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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美国民事司法改革架构中的ADR
【作者】 蔡从燕【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
【分类】 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美国;司法改革;ADR
【文章编码】 1009-9093(2003)03-0008-0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3
【页码】 8
【摘要】

美国是ADR实践积极型国家的代表,其实践对于其他国家的ADR实践具有重大影响。ADR在美国同样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并成为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作为ADR运动的策源地与主要实践场所,ADR实践在美国也引起了广泛争议,尽管这些争议并没有阻止ADR的蓬勃发展。中国推动ADR实践不能完全照搬美国的实践。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0333    
  当代世界ADR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即重视型、轻视型和中间型。所谓重视型是以美国为代表采取积极发展ADR战略的国家,轻视型是指曾经对发展ADR较为消极的国家,德国为其典型代表,介于二者之间的都可列入中间型。{1}作为ADR实践的主要策源地与实践场所,美国的ADR实践已经并且并将继续对其他国家的ADR实践产生重要影响,比如,晚近,英国之所以把ADR纳入其民事司法改革视野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ADR实践的启发。
  一、美国民事司法改革概况
  19世纪中叶以来,美国民事诉讼法一直处于改革中。20世纪90年代前,它经历了两次主要的改革。一次是在1848年,纽约州采取所谓的“菲尔德法典”。另一次在1938年达到高潮,当时美国通过了《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启动的第三次民事司法改革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显得更为紧迫。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和前两次民事司法改革(实际上集中在民事诉讼法领域)的改革背景有着很大不同。就前两次改革而言,改革的主要背景分别是普通法的法典化运动以及联邦法院缺乏统一的民事诉讼程序,因此改革的基本目的分别是实现民事诉讼制度的法典化与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统一化。与此不同,第三次民事司法改革面临的主要背景是诉讼需求高与司法资源不足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突出,诉讼迟延现象就应运而生,而特殊的律师制度以及某些特定的诉讼程序,尤其是发现程序则进一步加剧了诉讼迟延,并相应地造成了诉讼成本高昂。20世纪80年代以后,包括1989年的布鲁克斯报告、1991年的奎尔(Quayle)报告以及1996年的议会委员会报告在内的一系列报告都认同,美国司法制度因过度的成本和迟延而存在着危机,并且认为发现程序是导致这种迟延和耗费的主要原因。奎尔报告认为,在改革民事司法制度时,讨论最多的改革路径有三,即减少通过民事司法制度解决纠纷的需求;改进司法上的案件管理制度,提高效率;改变律师收费制度,使胜诉者费用转由败诉方负担。而改革的最佳方案便是减少纠纷解决之需求,这意味着要提高所谓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使用率。{2}
  1990年美国《民事司法改革法》的颁布使美国民事司法改革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不过,该法并非直接针对民事诉讼程序进行改革,而只是为民事司法改革制定改革思路及政策指导,以便立法机关据此进一步制定有关法律,以及司法机关据此进一步制定改革措施。比如,该法要求10个联邦地区法院作为试点法院(pilot districts)在案件管理方面确立六项基本原则,并且要求试点法院并且在1992年1月前实施相应的案件管理计划,而其他的84个联邦地区法院则可以在1993年12月之前的任何时候实施各自的案件管理计划。{3}针对《民事司法改革法》的实施情况,美国兰德民事司法研究所(Rand Institute for Civil Justice)做了如下归纳:(1)所有试点法院都采取了各种案件管理计划,这些计划看来符合《民事司法改革法》的要求,该法对案件管理基本原则所做的规定是宽泛和灵活的,能够使试点法院采取实验性计划,并且允许联邦地区法院采取不同的措施以符合案件管理基本原则。(2)不同的联邦地区法院之间在实践案件管理方面的做法有很大的差别,并且继续扩大。(3)由于种种原因,比如人力与财力不足,案件管理试点计划的实际运作与书面计划之间有时相差甚远。(4)总体上,直接的政策变化与间接的政策变化是同样重要的。案件管理试点计划的实施增强了司法官、律师和书记官的意识,并导致了他们在如何更快地解决问题,更为关注发现程序的成本以及更加努力地使案件获得和解方面发生了微妙变化。同{3}
  二、美国民事司法改革架构中的ADR实践
  无庸置疑,现代ADR运动的策源地和主要实践地均在美国。学者认为, ADR之所以在美国获得迅猛发展,其原因除美国面临着强大的诉讼压力外,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也是发展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条件之一。此外,以陪审制度为特征的民众对纠纷解决过程的参与,成为民间创造、发展各种自治性纠纷解决方式的基础,而经验型的普通法系则为发展实践行的法院附设ADR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同{1}当然,如下所述,ADR在美国的发展同样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
  (一)美国的ADR实践:20世纪80年代之前
  尽管现代ADR实践的所有重大成果几乎都首先出现于美国,但直到1925年《仲载法》颁布前,法院对ADR一直持排斥态度,法院要么拒绝执行其决定,要么把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看成是可任意取消的。{4}
  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全部诉讼领域均已敞开大门”,同{2}(15)案件数量不断高涨,复杂、新型、巨额案件不断涌现,美国出现了所谓的“诉讼爆炸”现象。自70年代以后,美国法院对ADR的态度发生了重要变化。1971年,密歇根东区联邦地区法院首先采用法院附设调解程序。1978年,宾西法尼亚东部地方法院率先开始采用法院附设仲裁程序。应指出,1970年,美国加入1958年《联合国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即1958年《纽约公约》)无疑是整个70年代美国ADR实践所取得的重大成果。
  1983年,《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6条的修订使得法院的ADR实践具有了明确的公共政策指南和法律依据,新修订的第16条第1款首次把和解确定为审前会议的目的,这表明审前会议的重点已经从单纯的开庭审理的准备转移到法官对审理前会议准备阶段的管理上来了。特别是,《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6条第3款规定法官和律师可以考虑和解或采取其他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的可能性。由此,法院附设ADR实践在20世纪80年代也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简易陪审团审理(Summary Jury Trial)、早期中立评估(Early Neutral Evaluation)等ADR相继出现。特别是,1988年,美国国会授权10个联邦地区法院实施强制性附设仲裁程序,另10个联邦地区法院建立任意性法院附设仲裁程序。{5}此外,从州层面看,仅1989年,美国各州就制定了34部与ADR有关的法律。{6}应注意的是,许多法院附设ADR往往是对民间ADR的一种吸收,比如,有学者就认为,简易陪审团审理事实上是法院把作为谈判派生形态的微型审理(Mini trial)纳入法院体制的结果。{7}
  从民间层面看,ADR实践也取得了长足进展。许多新兴的ADR方法不断涌现,这不仅为当事人增加了选择机会,而且也为法院涉足ADR实践提供了有益借鉴。更为重要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营利性ADR组织大量涌现,并在80年代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ADR出现了产业化趋势。比如,1988年到1992年,“司法、仲裁、调解服务有限公司”(Judicialand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Services Inc, JAMS)年收入增长了82.6%,该公司1992年的营业收超过2000万美元。
  实践表明,至少在80年代,ADR已经成为解决纠纷的主要途径。据统计,1980-1993年间,在联邦法院提出的民事案件中平均仅有4%的案件进入审判,34%的案件不经审判即告终结,55%的案件或被撤销或者被和解,7%的案件被移送或发回。不经审判而终结的案件数目在近年来甚至更高。{8}
  (二)美国的ADR实践:20世纪90年代以来
  1990年制定的《民事司法改革法》(CJRA)为ADR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民事司法改革法》所确立的案件管理六项基本原则之一就是要求扩展并增加使用ADR。不过,附在该法后面的一份立法报告指出,国会在当时刚刚开始认识到ADR的好处。{9}特别是在涉及行政纠纷方面,国会对ADR价值的体认程度似乎并不高。比如,国会于1990年通过了《行政争议解决法》(Administr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ct of 1990,ADRA),但该法的实施期限只有五年;不仅如此,该法没有意识到保密性对ADR程序的重要性,以至于当事人频频利用《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nnation Act, FOIA)要求获得纠纷解决过程中的有关记录,从而严重阻碍了ADR在行政争议解决中的实际运用。
  尽管如此,根据《民事司法改革法》的基本原则与具体规则,美国行政与司法部门为推动ADR实践做了大量工作。
  从行政部门角度看,1991年10月23日,布什总统发布了第12778号行政命令,要求司法部实施民事司法改革计划,而ADR就是其主要组成部分,该行政命令还指示“诉讼律师应该合理地试图在提起诉讼前快捷地解决纠纷。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是可行的,争议应该通过非正式的磋商、谈判及和解,而不是通过任何正式的或已经形成固定结构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ADR)程序或法院程序加以解决。”{10}显然,和国会一样,美国政府其时对.ADR缺乏充分信任,以至于该行政命令要求只能在无第三人帮助下的谈判失败时才使用ADR。同{9}
  1994年10月,应美国行政会议(Administrative Conference of the U.S.A.)的要求,司法部助理部长(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弗兰克·W·汉格(FrankW.Hunger)代表司法部致信后者,介绍了司法部在应用ADR方面所付了的努力。汉格指出,早在1985年10月4日,司法部制定了第1109-85号部长令,该部长令确认并支持法院附设仲裁的基本目标,即缩短诉讼时间,减少诉讼费用。此后,司法部在推动使用ADR方面还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1991年3月,司法部民事厅(Civil Division)把ADR纳入案件管理制度中。迄今,司法部下属机构,如民事厅、民权厅、环境与自然资源厅等在诉讼中都具有ADR实践的经历,并且为其律师提供了许多关于ADR的培训或研讨会。{11}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立法与行政部门对ADR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关于ADR的一系列行政命令相继出台。1995年,原司法部长雷诺(Janet Reno)女士批准了《促进更广泛合理地运用ADR方法》(Promoting The Broader Appropriate Use of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Techniques)的部长令。{12}该部长令第1条开宗明义地指出,其目的是在合适的案件中促进更广泛合理地运用ADR,俾使所有美国公民获得正义并使用权得涉及政府的纠纷获得更有效的解决。1996年,当时的克林顿总统发布的第12988号行政命令中,废除了第12778号行政命令对使用ADR的限制。不仅如此,第12988号行政命令还规定:“在提起诉讼前,诉讼律师应该采取适当的努力,以便快速、适当地解决争议。……。为了促进更广泛、有效地使用正式或非正式的ADR方法,诉讼律师应该接受关于ADR技巧方面的培训。”{13}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显然对ADR的价值有了更充分的认识,这突出地表现在1996年美国重新通过的《行政争议解决法》(ADRA)以及1998年通过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法》(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t of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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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范愉.非诉讼程序(ADR)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82.

{2}汤维建.美国民事司法制度与民事诉讼程序[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291- 292.

{3}Rand Institute For Civil Justice[M].Evaluation the Civil Jus-tice Reform Act of 1990.

{4}宋冰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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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史蒂史·苏本,玛格瑞特·伍.蔡彦敏,徐卉.美国民事诉讼的真谛[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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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U. S. Department of Justice. Civil Division. Guidance on the.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for Litigarion in the FederalCourts, .August 1992.

{11}http://www.usdoi.gov/June 6.2002.

{12}http : //www. usdoj. gov/ard/documents. htm. July 8.2000.

{13}Exec. Order No. 12988, 61Fed. Reg. 4729(1996).

{14} http://www.fjc. gov/ ALTDRES/ adrsource/ adrblurb. html,2000-07-08.

{15}Robert J. Nimic. Mediation&Conference Programs in theFederal Courts of Appeals : A Sourcebooks for Judges and Lawyers,1996, available at http: //www.fjc. gov/ALTDRES/mediconf/ in-tro. html, July 10.2000.

{16}Hon. Charles B. Renfrew.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with Dis-pute Resolution in all Fonms, Civil Justices Quarterly, 1997,Vol. 16.

{17}范愉.小额诉讼程序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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