行为人来说,基本上是无效的。二是带来的司法实践难题。由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92条把交通肇事后逃逸作为认定事故责任的依据,行为人交通肇事后逃逸需要负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这在司法实践上不仅会带来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混淆,而且往往会导致双重评价。正因如此,本文意义上交通肇事后逃逸加重处罚的合宪性审查的重心在于这种情况。
  (3)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加重处罚。这是基于行为人对被害人不及时救助而加重处罚的情况。一般认为,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是行为人逃逸导致被害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况,行为人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应当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它排除的情况有:①行为人交通肇事后当场造成被害人死亡或即使救助也必死无疑的情况而逃逸的;②行为人逃逸一般并不会造成被害人死亡但由于受到其他因素的介入(如遭受二次碾轧、医疗过失等)导致被害人死亡的;③行为人交通肇事后逃逸,但被害人不堪忍受痛苦自杀的。上述情况都与行为人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对此类行为加重处罚,不符合责任原则,无法实现立法者的政策目标。
  由上可见,交通肇事后逃逸在刑法评价上具有不同的评价对象与评价标准,第一种情况中的逃逸是定罪情节,并不是本文讨论的核心,下文也不再讨论。第二种、第三种情况中的逃逸均是法定加重量刑情节。后两种情况显然具有层层递进关系,即交通肇事后逃逸和逃逸致人死亡是一种法益侵害程度上递进关系,且两者的法定刑也是一种递进关系,分别对应“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交通肇事后逃逸的第二种情况是没有正当性根据的,是违宪的,那么,交通肇事后逃逸的第三种情况也就没有存在的基础,也应当进行合宪性审查。
  (二)交通肇事后逃逸加重处罚的司法乱象
  交通肇事后逃逸及逃逸致人死亡不仅是刑法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也是司法实务界面临的争点,司法实务在认定交通肇事后逃逸及逃逸致人死亡时,因弄不清立法的规范保护目的等而带来“五花八门”的认定结果,因而在理论界备受诟病。下文试以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普通案例说明司法实务面临的争点及乱象。
  案例一:2014年5月,被告人陈某,为了到对面马路去取货物,横穿马路,该马路为禁止穿行路段,马路中间也有中央隔离带,但因中央隔离带被破坏,历史上走出了一条小路,当陈某走到马路对面的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交界处(非机动车道上停着一排汽车)时,后面一位骑电动车的大爷高喊,快走开,但陈某无路可走,被骑电动车的大爷撞上,大爷倒地不省人事,陈某看不少人围观和对大爷进行救助,自己离开事故现场(逃逸),后被警方抓获。最后事故责任认定陈某穿越马路的行为系造成大爷死亡的主要原因,认定其对本次事故承担主要责任,法院最终以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追究刑事责任。
  案例二:宋某2016年4月驾驶刚刚购买的二手桑塔纳轿车行使在盐城郊外某乡村道路上,该道路为双车道,且中间隔离带为虚线,在与王某驾驶的货车(两个货车车厢)会车时,因躲闪不及,与从反方向过来的驾驶员陈某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后陈某父子被卷入货车第二车厢后轮中,被货车碾轧至死。后查明,王某驾驶的货车本就行使在反向车道,陈某也从反向车道超车,宋某并无超速等违章行为。事故发生后,宋某由于害怕驾车逃跑(逃逸),王某不知自己的货车把人碾轧致死,行使一公里后被当地村民拦下报警。后交警部分事故认定书认定,宋某于紧急情况处置不力,且交通肇事后逃逸,王某因违章行使且交通肇事后逃逸,因而认定宋某与王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陈某负担事故的次要责任,一审法院因而以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追究刑事责任。
  案例三:黄某2016年4月驾驶汽车从丹阳回镇江,紧随刘某驾驶的汽车,刘某驾驶过程中,突然从路口窜出骑电动车的韩某,刘某躲闪不及把韩某撞倒在马路上,后刘某驾车逃跑,黄某因躲闪不及从黄某身上碾轧过去,后逃逸。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黄某与刘某因观察不力,且遇有紧急情况处置不力导致被害人韩某死亡,且交通事故后逃逸,应当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韩某横穿马路应对事故负次要责任。本案在开庭审理阶段遇到的争议是:韩某死亡的直接原因不能确定,即是刘某撞死或黄某撞死不明,法院最终以交通肇事逃逸对刘某、黄某追究刑事责任。
  在上述三个案例中,法院最终均以行为人交通肇事后“逃逸”为由加重处罚,且相似之处都在于因其交通肇事后有逃逸行为而被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书》认为负担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因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92条的规定,交通事故以后,如果当事人逃逸,则逃逸者需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即使被害人有过错,逃逸者也需要承担主要责任。该立法条款体现了对交通肇事逃逸者加重处罚的意图,但这种行政法的立法意图并不必然适用于刑法,故理论界多主张交通肇事逃逸责任认定书不能作为刑案定案依据。[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在交警部门认定肇事人承担责任的前提下,行为人主张自己无罪的希望十分渺茫。毕竟,以下观点在司法实务界也为大家接受:肇事司机不履行救助义务=放任更严重危害后果出现的主观态度=具有极大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是从重处罚的理由。[4]
  比如,在《刑事审判参考》第415号“孙贤玉交通肇事案”中,法官在裁判理由中指出,“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害人的利益”与“维护交通管理秩序”是刑法禁止交通肇事后逃逸的主要目的,为此,交通肇事后逃逸具有加重处罚的理由。只是,“认定肇事人‘逃逸’不能仅仅看肇事人是否离开现场,其关键在于肇事人是否同时具备‘积极履行救助义务’和‘立即投案’的行为特征”。[5]然而,这种不加区分的认定不仅会带来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判断上的混淆,而且因两者之间证明标准上的差异导致认定上的不公。
  其中,因逃避法律责任的逃逸而加重处罚,往往会引发重大理论与实践争议。以“行为人交通肇事后留在现场不救助”是否属于逃逸为例,有学者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应以存在重大交通事故为构成要件,交通肇事后自首或部分履行救助义务不应全部认定为逃逸,肇事后未离开事故现场也有可能认定为逃逸”。[6]也有学者指出,“‘肇事逃逸’的规范目的在于,促使肇事者及时抢救伤者、保护现场及报警,而不是保证国家刑事追诉权的实现,因而,及时送医后逃离的不成立‘肇事逃逸’,留在事故现场不逃也不救的也能成立‘肇事逃逸’,第一时间投案却不将被害人及时送医的仍可能成立‘肇事逃逸’”。[7]反对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目的解释方法几乎成为交通肇事‘逃逸’解释的主要方法。但其方法本身存在天然缺陷。通过目的解释将没有离开肇事现场也认定为‘逃逸’的结论更让人难以接受。应该从‘逃逸’的行为性去解释。刑法条文是交通肇事‘逃逸’解释的唯一对象。刑法条文的结构和逻辑关系证明了交通肇事‘逃逸’是客观的加重量刑情节。交通肇事‘逃逸’造成了刑法禁止的客观状态是加重处罚的合理根据”。[8]也有学者指出,“把交通肇事后逃逸界定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不符合立法的原意和刑法原理。因为救助被害人之后再行逃跑,仍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但此种情况下把逃逸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就没有道理了。正确理解交通肇事后逃逸,不能与是否救助被害人割裂开来”。[9]可见,交通肇事后逃逸是单纯逃避法律责任的逃跑,还是没有及时救助被害人的逃跑?总能引发争议。
  司法实践样态也比较混乱,比如,在“邵勤志交通肇事案”中,2000年6月6日下午18时左右,被告人邵勤志驾驶自己的豫Q -12501号机动三轮车发生事故,造成三轮车车翻,将行人张光祖撞倒在地,车上乘客宋勤也被摔伤。经事故鉴定,认定邵勤志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被告人邵勤志在交通肇事后并未从现场逃跑,而是在伤者和自己均被带到医院后,为逃避支付医疗费而逃离医院,被害人张光祖受伤后在遂平县人民医院治疗8天,后回家继续治疗,因治疗无效于2000年8月6日死亡。后法院以被告人邵勤志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本案中,被告人邵勤志的行为不符合“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条件,不应按“交通肇事后逃逸”对其处罚。[10]相反,在徐定富交通肇事案中,事实与情节大致相似,[11]被告人则被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本案有关交通肇事后逃逸的争议是:徐定富称在其父到达现场后离开是回家取钱救治伤者,而法院将其行为认定为逃逸。[12]
  当前,国内有关交通肇事后逃逸的研究,都是基于刑法体系建构的努力,没有置于法秩序一致性的框架下进行合宪性思考。受制于宪法上的平等原则,刑法体系必须要有自身的融洽性,不能出现刑事立法上的例外。于此要追问的是:立法者对交通肇事罪设置逃逸加重之目的是什么?这一加重处罚的规定是否违宪?如果并不具有合宪性,那么在立法没有废除该规定之前,刑法教义学又应当提供何种解答方案?
  二、刑法加重处罚逃逸行为:目的与疑问
  作为前提,刑法唯独对交通肇事逃逸加重处罚,这是刑法有关其他犯罪(如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逃避法律责任处罚制度上的缺陷,抑或是交通肇事后逃逸加重处罚自身存在合宪性危机?欲回答这一问题,则涉及一个前提性理论追问:立法者对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加重处罚有无正当性根据?这就需要立足于《刑法》133条“交通肇事后逃逸”之立法目的进行合宪性思考。
  (一)《刑法》133条“交通肇事后逃逸”之立法目的
  行为人交通肇事后逃逸加重处罚,是立法者惩罚行为人逃避法律责任的行为,抑或惩罚行为人逃避救助义务的行为?这在理论上存在争议,有“逃避救助被害人说”[13]、“逃避法律追究说”[14]、“逃避法律追究和逃避救助被害人说”[15]、“逃避法律追究或救助被害人说”[16]、“作为义务的位阶说”[17]等学说分歧。
  笔者认为,上述学说存在的问题都在于把“交通肇事后逃逸”、“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等同视之,没有区别对待,这就存在方法论上的疑问:一方面,交通肇事后逃逸与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带来的风险不同,前者造成的是给司法机关带来对责任主体查明的难度,后者主要是给被害人带来死亡风险,当然,也涉及给司法机关带来的对责任主体查明的难度,不可等同视之,就此而言,逃避法律追究和逃避救助被害人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另一方面,逃避法律追究和逃避救助被害人说也有疑问,即把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单纯地解释为逃避救助被害人,而没有考虑其给司法机关带来的对责任主体查明的难度,这会导致如果肇事当时被害人已经死亡,肇事者逃跑的话,在哪个法定刑幅度内量刑的问题,如果否定其逃避法律追究的内涵,则只能在三年以下幅度内量刑,这存在矛盾。为此,笔者主张区别对待说,即对交通肇事后逃逸的三种情况而言,立法目的各不相同。
  从法律依据上看,交通肇事后逃避加重处罚是1997年刑法明确的概念,[18]它包含两种情况:一是单纯交通肇事后逃逸,这是基于行为人逃避法律责任而加重处罚;二是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这是基于行为人对被害人不及时救助而加重,这种加重是在逃逸加重处罚的基础上的加重,包括避免逃避法律责任与给被害人带来死亡风险的双重立法目的,而且这种加重处罚的幅度被立法者扩展到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司法解释》对逃逸有三种评价,其中,第2条把逃逸作为降低交通肇事罪入罪标准的条件,第3条把“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解释为交通肇事发生后,肇事人出于逃避法律追究的考虑而逃跑,是一种主观超越客观的评价,第5条把“因逃逸致人死亡”解释为交通肇事以后,前提是被害人尚未死亡,但却由于“肇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这一情形出现,最终因这一情形作为原因而成就了“导致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时救助而宣告死亡”的结果,“肇事行为+逃逸”之复合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19]从立法及司法解释加重处罚的逻辑上分析,交通肇事致人死亡显然是在交通肇事逃逸基础上的加重,这从《刑法》133条有关交通肇事罪之法定刑的规定可见一斑。如果交通肇事逃逸加重处罚的正当性基础并不存在,那么,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加重处罚的根基也就随之崩溃,需要进行改变。
  交通肇事后逃逸是否以行为人的肇事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为前提?对此,肯定论学者指出,“《刑法》133条第二段和第三段规定的两处‘逃逸’,在罪刑理论上意义不同。各处‘逃逸’的法律属性及功能应根据交通肇事基本罪的成立与否来决定。当基本罪成立时,第二段的‘逃逸’属于加重处罚情节,第三段的‘逃逸致人死亡’是基本罪的结果加重犯。其中,在基本罪无死亡结果情形下的‘逃逸’又导致死亡结果时,为基本罪的(行为结果的)复合加重犯。当基本罪不成立时,第二段的‘逃逸’是以交通肇事行为为基础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内容,具有被独立评价的地位;第三段的‘逃逸致人死亡’是以第二段‘逃逸’为原因力的结果加重犯。现行的立法规定是以‘逃逸’为重叠要素的两个加重结构的简化形式”。[20]主张相反观点的学者指出,“将‘因逃逸致人死亡’情节定性为结果加重犯或者情节加重犯的观点不具有合理性。该情节具有独立性,它不以交通肇事罪基本犯的成立为前提”。[21]
  笔者认为,如果否定交通肇事后逃逸以行为人的肇事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为前提,则会把在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且导致一人死亡的情况,也认定为逃逸致人死亡,比如,王某驾驶机动车正常速度通过绿灯十字路口,而韩某骑电动车快速闯红灯,双方发生碰撞后王某逃逸,韩某则因失血过多而被行人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监控探头清晰地拍下了事故发生的全部经过。面对这种案件,如果认定行为人的不救助义务是先行行为人引起的,则事后没有履行该种义务而造成行为人死亡,则有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的可能性,如此分析显然不合理。这是涉及是行为人自陷风险抑或先行行为的问题,如果行人违反交通运输法规(如闯红灯),则无异于自陷风险。就行人闯红灯而言,如果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76条的规定,仍需要判断机动车一方有无过错,如果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则只需要承担10%的赔偿责任。如果是行为人等撞机动车,则机动车驾驶人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此类情况都无异于行为人自陷风险。其实,立法者对交通肇事后逃逸加重处罚并不因为这是一种不作为故意杀人罪,而是因为其过失犯罪后逃避法律责任或不救助被害人导致其死亡。就此而言,行为人在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的基础上逃逸才有加重处罚的理由,否则,“三年以上七年以下”和“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加重处罚也就没有了根据。司法实践对此也有体现,比如,周立杰交通肇事案。[22]
  有学者认为,“研究交通肇事‘逃逸’必须首先寻找其规范目的,……应根据先前行为理论进一步确证‘逃逸’的规范目的”。[23]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存在疑问,逃逸行为作为一种先行行为,显然是一种作为,就交通肇事逃逸而言,行为人显然是一种作为,只有在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况下,以危害结果为参照,由于逃逸者没有履行救助义务,则存在不作为问题。如果认定为不作为,则没有办法解释逃逸与死亡结果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情况,如司法实践中交通肇事后被害人的伤势从医学上被判断为必死无疑,即使送医救治,也无力回天。此时,行为人驾车逃跑,被害人最终宣告死亡的,由于被害人的死亡与行为人的驾车逃跑行为没有直接因果关系,行为人只构成交通肇事罪,而不是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24]此外,如果行为人没有逃避法律责任(比如去自首、去筹钱等),但是却离开现场不对被害人救助,或没有离开现场,但却因害怕、恐慌、绝望等而不对被害人予以救助,这种情况如果按照“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则会面临正当性疑问。同样,对交通肇事后及时救助被害人,比如把病人送到医院救治无效死亡,但事后又离开以逃避法律追究的,也无加重处罚的理由。
  强调立法目的或规范保护目的,对交通肇事逃逸的解释也不能离开刑法条文的文义,规范保护目的是目的解释的核心,但目的解释对规范保护目的的甄别与运用不能脱离刑法文义或立法者的立法原意。从刑法与司法解释的规定出发,交通肇事逃逸的立法目的,不仅包含避免逃避法律责任的逃逸,而且包括不履行救助义务的逃逸,且因两者各自发生的情形不同,作用的限度也不同。就第一种评价而言,是将行为人因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作为定罪情节,就第二种评价和第三种评价而言,是将行为人因逃避法律追究或不救助的行为作为量刑情节,其中,第二种评价的立法目的在于避免行为人交通肇事后逃避法律追究而导致事故责任区分不能,第三种评价的立法目的显然是包含着避免行为人交通肇事后逃避法律追究而导致事故责任区分不能和避免行为人交通肇事后不积极救助被害人而带来的二次伤害。这一立法目的包含在《刑法》133条规定的法定刑设置当中,即“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本身就包含着“交通肇事后逃逸”部分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又因“逃逸致人死亡”而将法定刑提高到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总而言之,从“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定刑设置来看,《刑法》133条规定的立法目的显然不仅包括逃避法律追究的内涵,而且包括对被害人不予救助的内容,是一种双重目的。
  (二)刑法加重处罚逃逸行为之立法目的的疑问
  刑法学向来强调问题思考与体系思考并重,面对交通肇事逃逸加重处罚之立法目的面临的困境,如果将其置于宪法视角进行思考的话,则面临诸多疑问,包括合宪性疑问。
  其一,加重处罚与平等原则不相容。平等原则意味着“同等情况同等处理,不同情况不同处理”,这符合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辨证关系。作为一种策略性考量,交通肇事后的“逃逸加重处罚”旨在强化肇事者的救助义务,以避免交通肇事给被害人带来更进一步的伤害。但是,这一特殊规定与整个刑法体系之间并不协调,与其他犯罪的规定并不一致,不符合“同等情况同等处理”的基本要求。那么,这一规定是否符合“不同情况不同处理”的要求呢?就交通肇事后逃逸加重处罚的立法目的来看,交通肇事后逃逸如果出现致人死亡的结果,与交通肇事当场造成人员死亡,两者在法律评价上完全不同,立法者之所以设置这一条款,主要在于强化肇事者的救助义务,因为在有可能救助的情况下,行为人不去救助,则会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并不利于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问题在于,一方面,行为人实施犯罪后只有接受国家制裁的义务,并无救助被害人的义务,相反,如果行为人在犯罪后积极救助被害人或弥补被害人的损失(如盗窃后同情被害人将财物返还的),还是一种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另一方面,本文主张的交通肇事逃逸加重处罚违宪,主要是前文所言的第二种情况,即交通肇事后逃逸而将法定刑上升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情况,这属于当场造成人员死亡的情况,不存在因为不救助致人死亡的问题。此时,单纯因为其逃避法律责任而加重处分就不属于特殊情况,因此,刑法对交通肇事后逃逸加重处罚就存在不平等问题。
  其二,加重处罚并不符合责任原则。交通肇事后的“逃逸加重处罚”旨在强化行为人的救助责任,但不仅导致重复评价,而且带来司法乱象。依据《司法解释》,如果行为人造成被害人重伤,本不属于犯罪,但如果具有逃逸情节,则上升为犯罪。此时,如果将逃逸作为加重处罚情节,则会出现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的重复评价。同时,如果行为人不逃逸的话,并不负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根据司法解释并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但因逃逸而被交警部门认定为负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构成交通肇事罪。此时,如果再因逃逸被加重处罚,则不仅会造成入罪判断上的不当,而且会导致行为的重复评价,等于“一只羊被剥两次皮”,这严重违背现代责任原则。因此,有学者特别指出,“交通肇事的后果尚未达到‘重大’程度,‘逃逸’行为本身不具独立由刑法予以评价的价值,更不应当成为犯罪成立的条件之一”。[25]因为“‘逃逸’行为脱离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造成重大事故的前行为,这种不作为的‘逃逸’行为本身不具有应当独立予以评价的性质,‘逃逸’也就丧失作为量刑情节的意义”。[26]
  其三,加重处罚不符合法律激励原理。以立法目的方式鼓励行为人实施犯罪后对被害人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54759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