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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天津法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现状与完善路径
【英文标题】 The Applic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Leniency System of Confession and Punishment
【作者】 刘坤【作者单位】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二审监督处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认罪认罚;从宽;理论设计;改革建议
【英文关键词】 confession and punishment; leniency; theoretical design; suggestions for reform
【文章编码】 1674-828X(2018)03-0080-0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3
【页码】 80
【摘要】 为了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政策,化解社会矛盾,全国开展首批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工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嫌疑人或被告人通过认罪、认罚可以获得宽大处理的制度。通过研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计初衷,重点问题,结合对某直辖市试点工作开展情况的调研,总结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遵循如下轨迹推进变革进程:适当突破依法从宽的限制、建立辩护律师必要制度以及对现有的量刑建议方式,庭审模式和程序反转进行改革。通过更完善的体系,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
【英文摘要】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reform of the judicial system with “trial as the center”, implement the policy of granting leniency and strict punishment in a better way, and resolve social contradictions, the first trials of leniency in recognition of guilty plea have been carried out across the country. The leniency system of confession is that the suspect or defendant can get leniency through confession and punishment. By studying the original intention and key issues of the leniency system of confession and punishment, and combining wit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ilot work of a municipality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practice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measures. The leniency system of confession and punishment should follow the following trajectory to promote the reform process: appropriately break the restriction of leniency according to law, establish the necessary system for defense lawyers, and reform the existing methods of sentencing suggestion, trial mode and procedure reversal. Through a more perfect system,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leniency system in judicial practic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6841    
  
  长期以来,我国司法体制审前程序过于强势,这源于我国刑事诉讼规定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相互制约,而国外都是后一个程序制约前一个程序,审判程序作为最强势的程序,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主导地位。我国在这种相互制约的制度设计下,审前程序过于强势,尤其是侦查权主导刑事诉讼,导致审判程序的作用受到限制,使得庭审活动空洞化、程序化,法院审判奉行“卷宗主义”,这也成为冤假错案的根源。这种背景下,提出“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制度改革,目的就是回归到审判为中心、证据为依托的裁判规则,防止司法腐败的产生。认罪认罚制度作为“以审判为中心”的配套制度应运而生。此外,认罪认罚制度也是为了更好地落实宽严相济的政策,完善刑事诉讼程序,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办理刑事案件的效率。
  一、认罪认罚从宽的规划初衷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要求,我国开始“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2016年9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城市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这标志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初步迈入实行阶段。
  (一)设计思路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指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追诉人自愿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对司法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并接受司法机关给予的处罚,从而获得宽大处理的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仅要坦白自己的犯罪事实,更要自愿接受司法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给予的刑罚。有些学者认为,认罪是指被追诉人自愿承认自己的犯罪行为,认罚是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应受惩罚性并接受惩罚{1}。笔者认为,这里的认罪不是单纯的认自己所犯的罪,而是认司法机关指控的罪。认罚也不是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应受惩罚而是认可司法机关给予的刑罚,包括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和人民法院判处的刑罚。从宽处理也包括两方面,就是实体上可以从宽、程序上可以从简。程序上从简主要是指符合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可以获得快速处理的权利。
  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充分吸收和借鉴了英美法系的辩诉交易和大陆法系的认罪协商,这三项制度的设立都是对被追诉人做出从宽处理,但是却有本质的区别。英美法系的辩诉交易制度,以美国为例,辩诉交易虽然是由检察官主导,在控辩双方进行,但是其内容对于法官没有强制力[1],而我国适用认罪认罚后,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和提出的量刑建议,人民法院一般应当采纳,仅有规定情形可以不采纳[2]。此外,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美国辩诉交易最大的区别在于,我国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即便被告人认罪认罚,但是依然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因此降低证据标准,更不能在证据不完善的情形下,将重罪改为轻罪。而美国的辩诉交易大多适用于证据不足的情形,并允许在重罪与轻罪间进行辩诉交易,这样使得被害人的利益被忽视,我国没有采纳这种制度。大陆法系的认罪协商制度,以德国为例,是以主审法官为主导,由主审法官提出协商建议,经控辩双方同意后再作出从宽处罚的决定[3]。这种制度设计由法官主动提出认罪协商,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法官居中裁判的原则。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理论设计上,并没有否定人民法院可以主动适用认罪认罚制度,但是没有赋予其主导者的地位,更多时候还是应当由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提出适用,人民法院的作用主要是审查认罪认罚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量刑建议的合理性。人民法院更多地还是居中裁判,这样保证了司法审理的公正性。
  (二)现实意义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现实意义:1.有利于降低成本,节省司法资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动供述犯罪事实,有利于侦查工作的开展。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可以从简,起诉和审判的成本也可以减少。越早认罪认罚,防卫成本越低,获得的从宽幅度越大;2.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被害人谅解是一项重要考虑因素,通过司法机关工作,被告人认罪认罚、被害人谅解,可以达到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而且被告人真诚悔罪,本身也是化解矛盾的体现;3.有利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制度改革。作为司法改革的配套制度,认罪认罚从宽体现的就是审判为中心,推进该制度将使刑事诉讼的主导权回归到审判程序,有利于落实司法改革的实效;4.有利于分流案件,缓解法院办案压力。基层法院审理的大量案件都是事实基本清楚、犯罪嫌疑人认罪的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会进一步提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率,缓解办案压力。适用该制度后,检察机关提出明确量刑建议,人民法院审判的重点变为认罪认罚真实性和自愿性,减轻法院的负担。应当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事案件,还可以适用速裁或者简易程序,提高司法效率。
  二、认罪认罚从宽的重点
  (一)适用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工作的办法》)第1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量刑建议,签署具结书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由此可见,任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有任何罪名在任何程序内都可以要求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里应该从三个层次理解:
  首先,从程序上看,无论是一审程序、二审程序甚至再审程序,只要被告人愿意认罪认罚,都可以适用。其次,从罪名上看,该制度没有对罪名的限制,即便是故意杀人、抢劫等恶性犯罪也可以适用。最后,从被告人身份上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被告人身份没有明确限制。《试点工作的办法》第二条规定了不适用情形,其中第(一)项排除精神病人适用主要是无法判断其主观意识是否清醒,无法确定是否在明知认罪认罚后果的情况下而作出的明智选择;第(二)项主要是针对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对适用有异议的情形,法定代理人代表未成年人提出异议,可以理解为当事人对认罪认罚有异议不同意适用;第(三)项主要是坚持证据标准,不能使不构成犯罪的人因为认罪认罚受到追究,以上都不是对被告人身份的限制。而第(四)项其他不适用情形,是兜底条款,主要因为现实比较复杂,赋予司法机关根据实际自由适用的权利。因此,从制度设计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于适用范围没有过多限制,主要还是从“认罪”和“认罚”两个方面进行实质考察,符合这两方面要求的都可以适用。关于“认罪”和“认罚”的要求,笔者在后文进行论述,这里不再赘述。但是必须强调,按照《试点工作的办法》的规定,即便符合认罪认罚要求,都是“可以”适用,而不是“应当”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决定权还是在司法机关手中,实践中,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适用。
  (二)从宽原则及幅度
  1.从宽原则
  (1)实体上从宽,程序上选择从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使嫌疑人、被告人在实体上可以得到从轻处罚,在程序上也可以通过变更羁押方式、适用简易、速裁程序等方式使嫌疑人、被告人获得非羁押和快速处理的便利。这就是实体上从宽,程序上从简。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应当采取羁押手段或者不符合简易和速裁程序适用条件的案件,嫌疑人仍具有认罪认罚从宽的权利,但是程序上不能从简。比如,共同犯罪部分被告人认罪案件,可以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但是对于认罪认罚的嫌疑人仍可以享受从宽处理。
  (2)不同程序从宽方式、幅度不同:首先,从从宽方式上来说,在侦查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结果主要是变更强制措施,对嫌疑人不再采取羁押手段。因为侦查机关在以往实践中没有关注过量刑,由侦查机关提出量刑建议不专业,且侦查机关不具有量刑建议权,所以,主要采取改变羁押手段的方式进行从宽。但是检察机关在提出量刑建议和人民法院进行判决时,必须考虑侦查阶段的认罪认罚情节,且在侦查阶段认罪认罚应当享有最大的从宽幅度。起诉和审判阶段既可以从实体上从宽,也可以从程序上从简。
  2.从宽幅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从宽原则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原则
  (1)越早认罪认罚从宽幅度越大,侦查阶段认罪认罚比起诉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力度大,以此类推,这样有利于降低防卫成本;(2)一审认罪认罚比二审从宽幅度大。对于二审程序适用认罪认罚要慎重,这是因为二审上诉本身就意味着对一审罪和刑的不认可,许多被告人因为上诉不加刑原则,在一审阶段不认罪不认罚,如果二审阶段一上诉就适用认罪认罚从而得到从宽处理,这样容易导致二审大量案件因为适用该制度从轻处罚,不利于维护法院判决的权威性,且已经到了二审程序,防卫成本和司法资源没有得到节约。因此,笔者认为对于二审阶段适用该制度应当限定一定条件。对于被告人在一审阶段一直认罪并且基本接受司法机关所判刑罚,因客观条件或被告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达成认罪认罚的,二审阶段提出上诉的可以考虑适用该制度。例如,一审阶段被告人真诚悔罪,仅因民事部分未与被害人达成谅解,导致没有从轻处罚,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阶段可以综合考虑被害人因素适用认罪认罚;(3)主动认罪从宽幅度大于被动认罪。实践中,我们要考察嫌疑人或被告人是主动自愿认罪,还是经过司法机关工作认罪,这在量刑上应当有所区别;(4)部分认罪一般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部分认罪是嫌疑人或被告人对自己的部分罪名和事实认罪认罚,主要是在多罪名的情况下,对其中一项或几项罪名认罪并且认罚,这种情况一般不适用该制度。原因是认罪认罚主要是考察被告人的态度,其仅对部分事实和罪名认可,显然没有达到认罪认罚的标准。
  3.“刑”从宽,“罪”不从宽且依法从宽
  所谓的“罪”不从宽,是指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同于美国的辩诉交易,是需要严格按照证据标准,不能因为适用该制度而降低证据标准,更不能改变罪名,尤其是不能因为证据体系不完善将重罪与轻罪进行辩诉交易。换言之,在我国控方与辩方交易的是刑期和执行方式,而不是犯罪事实和罪名。“刑”可以从宽是指被告人认罪认罚后,可以在基准刑的基础上减少一定百分比进行处罚。依法从宽是指从宽幅度必须有法定依据,没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不能在法定刑以下量刑,如果需要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必须严格按照程序报最高检和最高法决定。
  4.不必然从宽原则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规定:对于犯罪性质恶劣、犯罪手段残忍、社会危害严重的犯罪分子,其坦白认罪不足以从轻处罚的,也必须依法严惩。也就是说,一些罪大恶极的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即便表示认罪认罚,也不应有从宽余地,应当严惩不贷{2}。学者对这条规定的看法更多倾向于认罪认罚从宽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不应当受到罪名和罪行的限制。两高三部的《试点工作的办法》没有类似规定,旨在保障被告人的平等权利并更好的推广此项制度,但是《试点工作的办法》规定了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而不是应当从宽处理[4]。因此,现行法的规定还是倾向于认罪认罚不必然引起从宽处理的结果。也就是说,从法律上保证了每个被告人无论什么罪名什么罪行都拥有提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的权利,但是最终是否能够得到从宽处理,还应当由司法机关决定。笔者比较赞同这种观点,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初期,赋予司法机关自由裁量权是必要的,但是实际适用还是应当以从宽为主、极其恶劣案件不能适用为辅。
  5.对“依法从宽”的适当突破
  根据现行规定,对于不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认罪认罚案件,应当在法定刑的限度以内从轻处罚,确实需要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应当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5]。也就是说,即便认罪认罚也需要在法定幅度内从宽,亦即“依法从宽”。这样一来,实践中会有部分案件享受不到从宽的“红利”。举例说明,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6万元,没有其他法定从轻、减轻情节,应当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盗窃价值2000不满6万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因为盗窃数额正好在三年以上的起刑点,即便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基本上也是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因为没有法定减轻情节,不能在法定量刑幅度以下量刑,还是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这项制度的优越性无法体现。实践中存在大量类似案件,基准刑在两个量刑幅度上下,又没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如果不对量刑幅度进行突破,无法让嫌疑人享受制度的“福利”。所以,笔者认为可以对“依法从宽”进行适当突破,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于法定刑在三年以上的案件,量刑基准刑在三年到四年的轻微刑事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后可以适当减轻处罚到三年以下,但是要严格限制从宽幅度,一般控制在基准刑的5%到10%,最高不能超过10%,换算一下,也就是从轻几个月;另一方面,对于其他案件,为了避免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还是应当慎重,按照“依法从宽”的要求,对于确实需要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审核。实践中,大多数法院因为层报手续过于繁复,所以放弃这一权力的行使。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可以适当减少层报程序,加快办理进度,并规定各级层报的审查期限,便于基层法院高效、便捷的行使权力。
  (三)适用要求
  1.适用的四个层次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四个层次进行适用,依次是坦白、认罪、悔罪、认罚。坦白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自己犯罪事实的坦白和供述,这里也包括对同案犯犯罪事实的供述。认罪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司法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认罪”认的是司法机关指控的犯罪。认罪涵盖坦白的内容,比坦白更深一层。悔罪是对自己所犯的罪行表示后悔,这里一般应当有悔罪的表现,比如积极赔偿取得被害人谅解,自首等。悔罪是建立在坦白和认罪的基础上,不认罪就谈不上悔罪。悔罪应该比前两个层次更深,在法律上应该有更积极的评价。最后是认罚,认罚是建立在悔罪的基础上。认罚不仅要认可主刑,也要认可附加刑,并且还要认可刑罚的执行方式。实践中,存在部分案件,被告人认罪、悔罪,也认可刑罚,但是因为经济条件有限,无法缴纳罚金。这从严格意义上说,不符合认罚的条件。在试点工作初期,对于此类案件不宜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是考虑其认罪态度可以适当从轻,但不能超过认罪认罚从宽的幅度。但是从该项制度的长远发展上看,不能因为被告人的经济条件受限,就否定其享有认罪认罚从宽的权利,实践中,应该通过完善社会调查机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情况包括经济情况作一个评估,对于确实没有能力支付财产刑的,也可以考虑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坦白、认罪、悔罪、认罚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四个层次,后一个层次涵盖前一个层次,应当依次适用,有梯次适用。
  2.量刑情节不能重复评价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按照坦白、悔罪、认罪、认罚这样一个梯次进行适用,对于自首、被害人谅解等悔罪表现的量刑情节,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已经予以考虑,所以按照该制度从宽处理后,对于上述悔罪的情节不再考虑。但是对于非悔罪方面的量刑情节,依然要考虑。比如立功、重大知识发明等,这些情节主要考虑到对社会的贡献,给予被告人从轻处罚,而不是考量被告人的悔罪程度,这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存在重复评价的问题。
  三、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现状
  (一)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工作情况
  自2016年11月11日至2017年5月31日,某直辖市各级检察机关共受理移送审查起诉案件7430件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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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汪海燕,付奇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理论研究[J].法学理论,2016,(15).
  {2}陈光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问题研究》[J].法学适用,2016,(11).
  {3}朱孝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几个问题[J].法治研究,2016,(5).
  {4}沙雪良.18市拟试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N].京华时报,2016-08-30.
  {5}陈瑞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若干争议问题[J].中国法学,2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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