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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刑事诉讼中司法审查机制的实证分析
【副标题】 以俄罗斯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改革为范例
【英文标题】 Analysis of Demonstration on Judicial Review in Criminal Procedure
【英文副标题】 Taking the Judicial Reform of Russia and Taiwan of China as an Example
【作者】 杨雄【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刑事诉讼;司法审查;实证分析
【英文关键词】 criminal procedure;judicial review;analysis of demonstration
【文章编码】 1007—788X(2007)06—0142—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6
【页码】 142
【摘要】 法制变革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审查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我们理性地看待建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审查制度。我国台湾地区羁押权、搜查权收归“法院”的成功实践表明,司法审查机制能够成为保护被追诉者乃至普通公民免受国家权力无理侵犯的甲胄;俄罗斯建立法院对逮捕、羁押的司法审查机制的艰难实践却证明,司法审查制度最终得以实现需要突破重重难关,尤其是改变旧的权力格局,确立新的权力结构。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并落实司法审查机制,同样需要完善错案追究、国家赔偿制度,实现司法独立、树立司法权威。
【英文摘要】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the judicial review in law system's changing countries and areas are in favor of our attitud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the judicial review in Chinese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The practices of the power of detention and search back to the court indicated that the mechanism of the judicial review could protect the accused and the common citizen against the inurbane infringe of the national power,while the rough practice of the judicial review on the arrest and detention in Russia bear out that the realization of the judicial review should overcome many difficulties,especially change the old structure of national power and establish the new one. If Chinese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should establish and carry out the mechanism of the judicial review,China should perfect the mechanism of misjudged—case—investigating,the system of state compensation and achieve judicial independent,erect the judicial authorit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85426    
  一、问题的提出
  司法审查[1]这一法制文明的产物,缘起于国家权力分立的理念,现已成为法治国家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一般准则。司法审查制度最早确立于宪法、行政法领域,它是指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或者执法活动进行审查,宣告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违宪的一种制度,之后,在法学家们的倡导和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中,司法审查制的内容逐步丰富,它扩展到一切公法领域内,涵盖了一切对国家行为合法性、正当性进行事前或事后的审查机制。通过中立的法院对国家权力行使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不仅有利于防止立法权和行政权的膨胀、扩张甚至滥用,而且有利于公民权利的有效救济。刑事诉讼领域集中体现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紧张冲突关系,在刑事诉讼中引入司法审查机制,就是要求,未经法院的司法审查,任何人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者科处其它刑罚;未经法院审查,不得对公民实施逮捕、羁押、搜查等国家强制性行为,以此保障个人权利免受国家权力的侵犯。
  当今法制变革国家和地区纷纷建立和完善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审查制度。2001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的俄罗斯联邦新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只有经过法院决定,才能正式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才能对住宅进行勘验、搜查和扣押物品和电报,进行监听和录音,对公民的通讯秘密权利予以限制。{1}在法国,2000年6月15日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中,法律设立了“自由与羁押法官”,改变了预审法官主导审前强制措施决定权的局面。{2}我国台湾地区,1997年12月19日和2001年1月28日分别将检察官的羁押决定权和侦查中的搜查决定权予以废除,改由“法院”行使。
  为了抑制公权力滥用、保护公民基本权利,我国许多学者都呼吁顺应这一法制变革的大趋势,建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审查制度。但是,司法审查机制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抑止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呢?司法审查制度在中国刑事诉讼中生根发芽究竟具有多大的可能性?在中国刑事诉讼中建立司法审查制度需要逾越哪些障碍……这些问题尚缺乏实证研究的检验,也鲜有学者对其进行预测。笔者认为,法制变革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审查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我们理性地看待建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审查制度。本文将以我国台湾地区的成功实践和俄罗斯的艰难实践来管窥司法审查制度在中国刑事诉讼中确立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二、司法审查的成功实践———我国台湾地区羁押权、搜查权收归“法院”
  (一)羁押权收归“法院”
  基于任何限制或干预公民基本权利的刑事强制措施均须有法律依据,且所依据的法律不得抵触宪法这一理论,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于1997年宣告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中检察官有羁押权这一规定违宪,将检察官的羁押决定权予以废除,收归“法院”行使。羁押决定权的转移对未决羁押的人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以下两图分别显示了我国台湾地区在检察官丧失羁押权之后的羁押人数变化情况和我国台湾地方“法院检察署”新收案件数目变化情况{3}:见图一和图二。
  从上述两图中,可以发现,1997年我国台湾地区羁押权从检察官转归法官之后,1997年到1998年检察官所羁押的人数骤减,以后每年都呈递减趋势,2003年的羁押人数降到最低点。尽管2003年到2005年因为案件数目的增加,羁押人数呈现上升趋势,但是也没有超过1997年及以前年份。与此同时,在1997年到2005年间,我国台湾地方“法院检察署”新受理刑事案件数目却有增无减。羁押人数下降与刑事案件数目递增,尽管与一些其他法律的出台有关,[2]但是,二者如此之大的反差,让笔者有理由相信,羁押人数的下降并不是缘于刑事案件数目的减少,而应归功于法官对羁押权的掌控。我国台湾学者王兆鹏教授由此推断,与1998年相比较,在1997年是否有2/3的人没有羁押的必要?若对最严重的强制处分权,检察官尚不知审慎行使,则较不严重的强制处分权———搜查、拘传等,检察官恐怕更加不会审慎行使。换言之,检察官可能“更有”在无必要情形,“显著大量行使”搜查、拘传的情形,未能审慎斟酌人民的基本权利。王兆鹏教授最后得出结论认为,若将搜查、扣押、逮捕等涉及人民基本权利的强制处分权的申请机关与决定机关分离,可以避免没有必要的强制处分,确保人民的基本权利。{4}
  笔者认为,我国台湾地区对于羁押权决定主体的变革带来的羁押人数的锐减,十分鲜明地体现了以权力分立为理念基础的司法审查机制对于国家追诉权的抑制,防止了追诉者(即使是不亲自执行强制措施的检察官)在运用强制措施时的恣意。
  (二)搜查权收归“法院”
  如果说羁押权是对人身自由干预作为严重的强制措施的话,那么,搜查权可以说是国家权力机关所掌握的最为严重的对财产权、隐私权的干预手段。在我国台湾地区,鉴于陆续发生的多起检警机关搜查不当或违法事件(诸如搜查廖福本奇美假股票案、搜查“中时晚报”刘冠军案),侦查程序中检察官所拥有的搜查决定权的正当性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继1997年修改“刑事诉讼法”,将对被追诉者的羁押权收归“法院”行使之后,2001年1月28日我国台湾地区再次修法将搜查权也转归“法院”行使,同时,侦查中检察官对于搜查的决定权被废除。
  在这场司法变革中,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派,{5}反对派认为搜查决定权回归“法院”,将影响侦查效率,不利于检察官打击黑金,挫伤检察官的士气,而且检察官是具有客观中立地位的“国家公益代表人”,拥有搜查权并无不妥;赞成者则主张侦查中搜查与否由检察官全权决定,则无疑是“球员兼裁判”的做法,对嫌疑人毫无保障可言;检察官拥有搜查决定权会造成武器不对等;以目前实务运作来看,自羁押决定权回归“法院”之后,“法院”对检察官提出的羁押申请,高达百分之九十都予以同意,由此可见,一方面检察官更加自我节制,审慎地提出羁押申请;一方面法官也在羁押必要性与检察官申请理由间寻找平衡,仔细、审慎地审核。作为反对搜查权移转的一方主要以追诉效率为立足点,而支持搜查权移转的一方则主要基于保障人权的理念,那么,这种刑事搜查权的移转所带来的审检关系变革,是否真的如同反对方所说的那样,可能影响追诉效率呢?2001年至2005年,我国台湾地区“法务部”在对检察官办案绩效进行评价时指出,各地方“法院检察署”新收检察案件(包括侦查、执行及其它案件)数目,2001年为132.4万件,较2000年减少4%(2000年为138144万件),2002年继续减少到131.5万件,2003年增至137.2万件,2004年减少为134.1万,2005年增至150.5万;平均每位检察官每月新收检察案件数目,2001年为251件(2000年268件),2002年为236件,2003年为240件,2004年为189件,2005年为199件;各地方“法院检察署”终结侦查案件平均每件所需日数,2001年为62日(2000年为54日),2002年为75日,2003年为64日,2004年为56日,2005年为52日。上述数据显示,搜查权的移转并没有对追诉犯罪的效率带来很大的变化,虽然其中也有细微差异,但是,经历适应期之后,尤其是2003年后,已经基本保持与以前相当的水平。
  在司法实践中,警察、检察官总体而言都能严格、谨慎地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向法官申请搜查令状。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到2005年间,每年“法院”办理侦查中申请搜查证相关案件计2万余件,其中属事前向法官申请搜查证的案件,占全部搜查案件的每年都在95%以上,2004年、2005年两年都达到98%以上,而属紧急搜查事后陈报法官者每年仅有四百多件,比例较小。“法院”对搜查申请审查之后,核发搜查证的比率每年都在94%以下,且呈下降趋势。换言之,警察、检察官申请搜查证遭“法院”驳回的比率在逐年增加,至于执行紧急搜查后呈报“法院”,未获院方许可而撤销者的比率也从2001年的4%增加到2005年的5.6%。在这五年中,我国台湾地区“法务部”得出的一致结论是“显见检察官对搜索票之申请相当谨慎”。[3]
  表一:我国台湾地区地方“法院”受理侦查中搜查案件收结情况表(2001—2005)(单位:人)
  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虽然不能如同羁押权那样,对搜查权归属变更前后的实施效果加以比较,但是,从五年来的实施情况来看,尽管“法院”核发搜查证的比例每年都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但法院核发搜查证的比例仍呈下降趋势,而事后撤销紧急搜查的比例在上升。从这两点可以发现,中立的法院在逐步利用令状发放,促使作为追诉者的检察官、警察更加审慎地对刑事强制措施的发动做出明智的判断。而作为令状申请者的警察、检察官毕竟会考虑到提出搜查申请之后,还需要经过“法院”的审查,即使是紧急搜查,事后也需要呈报备查,他们也会主动避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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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9}陈光中.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简介) (A).黄道秀译.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5.
{2}赵海峰.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的重大改革评介(上)(A).欧洲法通讯(第一辑)(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56—178.
{3}主要数据均来源于我国台湾地区“法务部”网站(EB/OL).http://www.moj.gov.tw.
{4}王兆鹏.刑事诉讼讲义(一)(M).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3:107—108.
{5}徐政大.2001年搜索修法之探讨(EB/OL).http://www.license.com.tw/lawyer/learning/thesis /thcm0 ... 70K 2002—6—20.台湾民间司改会.搜索决定权应回归法院(J).司改杂志,2003(31).
{6} {7}{8}Todd Foglesong,Habeas Corpus or Who Has The Body? Judicial Review Of Arrest And Pretrial Detention In Russia,14 Wis. Int'l L.J. 541(1996),P561,577,578.
{10}(英)丹宁.法律的正当程序(M).李克强等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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