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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安全与效率的平衡
【副标题】 论合同法的价值目标【英文标题】 Balance between security and efficiency
【英文副标题】 Discussion on value target of contract law
【作者】 卢以品【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法学院
【分类】 合同法【中文关键词】 合同法 交易安全 交易效率
【文章编码】 1007—788X(2000)01—0012—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0年【期号】 1
【页码】 12
【摘要】

法律的价值目标是一个由秩序、自由、正义、效益等单个价值组成的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在合同法中具体表现为安全与效率的平衡,即合同法在保护交易安全的同时又要提高交易效率。本文选择“统一合同法”中要约与承诺、合同形式、格式条款、合同的无效及合同的解除等五个方面制度,来说明合同法在价值目标上对安全与效率平衡的追求。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83890    
  在合同法中,法律的价值目标主要体现为合同法对安全与效率的追求,即合同法在保护交易安全的同时又要提高交易效率。因为合同法亦即交易法,它是调整交易关系的。[1]它所保护的权益和维护的秩序均与交易密不可分。在交易活动中,交易主体表现为趋利避害、精于计算、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为实现其交易目的,他们一方面对交易安全满怀期待,另一方面又希望以最小交易成本实现最大交易效益。而“合同法的目的是通过强制履行承诺帮助人们实现他们的私人目标”,[2]因此,合同法必然以交易安全与交易效率作为其追求的主要价值目标。
  安全是法律所追求的正义、效益、自由和秩序等价值的前提。没有交易的安全,要实现交易的正义、效益、自由和秩序是不可能的。所谓交易安全,是指交易行为本身之安全。它一方面是指在交易中交易主体对其交易行为有合法性信赖,即其行为不会因受到法律的否定而归于无效;另一方面还指交易主体对交易行为有确定性期待,即其行为不会因当事人的任性而处于长期效力不稳定状态。[3]交易安全具体表现为交易的有序性,交易的有序性是当事人能最大限度实现其利益的前提,也是社会经济得以高效运行的前提。随着现代交易手段的日益复杂、交易标的日益巨大、交易频率的日益加快、交易范围的日益扩大、交易风险的日益增加,现代交易对交易安全的要求也日显突出与重要。
  效率作为合同法所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首先取决于市场经济的本质需求。市场经济是以效率为本质的经济形态,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在于最大限度地优化利用和配置资源。因此,合同法作为规制市场交易的基本法,应首先判断其是否有利于促进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是否有利于节省市场交易成本和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其次,合同法对效率的追求还源于交易的本质。市场经济主要是以利益为目的交换经济,交换产品只是手段,借助交易追逐利益才是市场主体进入市场的根本目的。第三,交易的简便与快捷是现代交易的重要特征,作为交易基本法的合同法不能忽视这一特性对交易效率的要求。交易效率可以界定为交易效益与交易成本之比。提高交易效率,首先要鼓励交易,即鼓励当事人从事更多合法的交易活动。因为合同关系(或称交易关系)是市场经济社会最基本的法律关系。[4]只有通过交易才能满足不同交易主体对不同使用价值的追求,也只有通过交易,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最有效利用。提高交易效率还要求使交易便捷化,即减少交易手续,缩短交易时间,节约交易成本,并减少交易讼争。
  交易安全与交易效率是相辅相承的。保护交易安全,将使交易主体在交易过程中对交易事项有合法的信赖和确定的期待,从而避免在交易前对有关交易事项进行大量而繁琐的调查。这就缩短了交易时间,节约了交易成本,使交易行为活跃和迅速起来。也只有在交易安全的前提下,交易主体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其交易利益。但交易安全与交易效率又是相互冲突的。因为保护交易安全,就要建立起交易规则并使之制度化,交易主体必须在交易规则约束下进行交易活动,否则将遭致不利的法律后果。而提高交易效率则要求充分尊重交易主体的自主意愿,尽量减少对他们的约束。因此,如果一味强调保护交易安全而使交易手续复杂化或限制交易,就会造成资源浪费,不利于提高交易效率;反之,如果片面强调交易效率而忽视交易规则,则会破坏交易主体的商业信心,导致人们对合同的不信赖感,最终不仅给交易安全造成威胁,也有损于交易活跃,无益于交易效率的提高。为此,立法者就要寻找安全与效率之间的最佳契合点,在合同法中实现二者的平衡。1999年10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吸取了多年来合同立法和司法的经验教训,立足于我国国情,在价值目标上基本实现了安全与效率的平衡。以下选择一些具体制度予以说明。
  一、关于要约和承诺
  订立合同也就是合同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使各方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在当事人协商过程中,一般先有一方作出订约的意思表示,然后他方予以附和。前者为要约,后者为承诺。“统一合同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这就用合同制度基本法的形式确立了合同订立的方式,使合同的订立过程有了一套较详细的规则。而确定承诺生效时间的规则是其中最重要的规则之一。对此问题,两大法系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大陆法系采取到达主义,承诺达到对方当事人时方能生效。而英美法系则采取发信主义,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承诺的通知一经发出(投入邮筒或交付电信局)即发生效力。两种规则体现的价值追求有所不同。根据发信主义,承诺通知一经发出即发生效力,且不能撤回,这样合同即告成立。因此发信主义有利于促成交易的迅速达成,提高交易效率。但根据这一规则,相对人在未能实际控制和不能了解承诺内容的情况下就要受其拘束,特别是要对承诺丢失或延误承担责任,这不仅过于苛刻,也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而到达主义正好克服了这一缺陷。但根据到达主义,承诺人在承诺的通知发出之后生效之前可以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将通知撤回,这显然不利于交易的迅速达到。
  “统一合同法”采取了大陆法系的到达主义。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在法律传统上近似于大陆法系国家;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尚处于市场经济体制初创阶段,市场自我约束机制还很不成熟,因此首先要着眼于维护交易安全。“统一合同法”第26条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并相应地确立了与到达主义密切联系的有关要约和承诺的其它规则。但基于鼓励交易,促进交易迅速达成的目标考虑,“统一合同法”也借鉴了英美法系的一些做法。如在承诺的内容方面,借鉴了美国合同法对“镜像规则”的修改,并不要求承诺的内容与要约完全一致。根据“统一合同法”第21条、第30条、第31条的规定,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包括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式等的变更),为新要约。承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非实质性变更的,除要约人及时表示反对或者要约表明承诺不得对要约的内容作出任何变更的以外,该承诺有效。这些规定就避免了因受要约人对要约内容的非实质性变更而导致交易无法达成,从而有助于减小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由此,“统一合同法”在合同订立的过程中实现了安全与效率的平衡。人丑就要多读书
  二、关于合同形式
  在合同形式问题上,“统一合同法”首先改变了旧合同法的一味追求交易安全而强调合同书面形式的做法,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同时规定,合同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多种形式。这一变化,不仅使当事人在合同形式上享有充分的意思自治,也是适应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和日益发达的现代通讯手段对交易简便与迅捷的要求,有助于提高交易效率。其次“统一合同法”第10条第2款又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事采用书面形式。”这又体现了对交易安全的保护。值得强调的是,合同的书面形式一般只具有证据效力,并不影响合同自身的效力。这在“统一合同法”第36、37条有明确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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