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文物的私法问题研究
【副标题】 以文物保护为视角【英文标题】 Private Law Concerning Cultural Relics
【英文副标题】 In View of Their Protection【作者】 李玉雪
【作者单位】 重庆社会科学院【分类】 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文物;危机;保护;私法;规制
【英文关键词】 cultural relics;crisis;protection;private law;regulation
【文章编码】 1001—2397(2007)06—0136—11【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6
【页码】 136
【摘要】

文物作为一种稀缺的文化资源,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应对文物危机需要采取公法调控方式和私法调控方式,其中私法调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文物保护视角下,文物私法关系的法律调整需要在遵守普通私法规范的基础上去契合“保护文物”这一最终目标的实现,因而文物保护在私法调整上呈现出一些自身特点,表现为对文物的私法规制主要通过对文物所有权的法律构造作出特殊的安排来实现。

【英文摘要】

Cultural relics,being a sort of scarce cultural resource,are threatened by growing crisis that should be forestalled by applying public law and private law,of which the latter plays a more important role.From the angle of protection,while regulating cultural relics by private law,we must comply with the norms of private 1aw and have cultural relics ultimately protected.Thus, the feature of regul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with private 1aw is to specify the structure of their ownership.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85387    
  一、文物及其危机与保护
  (一)作为“物”的文物
  在一般意义上,文物是指遗存在社会上或埋藏在地下的历史文化遗物,其英文为cultural property或cultural relic,泛指“文化财产”或“文化遗产”。在法律意义上,文物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民事基本法意义上的文物,二是特别法意义上的文物。[1]在民事基本法意义上,文物因具有私法意义上的“物”所具有的物质性、价值性和可支配性的一般特征,因而文物是一种物。然而,文物除了具有普通物的一般特征之外,还具有一些独特的特征:第一,文物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群体历史与文化传承的重要物质载体,其中包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历史、艺术、科学或其他方面的价值,因而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第二,由于文物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包含着其所处时代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信息,具有时代性,对其不能进行现代复制,因而具有不可替代性;第三,文物作为一种历史遗存,历经沧桑才得以流存下来,存世量一般较少,因而具有稀有性。文物所具有的这些特性使文物与普通物区别开来,使它成为一种特殊的物。当文物作为特殊的物被纳入“特别法”——《文物保护法》的调整范畴时,它就成为了特别法意义上的文物。[2]
  从文物的概念上来看,特别法意义上的文物较民事基本法意义上的文物的范围要窄。这是因为,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把所有文物都纳入法律的保护范围,只能保护具有较高价值者,因此各国都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对文物的范围给予一定的界定,因此文物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范围。一般而言,文物是指“具有重要考古、史前史、历史、文学、艺术或科学价值的财产”[3],它分为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的文物,前者包括历史古迹、古遗址、古建筑、纪念性建筑、石窟群、壁画、石刻等,后者包括考古发掘出的出土文物、历史上各时代书画、钱币、印章等古物以及古生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等。当然,人们对文化遗产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文化遗产内涵也越来越丰富,外延也在逐渐扩展。[4]最初,在对文物的范围的界定上主要遵循的是“古迹式”和“经典式”的文化视角,因此将文物主要界定为古代留下来的重要“遗迹”和“遗物”这两种传统门类。随着国际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人们对文化遗产概念的认识也有了新发展,对文物的认识已经不局限于“古迹式”或“经典式”的文化视角,作为传统的判定文物的标准的“艺术杰作”这一概念不再是衡量文化遗产的决定性因素。在一些时候,“艺术杰作”的概念被“人类创新天赋”的概念所取代,一些新的遗产种类如文化风景、工业遗产、民间工程等纪念物也在保护名录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使近代、现代甚至当代的文化遗产也被纳入了保护的范围;同时,民间艺术、民间建筑和一些民间工程因其独特的历史学和人类学价值也被主张纳入保护的范围{1}。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文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联系历史与现实的纽带,它是一笔珍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文物的重要性更是凸显出来,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对它的认识。文物在当下的意义以彰显本民族的文化个性、保持本民族的文化自尊和增进国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而得以在更丰富的层面呈现,它甚至是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重要依据。因此,相对于普通物来说,文物价值不仅仅表现为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表现为重要的文化价值。文物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决定了文物不仅体现着私人的利益,同时还承载着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二)文物危机及保护
  1.文物危机
  文物作为一种稀缺的、不可替代的文化资源,是一种极其脆弱的物质存在,它面临着自然损耗、人为破坏和非法行为的破坏等三大危机。第一,自然损耗。这主要指文物因年久造成的腐烂、变坏、灭失以及自然灾害对文物造成的损害等。第二,人为破坏。这主要是指从19世纪以来,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因城市扩张而进行的大规模的公共或私人工程,因忽视文化遗产的保护而导致许多的历史城区和街区、景观和遗址、考古遗产以及历史建筑等的破坏甚至全部损毁。当今我国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工业化、城市化在推动经济高速发展提供强大动力的同时,也使我国正在经历着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前开始的工业化进程所面临的文化遗产危机,不论是大规模基本建设和城乡危旧房改造,大量拆毁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传统风格的建筑物甚至成片的历史文化街区,还是旅游业的发展而出现的文物景点超负荷运营、对文化遗产进行的包括改变原状或修缮一新等不适当改建或拆毁以及不合理或不适当地重建工程等,致使许多文物遭到破坏甚至是毁灭性的破坏。第三,非法行为的破坏。由于文物的文化和商业价值巨大,因而成为各国收藏者和投资者追逐的目标,因而也成为了被掠夺、偷盗和非法出口的主要对象,在暴利的刺激下,给一国的文化遗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5]文物危机既表现为强势的现代文明与本土文化激烈冲突的结果,也表现为文物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激烈冲突的结果。
  2.文物保护
  文物具有的突出价值及其面临的危机使得许多国家都把将本国的文物完整而真实地保存下去作为一国的文化战略,并对本国文物实施特别保护。对于文物的自然损耗,需要采取维护、修缮、保养等维护措施进行保护,相对于文物的自然损耗,文物危机更多地来源于人类的活动,因此,改变人们利用文物资源发展经济的行为方式,用社会规范去引导和约束人们的行为,防止和控制因人的不当和违法行为而对文物造成破坏是文物保护的一个重要途径。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它可以提供一定的价值标准或行为模式并以国家的强制力保障其实现,以达到规范人的行为的目的,因此对文物进行法律保护是实现文物保护目标的必然选择。
  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观念上,将文化遗产真实、完整保存下去是文物保护的最终目标,因此文物保护要遵循原真性原则和整体性原则。原真性原则是指基于对文化遗产价值的理解依赖于该文化遗产的“信息源的可信性与真实性程度”[6],文化遗产保护要尊重文化遗产的历史真实性,保留或尽量保留其全部的历史信息;整体性原则是指基于文化遗产只有在它本来所处的环境中才能完整、准确地体现其内涵,因此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要保护文化遗产本身,还要保护其周围的环境。原真性原则和整体性原则在文物保护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是一切文物保护法律制度的出发点。对文物进行法律保护就是要以原真性原则和整体性原则为基础理念,建立文物保护法律体系,对各文物保护法律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进行合理分配,发挥法律在文物保护中的指引、评价、预测、强制和教育功能,以应对文物危机。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包括对文物的重要性的认识、文物存在的状况、国内法的传统、所有制等有所不同,因而在不同的国家,文物保护的范围、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差异[7],但是,不论在哪个国家,都通过法律对文物所体现的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进行调控来实现对文物的保护。为此,需要处理好文物保护与文物私权、文物保护与政府的责任、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文物保护与博物馆建设等一系列关系问题,它需要采取公法调控方式和私法调控方式。前者是指对文物保护的公法规制,如通过对文物的出口管制来防止文物流失;通过对建设开发行为、考古发掘等的规范来防止文物受到人为破坏;通过对严重文物违法行为实施刑事制裁来控制和打击文物犯罪等等。后者主要是指对文物保护的私法规制。本文试图以我国的文物保护法为视角,对文物保护进行私法解读。[8]
  二、文物保护与私法
  尽管文物保护离不开公法的作用,但是私法在保护文物方面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私法在应对文物危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文物危机来源于人们对文物经济利益的疯狂追逐,在形式上表现为对文物资源的滥用和文物交易的失控。首先,由于文物具有巨大的文化和商业价值,人们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利益通常会对文物资源进行非理性的利用或滥用;其次,由于文物是收藏者和投资者追逐的目标,因此,人们通常具有通过交易对文物进行流转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其经济价值的强烈动机,文物的交易会导致对文物占有的状态的改变,如果交易频繁,意味着文物在不同的人之间频繁流动,不仅大大地增强了文物保护的不确定因素,还容易导致文物的流失。因此,文物的危机在法律层面表现为在对文物的归属、利用和交易关系的法律调整上因“文物保护”理念缺位而导致的文物资源的滥用和文物交易的失控状态。
  法律作为社会现实的反映,对文物进行法律保护应该以应对文物危机为指向,而应对文物危机,需要对文物的归属、利用和交易关系作出符合“文物保护”这一目标的法律调整。私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的归属、利用和交易关系的法律,在应对文物危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可以通过对文物归属的法律安排确定文物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以产权的形式激发权利主体保护文物的积极性和设定权利主体的文物保护义务。另外,由于由私法规定的文物归属状态决定着文物能否成为特殊保护的对象及其采取何种法律措施对其进行保护,因此它也是文物实现公法保护的基础制度。因此,在文物保护视角下,对文物进行私法规制是许多国家的共同做法。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
  (二)文物的私法调控具有自身的特点
  由于文物是一种物,因此在法律上具有私法上“物”的地位,同时文物还是一种特殊的物,它还具有特别法意义上的“文物”的地位,因此,在文物保护视角下,文物的归属、利用和交易等私法关系的法律调整需要在遵守普通私法规范的基础上去契合“文物保护”这一最终目标的实现,因而文物在私法调整上必然呈现出与普通的物不同的特点。
  1.文物的私法调控要贯穿“文物保护”的理念
  当文物作为“物”时,权利主体通常要通过对文物的支配而最大限度地实现文物的价值,文物的归属、利用和流转关系受物权法、合同法等普通私法规范的调整;当文物作为特别保护的对象时,需要防止文物所有人对文物资源的滥用,要求在对文物私法制度的安排上贯穿文物保护理念,既要考虑文物作为民法上“物”的地位,也要考虑文物作为稀缺资源需加以特别保护的因素,此时文物的归属、利用和流转关系还要受到文物保护特别法的制约。然而,以“权利本位”为基础的民法遵循的是意思自治、合同自由,强调的是对物的充分利用,主张物的交易自由;而文物保护的目标是要使文物所体现的公共利益得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因而强调对文物的利用和交易的限制。可见,私法的目标诉求与文物保护的目标诉求之间是存在一定冲突的,因此处理好文物保护与文物私权的关系是文物私法调控要追求的目标,这一目标反映在文物私法制度上,就是在对文物的私法关系进行法律调控时需要贯穿文物保护的理念,即一方面要遵循普通私法对于“物”的一般规则,同时又要对文物私权进行一定的限制。
  2.文物的私法规制主要通过对文物权属的特殊安排来实现
  国家对文物实施特别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将文物真实而完整地在“本国”保存下去,文物保护的这一目的性决定了一国的文物保护更多体现的是“同家”的意志,表现为国家希望文物的存在状态具有相对的“静止性”。它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只要文物存在于本国领土内,由谁所有对国家来说并不重要,国家关注的是文物不能流失到国外;二是文物的过度流动可能导致文物流失和文物损耗,因此国家不仅不鼓励文物交易,而且是限制文物交易的,因而在文物私法制度的安排上强调文物的非交易性或倾向于限制文物的交易;为此,国家试图通过法律方式从“源头”上斩断或限制在一国境内的大部分文物的交易[9],因而并不重视对“动态”的文物的交易关系的调整,这也是在我国的文物保护法中涉及文物交易的私法规则并不太多的原因。与文物交易有关的规则主要包括对文物经营主体如文物商店和拍卖公司等的资格、经营范围的规定[10],以及在文物经营中为防止文物流失而采取的一些管理措施,如对文物的标识、备案、审核等。[11]因此,文物保护视野下的文物私法规制主要是着眼于“静态”的文物归属和利用关系的调整。
  物权法是调整物的归属和利用关系的法律制度,而所有权作为物的归属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是一种最普遍、最重要的财产权形式,是物权中最完整、最充分的权利。由于它是交易产生的基础,是债权、继承权等多种权利的来源,因此,在整个民法的权利体系中,所有权始终居于显赫的地位,以所有权为基础的物的权属法律构造也就成为了物的私法制度的最基础和最重要的问题,因而以文物所有权为基础的文物的权的法律构造也成为了,文物保护私法制度的最基础和最重要的问题[12],我国的文物保护法也主要是通过对文物所有权进行特殊的法律安排来实现对文物的私法规制的。因此下文主要对我国文物所有权的法律构造进行分析。
  三、文物所有权的法律构造分析
  所有权是物的归属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它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明确物在法律上的归属,二是明确所有人权益,三是明确所有人为实现其权益而对物进行支配的权能{2}。在文物保护视角下,与普通的物相比较,法律对文物权属的客体、主体和内容作出r特殊的安排。
  (一)对文物所有权客体的特殊安排
  1.文物所有权客体的范同具有限定性
  物是物权、债权、继承权等多种权利的客体,而文物所有权客体的范围却具有限定性。这是因为,南于文物的数量多、种类复杂、价值不一,限于客观条件如资金、藏馆等资源的限制,不可能把所有文物都纳入法律的特别保护范围。一般而言,各国都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通过法律对文物范围给予一定的界定,只将那些具有“重要的”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从普通的文物中“挑选”而独立出来纳入专门的法律加以保护,从而成为法律意义上的“特别物”如禁止物等。[13]文物一旦且只有被作为特别物,才具有了特殊的法律地位,依其产生的物权就具有了特殊性,而成为特别物权。相较于普通物权,特别物权具有三个特性:(1)它们一般按照特别法规定的特许程序取得;(2)它们的行使受较强的行政干预;(3)在法律适用上,它们优先适用特别法的规定,只有特别法没有规定的,才准用民法典或民法通则的规定{2}292。具体到文物私法制度上,只有那些具有“重要性”意义的文物才可能成为文物权属的客体从而成为文物保护视角下的私法规制的对象,而对于那些只有“一般地”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则不被纳入文物保护法保护范围,此时,尽管它们仍然具有历史、艺术、科学等价值,但是从法律层面来说,它们则“沦为”了普通的物,从而只受物权法等普通私法规范的调整。
  因此,对文物进行价值的判断往往成为决定文物是否给予特殊法律保护的主要因素。对于文物的“重要性”标准的理解,包括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主观标准主要依据文物所具有的历史、文化、学术价值为标准来确定;对于客观标准,通常将文物存在的时间跨度作为衡量一件文物价值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客观标准,存在的时间作为一个重要的客观标准。一般而言,文物的年代愈久远愈弥足珍贵。因此,很多国家都规定,只要文物存在年限达到一定的期限都属于需要特别保护的文物。在我国,除了古代遗迹、古物之外,民族文物、民俗文物和宗教文物以及近、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也是被纳入保护范围的[14],可见世界文化遗产观念的发展对我国的文物保护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然,由于各国对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认识、意识形态等存在差异,因而在对文物的重要性标准上的认识上也存在不同。例如在对近、现代文物保护方面,我国主要注重了对“革命历史文物”的保护,而忽视了对工业遗产、民事工程等的保护。[15]而在英国、德国等早期工业国家,非常重视对工业遗产的保护,通过对早期的工业厂房、仓储建筑、矿山、码头等产业建筑及其配套设施、机器设备、技术等的保存,并将其开辟为工业博物馆,以此彰显国家对人类的工业文明作出的贡献。
  2.文物所有权客体的设置具有特殊性
  按照普通私法规范,依所有权的客体性质的不同将其分为动产和不动产,动产为“可动或者移动不损坏其经济价值之物”,不动产为“不可动或者移动必然损坏其经济价值之物”{3},文物保护法对文物所有权客体的划分似乎采取了与物权法大致相同的划分方法,也是按照文物是否“可移动”来划分,并称为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的文物。但是,文物保护法意义上的“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的文物”与物权法意义上的“动产和不动产”在法律含义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首先,法律意义不同。普通私法规范将物分为“动产”和“不动产”,其目的在于考虑了动产和不动产在权利取得的公示方式、担保的设定方式、租赁权、法律管辖等“法律”层面上的差异{3}315,从而能够根据权利客体本身的特性作出适当的法律调整。而对于文物保护法,虽然基于文物与普通物在物质存在形态上大致相同的特点而将文物分为“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的文物”,这种划分并没有使其获得普通私法规范中“动产”和“不动产”那样的“法律”上的意义,但它获得了文物保护法意义上的特殊意义。也就是说,一旦文物被“标记”为需要特殊保护的“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的文物”,该文物就要受到相关文物保护法律包括私法和公法的特别规制,前者如文物的归属、流转等受到文物保护法的制约,后者如将“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这类不可移动文物纳入城乡总体规划[16]、对“文物保护单位”及其控制地带的工程建设进行特殊管制[17]以及禁止国有文物和非国有文物中的珍贵文物出境[18]等。
  其次,范围的界定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为物权法上“不动产”与文物保护法上的“不可移动的文物”的范围的界定上。对于物权法,“不动产”主要指土地和房屋,而不包括雕塑、壁画等这类“移动必然损害其价值”的财产;而对于文物保护法,“不可移动文物”除了包括古遗址、古建筑、纪念建筑物等与普通私法中的形态类似的“不动”的财产之外,还包括历史遗留下来的古墓葬、石窟群、壁画、石刻、雕塑等“移动必然损害其价值”的财产。因此,尽管不可移动文物必须依附土地而存在,但是,以土地这种“不动产”为客体的土地所有权和以“不可移动的文物”为客体的文物所有权却完全独立且是有差别的两项权利,其独立性表现为两种所有权互不依赖、独立存在,差别性表现为在土地所有权基础上还可以派生出土地使用权等相对独立的他物权,而文物所有权却不会派生出任何他物权等。
  再次,保护的理念存在差异。首先,物权法虽然依权利客体的特征将其分为动产和不动产,但是对于同类客体强调的是平等保护,而文物保护法却是依据文物“重要”程度的不同而给予其“不平等的保护”。在我国,是将同类文物进行分级并分别加以保护的,其中,对于不可移动文物,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将其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另一种是将其确定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还有一种是“埋藏文物”或考古遗址,并将其分为国家级、省级和市级三个级别加以保护的;而对于可移动文物,是将其分为一、二、三级文物并加以保护的,且级别不同,保护的方式、程度也存在差异,级别越高,保护程度也就越高。
  (二)对文物所有权主体的特殊安排
  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形成了以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为主的两大所有权形式,其中国家是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所有权主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形式,反映在所有权制度上,形成了以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共存的格局,这一变革反映在文物所有权制度上,表现为国家对原有文物法律权属进行了重新构造,一方面保持了国家作为一国文物所有者的主体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小词儿都挺能整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参考文献】

{1}劳伦特·列维·施特劳斯.文化遗产概念的新发展对《世界遗产公约》的影响(G)//世界文化报告.(DB/OL).http://old.ynce.gov.cn/content.asp?ARTID=3442&COL—ID=179.

{2}李开国.民法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281—282.

{3}孙宪忠.论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312.

{4}顾军,苑利.文化遗产报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7.

{5}伦纳德·D·杜博夫.艺术法概要(M).周林,任允正,高宏微,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06.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85387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