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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文献信息与研究》
法律信息发展的基本因素
【副标题】 以美国为例【作者】 罗伟
【作者单位】 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分类】 法律信息
【中文关键词】 法律信息;依法治国;政府信息公开;新闻出版自由;学术自由;出版和通讯技术
【期刊年份】 2008年【期号】 1
【页码】 33
【摘要】

本文以美国为例,说明要做好法律信息工作,发展法律信息事业注重以下的几个基本因素:(1)依法治国;(2)政府信息公开;(3)新闻出版自由;(4)学术自由;(5)出版和通讯技术等。需要营造一个法律信息良性循环和发展的环境。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7730    
  法律信息学是一门法律和信息管理相结合的综合性学科,所以法律信息的产生和发展与法律制度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的发达性有着直接的关系。本文拟以美国为例来探讨法律信息发展的相关因素,以提供给国内同仁参考,促进中国法律信息的发展和依法治国的实践。
  一、依法治国
  既是法律,法律就必需具有可预测性、连续性和稳定性,所以当一个国家政权需要稳定发展时,这个政权必定要大规模立法和编纂发行典章,为民为官提供规范。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不仅可以从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和法制建设中看到中国法律信息的飞跃式发展,也可以从中国古代几个盛世朝代对法律典章的编纂中看到这个过程,如唐朝的《唐律疏议》(30卷),宋代的《宋刑统》(31卷),元朝的《大元通制条格》(6册22卷),明朝的《大明律》(30卷),清朝的《大清律例》(于乾隆五年即公元1740年完成,共47卷),以及清朝从康熙皇帝到光绪皇帝编纂的以皇帝名命名的五部行政法典(最后的《光绪会典》共100卷,事例1220卷,五朝会典合称《清会典》)。在清朝,除了法典编纂外,一些法学著作也陆续出版,如汪辉祖的《佑治药言》和《学治臆说》,以及祝庆祺编辑的《刑事汇览》及其续卷一百多卷。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以民主制宪立国、并依法治国的典型国家。在美国1776年立国至19世纪末工业化的大发展中,美国联邦政府按宪法的规定仅负责外交、国防和联邦各个州的州际间贸易,并在这些领域立法和进行行政管理。除此之外,联邦政府还让各州政府对其州务、民法和其他私法行为进行立法规范。在美国立国时,由于当时的人民崇尚自由和自治,所以那时州政府立法不多,许多民事纠纷通过社区领袖出面相互协商来解决。随着19世纪末美国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开始,联邦政府开始大量立法,法院案例也随之大增。例如早在20世纪初,联邦政府为了保证合理竞争制定了全世界第一个反垄断法(即谢尔曼法)。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下,当时的罗斯福总统施行了“新政”(New Deal) 。“新政”的方法之一,就是在经济和社会各领域立法.并成立行政机构,以便对其进行全面的政府干预、规范和监督。
  二、政府信息公开
  由于法律是由国家政府权力机构制定的,所以法律信息的发展与政府信息公开程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对于规范性法律信息,政府更应该及时公开和发行。一个国家由议会制定的法律要及时公开和发行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它们的数量比较少。但是,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像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大国要全面及时公开和发行所有行政规章和判例则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例如美国20世纪30年代在推行“新政”时行政部门制定的大量行政法规,由于没能及时公布和发行这些行政法规,引发了公众的极大不满和批评。于是,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联邦公报法》(Federal Register Act)要求行政部门(Executive Branch)出版发行《联邦公报》(国内有人译为《联邦登记》,这是直译。其实,它与中国的《国务院公报》相似,为了方便国内读者理解,笔者译为《联邦公报》),并要求所有行政命令(包括总统命令)和法规都应及时发表在《联邦公报》上。《联邦公报法》几经修改,时至今日,现在所有联邦政府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在最后定稿生效前,都应先在《联邦公报》上发表,让公众评论。有时;甚至还要举行听证会收集意见,再进行修改,定稿后,又将定稿的法规在《联邦公报》上发布。《联邦公报》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出版一期,每期约有100页左右。为了方便检索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1940年,美国联邦政府将当时有效的行政法规分50个大门类编纂成《联邦行政法典》(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此后,每年更新一次,将新的法规编入,失效的法规删除。
  美国关于判例发布和出版方面的法律规定主要是由美国最高法院及各上诉法院和州最高法院制定的法院规则(court rules)中作出。这些法律一般都规定美国最高法院和各州最高法院的判决书(judicial opinions)都必须发布和出版,而联邦和各州上诉法院的判决书如果建立了新的法律原则或修改、推翻现行法律或判例的话,这类判决书也要发布和出版。
  因为美国联邦法院的判例集除了美国政府印刷局(General Printing Office)还继续在出版美国最高法院判例集(United States Re-ports)之外,联邦上诉法院的判例集都由私人出版社出版(主要是被西方和律商联这两家出版社垄断)。在“公众资源网”( Public.Resource. Org,一家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和免费的民间社团组织)和“快播网”(Fast-case, Inc.,一家低价提供法律信息的网站)的推动下,联邦法院系统于2007年11月14日同意让它们免费发行由它们复制的美国最高法院自1754年以来和联邦上诉法院自1950年以来所有电子版的判例。[1]
  虽然中国2002年的《立法法》规定法律和行政法规应及时公布,但直到现在尚无一套严格的制度来保证所有部门规章都能及时地向社会公众发布发表,更谈不上有一套完善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编纂和更新系统来方便公众检索现行有效的法律和法规。这种现象不仅限制了所有法律工作者的工作,也带来了法律法规的汇编和出版很不规范,大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纷乱现象。进而阻碍了法律信息的发展。
  三、新闻出版自由菊花碎了一地
  一个国家信息行业发达的程度与其新闻出版自由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法律信息出版业来看,北美和西欧(特别是荷兰和英国)新闻出版自由度很高。这些国家的法律图书信息出版商不仅大量出版本国的法律信息,也出版发行国际法和外国的法律信息。其中一些大型的跨国出版集团甚至打入了其他国家的法律出版市场。如李德·艾尔赛维尔(Reed Elservier)集团下属的律商联(LexisNexis)不仅在北美和欧洲,而且在亚洲如日本和中国都有日文和中文版的网站。这些网站不仅提供外国法和国际法信息,还提供日本法和中国法的信息服务。
  中国现行的法规对法律出版的控制是比较严格的。1990年国务院公布了《法规汇编编辑出版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按照《规定》第4条、第5条规定,只有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中央军委法制局、国务院各部门、地方人大常委会和地方人民政府,在遵循严格分工的情况下,才能编辑国家正式版本的法规汇编;除了受有关单位委托编辑供内部使用(正式出版需经出版行政部门核准)的法规汇集外,个人不得编辑法规汇编。按照《规定》第7条规定,法律汇编、行政法规汇编和部门规章汇编分别由有编辑权的单位选择中央一级出版社出版,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汇编由有编辑权的地方单位选择中央一级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出版,而具体的出版社由国家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出版专业分工规定的原则,予以审核批准。1991年原新闻出版署通过《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法规汇编编辑出版管理规定>的通知》,直接规定了各种法规汇编的出版单位。这些限制性规定是有碍于法律信息的发展的。勿庸置疑,官方的正式法律文本的第一次出版的确是需要由官方正式且及时地发表,但同时也必须允许个人编纂和非官方出版社的介入。在美国,无论是联邦还是地方政府的成文法(法律和法规)的单行法和法典,一旦由官方发表后,任何私人出版社都可以自由编辑,加注释索引或者采用其他编辑加工的手法,如西方(West)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法典注释》(United States Code Annotated)和律商联(LexisNexis)出版的《美国法典服务》(United States Code Service,另一种美国法典注解出版物)。这两种出版物的网络版经常更新,而纸质版每季度用增加本(Sup-plements)和每年用口袋小册子(Pocket Parts)插入,以更替旧册子的方式,进行更新。对美国联邦法院的判例,除了美国政府印刷局(General Printing Office)还继续在出版美国最高法院判例集(United States Re-ports)之外,所有联邦巡回法院(CircuitCourts,即上诉法院)和联邦地方一审法院(District Courts)的判例都由西方出版集团(West Publishing Group)出版发行,并被公认为联邦官方判例文本。西方出版集团也出版它的美国最高法院判例集(Supreme Court Reporter)。由于西方出版集团编辑、出版、发行判例效率高、质量好,目前,美国多数州法院都让西方出版集团出版发行它们州的判例,并承认这些判例集(Law Reporters)具有官方文本的效力。
  西方出版集团不仅重印联邦和各州地方法院的判例,而且对每一个判例都进行分析,编写添加判例简介,并对每个判例中的所有法律问题一一写出提要(Headnotes),然后编上它特有的钥匙号(Key numbers) ,以便读者了解每个判例的法律要旨。他们还将这些提要分类出来按司法管辖权和主题编成判例摘要(Digests)以便人们检索判例。
  四、学术自由
  规范性法律信息中的成文法(法律和法规)总是比较抽象和简练的,而判例法则比较具体和个性化。为了帮助人们理解、学习和运用规范性法律信息,就需要法学家对成文法进行解剖和分析,并对判例进行法理总结和评论。为了法律制度的完善,法学家们还需要关注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并为调整新的法律关系和解决社会新问题提出立法和办案的建议。同时法学家的评论和著作也应该被允许由其自由发表和出版。因此,法学上的学术自由对法律信息的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
  在美国,被美国律师协会认可的每一所大学法学院(共约180多几所)都至少出版一份法学评论或杂志(Law review or law jour-nal),而许多法学院都有两份以上不同的法学杂志。到2003年,这些法学院共出版发行了约700份不同的法学期刊。如果包括各法律专业协会各州的律师协会,美国的法学期刊在1000种以上。相比之下,中国只有300多种。美国政府对连续刊物如杂志等的出版发行没有限制,任何社会团体都随时可以向美国国会图书馆申请国际连续刊物号(ISSN)出版发行杂志。而中国在发放国际连续刊物号上的限制还很大,使得不少法律期刊采用“以书代刊”的形式出版,如《民商法论丛》、《国际经济法论丛》等。
  除了学术自由以外,新闻出版自由亦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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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http : //public. resource. org/case-law-announcement.html

[2]Trends in Legal Publishing in the CRIV Sheet Vol.27,No.1, Nov. 2004 at 3 (also available at http: //www.aallnet.org/products/pub-sp0411/pub-sp0411-CR1V.pdf).你怀了我的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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