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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我国知识产权刑事立法之检讨
【英文标题】 Self Criticism on Criminal Legislation on Our Intellectual Property
【作者】 杨辉忠【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
【分类】 犯罪学【中文关键词】 知识产权犯罪;刑事立法检讨;完善
【文章编码】 1005—9512(2008)07—0027—0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8年【期号】 7
【页码】 27
【摘要】 我国的知识产权犯罪在立罪方面存在着保护客体狭窄、主观要件严厉、定罪标准不合理、起刑点较高等不足之处,制刑方面也存在着刑罚严厉、法定刑的设置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资格刑和没收财产刑的缺失等缺陷。我国刑法应该在上述方面加以健全与完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4678    
  一、立罪之检讨
  我国刑法共规定了七个侵犯知识产权的罪名,涉及到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和商业秘密权等方面的内容。为了准确地适用法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又及时制定了相关的司法解释,以指导司法实践活动。自现行刑法施行以来,“两高”共颁布了三个司法解释,即:(1)1998年1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有关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2)2004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释》(一)),明确了七个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较大幅度地降低了刑事责任的门槛;(3)2007年4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降低了侵犯著作权罪的入罪门槛,统一了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明确了加大罚金刑适用力度之原则并确定了罚金刑的幅度,重申了被告人的刑事自诉权,并规定了一般不适用缓刑的几种情形。[1]
  笔者认为,尽管我国为了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严厉打击知识产权的刑事犯罪,在现行刑法规定的基础上制定了上述司法解释,但与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知识产权犯罪刑事立法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仍值得检讨。
  (一)刑事立法所保护的知识产权的客体显得过窄
  我国刑法所规定的七个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仅涉及到一般的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和商业秘密权等四个方面,但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知识产权的概念也在不断地发展。新型的知识产权不断出现,如植物新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地理标志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奥林匹克标志权、世博会标志权等。对于这些知识产权,虽然专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确立了其权利保护的内容与法律责任,但是均未将其纳入我国刑事法律的保护范围之内。[2]
  正因为如此,目前世界各国的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范围也在呈逐渐扩大之势。1994年英国通过的商标法规定,可以受刑法保护的商标有商品商标、服务商标、集体商标、系列商标、证明商标等。对于在英国享有盛誉的驰名商标,未经该商标所有权人或者被许可使用人同意而在非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也被认为是侵权,情节严重的,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在德国,其著作权法所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犯罪保护的著作权利非常广泛,不仅保护著作权人的经济权利,同时也保护著作权人的人身权利,其中所保护的经济权利的种类就涉及使用权(复制权、传播权、展览权等)、再现权(朗诵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制作影像制品的权利等)、延续权(再次转让收益权、再次出租收益权等)等多项邻接权利。在法国,植物新品种的发现、半导体掩膜产品、特色标志、表演者权利以及著作权中的精神权利已经早被纳入刑法的保护范围。[3]
  与世界各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客体范围不断扩大的态势相比,我国知识产权刑事立法所保护的客体显得过于狭窄。关于商标权犯罪,我国刑法仅规定了假冒注册商标罪(第213条)、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第214条)以及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第215条),而且其保护范围仅限定于一般的商品商标。国外刑法所保护的服务商标、证明商标等商标权以及反向假冒商标等违法行为在我国都没有纳入到刑法的保护范围之内。当然,对于驰名商标的特别保护在我国也未给予充分的重视。即便是在商品商标的刑事保护方面,我国刑法所保护的客体范围也仍然显得过窄。[4]
  另外,我国对于著作权的刑事保护同样显得范围过窄。如非法出租侵权复制品的行为,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的犯罪行为性质几乎相同,社会危害性也相差无几,但我国并未将其列为刑事犯罪。[5]有些学者甚至提出著作权网络侵权行为和建筑业发展过程中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应该纳入到我国刑法所保护的客体的范围之内。[6]
  (二)知识产权犯罪的主观.要件限制过严
  我国刑法所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罪(第217条)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第218条),在其主观构成要件上,均要求行为人要“以营利为目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上述行为,显然不能构成该两罪。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运营商在其个人网页上免费提供盗版软件以供用户下载的情形已经不再新鲜,由于网络联系的广泛性、用户数量的庞大性以及消耗成本的低廉性等特点,致使“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大量地衍生,给著作权人造成的危害性丝毫也不亚于我国刑法所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但在对这种行为的处理上,却由于法无明文规定而无法将其规定为犯罪。于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主观构成要件的存废与否也就成了问题。纵观世界各国,大陆法系的德、法等国以及英美法系的英、美各国,在其著作权犯罪的构成要件上基本上都已经取消了“以营利为目的”的限制性规定。美国的《禁止电子盗窃法案》更是将“以营利为目的”的复制、发行侵权作品的行为和“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复制、发行侵权作品的行为均规定为犯罪,只不过在处罚上体现出两者的不同的刑事责任而已。
  我国学术界早已有学者提出取消著作权犯罪中“以营利为目的”的主观性限制条件。[7]也有的学者认为,在刑法正式修订之前,应该由司法机关对这一主观要件进行重新解释。[8]
  笔者认为,不管是我国现行刑法,还是其后的三个司法解释,都在维持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以营利为目的”的主观构成要件,丝毫没有要取消该目的的倾向,甚至连重新解释该主观要件的意思都没有。这种“以营利为目的”的主观要件的存在,势必会使大量的“不以营利为目的”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又达到严重程度的著作权侵权行为游离于刑罚处罚的范围之外,明显不利于我国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也与我国承担的有关国际义务背道而驰,使我国对国际社会共同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承诺大打折扣。
  (三)定罪标准有失偏颇,起刑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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