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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人民陪审员司法责任建构
【作者】 陈洪张景卫
【作者单位】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9
【页码】 64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9609    
  
  人民陪审员法已经颁布并实施。陪审制度在我国第一次以专门立法的形式得到确认,这对保障公民司法参与,促进司法公正、公信、公开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人民陪审员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也于2019年5月1日施行,为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提供了制度和机制上的便利和保障,也补充规定了人民陪审员的相关权利义务等。可以预见,人民陪审员在国家司法审判活动中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实施已逾3年,法官在司法责任制的制约下,依法办案意识得到显著提高,依法办案行为得到严格规范。与此同时,各类法官违法办案被追究司法责任的现象不断见诸报端,司法责任制为法官戴上了“紧箍咒”。在不断强化陪审员参审职能的当下,陪审员是否、如何适用司法责任制?虽目前尚未发生陪审员被惩戒的事例,但在人民陪审员法及其配套政策全面实施后,陪审员的参审权力得到充分发挥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司法责任制的制约,对发展中的中国法治事业来说,绝非幸事。在当下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对陪审员追责的应然性,尝试对陪审员责任追究定型化,并构建陪审员适用司法责任制的独特机制,以期完善我国陪审制度,真正实现陪审制度初衷。
  一、检视:事实的描述
  (一)国内追究人民陪审员司法责任现状
  《意见》明确了“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司法责任承担基本原则,明确了独任法官和合议庭中的审判长、承办法官、法官助理等人员职责,但对合议庭中的陪审员的职责未予明确。《意见》还明确了各类审判人员的司法责任范围、责任认定和责任追究等,但对陪审员也并未明确规定,只笼统规定了“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合议庭成员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共同承担责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出台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司法部制定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两文件填补了我国陪审员司法责任的空白,明确了陪审员拒绝陪审、泄漏国家秘密和审判秘密、受贿索贿、充当诉讼掮客、滥用职权等行为应该被追究司法责任。人民陪审员法将上述规定概括成两种情形,即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其中第(三)项为拒绝陪审,第(四)项为违反与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及纪律,徇私舞弊,并造成错案或其他严重后果。毫无疑问,上述法律及司法文件为陪审员适用司法责任制提供了基础范本和依据。但与法官被追究司法责任相比,陪审员被追究的情形却凤毛麟角。这也与实证研究的结论不谋而合,有学者对某省份21家法院的陪审员退出和惩戒情况进行调研,5年的跨度中,只有两家启动过陪审员退出程序,全部法院均未启动过陪审员的惩戒程序。[1]
  (二)域外追究陪审人员司法责任状况国内陪审制度有其本土性,体现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主张,起初并未蕴含太多法治理念。[2]而域外陪审制度是一种权力制衡的设计,渗透着司法职业化与民主化的博弈。[3]美国的陪审制是当今世界陪审制度的典型代表,美国宪法第七修正案规定,普通法民事审判中,标的额在20美元以上的,当事人有权要求陪审团审理案件。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则规定了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获得陪审团审理的权利。[4]不仅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的参审制度也对查明事实、促进司法民主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与此相对应的是,域外法对陪审人员的司法责任追究制度并非像对法官的司法责任制度那么完善,也很少发生陪审员被惩戒的事例。比较少见的规定有:在我国香港,被传召的陪审员无故缺席庭审或未经许可随意退庭,可能会被认为犯罪并被处以罚款。在英国,陪审员无故缺席审判或合议,除了被罚款外,还可能被取消陪审资格。在日本,法律规定对泄密的裁判员处6个月以下徒刑或罚金(该裁判员类似于本文讨论的陪审员)。
  二、疑问:基于正当性的考虑
  (一)人民陪审员适用司法责任制是“伪问题”?
  我国以专门立法的形式确认陪审制度,意味着陪审制度是审判实践必须执行的制度;陪审员的参审职能将逐步强化;陪审员的司法权力将继续夯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立法者看到了陪审制度在司法审判中发挥的(抑或即将发挥的)积极作用。这些积极作用除了有宏观上的促进司法公开、民主等外,在微观上至少还有:其一,可将更多的生活经验法则融入案件事实认定。其二,可促进法庭对庭审中当事人口头辩论信息、情态证据(主要指当事人在诉讼中表现出来的神情、语气、肢体动作等非语言因素)的充分收集,更有利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其三,有助于对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公共案件事实的认定与“公众判意”更为契合,让法律事实的认定既有民意基础又不背离司法理性。其四,日益扩展的专家型陪审员参与专业性较强的司法审判,更有利于法律事实靠近生活事实。[5]
  所以,从“权责统一”的基本原则上看,对陪审员赋权后,还应对其进行归责。不仅如此,对陪审员适用司法责任制至少还有以下益处:其一,利于解决“陪而不审、审而不议”问题。适用司法责任制不仅不会挫伤陪审员参审的积极性,反而会督促其认真行使陪审权力,提高办案责任感。其二,更利于实现陪审员的监督作用,改变法院用陪审员只是“凑人头”凑够三人合议庭。其三,利于公平解决法官和陪审员错案责任追究不均的问题。在错案系一致行为或主要是陪审员造成的情况下,只追究法官的司法责任显然既不公平,也不合理。所以,陪审员适用司法责任制并非“伪问题”,而是有其正当性、必要性。
  (二)行为抑或结果——归责模式如何把握
  司法责任归责模式,主要是指对违反司法责任者进行惩戒的立足点和逻辑起点。有学者对法官司法责任制模式进行研究,提出了以结果为追责逻辑起点的错案责任追究制、以行为为追责逻辑起点的违法审判责任制以及违反法官职业准则的职业伦理责任制。[6]基于陪审员与法官在案件审理事实认定、部分案件法律适用上的同权性,陪审员的司法责任归责模式也不妨按照此类型进行分类。同时,由于司法审判是一种职业行为,将司法责任强行划分为行为责任、结果责任以及职业伦理责任实无必要。因为,结果责任的追究是建立在审判人员的行为过错上。如果法官、陪审员行为上没有过错,只是基于对证据证明力或法律适用的理解分歧导致判决结果错误,那么对其追责的基础即不存在。相反,即使裁判结果正确,但如果审判人员在审判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的,审判人员仍然应被追究司法责任。同时,职业伦理责任也是一种行为责任,是审判人员在法庭内外的行为违反了职业纪律等规范。所以,司法责任就是行为责任,是审判人员故意或重大过失的积极作为或消极不作为而导致案件错判、违纪违法等职业行为责任。行为恰当与否是追责与否的唯一考虑要素,即定罪因素,结果严重与否只能作为定罪后的量刑因素。
  (三)能否穷尽——人民陪审员司法责任的定型化
  现有立法、司法文本对陪审员需要追究司法责任的行为划分为两类:陪审违纪行为和陪审违法行为。陪审违纪行为主要为拒绝陪审行为、诉讼掮客行为等;而陪审违法行为则主要是受贿索贿、滥用职权等严重违反国家法律,需要被追究司法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的行为。但笔者认为,在陪审员庭审参与实质化后,陪审员需要承担司法责任的行为至少还有:陪审失德失范行为;故意违背法官指示行为;陪审员选任违规行为;基于专家型陪审员特殊性而导致的陪审责任行为;陪审“边缘性违法行为”等。由于司法行为的复杂性,上述责任类型有所重叠交叉,笔者作尝试性区分。
  1.陪审失德失范行为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民众要求司法人员成为道德模范,成为近乎完美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给法官的职业行为提供了范本。基于陪审员在审判中与法官同权,保障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以及约束业外活动等法官的职业道德准则对陪审员应同样适用。有所区分的是,由于法官职业的唯一性,约束业外活动的程度,显然要高于作为有多重职业或无职业的陪审员。陪审期间,陪审员有必要按照法官职业道德准则约束自己,注重司法公正与效率,加强廉洁与修养,对有碍陪审履职的业外活动则不参与。同时,职业道德并非仅指具体行为规范,还应该包括根植于内心的思想道德观念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只是后者在失范的情况下,缺乏追责的操作性而已。
  2.故意违背法官正常指示行为
  美国司法建立了完备的法官指示制度,用以帮助陪审团准确适用证据和认定事实。[7]法官指示制度建立的初衷是强化法官对陪审员的监督和制约,[8]确保审判结果公正。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等规定中均有法官指示制度的痕迹,人民陪审员法第二十条更是明确指示就是“指引、提示”,具体规定是“审判长应当履行与案件审判相关的指引、提示义务,但不得妨碍人民陪审员对案件的独立判断。合议庭评议案件,审判长应当对本案中涉及的事实认定、证据规则、法律规定等事项及应当注意的问题,向人民陪审员进行必要的解释和说明。”《解释》第11条也规定了审判长应当提示陪审员围绕案件争议焦点发问。由此可见,我国法官指示制度初具雏形。
  指示制度是一种释明的制度,当合议庭构成为“1法官+2陪审员”或“3法官+4陪审员”时,陪审员对法官人数形成了优势。若法官对陪审员就证据审查、事实认定、法律规定等多次指示后,陪审员出于各种考虑,罔顾法官释明,故意作出错误的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导致错案。该情形下,陪审员利用了合议庭组成人数上的优势左右了案件的审理结果,其罔顾法官再三指示的审判行为应受到惩戒。如果法官在案件审理中怠于指示(消极地让陪审员陷入错误认识)、过度指示或倾向性指示(积极地让陪审员陷入错误认识或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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