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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实证分析
【英文标题】 Empirical Analysis on Credit Card Fraud Committed by Means of Malicious Overdraft
【作者】 田宏杰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刑法分则
【中文关键词】 恶意透支;信用卡诈骗;法律适用;检察监督
【英文关键词】 malicious overdraft; credit card fraud; law application; legal supervision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12
【页码】 10
【摘要】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件作为常见多发的典型轻微刑事案件,具有行为主体集中、作案手法固定、挽回损失率高等特点,但由于对该类型案件的法律适用存有诸多争议、对证据标准的认识不统一,原本应得到快速处理的该类案件,常常久拖不决,影响了诉讼效率和诉讼公正的实现,也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为此,应积极协调侦查机关,统一证据标准和入罪门槛,保障案件迅速得到审查办理,同时注重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遏制部分商业银行信用卡诈骗案件高发趋势。
【英文摘要】 As a typical example of minor criminal offense, credit card fraud committed by means of malicious overdraft is characterized with centrality of the subject of crime, stability of criminal means and high - proportion of the crime loss retrieving. For the existence of disputes on the law application and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n the evidence standards, cases that should be quickly solved are sometimes delayed, thus affecting the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of criminal procedure, also the legitimate rights of the suspects. Hence,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s should be better coordinated, and evidence standards and incrimination set - up should be integrated in order to guarantee promptly investing and solving of criminal cases. The legal supervision function performed by procuratorial organ should also be highlighted to contain the increasing trend of credit card fraudulent crimes concerning commercial bank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5722    
  
  随着我国信用卡业务的快速发展,信用卡诈骗案件也呈现高发态势,其中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件已然成为司法实践中案发比例高、适用争议多的案件。以某基层检察院2014年至2016年办理的信用卡诈骗案件为例,该院共受理审查起诉信用卡诈骗案件178件180人,占全部受理审查起诉案件的5.53%。其中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件150件150人,占受理信用卡诈骗案件数的84.27%。经审查,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最终提起公诉84件84人(均作有罪判决),做不起诉处理66件66人,占此类案件受理总数的44%。此外,另有因犯罪嫌疑人无法到案、证据材料缺失等原因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件22件22人。[1]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件已然成为常见多发案件,而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凸显出来的各种问题制约了此类案件的审查办理效率。为此,本文拟在对该院2014年至今受理的150件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件进行细致梳理的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以为此类案件的治理提供参考。
  一、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件特点分析
  (一)犯罪嫌疑人主体身份特点:多未婚或者离异、文化程度不高、职业稳定性差、法律意识淡薄
  犯罪主体年龄集中在20~45岁之间,多未婚或者离异,缺乏家庭的稳定性,这也是犯罪主体不以收入为参照,滥用信用卡维持高消费的主要原因。犯罪主体的职业稳定性差,流动性强,收入低。外来流动人口类犯罪主体一般是基层打工者,工作岗位可替代性强,不稳定;本地户籍人口类犯罪主体多无业、享受低保或者薪酬在3千元以下。文化程度相对低,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比约68%。法律意识淡薄,很多人对恶意透支未按时还款属于犯罪并无清楚认识。犯罪嫌疑人多利用临时工作单位申领信用卡。如犯罪嫌疑人刘某某为中国移动公司后勤临时工。正是由于在申请信用卡时,填写了工作单位,所以犯罪嫌疑人的办卡申请更容易通过,而信用卡发卡银行并未认真考察、核实该申请人在该单位的具体工作性质,为嫌疑人实施信用卡诈骗行为创造了便利条件。
  (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涉案银行相对集中,与各行信用卡市场占有量不成正比
  涉案银行主要集中在广东发展银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而四大国有银行涉及较少,主动报案的银行也主要集中在广发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其他银行多是在犯罪嫌疑人供述后,由公安机关向银行主动调取报案材料。相关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信用卡累计发卡量位居前三的分别是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三家银行发卡量占到市场总量3.91亿张的一半,但这三家银行的涉案量相对较少,仅占全部涉案数的6.67%。[2]主要原因如下:一是各行的信用卡客户质量不同,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和建设银行对信用卡市场的开拓较早,较早占有了部分优质、高端客户资源,而浦发银行、广发银行、中信银行等是在信用卡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进入信用卡市场,为了确保规模而相应降低客户准入门槛,继而导致客户恶意透支的发生概率升高。二是部分银行对申请客户的资信度审查制度不健全,银行为抢占客户资源,不断降低授卡标准,提高授信额度。如很多信用卡诈骗案件的犯罪主体,其在未失业情况下工资水平也仅是每月4千元,但其持有的多张银行卡授信额度基本都在1万元至5万元之间,显然对客户资信进行审查时存在着审核标准低,或者是把关不严、复核不到位等问题。三是报案银行对司法机关的有意选择。按照信用卡诈骗罪管辖原则,信用卡诈骗犯罪既可以由信用卡部所在地司法机关管辖,也可以由信用卡刷卡消费地司法机关管辖。据银行报案人员讲述,为了便于与信用卡部所在地公安机关形成较为固定的联系,银行委托的催收公司更愿意选择固定的信用卡部所在地公安机关报案。
  (三)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件作案方式趋同
  作案过程大多表现为在一定时期内进行多次少量的刷卡消费或套现行为。在150件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件中,仅有极少数是在短期内迅速达到透支额度后又逃避银行催收;绝大部分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通过少量多次刷卡消费或支取现金,在1至5年的时间内,逐渐形成“慢性”恶意透支。此外,犯罪嫌疑人多有“以卡养卡”现象。据统计,20%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办理了2张以上信用卡,如犯罪嫌疑人冀某某办理了6家银行的信用卡,犯罪嫌疑人赖某某办理8家银行信用卡,且均有恶意透支行为。犯罪嫌疑人迟延还款的原因多为家庭经济状况拮据却大量刷卡,案发后大部分嫌疑人能通过各种途径筹钱还款,完全不还款的情形较少。
  (四)与普通诈骗罪相比,绝大多数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件涉案单位均已挽回损失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件中,74.67%的犯罪嫌疑人在庭审前偿还全部透支款息,远高于普通诈骗案件还款数。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件在案发后积极归还欠款,弥补涉案银行的损失,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并不高,有积极承担责任并早日回归社会的强烈愿望。
  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件问题梳理
  (一)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件法律适用问题
  2009年12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信用卡刑事案件解释》),统一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解释。但在司法实践中,公、检、法三机关对信用卡诈骗规定的理解仍存在诸多不一致,证据审查标准也不统一。
  1.“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问题。与其他侵财类犯罪相比,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嫌疑人在申领信用卡的初期即预谋非法占有银行钱款的较少,一般都是正常透支使用并如期按照银行规定还款,后来由于不良消费习惯的形成等,久而久之失去还款能力及意愿。从嫌疑人供述与辩解情况看,有的嫌疑人辩称由于长期奔波在外忘记还款,有的辩称由于自身法律意识淡薄未能充分认识到长期透支不还款的严重性,还有的辩称由于不愿承担高额孳息出于抵触心理不愿还钱。导致犯罪嫌疑人未能及时还款的原因五花八门,但能否从中把握关键信息,推定嫌疑人在信用卡使用过程中产生非法占有他人钱款的目的是此类案件定案的关键之一。
  从对《信用卡刑事案件解释》的认识层面而言,办案人员一般均能认识到仅符合“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不还”的客观条件并不能必然构成信用卡诈骗罪,还要综合把握其他案件情节,共同推定犯罪嫌疑人的非法占有目的。然而在实际办案过程中,由于缺乏较为明确的操作标准,除上述客观条件外,还需查证何种类型以及多少可以推定犯罪嫌疑人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则争议颇大。由此导致承办人更注重对“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这一客观条件的审查,而忽视了对持卡人“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司法实践中对案件做不起诉处理的主要依据依旧是犯罪数额小,且全部归还本金利息,因而情节轻微不予起诉,极少有因为认定持卡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不予起诉的案件。
  2.如何认识“经两次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不还”。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相关的问题是,已经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钱款的目的,但是尚不符合“两次催收超过三个月不还款”的条件,能否认定其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对此问题,有观点认为可以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也有观点认为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但可能构成诈骗罪。笔者认为,对此问题的把握,应从“两次催收超过三个月不还”的定位作用出发。如果将“两次催收超过三个月不还”仅仅作为“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依据之一,那么如果有其他证据已经足以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则“两次催收超过三个月不还”并没有符合的必要。但如果将这一条件定位为不仅仅是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依据之一,还是定罪入刑的客观构成要件,则必须加以认定。从《刑法》第196条第2款对恶意透支的定义来看,“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属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属于应当有证据加以证明的构罪条件。与此相对应的是,《信用卡刑事案件解释》将催收次数明确为2次,催收后不归还期限明确为3个月,实际上是有收紧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打击范围、提高该类型犯罪入罪门槛之意。因此,在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入罪把握上,应注意“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不还”的独立价值,避免打击范围的扩大化。尽管如此,如果已经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虽然不符合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入罪条件,但是符合《刑法》第196条第1款规定的前三项行为方式,或者符合《刑法》第266条普通诈骗罪构成要件的,仍然可以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或者普通诈骗罪。
  3.“两次催收”的认定问题。司法实践中对“两次催收”产生的争议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催收主体是否仅限发卡银行,对于发卡银行委托第三方咨询公司开展催收欠款业务的,能否认定为“经发卡银行催收”。从某基层检察院办理的案件来看,浦发、中信等银行存在大量催收欠款业务外包情况,由这些咨询公司出具的催收记录可否作为定案证据,仍有疑问。二是“两次催收”是否应当有时间间隔。从办案情况看,由于部分案件中有效催收次数较少,可能仅有两次有效催收,但两次催收时间间隔又仅有几天甚至一天。从司法解释规定“两次催收”的立法本意看,应当是赋予信用卡持卡人一定宽缓期限,以便于筹钱还款。但如果催收记录显示的有效催收相隔时间极为短暂,可能就违背了司法解释的本意,有扩大打击范围的嫌疑。三是如何判断“有效催收”。司法实践中,发卡银行催收方式主要包括电话催收、短信催收、电子邮件催收、书面信函催收、上门催收等几种方式。在办案研讨中,有观点认为不管采用何种方式,必须是直接向嫌疑人发出了催收信息并有证据表明嫌疑人已经确认收悉,才能认定为一次有效催收。也有观点认为只要发卡银行出具相关催收记录,明确记载了曾经两次以上述方式进行催收,即可以认定为有效催收。此外,与此问题相关的是,嫌疑人有意逃避催收的,能否认定嫌疑人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有观点认为,只要发卡银行没有进行有效催收,即便有证据证明嫌疑人恶意逃避催收,也无法认定其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也有观点认为,如果有证据证明银行已经尽到合理催收义务,只是由于嫌疑人恶意逃避催收,才使得银行没有完成有效催收的,则可以认定其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4.如何认定有效还款。在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件中,持卡人在银行催收之后有时会有低于银行“最低还款额”的“小额还款”行为,该“小额还款”是否能排除犯罪嫌疑人的“非法占有目的”,以及是否应重新起算“三个月催收期限”,存在较大争议。有观点认为,犯罪嫌疑人有还款行为,在主观上反映了其有还款而非占有的愿望,因此不论还款多少,三个月的催收时间应当重新起算。另有相反观点认为,低于银行“最低还款额”的“小额还款”不应当重新计算催收期限。在这种情况下,“三个月期限”以犯罪嫌疑人上一次较大额(即不低于“最低还款额”)的还款时间为计算的起始时间。第三种观点认为,对“小额还款”后是否应重新起算三个月催收期限,应根据“不枉不纵”的原则,按照还款的数额情况区别对待。对此,司法机关和银行系统应当明确重新起算三个月催收期限所应达到的还款数额标准。
  5.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本金计算问题。在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的本金计算方面,司法机关与银行等金融机构损失计算方式不统一,导致银行对案件补充证据配合程度不高。根据信用卡发放和使用章程的规定,银行在计算损失时采用的是复利计算方法,客户的还款在优先偿还各种银行收缴的费用后,最后才是实际取现或消费的本金。但根据《信用卡刑事案件解释》,恶意透支的数额不包括复利、滞纳金、手续费等发卡银行收取的费用,因此只有持卡人恶意透支的部分即本金才可以纳入刑法评价,司法机关也只将实际未归还的本金数额作为犯罪数额。因为上述原因,银行报案材料中所列明的数额往往大于犯罪嫌疑人应当认定的司法本金的数额,而公安机关往往直接根据银行报案数额移送审查起诉,导致大量案件犯罪数额的计算方式与立法规定存在冲突,计算结果对嫌疑人显失公允。检察机关要根据相关材料对司法本金进行重新计算认定,大批案件因为数额根本不够而被退回公安机关处理。而一旦银行提供的可计算材料不足,就将导致补证、退补工作,延长了办案周期。
  6.信用卡诈骗数额累计计算问题。(1)不同行为类型的信用卡诈骗罪数额累计计算问题。鉴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行为的特殊性,《信用卡刑事案件解释》对普通型信用卡诈骗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的相关起刑点作了不同规定。当普通型信用卡诈骗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并存时,能否累计犯罪数额,存在不同观点。一种意见认为,由于两者行为形态及定罪量刑标准的差异,不能累计犯罪数额。至于如何处理,又有两种不同主张:一是主张分别对两种形态的行为进行评价,若同时构成信用卡诈骗罪,按照数罪并罚的原则,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范围内量刑;二是主张从一重处理,即对两种形态的信用卡诈骗行为分别考量,将法定刑较重的信用卡诈骗行为作为基准刑,法定刑较轻的行为作为从重处罚情节。[3]还有意见认为,两类信用卡诈骗行为的形态及定罪量刑标准虽然存在差异,但毕竟隶属于同一罪名,具有质上的同一性,合并计算犯罪数额定罪量刑,有利于体现信用卡诈骗罪的社会危害性,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但至于如何累计,又有两种不同主张:一是换算说,即从实现精准量刑的角度出发,将恶意透支数额按50%比例换算成普通类型的诈骗数额,再合并计算,按照普通类型的标准定罪量刑。二是就轻认定说,从刑法谦抑性及人权保障的角度出发,先将两者犯罪数额直接累计计算,再按照标准较高的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行为定罪量刑。[4](2)一人持有多张信用卡透支,每张卡透支均未满1万元,可否累计数额定罪的问题。《信用卡刑事案件解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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