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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最低线之设置
【英文标题】 Setting of the Lowest Age for the Juveniles’Penal Responsibility
【作者】 蔡奇轩【作者单位】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讲师}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未成年人;家长主义;刑事责任年龄;保安处分;收容教养
【英文关键词】 minors; paternalism; 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security sanctions; involvement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11
【页码】 56
【摘要】 大部分国家的刑事立法中都设置具体的年龄作为刑事责任年龄,当然,我国也不例外。但近年来报道出的少年犯罪情况增多,出现了要求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声音,究其根本,是因为刑罚的方法无法处罚行为人而带来的不安感。但是根据法律家长主义和谦抑主义,刑法有必要防止犯罪圈的肆意扩大。因此,责任年龄的改变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需要优化相关的法律法规的配置,在刑事后果阶段不断进行改良,以及完善保安处分中的工读学校、收容教养等等制度。
【英文摘要】 Most countries set specific ages for penal responsibility. So do China. However, the number of juvenile crimes increased, for which voices of lowering the age lines came forth. This derived from the sense of insecurity that penalties might not assure contracausators be fairly punished. While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modesty and paternalism, it is essential to prevent the crime circle expending without restraint, so the change of lines can’t solve the problem. Therefore, law and regulations related should be optimized; Continuous improvements in the consequence stage should be made; Systems like reform school and detaining for Reeducation should be perfecte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5708    
  一、问题的提出
  刑事责任年龄是“法律规定的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刑法所禁止的危害社会行为负刑事责任而必须达到的年龄。”[1]我国刑法采用的是积极刑事责任年龄模式,即依据我国《刑法》17条第1、2款的规定,[2]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如若实施了犯罪行为则不负刑事责任。但是近年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犯罪,其中还有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犯罪。这些事件由于手段残忍、性质恶劣,但刑法无法对行为人处以相应的刑罚,使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越来越大。
  刑事责任年龄作为一项制度,本不需要讨论。而现阶段出现的要求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正是源自于刑法作为最为严厉的保障法,当行为人实施了严重违反刑法的行为时,却因刑事责任年龄而无法受到刑罚处罚。基于此,有学者提出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或采取“弹性化”“恶意补足年龄”等方法。但是制度设计一定要考虑到其体系性,为了短时间的个案中出现的问题而修改刑法的规定是不明智的,从解决长久问题的角度来说是本末倒置的。因此笔者认为,刑事责任年龄不需要调整。
  二、责任年龄的现有模式及其弊端
  刑事责任是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后应当接受一定不利的刑事后果的负担,刑事责任年龄是判断刑事责任的一个方面。就现有的立法模式而言,刑法设定了几个特定的年龄来区分不同的刑事责任,主要是基于不同年龄的人有着不同的辨认和控制能力。但同样的,具体年龄的设置也考虑到了我国对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导向,即相同年龄的人在成长上、经历上会有所不同,部分儿童尚未满14周岁却具有较高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具有一定的辨认控制能力,但国家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成长,也会以年龄小为根据而不处罚。”[3]因此,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即是以辨认和控制能力为主、以刑事政策为辅而设定的。
  同时,我国最低责任年龄设置也是与世界主流规定相一致的。德国、日本、俄罗斯、韩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均规定为14岁;有些国家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较高,例如西班牙、瑞士等国规定为15岁,比利时、罗马尼亚等国规定为16岁,等等。[4]可见,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设置多受德国等国的影响,即使各国经济、政治水平发展不同,但是刑事责任年龄一般都在14周岁以上。
  自从我国1979年《刑法》以来,近40年时间内我国刑事责任年龄最低线一直是14周岁。近年来,由于科技的不断进步,网络的发达,出现了一些客观情况:一方面,未成年人借助网络,在认知能力上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另一方面,网络媒体、自媒体等媒介兴起,新兴媒体为了吸引眼球也乐于大肆报道一些吸睛的新闻,例如未成年人的严重犯罪新闻,甚至是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这些未成年人犯罪事件有些发生在我们身边,有些发生在校园以内,对我们的生活、子女的生活产生一定影响和威胁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现有的制度无法对未成年人犯罪产生约束力。由此产生了一些改变现有立法的意见,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降低论
  少年犯罪现象常常出现在校园之中,14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仍然可以通过现有的法律予以制裁,但是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重罪时,无法通过刑法予以制裁。全国人大代表刘晓翠女士认为:“校园暴力已经严重到了一定地步,必须认真研究处理。法律应当保护遵纪守法的好孩子,对那些施暴者也要有相应的制裁,有必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对少年施暴者进行刑法惩处。”[5]她的观点具有较大的代表性。
  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观点的学者也认为现有的立法模式不利于欺凌事件的妥当解决,应当“考虑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从而适用刑法对一些极其严重的欺凌行为进行刑法规制”。[6]还有的学者提出了具体的年龄线,“现代人生理和心理发育、成熟较以往为早;青少年犯罪低龄化的社会治安现实,客观上要求司法实践作出积极的回应,因此有必要将年龄适当下调至13周岁。”[7]
  (二)弹性论
  有的学者认为,归责能力应当个别化,具体设置一个刑事责任年龄不利于判断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和多少。强调个体的差异性,来设置弹性的刑事责任年龄“有利于制度偏差的矫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刑法基本任务的实现”,最终达到完全取消刑事责任年龄。[8]以求达到真正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有的学者根据英国的“恶意补足年龄”[9]提出了一系列在我国的操作模式,即在11~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中适用该规则,同时要进行“规范未成年心智的测量操作;统一‘恶意’的司法鉴定标准和条件;实行未成年人的人格社会调查”。[10]
  三、维持现有立法的理论路径
  经由媒体曝光后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行为,在一定意义上是被故意夸大和突出的相关一份资料显示,未成年人犯罪远没有想象中的程度。国家统计局2017年10月27日发布2016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统计监测报告。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持续降低。[11]由此可见,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现有制度并没有出现非改不可的缺陷。
  (一)家长主义
  法律家长主义顾名思义,是指法律对待适用范围内的人像家长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刑法拟制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缺乏刑法上的认知能力,不构成犯罪,从而对其进行特殊保护。刑法有义务以一名家长的身份,对适用范围内的全体公民进行管理,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负刑事责任正是法律家长主义在未成年人方面的体现。
  首先,刑法以禁止规范去防止所有构成要件的主体去实施某项符合全部构成要件行为的情况,实施后可能会遭致刑法的相应后果。但是,对于已经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的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却可能因为其认识能力有限或其他原因导致无法理解行为意义,因此刑法有必要减少甚至免除其刑法的相应后果。正像家长在孩子犯错以后,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有所宽宥。但是也会存在一定的非刑罚处罚方式,例如《刑法》17条第4款规定的“家长或监护人加以管教”“收容教养”,相当于家庭内部的教育惩戒。
  其次,刑法的家长精神是平等的。平等包含着年龄的平等,即设定一个具体的年龄线划分刑事责任的有无和多少。世界上有一部分国家立法中确实存在着非刚性划定刑事责任年龄的例子,例如前文提到的英国“恶意补足年龄”制度,以及俄罗斯的“心理发育滞后者免责条款”,[12]这正是因为“每个未成年人的心理发育的成熟程度是不同的,有些未成年人由于与精神病无关的心理发育滞后的情况,而成为无责任能力人。”[13]而这种心理发育的判断是请青少年心理专家就案件进行鉴定,或者能够将上述问题提交精神病医生——鉴定人解决。[14]
  但事实上,虽然这种“原则——例外”的模式理论上具有更强的适应性,但似乎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如果实施了犯罪行为,但最终确定其是否有罪不是基于其实施的行为,而是判断其是否有“恶意”。这种判断只能是一种评价性判断,没有一个合适的标准;而且该“恶意”的判断可能由非审判人员认定,如此对判断的结果公正性会存疑。
  最后,刑法的家长主义也是符合我国现行的刑事政策的。未成年人始终是祖国的花朵,我国《宪法》46条第2款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长期以来我国对青少年犯罪也一直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实行的是“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未成年人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大部分犯罪是因为其年幼无知或在简单的利益诱导下实施的。我们应当树立一个理念:惩罚不是目的,教育才是根本。针对未成年人,作为家长如果适用惩罚不当,可能会引起更加不良的后果,只有教育才是有助于未成年人发展的根本方法。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并无助于减少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发生,而应当改变思路,从刑事后果的角度、教育的角度去进行思考。
  (二)谦抑主义
  谦抑主义是现代刑法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刑罚不应以所有的违法行为为对象,而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加以适用。”[15]刑法具有严厉性和终局性,因此刑法的适用必须慎之又慎,必须谦抑。但是刑法不同于行政法律,《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第11条规定表明,修订的征求意见稿已经将行政拘留的执行年龄最低线从16周岁降低至14周岁。有观点认为该条规定是“对近年来由于低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得不到有效规制,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甚至是公众强烈不满的‘积极’回应。”[16]而《民法总则》更是将《民法通则》中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年龄从10周岁降至8周岁。[17]于是有观点认为,诸多法律降低最低年龄,正是表明了未成年人的认识能力已经提高,相应的,刑法也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显然,这种观点具有朴素的正确性,但是无论是行政法律还是民法总则的修改,都不能动摇刑法的谦抑主义,刑事责任年龄也不能贸然降低,任何的修法都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一方面,关于刑罚的正当性,无论是报应刑还是预防刑,针对辨认能力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些刑罚可能达不到相应的目的。“儿童、弱智者、白痴等人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能被奖赏或威胁所影响,但他们缺乏足够的受刑罚禁止的未来意识。在他们的案件中,刑罚也是无效的。”[18]另一方面,我国现行刑法相较其他国家来说,部分条款已经偏重。就刑事责任年龄来说,我国《刑法》17条规定了14周岁以上才可能负刑事责任,16周岁以上已经负完全刑事责任,只是不满18岁会被减轻或者免除刑事责任。《刑法》49条也只规定了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例如《日本刑法》第41条虽然规定不满14周岁的人为无责任能力的人,但实际上“刑事责任年龄被少年法修正了,少年法规定不满十六周岁的人不能给予刑事处分,对尽管已满十六周岁但不满二十周岁的人,如无相当于死刑、徒刑、禁锢之罪者,不许给予刑事处分。”[19]由此可见,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的惩治力度已经不轻,以现行刑法处罚力度过轻为由认为下调责任年龄的观点并不妥当。
  (三)刑罚的副作用
  对于责任年龄进行修正的学者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现有的犯罪圈过窄,无论是降低还是弹性,大部分的情况都会扩大行为人受到刑罚处罚的可能。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将目光聚焦于刑罚的方法难免有失偏颇,真正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更应当注重于刑事后果的角度。
  就刑罚而言,对犯罪人通过刑罚手段进行惩罚和教育几乎是世界各国的通常做法,在监禁的过程中劳动、教育,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来讲都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但是早在19世纪,著名法学家龙勃罗梭就认为:“监狱是犯罪的学校,它教人实施最有害的犯罪和团伙犯罪。”[20]我们不可小觑监禁刑的弊端,更甚者我们应当对刑罚的不良后果进行反思。
  第一,刑罚的可被接受性。根据责任主义的观点,行为人接受刑罚处罚的根据是其行为的严重性。但是还需要考虑被害人自陷风险、客观情况、行为人的动机以及行为人的自身条件等等。针对未成年人,由于其自身原因及国家的刑事政策,在立法上常常有针对未成年人的宽宥条款。例如《刑法》49条第1款、[21]第65条第1款、[22]第72条[23]等等。这些条款的设置从客观角度表明了未成年人犯罪较成年人犯罪应当减轻刑罚。同时,从主观上来说,未成年人的身体和心理还在不断地成长,以监禁刑为主的刑罚施加于未成年人身上不利于其身体的发育和心理上的健康成长。
  第二,刑罚的终生标签化。固然,刑罚具有惩治和教育的双重作用。其中惩治作用不仅仅体现在限制自由、强制劳动等方面,还体现在对其终生会产生影响的“犯罪标签”。体现在制度上的是前科报告制度,即我国《刑法》100条第1款的规定。[24]虽然《刑法》100条第2款[25]规定了未成年人的免除报告义务,但是所谓“犯罪标签”的副作用并非仅仅如此。首先,这种“犯罪标签”在制度上存在例外情形,即我国《刑事诉讼法》275条规定的“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其次,“犯罪标签”会影响周围人对该行为人的评价。一般来说,未成年行为人实施的犯罪活动通常在其经常居住地附近,即使进行了“犯罪封存”也不会影响与其在一个生活环境的人知晓。最后,“犯罪标签”会影响未成年人的一生。“罪犯的标签不仅会产生规范性的评价,使未成年人受到法律层面的多种限制,还会使未成年人难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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