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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科技与法律》
以知识产权权利冲突诉讼为视角
【副标题】 论行政在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中的主导性作用
【英文标题】 On the leading role of administration to the biotechnology's intellectual property
【作者】 张甄徐静琳【作者单位】 上海大学
【分类】 知识产权法【中文关键词】 生物技术 知识产权保护 行政作用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3
【摘要】

在我国生物技术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中,鉴于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市场规范等社会调节手段存在严重的缺位问题,本文提出行政调控在保护和管理生物技术知识产权过程中的重要性,并探索政府在其中的主导性作用,以及实现这一作用的诸多方式。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885    
  在全球范围内,生物技术方面的竞争已演变为对生物技术知识产权的争夺战。由于基因关乎生命的质量,生物技术知识产权可能引发的巨额利益,因而在这场生命与利益的较量中,竞争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道德规范对人的约束并没有强制力,现行法律往往显现出滞后的缺陷,市场作用难以自动调节关系社会整体利益的事项。面对三者的困惑,政府终将充当调整社会公众利益与激励生物技术发展平衡的重任。本文旨在认识和探索政府在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中的主导性行政作用。
  一、加强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是发展的必然需求
  (一)全球生物技术及其知识产权发展态势
  生物技术的革命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生物技术凭借其势如破竹的发展势头,逐步取代计算机领域而成为高新技术领域的主导产业,并在跨入21世纪后开始大规模的产业化发展。“生物经济将成为21世纪的主流经济”的论断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面对这一全新的选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纷纷抢占生物技术的制高点,这一领域的发展呈现以如下态势:
  1.生物技术比以往任何技术都更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当今世界首富皮尔·盖茨曾说过:“下一个比我创造更大财富的人将出现在基因领域。”的确,当生物技术及成果以知识产权的形式出现,其巨额的经济价值无不令人叹为观止。据报道,美国关于肥胖的基因专利实施许可费标价为3 000万美元,哮喘的基因专利实施许可费更是高达9 000万美元。 
  2.生物技术知识产权的世界性争夺战愈演愈烈。以2003年5月的SARS研究为例,当我国国民还在与SARS疾病进行殊死搏斗时,完成SARS病毒基因组测序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癌症防治署已在美国申报专利,就此成果寻求法律保护;最先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到SARS病毒的香港大学学者也提出申请,要求得到这种病毒本身的专利;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同样在为自己的SARS病毒研究成果申请专利。
  3.展开生物技术知识产权国外的“跑马圈地运动”是这场战役的另一特点。发达国家从1999年开始就在中国大陆大量部署专利,其中美国侧重在我国部署生物技术专利。一般来说,专利部署周期大约为5年,随着部署活动进入收获期,急于攫取利益的外商们会立即发起总攻。最典型的威胁当属“种中国大豆侵犯美国专利?”一战。[1]
  可见,在全球范围内,生物技术方面的竞争主要是对生物技术知识产权的争夺,因而,生物经济的较量实质是自主知识产权之间的抗衡。
  (二)我国生物技术知识产权化程度的差距
  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知识产权在国际竞争中的意义,已从传统概念上的单位和个人的权利,演变成为衡量国家及产业争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尤其是一向作为市场开拓利器的专利,更是垄断市场、驱逐竞争的锐利装备,是生物技术时代下登临“头脑国家”制高点的重要保证。
  我国的生物技术研究起步于“六五”计划末期,经过30多年的努力,在基因工程、生物制药、克隆技术等方面都拥有了世界领先技术。但在生物技术知识产权实践上,存在明显差距,成为制约我国提高整体创新能力、加速成果转化特别是生物技术产业化发展的“瓶颈”:
  1.知识产权观念不强,自主创新意思薄弱。不少生物技术研究开发项目,从选题、设计、实施到评价,对专利等形式的知识产权所反映的科技信息跟踪把握不够,主攻方向策略性不强,科研成果创新水平较低,甚至在同一水平上重复建设投资。
  2.占据的专利市场份额小。有关资料的数据显示,在生物工程领域,美国拥有的专利占该领域世界专利总量的59%,欧洲占19%,日本占17%,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只拥有5%;在药物领域,美国拥有51%的世界专利,欧洲为33%,日本为12%,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仅仅占有4%。在国外的专利部署上,我国大陆在欧美这两个最大的市场上很少有专利部署。欧美专利局最近几年签发了数以千计的生物技术专利,同一时期我国当事人在这两大局获得的生物技术专利却几乎为零。
  3.资金不足,困扰知识产权保护。尽管近几年,我国生物技术在专利申请上出现新高,但昂贵的申请费用对国内的企业和研发机构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据悉,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2001年曾有6项基因成果准备向6个国家申请基因专利,虽经多方筹措资金近120万元,但仍然不够。迫不得已只好忍痛割爱,放弃了两个国家。同样因资金匮乏,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血液学研究所也不得不放弃已向美国提交了专利申请的99项基因成果。 
  4.生物技术开发过程中计划项目成果产权界定不清,对知识产权的管理效率低下。面对在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上如此巨大的反差,中国加速推进知识产权化进程势在必行。“师夷长技以治夷”,不然,中国即便尚有优势的生物技术,终将会因为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利器,而失去与国际社会竞争的一席之地。
  二、生物技术知识产权领域面临的严峻挑战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
  生物技术对整个世界的社会结构、道德伦理、法律体系、生活方式以及人类的心理提出的挑战和冲击是如此之严峻,以至任何其他科技领域无法比拟。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挑战:
  (一)公民基因隐私面临保护难题
  人类基因图谱的世界性公布,为人们打开了“原本只有上帝才能读懂的天书”。借助基因图谱,人们轻而易举就能了解一个人所有的生命信息。在现代科技的介入下,基因获取的手段异常隐蔽快捷,一旦个人基因为外界所掌握,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不堪设想。例如,保险公司或雇主利用遗传基因进行健康倾向预测等问题。我国法律目前尚未将个人的基因信息作为公民隐私权加以保护,其保护观念也极其薄弱。基因隐私侵权正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在法律和现实的真空地带里悄然扩张。倘若遗传代码与功能之间的作用机理更加明确,制作个人DNA图谱的能力更加提高,这类问题带来的困扰将更大。
  (二)“生命”挑战“健康”
  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化带来的另一个消极影响就是:知识产权的垄断性是以其蕴藏的巨额财富作为平衡权利持有人高风险投入和社会公众利益享有的定盘星。这就意味着社会公众必须以昂贵的生物治疗支出,来回报权利持有人对生物产品的投资和开发。由于权利持有人控制生物药品的生产、销售,“奇货可居”时,患者或者忍受倾囊之痛接受治疗,或者忍受疾病和贫困的双重折磨。此外,在利益的驱动下,制药业研发投资首选市场上最有利润可图的疾病,而不会顾及广大低收入者的需求。公民依法享有的健康权利很有可能会在生物技术知识产权独占性的挤压下成为基本“忍”权。
  (三)对环境权的挑战
  尽管目前还没有发生因生物技术的应用而诱发的严重的生态危机,但就目前认识而言,生物技术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威胁是存在的:例如基因物质污染,商品化后的转基因生物,大规模地在自然界中释放,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对生态环境产生难以预料的冲击;基因生物损害,尤其是转基因生物或产品涉及到食品安全问题,对人体的健康造成不利影响时,极有可能直接影响到下一代;基因技术的滥用,克隆人或其器官技术的出现,对人与物之间进行基因交换或用于人种改良等等。并且这种威胁随着生物技术的日益发展,生态风险的可能性也与日俱增。如若因为目前所有科学证据还难以正确评价生物技术及其产品的风险范围和程度,而因此放松了其对生态环境的安全性威胁的警惕,那么在获得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伞庇护后,现代生物技术对人类社会的秩序以及人类本身的杀伤力无疑会更加强大。
  (四)基因资源遭遇掠夺
  基因资源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资源。尤其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生物基因资源。这些珍贵的基因资源对进行基因工程的研究具有相当高的价值。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生物技术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却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并由于经济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对本国基因资源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重视和有力的保护。由此,发达国家利用其资金技术的优势,大肆在发展中国家寻找有价值的疾病家族和病人,以识别和复制到相关基因,在申请专利开发药品后,转而向发展中国家高价销售。此外,发达国家的一些科研机构和跨国公司,还利用其掌握的现代生物技术,获取与优良性状相关的基因,并进行改良和专利申请,挤占甚至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优良品种的市场。“印度香米事件”[2]就为我们上了沉重的一课。
  三、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上存在的缺位问题
  社会调控机制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行和制约社会矛盾的重要控制系统,主要包括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市场调节、政府调控这四种有效手段。生物技术及其知识产权化浪潮对社会关系和利益提出了重新配置的迫切要求,并开始显现出其特有的功能。然而,建立在原有社会结构和模式基础之上的社会调控系统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完成这种突变。因此,在社会保护和管理中就不可避免出现了缺位现象。
  (一)道德规范的缺位
  道德规范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与法律规范相比,道德规范是一种非制度化的规范,其意义在于“通过减少过分自私的影响范围,减少对他人的有害行为,消除两败俱伤的争斗以及社会生活中其他潜在的分裂势力而加强社会和谐。”[3]它没有一套法律那样的强制执行机构,而主要通过社会成员的自觉性来发挥作用,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等精神力量来维持。生物技术的出现,首次让人类从有形的角度触摸到了生命;知识产权又为这种获取生命的方法提供物质转化的条件。因此,当以基因这有形的生命物质为对象的生物技术与知识产权这一“无形财产物质化”的制度相结合时,人们对精神力量的敬仰也就到达了“无限物化”的程度。传统的道德观无法约束人们对物质的极度追求,在知识带来的财富面前,人们更加容易膜拜前者,而不是公共利益和秩序。
  (二)法律规范的缺位
  科技和法律被誉为“人类文明的双翼”,生物科技之翼的振兴同样离不开法律的保障和推进。然而,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的法律,同时也是一种具有保守性的社会力量。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建立和保持大致可以确定的预期,法律这种维持和稳定的功能,使其本能地具备某种拒绝变动,害怕变革的特性。因此,在剧烈的社会变革面前,法律会陷入某种瘫痪状态。[4]此外,由于形式结构的限制,作为一种规则体系,针对的是普遍的人或事。社会关系变化又如此迅速,立法者时常难以对此作出敏锐的快速反应,法律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定的僵化和滞后性。如目前的基因专利申请上,对基因专利的实用性要求,美国也经历了一个由严到松的历史过程。随着美国在全球生物技术领域领先优势的日渐扩大,才逐渐降低了实用性标准,并最终采取全线推进的政策。
  我国在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北京和上海建立了具备先进科研条件和能力的国家级基因研究中心,有些成果已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回顾我国《专利法》的历史,法律滞后的现象依稀可见:1985年至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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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崔国斌:“基因技术的专利保护与利益分享”,载《知识产权文丛》(第3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240~343页。

{2}须建楚、高建伟:“基因的专利法律问题”,载《知识产权文丛》(第5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215~236页。

{3}张晓都:“生物技术发明的可专利性及日本与中国的实践”,载《知识产权文丛》(第6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3~207页。

{4}王海英:“论生物基因的法律保护”,载《科技与法律》2003年第1期,第96~99页。

{5}周赵丹、刘景江、许庆瑞:“高技术产业发展与政府作用的动态定位研究”,载《科技进步与对策》2002年10月号。

{6}吴汉东:“知识产权VS.人权:冲突交叉与协调”,载《中国知识产权报》2004年1月6日第4版。

{7}金太军:“市场失效与政府干预”,载《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42~49页。

{8}毛忠明:“试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10月(第6卷)第5期,第52~56页。

{9}田贤亮、刘思琦:“新凯恩斯经济学中政府的作用”,载《兰州商学院学报》2003年8月总19卷第4期,第17~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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